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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僧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釋鑑真（688年—763年6月25日）[1]，唐朝僧人，俗姓淳于，江蘇揚州江陽縣人，日本律宗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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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鑑真出生於揚州，俗姓淳于。701年，鑑真入揚州大雲寺為沙彌，706年，受菩薩戒，709年，隨道岸禪師入長安，在實際寺荊州弘景律師門下受具足戒，學習南山律宗。
在長安期間，鑑真勤學好問，不拘泥於門派之見，廣覽群書，遍訪高僧，除佛經之外，在建築、繪畫，尤其是醫學方面，皆有造詣。715年，回揚州大明寺修行，733年成為當地佛教領袖、大明寺方丈，受其傳戒者前後有四萬餘人，時人譽其「江淮之間，獨為化主」。
742年，日本留學僧榮睿、普照到達揚州，懇請鑑真東渡日本傳戒，大明寺眾僧「默然無應」，唯有鑑真表示「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遂決意東渡。
742年冬，鑑真及弟子21人，連同四名日本僧人，到揚州附近的東河既濟寺造船，準備東渡。時日本僧手中持有宰相李林甫從兄李林宗的公函，因此地方官揚州倉曹李湊也加以援助。不料一位鑑真弟子道航與一名師弟如海開玩笑說：「人皆高德行業肅清。如如海等少學可停卻矣」，如海信以為真，大怒，便誣告鑑真一行造船是與海盜勾結，準備攻打揚州。當年海盜猖獗，淮南採訪使班景倩聞訊大驚，派人拘禁了所有僧眾，雖然很快釋放，但勒令日僧立刻回國，第一次東渡就此夭折。[1]
744年1月，作了周密籌備後，鑑真等17僧（包括潛藏下來的榮睿、普照），連同僱傭的「鏤鑄寫繡師修文鐫碑等工手」85人，共100餘人再次出發。結果尚未出海，便在長江口的狼溝浦遇風浪沉船[1]。船修好後剛一出海，又遭大風，飄至舟山群島一小島，五日後眾人方被救，轉送明州餘姚（今浙江寧波）阿育王寺安頓。開春之後，越州（今浙江紹興）、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請鑑真前去講法，第二次東渡遂結束。
結束了巡迴講法之後，鑑真回到了阿育王寺，準備再次東渡。此事為越州僧人得知，為挽留鑑真，他們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潛藏中國，目的是「引誘」鑑真去日本。於是官府將榮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榮睿途中偽稱「病死」，方能逃離。第三次東渡就此作罷。
江浙一帶既然不便出海，鑑真於是決定從福州買船出海，率30餘人從阿育王寺出發。剛走到溫州，便被截住，原來鑑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靈佑擔心師父安危，苦求揚州官府阻攔，淮南採訪使遂派人將鑑真一行截回揚州[1]。第四次東渡不了了之。
748年，榮睿、普照再次來到大明寺懇請鑑真東渡。鑑真即率僧人14人，和工匠水手等共35人，陰曆6月28日從崇福寺出發，再次東行。為等順風，出長江後鑑真一行在舟山群島一帶停留了數月，直到11月才能出海。在東海上，該船遭到強大北風吹襲，連續漂流14天才看到陸地，16天後方能上岸，發現已經漂流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亞），入大雲寺安頓。鑑真在海南停留一年，為當地帶去了許多中原文化和醫藥知識，時至今日，三亞仍有「曬經坡」、「大小洞天」等鑑真遺蹟。
之後，鑑真北返，經過萬安州（今海南萬寧）、崖州（今海南海口）、雷州、梧州到達始安郡（今廣西桂林），在始安開元寺鑑真又住了一年，又被迎去廣州講法，途徑端州（今廣東肇慶）時，榮睿病死該地龍興寺。在廣州，鑑真動心前往天竺，被慰留。入夏之後，鑑真繼續動身，經韶州時，普照辭去，臨別之時，鑑真發誓「不至日本國。本願不遂」。此時，鑑真由於水土不服加之旅途勞頓，又為庸醫所誤，導致雙目失明[1]。過了大庾嶺，鑑真大弟子祥彥又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坐化，鑑真十分悲痛。接下來鑑真又經過了廬山、江州（今江西九江）、潤州江寧縣（今江蘇南京），回到了揚州。第五次東渡結束。
由於鑑真的遊歷遍於半個中國，因此聲名大噪。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備真備、晁衡（即日本人阿倍仲麻呂）等人來到揚州，再次懇請鑑真同他們一道東渡。當時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為日本拒絕，因此玄宗不許鑑真出海。鑑真便秘密乘船至蘇州黃泗浦，轉搭遣唐使大船。隨行人眾24人，其中僧尼17人。11月16日，船隊揚帆出海，此時，普照也於餘姚趕來，11月21日，鑑真所乘舟與晁衡乘舟失散，12月6日剩餘兩舟一舟觸礁，12月20日，抵達日本薩摩。第六次東渡終於成功。
鑑真到達日本後，受到孝謙天皇和聖武上皇的隆重禮遇，754年2月1日，重臣藤原仲麻呂親自在河內府迎接，2月4日，鑑真一行抵達奈良，同另一位日本本土日本華嚴宗高僧大僧都的良弁統領日本佛教事務，[1]封號「傳燈大法師」、尊稱「大和尚」。
根據聖武和孝謙的意願，鑑真作為律宗高僧，應該負起規範日本僧眾的責任，杜絕當時日本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託庇佛門，以逃避勞役賦稅的現象，因此，孝謙下旨：「自今以後，傳授戒律，一任和尚」。但是，這引起了日本本國「自誓受戒」派的反對，尤其是興化寺的賢璟等人，激烈反對。於是，鑑真決定與其在興福寺公開辯論，在辯論中，鑑真做出讓步，承認「自誓受戒」仍可存在，但是作為正式認可的具足戒必須要有三師七證，結果賢璟等人皆被折服，捨棄舊戒。鑑真於是在東大寺中起壇，為聖武、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謙之下皇族和僧侶約500人授戒。756年，鑑真被封為「大僧都」，統領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規的戒律制度。
然而，758年，作為鑑真最主要支持者的孝謙天皇在宮廷鬥爭中失勢，被迫傳位給淳仁天皇。鑑真也隨之遭受到排擠。758年，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煩躁，不敢勞老」為由，解除了鑑真大僧都一職，並將在宮廷鬥爭中敗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賜給鑑真。次年，鑑真弟子在該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賜名「唐招提寺」[1]，鑑真從東大寺遷居至此。淳仁還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須前往唐招提寺學習，使得唐招提寺成為當時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學府。763年（唐代宗廣德元年、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七年）5月6日，鑑真在唐招提寺圓寂，入滅之前，其弟子為鑑真膜影，立乾漆夾苧像，傳世至今。
764年，孝謙天皇鎮壓了惠美押勝之亂，重新登基。鑑真的弟子思托、法進等人相繼成為「大僧都」，唐招提寺也得以擴建，成為日本建築史上的國寶。鑑真所開創的四戒壇，也成為最澄開創日本天台宗之前日本佛教僧侶正式受戒的唯一場所。鑑真也被日本律宗尊為初祖。
鑑真在日本的弟子很多，其中法進（709－778）是鑑真講授戒律和授戒的得力助手，被日本律宗奉為僅次於鑑真的「第二和尚」，撰有大量律學註疏，還經常向日本學僧講述天台三大部4遍，深受歡迎；思托積極協助鑑真營造唐招提寺，在向僧眾講授律學之外，也講授天台宗教義，撰有日本最早的佛教史傳《延曆僧錄》，並撰寫鑑真傳記《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大和尚鑑真傳》，日本元開的《東征傳》主要是據此書撰寫的；如寶在鑑真死後主持唐招提寺，在進入平安時代之後曾為桓武天皇及后妃、皇太子授戒，被日本律宗奉為繼承鑑真、法進之後的「第三和尚」。
唐代中國鍳真大師赴日，是當時日本朝野矚目之大喜事，大師經歷千辛萬苦，第一次東渡，為風暴巨浪所阻，滯留國內歷時五載，方能重組船隊，作第二次東渡，時鍳真大師已雙目失明，仍決心不改，矢志東渡，果得成功，大受日本朝野歡迎[2]。鑑真不僅為日本帶去了佛經，還促進了中國文化向日本的流傳。在佛教、醫藥、書法等方面，鑑真對於日本都有深遠的影響。
鑑真在日本首次建立起了嚴格的戒律制度，使得日本佛教走上正軌，便利了政府對佛教的控制，杜絕了由於疏於管理而造成的種種弊端，促使佛教被確定成為日本的國家宗教。鑑真和其弟子所開創的日本律宗也成為南都六宗之一，流傳今日，尚有餘輝。
鑑真熟識醫方明，當年光明皇太后病危之時，唯有鑑真所進藥方有效驗。據日本《本草醫談》記載，鑑真只需用鼻子聞，就可以辨別藥草種類和真假，他又大力傳播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的知識，留有《鑑上人秘方》一卷，因此，被譽為「日本漢方醫藥之祖」。按照日本漢方野崎藥局主席野崎康弘的說法，以下36種藥草都是鑑真帶往日本推動使用的[1]：
麻黃、細辛、芍藥、附子、遠志、黃芪、甘草、苦參、當歸、柴胡、川芎、玄參、地黃、紫蘇、丹參、黃芩、桔梗、 旋覆花、蒼朮、知母、半夏、蕪花、梔子、五味子、黃柏、杏仁、厚朴、和厚樸、肉桂、杜仲、唐木瓜、大棗、蜀椒、 花椒、吳茱萸
鑑真及其弟子在書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他在第六次東渡之時，攜帶了王羲之的行書摹本一幅喪亂帖、王獻之的行書真跡三幅，以及其他各種書法50卷。這對日本書道的形成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鑑真本人也是書法名家，其「請經書貼」被譽為日本國寶。
鑑真在中、日兩國都享有很高的聲譽。當其去世的消息傳回揚州的時候，揚州僧眾全體服喪三日，並在龍興寺行大法會，悼念鑑真。在日本，鑑真也享有國寶級人物的待遇。1963年是鑑真去世一千二百年，中國和日本佛教界都舉行了大型紀念活動，日本佛教界還將該年定為「鑑真大師顯彰年」。1980年，在鄧小平的斡旋之下，唐招提寺住持森本孝順奉鑑真漆像「回鄉探親」，揚州大明寺因此得以重修，成為中日邦交史上一件大事。歷經十年繪出的國畫《鑑真東渡圖》（郭德福）在中國掀起了鑑真熱，體現了中日文化友好交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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