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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自20世紀初，婦女權利和地位經常隨著政府的態度發生變化[1]，並在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受到嚴重限制 [2]。政府法令在各個層面造成廣泛的影響，從投票權到著裝要求。不過與其他南亞地區相比，伊朗女性更容易獲得金融帳戶、教育和手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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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論壇的2017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的將伊朗列為144個國家中的性別平等第140名；2017年，新的全球喬治城大學女性、和平與安全研究所與奧斯陸和平研究所（PRIO）合作公布之女性、和平與安全指數（WPS）中，將伊朗排在153個國家中三分位數的底層。 [3]
國際特赦組織稱，伊朗婦女面臨「在婚姻和離婚、繼承、子女監護、國籍和國際旅行方面的法律和實踐歧視」。 [4] [5]根據2017-2018年女性、和平與安全（WPS）指數，伊朗的法律歧視方面在153個國家中排名第116位。 [3] :16世界銀行的資料庫「婦女、商業和法律」列出了伊朗法律中對已婚婦女的23項限制，包括申請護照、出門旅行、選擇居住地點以及成為一家之主。女性在就業方面不同於男性，不能保證同工同酬，也沒有法律限制招聘中的性別歧視。:16 [6] WPS 報告還指出：
沒有懲罰或阻止解僱孕婦的法律，也沒有法律規定陪產假、育兒假、育兒可免稅付款的權利。 《伊朗民法典》賦予丈夫權力禁止其妻子從事任何與家庭利益或丈夫或妻子的尊嚴不符的工作。婦女沒有法律保護免受任何人的家庭暴力或性騷擾，憲法也沒有將性別列為受保護類別的非歧視條款。 [3] :16
2019年3月7日，大阿亞圖拉賈法爾·索巴尼（Ja'far Sobhani）批評議會辯論一項法律，該法律將不同性別的事故受害者「血錢」（受害者賠償）平等化。 [7] 7月2日，伊朗婦女和家庭事務副總統的副總統府負責人瑪蘇梅·埃卜特卡爾宣布「血錢」對男女而言都是合法的，所有法院都必須遵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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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7~2018年的WPS指數，伊朗90%的女性使用手機並可以使用金融帳戶。在其他南亞地區，只有不到 40%的人可以使用金融帳戶，而使用手機的女性比例與伊朗差不多。 [3] :16
根據WPS指數，伊朗婦女的平均收入低於其他南亞地區的女性。 [3] :162017年在伊朗，女性僅占有償勞動力的19%，自1990年以來增長了 7%； [9]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的一份報告，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已達到 19.8%，儘管性別差距很大，但仍顯著改善。 [10]
伊朗歷史通常分為三個部分：前伊斯蘭時期、後伊斯蘭時期和近現代。儘管對伊朗的前伊斯蘭歷史知之甚少，但其有記載的歷史始於公元前 530 年的阿契美尼德帝國。
近代而言，卡扎爾王朝期間，婦女不參與政治，經濟貢獻僅限於家務勞動。在1925年至1979年的巴列維王朝統治期，女性獲得了更多的自由， 基於領導人希望伊朗成為一個更現代的、歐洲風格的國家，儘管這主要適用於精英，而忽略了大多數一般人[11]。這些自由在 1979 年伊朗革命後被收回。
希臘歷史記載表明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女性能夠參與公民事務；然而，這種參與是有限的，被普通民眾認為是不尋常的。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訪問阿契美尼亞帝國後說，波斯男人和女人共同管理國家事務，共同參加公共儀式。 [12]
大多數波斯婦女是二等公民，擁有有限的權利，例如繼承權或獲得基礎教育的權利。諸如部落和游牧群體（如庫德人、巴赫蒂亞里人、卡什加人）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女性與男性交往，甚至有些人認為一夫多妻制和穆塔（什葉派臨時婚姻）是不可取的。 [13]
20世紀之交，新聞和寫作吸引許多受過教育的波斯女性。《知識 Danesh》（1907）是第一本專注於婦女問題的專業期刊，之後《盛開 Shokoufeh》、《Nameie Banovan》、《Alam e Nesvan》和《Nesvan e Vatan Khah》陸續在德黑蘭出版。此外，安札利港的《Nesvan e Shargh》、馬什哈德的《Jahan e Zanan》、設拉子的《Dokhtaran e Iran》和拉什特的《Peik e saadat》討論了整個伊朗的婦女問題。儘管立憲主義（1921-25）失敗和當時的軍事指揮官李查汗（1925-41）鞏固權力摧毀了婦女期刊和團體，但國家在此期間實施了大眾教育（mass education）和婦女有償就業等社會改革。李查汗還開始了他有爭議的禁止婦女佩戴頭巾政策（Kashf-e-Hijab）。然而，與李查汗統治期間的其他社會階層一樣，女性沒有表達自己的權利，異議受到壓制。 [14]
伊朗婦女在1905-1911年的波斯立憲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她們大量參與公共事務，並在新聞界以及1911年至1924年蓬勃發展的學校和協會中擔任重要職務。 [15]在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著名伊朗婦女包括比比·哈努阿姆·阿斯塔拉巴迪（Bibi Khatoon Astarabadi）、諾爾·奧爾·霍達·曼傑內（Noor-ol-Hoda Mangeneh）、 莫塔拉姆·伊斯坎達里（Mohtaram Eskandari）、 賽迪凱赫·杜拉塔巴迪（Sediqeh Dowlatabadi）和卡馬爾·奧爾·穆盧克·瓦齊裡（Qamar ol-Molouk Vazi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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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軍事指揮官李查汗推翻了卡扎爾政府並創立巴列維王朝。 1936 年伊朗沙阿訪問土耳其後，受到凱末爾西化的啟發，伊朗的社會結構和婦女地位開始改善。 [16]沙阿的白色革命有助於提升婦女的合法權利。
婦女在1977年伊朗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7]何梅尼讚揚她們，在演講中表示：「我們不能忘記女性所進行的活動，尤其是對抗。伊朗婦女能夠通過自覺的信仰變成革命的、政治的、自覺的戰鬥分子......確實，女性在任何領域或任何戰場上從未落後」。 何梅尼還鼓勵婦女參加反對沙阿的抗議活動。支持革命的組織（例如聖戰者）歡迎女性加入，並賦予她們重要任務。
隨著何梅尼的崛起，女性的角色受到了限制，她們被鼓勵撫養大家庭與做家務，何梅尼認為這是女性可以追求的最重要的角色。何梅尼的信念導致婦女中心和育幼中心被關閉和取消提倡計劃生育。婦女僅限於某些工作領域，例如助產士和教學。
何梅尼死後，婦女向政府施壓，要求給予婦女更多權利。追隨何梅尼的阿里·哈米尼採取了更自由的方法，重新開放婦女中心和恢復許多在《家庭保護法》被撤銷後廢除的法律來提高婦女地位。
在1997年伊朗總統選舉中，絕大多數女性投票支持穆罕默德·哈塔米，他是改革派並承諾提供更多政治自由。在此期間，女性在表達思想、需求和批評時變得更大膽。諾貝爾和平獎被頒發給伊朗婦女權及人權活動家希琳·伊巴迪，鼓舞了伊朗的婦女權利運動，並加強了她們與國外伊朗女性主義者的關係。
第六屆伊斯蘭議會出現了一些伊朗最強烈的婦女權利倡議者。當時議會270個席位中的11位女議員幾乎都試圖改變一些較為保守的法律。然而在第七屆議會選舉期間，憲法監護委員會禁止這11名女性競選，只允許保守派女性參加。第七屆議會推翻了屬於改革派的第六屆議會通過的許多法律。
2018年11月中旬，聯合國大會人權理事會通過了一項反對伊朗政府持續歧視婦女和限制思想自由的決議。 [19][需要較佳來源]
第一個伊朗政府機構信息技術組織ITO發布了被稱為「禁止行為」的禁止事項，包括性騷擾、口頭和身體威脅、攻擊性行為、誹謗和恐嚇等罪行。該指南已根據「伊朗和伊斯蘭價值觀」進行了調整。 [20]
1962年白色革命的浪潮導致總理阿薩多拉·阿拉姆（Asadollah Alam） 通過了一項賦予婦女有限投票權的法律，允許她們在地方選舉中投票。 何梅尼認為該法律是國家宣傳，用民主和自由主義掩蓋其獨裁和法西斯性質， [21]領導了反對婦女投票權法的抗議活動，導致該法律被廢除， [22]因此白色革命期間婦女不能參加公民投票。然而，當時的農業部長建議婦女運動領導人設立一個投票站來表達她們的建議。儘管她們的選票不算數，但大量女性投票說服了巴勒維國王在公投後不久授予女性投票權。6名女性在1963年9月的議會選舉中被選入全國協商會議，國王任命了兩名女性在參議院任職。 [23]
頭巾（希賈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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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之前，法律不強制女性戴面紗。1935年，李查汗規定女性不應在公共場合戴面紗， [25]造成大量女性待在家裡，因為她們覺得不戴頭巾出門就等於赤身裸體。女性的依賴性在此期間因為必須依賴他人跑腿反而增長。 [26]
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伊朗一直嚴格執行戴頭巾的規定。1979年革命後，伊朗公務員恢復強制戴頭巾的規定；1983年頒布了一項法律，要求所有婦女在所有公共場所佩戴頭巾， [26]宗教警察（波斯語：گشتارشاد；GAST-EEršād）會監督婦女在公共場合的著裝， [27]不戴頭巾或因露出部分頭髮而被認為戴「壞頭巾」的婦女面臨從罰款到監禁不等的懲罰。2017年12月，伊朗政府宣布女性將不再因在公共場合戴「壞頭巾」而被捕，但不戴頭巾的人必須參加伊斯蘭教育課程。儘管該公告被視為適度改善現狀，但伊朗警方仍繼續針對反對強制戴頭巾的活動人士。 [28]
2018年11月26日，被關押在埃溫監獄的人權律師和政治犯納斯林·索托德開始絕食，要求釋放因抗議強制戴頭巾而入獄的醫生法哈德·梅薩米（Farhad Meysami），梅薩米在當年８月便開始絕食抗議。 [29] 2018年11月下旬，包括賈維德．雷曼（Javid Rehman）在內的聯合國伊朗人權問題專員和其他四名聯合國人權專家對梅薩米表示擔憂 [30]。2018年底，美國國務院譴責逮捕梅薩米。 [31]
2019年4月，索托德因捍衛反對派運動人士和婦女在公共場合不戴頭巾的權利，被以「聚眾串通危害國家安全罪」和「侮辱最高領導人」的名義判處鞭刑148次和38年監禁。 [32] [33]
2019年8月，伊朗公民權運動人士薩巴·科德·阿夏里（Saba Kord Afshari）被判處24年監禁，其中包括因在公共場合摘下頭巾而被判處15年徒刑，伊朗當局稱這助長了「腐敗和賣淫」。 [34] [35]
伊朗活動家夏芭拉克．夏賈里札德赫（Shaparak Shajarizadeh）因違反關於強制戴頭巾的法律而被捕三次並二次入獄。她鼓勵男人和女人「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自己戴著白色或不戴頭巾的圖片，以抗議被迫戴頭巾。」夏芭拉克後來離開伊朗。 [36]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法律嚴格規範女性著裝和在公共場合與男性（非家庭成員）跳舞。 [39] 「女性在公共場合必須戴頭巾，且禁止跳舞。」 [40]幾名製作自己跳舞視頻的女性因「違反道德規範」而被捕並被迫在國家電視台上認罪（衛報這是「一種伊朗當局常用的手段」）。 [41] [42]2018年霍賈布里（Maedeh Hojabri）在Instgram上發布了她跳舞的視頻，她的Instagram帳戶隨後被封鎖並被捕。伊朗人普遍強烈同情霍賈布里，[42] [43] [44]多名伊朗婦女在網路發布自己跳舞的視頻以表抗議。 [45]維權人士表示，霍賈布里在電視台的認罪是「強迫認罪」。 [4] [46]
伊朗禁止女性唱歌，因為什葉派穆斯林神職人員認為「女性的歌聲可能是色情的」。曾有伊朗婦女因「在公共場合唱歌或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作品」而被判入獄。 [4] [47]
白色革命時，巴列維國王頒布了《家庭保護法》，允許婦女在不幸福的情況下結束婚姻、提高最低結婚年齡與減少一夫多妻制的習俗（強制娶第二個妻子之前必須得到配偶同意）。[48]法律還賦予婦女保留子女的監護權和在某些情況下（例如性侵和生命危險）墮胎的權利。
2008年，內賈德總統的內閣提出了一項《家庭支持法案》，允許男性在未經第一任妻子許可的情況下娶第二任妻子，並向被許多女性視為財務安全網的＂馬利葉（Mariyeh）＂徵稅。 [49] 2008年9月，伊朗司法機構將該法案連同對一夫多妻制和稅收條款的投訴退還給立法委員會，這些部份後來被從法案中刪除。 [50]
2019年10月2日，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批准了國籍法修正案，伊斯蘭議會於2019年5月首次通過批准後，與具有外國國籍的男子結婚的婦女，其子女也可以取得伊朗國籍。[51][52]
伊朗的離婚法最初基於伊斯蘭教法的概括性原則（原文general rule），賦予男性隨時結束婚姻的單向權利。舊的《民法典》（1928 年）第1133條規定：「男人可以隨時與妻子離婚」， [53]於1967年因《家庭保護法》而修改。家庭保護法同時賦予婦女更多在特定條件下申請離婚的權利、使私人離婚非法化；新版《民法典》第1130條賦予法院更大的權力，可以批准婦女提出的司法離婚請求、在妻子獲得授權書的情況下加速離婚流程。
伊朗的大陸法系有許多偏重男性的法律，很少有偏重女性的法律。伊朗遵守伊斯蘭教法。根據伊朗民法，當兒童進入青春期時，他們也承擔刑事責任，可以作為成年人合法受審。這可以被視為對女孩不利，法律中女孩在10歲左右進入青春期，而男孩在14歲左右進入青春期，意味著年僅10歲的女孩可能會受到刑事起訴，懲罰可以從監禁、鞭刑和死刑不等。
2018年11月13日，伊朗官方新聞處＂Entekhab＂發表了禮薩呼羅珊省徒步委員會的聲明，要求伊朗婦女若要徒步旅行，必須徵得丈夫或父親的許可。 [54]
| 1979 年之前 | 比較 | 自 1979 年以來 |
|---|---|---|
| 42.33% | 識字 (15–24) [56] | 97.70% |
| 24.42% | 識字 (>15) | 79.23% |
| 48,845 | 學生[57] | 2,191,409 |
| 122,753 | 畢業生[58] | 5,023,992 |
| 2.4% | 畢業生 (%) | 18.4% |
| 19.7 | 第一次結婚的年齡[59] | 23.4 |
作家和活動家比比·哈努阿姆·阿斯塔拉巴迪（Bibi Khatoon Astarabadi）於1907年為波斯女孩創辦了第一所學校。在這所學校，伊朗女性可以學習歷史、地理、法律、微積分、宗教和烹飪等科目。 1936年德黑蘭大學招收了12名女性，標誌女性開始進入伊朗的大學教育。 [60]
伊朗婦女權利運動人士認為教育是該國婦女和社會的關鍵。他們認為讓女性接受教育對伊朗來說是最好的，因為受過教育的母親會為他們的國家培養出更好的兒子。 [61]許多伊朗女性，包括Jaleh Amouzgar、Eliz Sanasarian、Janet Afary和Alenush Terian，在科學界都具有影響力。瑪麗亞姆·米爾扎哈尼 (Maryam Mirzakhani)在1994年和1995年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中獲得金牌， [62]並於2014年因在動力學方面的成就成為世界上第一位獲得菲爾茲獎的女性。[63]
1979年的伊朗革命引發了社會變革，使更多女性進入大學。1994年，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米尼宣布，女子大學的比例在2012年之後將要達到60%（革命前為33%）。學術專業領域的性別隔離一直持續到 1990 年代後期 [64]，但到2006年時，理工科的女性學生人數已經超越男性 [65] [66] 。伊朗保守派團體越來越警惕地看待這些社會趨勢， [67]馬濟里斯（Ｍajilis）研究中心（由保守派控制）的一份報告稱，大量女性入學可能會導致「男女之間的社會差異以及經濟和文化失衡」。
儘管女性高等教育取得了進步，但也遇到許多挫折。 2012年8月6日，梅爾通訊社發布了一份報告，稱伊朗36所大學已將女性排除在77個研究領域之外，這是議會對女性參與高等教育設定配額影響的一部分。 [68]據法爾達電台報導， 2018年加茲溫省和荷姆茲甘省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女性不到35%，而這是伊朗失業率最低的省份。 [69]
2001 年，阿拉馬·塔巴塔拜大學（Allameh Tabatabaii）、塔比阿特莫達勒斯大學（Tarbiat Modares）和阿札赫拉大學（Azzahra University）開設文學碩士年級的婦女研究。不久之後，德黑蘭大學組織了類似的計劃。
哈塔米認為女性的位置在家裡，但並沒有試圖將女性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 [70] [71]哈塔米注意到越來越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他說這一增長令人擔憂，但不希望減少，並呼籲為大學中的女性開設專業以及在1979年革命後引入的配額制度。
哈塔米擔任總統初期： 基礎教育方面，他開始擔任總統時，超過95%的女孩受小學教育[72] ；中等教育方面，1998~1999年，中學生中71%是男性，在數學、物理和科技領域占58%的人數，女性則在在人文科學和實驗科學專業的學生中佔61%；高等教育方面，1997~1998年，38.2%的婦女受過高等教育 [73]（但到2000年下降為47.2%）。 [71] [70]大學階段的性別差異繼續存在，大多數女性學習藝術、基礎科學和醫學，而大多數男性學習工程、人文、農業和獸醫科學。
在哈塔米任期內，婦女參與教育的人數緩慢上升，十年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增長了三倍。截至2006年，伊朗所有大學生中有60%以上是女性 [65] [66] ，佔伊朗理工科學生的70%。 [74][18]在高等教育中擔任教學職位的女性也有所收穫：在大學里，幾乎一半的助理教授職位是女性——幾乎是十年前的兩倍。 [75] 2001-02年接受終身教授職位和全職教授職位的女性比例為17.3%。
截至2006年，農村地區女性勞動參與率為12.6%，全國為12.5%，而男性為66.1%（婦女在非正規和私營部門的參與不包括在數據中）； [76]世界銀行估計，女性在所有部門的參與率為32%，男性為75%；女性領導角色的估計百分比為3.4%。 根據伊朗2007年的人口普查，10%的女性積極為經濟做出貢獻，而超過60%的男性從事經濟活動；與男性相比，女性獲得管理職位的機會只有三分之一。[77]
根據人權觀察2017年的一份報告，這種不平等是由歧視婦女就業的國內法造成的。婦女可以從事的職業類型受到限制，福利往往被剝奪，且丈夫有權阻止妻子從事特定職業，有些職位則需要丈夫的書面同意。 [78]
在1979年伊朗革命後的前三屆伊斯蘭議會中，268席中的三席（1.5%）由女性擔任， [79]現今的27１名成員中有17名女性。 [80]議會中的婦女已批准了35項有關婦女問題的法案。
據《金融論壇報（Financial Tribune）》報導，儘管女性在高等教育中多年來一直超過男性，但在伊朗議會議員中的比例不到 10%。 [81]
據《人民日報》海外網報道，伊朗法律規定，女子滿9歲即可判處死刑。另外，因為處女不得被判處死刑，因此在執行死刑前會對其破身。[82]
據庫德斯坦人權網報（Kurdistan human rights network），2018年11月28日，伊朗西北部霍伊女子監獄獄警毆打囚犯熱內·札拉里安（Zeynab Jalalian）並沒收了她的財物。她於2007年2月被捕，並於2008年12月以「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武裝行動、庫德斯坦自由生活黨的成員身份以及在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進行宣傳戰的同時持有和攜帶非法武器」被判處死刑。
據伊朗人力資源管理局（Iran-HRM），2018年11月下旬，瓦拉明卡爾恰克（Qarchak）女子監獄典獄長毆打三個要求歸還被沒收的財物的少數宗教苦行僧囚犯。 [83]
伊朗女性人權運動人士巴哈雷赫·希達亞特（Bahareh Hedayat）於2020年2月10日被德黑蘭大學安全警察逮捕，巴哈雷特的同事說她被捕時遭警察毆打。 [84] [85]
2020年10月7日，人權運動人士納吉斯·穆罕默迪 (Narges Mohammadi)在長期監禁後獲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高級專員 (UNHRC) 呼籲釋放伊朗監獄中的其他活動家。 [86]
在伊朗，婦女參加了多項體育運動，並代表國家參加亞運會、奧運會和世界盃等體育賽事。
2020年1月12日，伊朗奧運獲獎者基米雅·阿里薩德移居德國，並希望在今年的夏季奧運會上代表德國參賽。在2016年奧運會上獲得跆拳道銅牌的阿里薩德說，由於伊朗政權的「不公正」和「虛偽」，她無法為自己的國家競爭。她說伊朗政府操縱運動員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 [88] [89]
在伊朗，婦女因為哈米尼發展出的伊斯蘭教法不能騎自行車。根據穆斯林教士的說法，如果一個男人看到一個女人騎自行車，就會導致包含性犯罪、金融犯罪、精神不忠和宗教不服從在內的犯罪行為。 [61]
直到最近，伊朗還不允許女性進入體育場，因此不能在現場觀看男子排球和足球比賽。自1981年以來，婦女便被禁止進入德黑蘭的阿薩迪體育場[90]
對女性的禁令引起了很多不滿，但立法者認為撫養孩子是女性的責任而不是參與運動賽事。 [91]女性經常穿著男裝，黏上鬍鬚，並束住乳房以進入觀眾席。 [92] 2006年，總統內賈德解除了禁令，稱女性的參與將「促進貞操」，但最高領導人在一個月後推翻了這一決定。2012年，對女性的禁令擴大到排球。 [93]
2017年9月，在伊朗和敘利亞之間進行的FIFA世界盃資格賽中，一些伊朗女性議員被邀請觀看比賽。2018年，35名女性聚集在德黑蘭兩個橄欖球比賽場地外，她們要求進入球場看球。 [92]當年6月25日，一些伊朗婦女被允許進入阿薩迪體育場，觀看大屏幕轉播的在俄羅斯舉辦的的2018FIFA世界盃伊朗對陣葡萄牙的比賽。7月，伊朗當局允許數量有限的婦女前往阿薩迪體育場觀看伊朗對陣玻利維亞國家隊的比賽[94]。11月9日國際足球總會秘書長法特瑪·薩穆拉（Fatma Samoura）表示，她將要求伊朗政府終止禁止女性進入體育場館的禁令。 [95]根據世界足球管理機構2019年11月的命令，女性可以「不受限制地進入體育場，人數取決於球迷的需求」。[96]
2019年，一名足球迷薩哈爾·霍達亞里（Sahar Khodayari）試圖偽裝成男性潛入一場足球比賽後，因「不戴頭巾出現在公共場合」被捕。 [92] 2019年9月2日，她在德黑蘭法院外自焚以示抗議。[97]此後不久，伊朗政府向國際足總承認，2019年10月10日，超過3,500名女性觀看了在阿扎迪體育場舉行的伊朗對陣柬埔寨的世界盃預選賽[98]不過她們被限制在一個用繩子圍起來的區域。
2022年8月25日，伊朗當局開始允許女性進入足球場現場觀看伊朗本土男子職業足球聯賽賽事。[99]
2005 年，伊朗議會批准了在懷孕前四個月進行的墮胎，在婦女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胎兒無法存活以及生長異常的情況下。
在聯合國人口基金的技術支持下，政府開展了掃盲和計劃生育活動。美國人為人口基金向伊朗掃盲運動組織捐款，為7,000多名教師提供培訓，並製作了一部關於婦女健康問題（包括節育）的9集電視連續劇，以及採購設備。 [100]
伊朗婦女的平均預期壽命從1960年的44.2歲增加到 2012年的75.7歲，1990年至2013年間，孕產婦死亡率從每10萬人83人下降到23人。在20世紀，女性社會運動人士、衛生工作者和非政府組織通過強調定期健康檢查（包含子宮頸抹片、乳房 X 光和血液檢查）的重要性來促進婦女的健康。提倡食用維生素D和鈣補充劑以及激素替代療法以預防骨質疏鬆。然而，愛滋病已成為威脅伊朗女性的重大考驗，從2007年到2015年，愛滋感染率增加了五倍多。 2011年憂鬱症居伊朗女性疾病之首，並在2003年排名第二。近年來，女性犯罪率有所上升，與毒品和暴力有關的犯罪也有所增加。 [101]
2014年8月，伊朗議會禁止永久性避孕方法。哈米尼呼籲禁止輸精管切除和輸卵管結紮手術以促進人口增長。 [102]國際特赦組織報告稱，2018年，伊朗婦女獲得能夠負擔的現代避孕措施的機會有限。 [103]
在伊朗，女性追求平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和20世紀初。根據伊朗婦女研究學者娜耶瑞赫·托希迪 (Nayereh Tohidi)的說法，伊朗的婦女運動可以分為八個時期。 [76]
1905～1925年：波斯立憲革命期間與卡扎爾王朝的終結時期。婦女的活動大多是地下的，她們的目標是提高識字率、婦女健康以及防止一夫多妻制和家庭暴力。 [76]
1925～1940年代：巴列維王朝的開始和李查汗的統治期。女性不需要戴面紗，也可以進入大學。 [76]
1940～1950年代：這是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的時代，某種程度上使婦女進一步獲得教育，政治運動部分傾向極端。除了《家庭保護法》失敗並被廢止，這個時代沒有任何重大改革。 [76]
1960～1970年代：白色革命和現代化時期，婦女在投票權和家庭保護法方面進行了更大的法律改革，並提升了經濟參與。 [76]
1979-1997年：1979年的伊朗革命，造成婦女中心的關閉和婦女對經濟貢獻的下降。 [76]
1997-2005年：在改革派的哈塔米主政期間，改革讓女性有更多機會接觸婦女權益新聞和新聞自由。 [76]
2005-2013年：新保守主義的內賈德時代，鎮壓加劇，失業率上升。 [76]
2013年至今：魯哈尼溫和統治的時期，並未對女性地位進行任何重大改革，因為強硬派已經廢除了其中的大部分。 [76]
19世紀中葉，塔希麗是第一位不戴面紗出現在公共場合的伊朗女性，她被稱為伊朗婦女權運動之母。其他人跟隨她為提高婦女的地位努力， [104]包括牧師穆罕默德·海珊·亞茲迪（Muhammad Husain Yazdi）之妻薩菲亞·亞茲迪（Safiya Yazdi）。薩菲亞·亞茲迪在丈夫的支持下，於1910年開設了伊法蒂亞女子學校（Iffatiyah Girls School），因其在婦女問題上直言不諱的演講而獲得讚譽。 [26]
伊朗婦女越來越了解全球女性主義當前的趨勢。她們也越來越積極，尤其是藉由聯合國性別項目和公約創建的工具和機制，例如《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然而，由於保守的憲法監護委員會擁有選舉監督權，第六屆伊斯蘭議會的改革派代表並沒有成功批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大多數伊斯蘭和世俗女性運動人士一直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的框架內提出她們的要求。 [76]
近年來，伊朗政府投資於婦女組織和運動人士倡議，旨在增強婦女的能力，學習讓她們更獨立的技能。 然而，國家繼續限制婦女權利運動人士出國旅行。活動家和攝影師阿麗葉．莫塔列札德赫（Alieh Motalebzadeh）因參加喬治亞婦女賦權研討會而被判處三年徒刑。 [103]
伊朗的婦女權利運動繼續嘗試改革，例如百萬簽名運動（One Million Signatures）。 [105] [106]
2022年11月，因為民主和人權、特別是為婦女和兒童的權益和庇護權所作出的努力而於2003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第一位伊朗人和穆斯林女性、前法官、律師希林·伊巴迪表示「一方面，看到年輕一代如此勇敢地對抗獨裁者，我感到樂觀和充滿希望。另一方面，看到年輕人被逮捕或殺害，我非常難過。民眾的訴求不再是反頭巾。艾米尼被殺是導火線，現在人們不想要伊斯蘭共和國，想推翻政權。」[107]
2023年10月6日，諾貝爾和平獎頒授給為伊朗受壓迫的女性而戰、為促進所有人的人權及自由而戰、對艾米尼之死進行報導的人權活動家納爾吉斯·穆罕默迪。19日，歐洲議會將沙卡洛夫獎追授給瑪莎·艾米尼及她的受迫害致死所激發的女性、生命、自由運動。[108]
伊朗知識分子法拉．卡里米 （Farah Karimi）的政治學著作《Slagveld Afghanistan》批評荷蘭在阿富汗的軍事政策；2006年，她被任命為聯合國阿富汗事務代表。 [109]
2003年，伊朗呼羅珊地區代言人司馬比娜（Sima Bina）在太陽劇院（Théâtre du Soleil）上演了＂世俗三部曲＂以資助Open Asia的＂阿富汗：一個孩子一本書」計畫。 [110]
2004年，世界銀行資助了「波斯婦女網路（network of Persian women）」，以促進波斯語地區婦女的福利。 [111]
2006年，伊朗革命後全家逃離伊朗的婦女阿努什．安薩里 [112]成為第一位進入太空的伊朗女性。據報道，這項在哈薩克斯坦進行的壯舉鼓舞了許多伊朗婦女。
儘管伊朗政府反對女性主義，但許多觀察人士表示，伊朗出現了新一代受過教育的年輕女性。 [113]
有人認為，伊朗婦女運動必須接受西方女性主義者的幫助才能得到認可，因為西方女性主義有成功被她們的社會認可的經驗。這種觀點認為，西方女性主義可以為伊朗婦女提供她們自己的宗教和社會無法提供的自由和機會。這種觀點的擁護者說，無論伊朗婦女運動在伊朗社會中取得了什麼成就，在伊朗社會中個體婦女的地位永遠低於西方世界的女性主義者的成就。 [114]
另外則有人認為，婦女的地域性運動永遠不會成功，在所有國家和宗教的全球姐妹會建立之前，女性主義還沒有真正到來。 [115]
第三種觀點則說，全球婦女運動將忽視和破壞因歷史和宗教而產生的伊朗本土女性主義的獨特元素。
豪蘭（Howland）認為，簽署聯合國多邊條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沒有太大改善婦女的狀況。 [116]
根據一些報道，每年有數百名伊朗婦女被榮譽處決。 [117] 2019年的一份報告得出結論，「伊朗所有謀殺案中有近30%是為了名譽而殺害婦女和女孩。」 [118]
在伊朗，一些研究估計伊拉克移民和庫德少數民族中 I 型和 II 型女性割禮（FGM）的比例在40%到85%之間。 [119] [120] [121]
- Edward G. Browne, The Persian Revolution of 1905–1909. Mage Publishers (July 1995). 0-934211-45-0
- Farideh Farhi, "Religious Intellectuals, the 'Woman Ques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Creation of a Democratic Public Sphere in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5, No.2, Winter 2001.
- Ziba Mir-Hosseini, "Religious Modernists and the 'Woman Question': Challenges and Complicities", Twenty Years of Islamic Revolu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ition in Iran since 1979,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74–95.
- Shirin Ebadi, Iran Awakening: A Memoir of Revolution and Hope, Random House (May 2, 2006),ISBN 1-4000-6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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