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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國都,今北京市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元大都,或稱大都(蒙古語稱為「大都合托」[1],鮑培轉寫:Dayidu Qota,即大都城,而突厥語稱為汗八里,蒙古語:Ханбалиг,轉寫:Kahan Balig,意即「可汗的大本營」),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正月三十日(1267年2月25日)至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八月初二(1368年9月14日),為元朝京師。其城址位於今北京市市區,北至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南至長安街一線,東西至北京二環路一線。元大都一度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1215年5月31日,成吉思汗率大軍攻克金中都(今北京市)。1217年,蒙古太師木華黎改中都為燕京。
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以來,和阿里不哥進行爭位,各汗國紛紛自立,使蒙古帝國實際上已經分裂,形成忽必烈的元朝(大元帝國)以及位於其西部的四大汗國,忽必烈僅獲得其中伊兒汗國的承認,直到1303年元成宗在位時,西北四大汗國才在名義上重新承認元朝皇帝的宗主地位。
在元朝統一全中國之後的疆域包括今天的蒙古國(外蒙古)本土和中國大部分地區以及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南部地區等地。忽必烈登基之後,以元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境)為帝都。但是上都的位置偏北,對控制中原不利,忽必烈在1264年在解決了與其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之爭後,決定遷都至燕京地區。
當時燕京地區尚有金中都故城,然而此城歷經金朝末年的戰爭,自從1215年5月31日被蒙古軍隊攻陷之後,其城內宮殿多被拆毀或焚毀,而且其城市供水來源——蓮花河水系已經出現水量不足的情況,無法滿足都城日常生活所需用水,因此需要重建。
1263年6月16日,忽必烈下詔升開平府為上都(今中國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西北閃電河畔)。1264年9月5日,忽必烈發布《建國都詔》[2],改燕京(今北京市)為中都,定為陪都,兩都制正式形成。
1267年2月25日,元世祖忽必烈由上都遷都到位於中原的中都[3],進一步定中都為首都,將上都留作為陪都。
1267年忽必烈遷都中都後,乃居住於城外的金代離宮——大寧宮內。[4]並於1267年在中都的東北部,以大寧宮所在的瓊華島(金朝瓊林苑),為中心開始了新宮殿和都城的規劃興建工作。中書省官員劉秉忠為營建都城的總負責人[5],阿拉伯人也黑迭兒負責設計新宮殿。[6]郭守敬擔任都水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並以京郊西北各泉作為通惠河上游水源。
1272年3月28日,忽必烈將中都改名為大都(突厥語稱汗八里,帝都之意),並建中書省署在此。元大都和南城(金中都舊城),兩者的城牆「僅隔一水」,新城營建以後,命舊城之人徙居新城之中[7]。
至元十一年正月初一(1274年2月9日),宮闕告成,忽必烈首次在大都皇宮正殿大明殿舉行朝會,接受皇太子、諸王、百官以及高麗國王王禃所派使節的朝賀。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時,大都的大內宮殿、宮城城牆、太液池西岸的太子府(隆福宮)、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等官署,以及都城城牆、金水河、鐘鼓樓、大護國仁王寺、大聖壽萬安寺等重要建築陸續竣工。至元二十二年,發布了令舊城(金中都故城)居民遷入新都的詔書:「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資高及居職者為先,仍定製以地八畝為一份,其地過八畝或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據,聽民作室」。[8]
從至元二十二年到三十一年(1294年),有四十至五十萬居民自舊城(金中都故城)遷入大都。此時期還陸續完成了宮內各處便殿、社稷壇、通惠河河道、漕糧倉庫等建築工程。元大都的營建工作至此基本完畢。此後元代各帝陸續又有添建,如孔廟、國子監、郊祭壇廟和佛寺等,但對元大都總體布局沒有變動。[9]
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夏,朱元璋遣將領徐達、常遇春率軍北征,七月抵達通州。至正二十八年閏七月二十八日(1368年9月10日),元惠宗令淮王帖木兒不花擔任監國,攜后妃、太子、公主自健德門出城北逃,前往元上都避難。至正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1368年9月14日),明軍攻陷大都齊化門,由此入城。明朝洪武元年八月十四日(1368年9月26日),明太祖朱元璋將大都改名為北平。
由於至正年間饑荒與黑死病等瘟疫為害,元大都故城居民稀少,明軍入城時居民僅剩萬餘人,山西元軍由王保保率軍反撲大都而來。徐達、常遇春等人留下三萬餘將士,即開往山西迎戰,元大都留守軍民不到五萬,再由於元大都城北居民稀少、地勢空曠,在防守時城上軍人無可依託,因此於洪武元年(1368年)在城中偏北部增建一道土垣,將城垣變為「日」字形布局,使北段城牆靠近居民密集區,戰時守城士兵可以從容籌畫衣食。由於新築城牆西端正值河床,因此自今德勝門以西處向西南傾斜,造成明清北京城池西北缺角的格局。洪武四年(1371年)將此段新城牆以北的元大都城垣廢棄,原來北城牆上的安貞門和健德門,以及東、西城牆上最北邊的光熙門和肅清門也一併廢棄。這四門的城樓,以及被劃在城外的官署、住宅盡被拆除。[10]
明初,北平是燕王朱棣的駐地,而其餘下的城市格局在之後的五十餘年中沒有變化。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將北京城南牆南移二里,元大都南城垣並未完全拆除,任其自行湮滅。至於元大都北城垣雖被廢棄,但亦未拆除且仍然起到拱衛城池的作用;因此直至嘉靖朝俺答之變時,在土城(尤其是改名「德勝門外土關」的健德門附近)仍有明軍駐守。
至明朝末年,元大都南城垣已經被剝蝕為數座土丘,並被稱以「下崗」、「上崗」之名;至清朝,大都南城垣遺蹟已完全消失。至今在北京市朝陽區和海淀區依然保存有元大都北城牆遺址,即被稱為土城。
元朝時期關於元大都人口的史料記載如下:「京畿居民繁盛」[11],「京師乃天下之都會,人物繁輳」[12],「戶口之夥」,「當倍秦漢而參隋唐也」[13]。
元世祖忽必烈時期來華的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稱讚元大都「戶口繁盛」,「城內外人戶繁多」,「居民之眾」,「百物之輸入」,「世界諸城無能與比」。[14]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中都路(1272年改稱大都路,轄區包括中都城以及附近的二十五個州縣)一共有十四萬七千五百九十戶,四十萬一千三百五十人(《元史·地理志》),平均每戶人口只有2.72人,明顯不符合古代的實際情況,按照史學界目前通用的每戶平均五口計算(通常這個數字要比實際每戶人口低一些)[15],實際人口大約七十五萬人。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大都城中有民十萬(《大元倉庫記》記載[16])。
生活在元朝前期的詩人王惲(1227年-1304年),也在他的詩中提到,「都城十萬家」[17]。雖然詩人的「十萬家」只是一個大約數值,比如說城中如果有十一萬戶,在詩中一樣會被稱作「十萬家」,但是結合《大元倉庫記》提到的1293年大都城中有十萬戶,綜合一下可以推斷出,在1304年之前大都城中實際人口有十萬戶,大約五十萬人是可以採信的。
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年),大都城中有大約一百萬人[18]。
這個數字出自《庚申外史》記載,1340年,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脫脫上朝時對元惠宗提到「京師人煙百萬」[18],益都忽和脫脫二人作為丞相,自然能掌握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資料,他們對於大都城中實際有多少人應該會有一個準確的判斷,這個數字是可以採信的;但也可能是文人筆下的虛數。
現代學者周繼中在論文《元大都人口考》[19]中認為,元朝中後期元大都城中的人口超過一百一十萬。
周繼中的依據如下:
一,根據《元史·地理志》和《馬可波羅行紀》,元大都包括南城(舊城)和北城(新城),兩者的城牆「僅隔一水」;
二,根據《元史》《元典章》等一系列史料記載,推斷出元朝中後期大都城中不同類型的人口數量如下:(一)工匠六萬七千六百一十五戶,按照每戶五口計算,工匠和家屬一共三十三萬八千餘人,(二)宿衛諸軍十萬餘人,(三)佛教寺院七萬餘人,基督教徒(天主教)一萬餘人,(四)樂工、回回人、巨商、富戶及其家屬等二萬三千餘人,此外,還有「貢獻異物之外國人」四萬人,(五)吃「賑糶糧」和「紅帖糧」的下層市民二十七萬餘人,在城中活動的農業人口十四萬人,(六)城中的官員及其家屬,皇宮中的皇室成員以及宮女、太監、僕役等共計十一萬餘人。
所有人口合計超過一百一十萬人,周繼中認為元大都的實際人口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因為以下人口缺少資料無法統計:居住大都的巨商、富戶、中產市民、累朝官吏占有大量的奴婢、僕人;「諸王、駙馬及有分地的功臣戶」,在京的「蒙古饑民」和貧民,還有大都周圍「城市二百」,「每城皆有商人來此買賣貨物」,當時「百物輸入之眾,有如川流之不息,僅絲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14],還有信奉道教的人,等等。這些人均因為缺少具體史料記載而無法統計,未列入一百一十萬的大都城人口數內。
三,根據食鹽供應來推斷大都人口,元惠宗至元四年到至正三年(1338年-1344年),每年運至大都京廒的「官鹽二萬引」[11],付各局發賣的每年一萬五千引,每引四百斤,一共六百萬斤,按照每人每年食鹽六斤的標準推算,六百萬斤可供大都每年一百萬人的食用鹽。
此外,在大都管辦鹽局出售期間,允許鹽商經批准也可售鹽,此外因為官員巡查不是很嚴,有不少鹽商在大都私自售鹽,1340年三月到1342年七月,就查獲私販鹽到大都的案例「將及百起」,再加上食鹽「在船則有侵盜滲溺之患,入局則有和雜灰土之奸」[11],可見大都「民食之鹽」可供一百萬人,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宮廷、內府必用的常白鹽,由河間鹽運司專門生產,每年運至大都的「常白鹽為一千五百引」,折合六十萬斤,可供宮廷內府十萬人食鹽。
以上民食之鹽供一百萬人,宮廷內府常白鹽供十萬人,共供大都一百一十萬人食鹽,這個和根據一系列史料推斷的大都人口完全相符。
惟此方法,忽略解往大都的食鹽並非只供應大都城居民,更可能提供大都路一帶甚至運往內外蒙古,而食鹽人均量各朝計算皆超過十斤以上,1990年代中國調查人日均量為13.9克的精鹽,還不包含牲畜食用粗鹽的量,故此假說並不能代表什麼。
現代學者韓光輝在他的著作《北京歷史人口地理》[20]中,對元朝不同時期的元大都人口進行了推斷。
韓光輝認為,元朝時期的人口劃分包括以下四類:州縣賦役戶口、軍戰戶口、匠役戶口、僧道人口等。《元史·地理志》記載的1270年戶口數只是當時社會總戶口的一部分,即州縣賦役戶口。
韓光輝認為,元大都從1272年起,包括南城(金中都舊城)和北城(元大都新城),兩者的城牆「僅隔一水」。
韓光輝根據如下的史料:蘇天爵《元文類》卷41《弓手》,《元史·地理志》,《元史·本紀》,《元史·兵志》,《永樂大典》等資料的分析,史料中記載,元大都城中設有一定數量的弓手,每一名弓手負責維護一百戶居民的治安,元大都每設一名弓手的百戶居民包括了軍戶、站戶、匠戶在內的各類人戶。
韓光輝認為,根據不同時期元大都城中弓手的數量,元大都在不同時間段的人口戶數隨之可以推斷出來,計算大都城的實際人口按照目前史學界平均每戶人口5人的標準進行計算,而且通常這個數字要比實際每戶人口低一些[15]。
以下是根據史料推斷出的元大都在不同時期的戶數和實際人口數:
中統五年(1264年),中都城弓手400名,城中有居民4萬戶,按平均每戶5口人計算,共有20萬人。
至元八年(1271年),大都城弓手1195名,城中有11.95萬戶,按平均每戶5口人計算,共有59.75萬人。
至元十八年(1281年),大都城弓手2195名,其中南城1400名,北城795名,城中有21.95萬戶,其中南城14萬戶,北城7.95萬戶,按平均每戶5口人計算,南城和北城共有109.75萬人,其中南城70萬人,北城39.75萬人。
至正九年(1349年),大都城弓手2085名,南城和北城均1000名,關廂85名,城中有20.85萬戶,其中南城10萬戶,北城10萬戶,關廂8500戶,按平均每戶5口人計算,南城和北城共有104.25萬人,其中南城和北城均為50萬人,關廂4.25萬人。
元大都平面呈東西短、南北長的矩形,城牆全長60里又240步,辟十一門,南、東、西三面各三門,北面二門,被附會為哪吒「三頭六臂兩足」。[21]
營建大都時,先在全城的幾何中心位置建「中心之閣」,然後以此為基準向四面拓勘城址。
中心之閣以南為皇城。皇城四周建紅牆,又稱「蕭牆」,其正門稱櫺星門,左右有千步廊。蕭牆的東牆外為漕運河道。皇城並非以大內宮城軸線為基準、東西對稱,而是以太液池為中心,四周布置三座宮殿——大內、隆福宮和興聖宮,這種布局反映了蒙古人「逐水而居」的特點[來源請求]。大內共計六門,南垣正中為正門崇天門,是左右駢立三出闕的五鳳樓闕門,崇天門左右又有雲從、星拱二門;大內北垣有厚載門,東垣有東華門,西垣有西華門。崇天門前有金水河,河上有周橋(相傳今北京故宮內之斷虹橋)。大內正殿為大明殿,是元帝理政和居住的場所,面闊十一間,後有廊廡連接後殿。大明殿之後為延春閣,為皇后居所。此外還有玉德殿、內藏庫、鷹房、羊圈等建築。[22]
皇城外,南面和東南為官署區,北面積水潭一帶為鬧市,東面為太廟,西面為太社稷,加之城垣每面各開三門(北垣例外),城中更有縱橫各九條幹道,均符合《周禮·考工記》中「九經九軌」、「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相關記載,是中國京城中最接近《考工記》營國制度的。[22]
在中心之閣西面,為鼓樓、鐘樓,是全城的報時機構。鐘鼓樓之西為積水潭,是元代漕運終點,也是全城最繁華的商業區,有米市、面市、緞子市、皮帽市、金銀珠寶市、鐵器市、鵝鴨市等市廛,還有望湖亭、萬春園等園亭。[22]
在元大都中,設有專為宮廷供水的河道——金水河,該河從玉泉山引流,與其他河道交會之處都架渠跨越,金水河內禁止百姓洗濯、飲馬,以保證宮廷用水的潔淨。[23]
元大都的道路為土路,在建城時在城市主幹道兩側設置了排水明溝,用條石砌築。明朝之後,許多明溝被加蓋覆蓋,變為暗溝。
大都街道在建設時是分大街、小街、衚衕三級,按照規定是大街寬24步(約25公尺),小街寬12步(12.5公尺),衚衕寬6步(6~7公尺)。衚衕的間距約有70公尺,衚衕間則屬宅基,初定下了四合院住宅與衚衕組成街坊的規制[24]。
元大都城防體系包括城牆、城門、護城河。城牆是夯土築成,周長60里240步(28.6公里),高約10至12米,基寬20至24公尺,頂寬10至15公尺。築城時採用宋代舊法,即在牆內先設永定木,然後再加橫向的紝木,然後加土夯築。[25] 由於大都夏季多雨,土城牆容易被雨水沖刷浸泡、導致倒塌,因此在建城之初曾議以磚石包覆,但因財力不足而作罷。後元廷專門抽調軍隊,負責收割蘆葦、編織葦席,每年入夏以葦席覆蓋城牆牆體,稱為「葦城」,民間俗稱「蓑衣披城」。但是元文宗時天下動亂,懼怕起義百姓放火焚燒葦席,因此終止「葦城」之舉,改為每有牆體鬆垮塌方時臨時徵調民夫修補。[26]
元大都城城牆走向取直線,東西向城牆7400公尺,南北城牆長6650公尺。南城牆西段順承門與麗正門之間有一處城牆呈向外凸出的弧形。據《析津志》記載,修築南城牆時,該段城牆走向正值慶壽寺西的海雲、可庵二大師塔,「時相奏,世祖(忽必烈)有旨,命圈裹入城內」。
元大都共有十一門。各城門的命名都與《周易》卦象相關,詳解如下:
元大都城門門道沿用宋金時代的舊作法,為大木過梁式方門。由於元初以武力平定天下,無外來威脅,因此未構築瓮城(當時南宋許多城市已經在城門處設有瓮城、並用磚包砌城台,例如靖江城)。元中後期,農民起義蜂起,方於不宜施工的至正十九年冬季草草修築十一門瓮城。城門外設木製吊橋,以跨越護城河。[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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