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缓解经济学（英语：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是与气候变化缓解相关经济学中的一个单元，目的在研究限制长期气候变化行动的经济学。[2]这是个复杂且不断发展的领域，因为没有单一“最佳”方法来缓解气候变化，并且不同缓解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将根据一系列因素而有所不同，包括实施的具体政策、企图心水平，以及不同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
这门经济学的主要挑战之一是这个问题的长期性。气候变化是个累积性问题，表示今天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将在未来许多年仍会持续，而让缓解措施的全部成本和效益量化变得困难，因为气候变化的一些最重要的影响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感受到。
另一个挑战是问题所具的全球性。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然而，不同国家缓解气候变所花费的经济成本和效益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发展中国家通常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它们可用于缓解的投资资源也较少。
尽管面临挑战，经济学家越来越一致认为，对气候变化不采取行动的成本将远大于缓解行动的成本。多项研究估计，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成本高达数兆美元，而且随着全球持续变暖，预计这些成本还会上升。[3][4]
公共财问题
大气层是一种国际公共财，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国际性外部性因素。[5]而发生于大气层品质的变化并不会以公平方式影响到所有人及国家的福祉。
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世界各地并非以均匀形式分布，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如此。[6]通常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会高于平均水平，但其拥有较好的调适能力。排放量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却缺乏调适的经费与能力。有些国家可从他国的缓解行动中受益（搭便车），甚至能享受此类贸易和/或投资的收益。这类缓解利益分配不均，以及搭便车问题，会让目的在透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协定》所设定的控制全球升温目标难以达成。
缓解气候变化行动可视为将财富从当代人移转给后代。[7]缓解的程度决定子孙将来可获得资源（例如环境资源或材料资源）的组成。缓解的成本和收益在各世代之间并非以平等方式分担：子孙后代能从行动中受益，而当代人则须承担其成本，且不一定能直接受益。[8]如果当前这一代也能从缓解行动中受益，会导致他们更愿意承担这类成本。
减少排放的政策和方法
碳定价是种就碳排放进行定价的系统，目的在于减排。[9]各式定价法中包括有碳交易、气候融资、排放权交易等 。[10]碳定价可促进碳税设立，让政府得以就排放征税。[9]
碳税被认为有用的原因是创立之后，政府将受益于税收，或是将排放减少，或两者兼而有之，因而可对环境有益。[11]多数人几乎一致认为碳税是对气候变化和碳排放能产生实质和快速反应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12]但此种税收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包括它被视为一种累退税，对那些必须将大部分收入花费在家庭能源上的穷人会造成超额比例的损害。[13]尽管如此，几乎普遍的意见是征税后将其重新分配仍然存在问题，核心问题之一是这类税收将以何种方式分配。[14]
碳税的部分或全部可用于防止碳税对穷人造成的不利影响。[15]
一些国家于1990年代开展的市场导向改革对能源使用、能源转换效率以及温室气体排放产生重要影响。研究人员Bashmakov等人进行的文献评估研究（2001年：409）以中国为例（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增加国内生产毛额（GDP））。[16]Bashmakov等人发现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能源使用量平均每年增加4%，但为产生每单位GDP所使用的能源数量却在减少。
除实施指令式规则（如碳税）外，政府还可采用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 来减少排放。其中一种是排放权交易，政府将所有排放污染的总量设下上限，并透过拍卖或分配的方式颁发许可证，通常是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排放吨数计算。[17]换句话说，每个实体在此体系中可排放的污染物量受到其取得的许可数量限制。如果实体想要增加排放量，他们只能从愿意出售排放许可配额者那里购买后才能排放。[18]许多经济学家偏好这种减排方法，因为其具有市场机制，且有很高的成本效益。[17]话虽如此，仅靠排放权交易还不算完美，因为此法未能对排放权设定明确的价格。如果没有确定价格，由于许可的排放总量为固定，变得价格完全由需求变化决定，会发生波动。[19]企业尤其不喜欢这种不确定的价格，而让他们无法有信心去投资于减排技术，最终会阻碍减排的工作。[19]虽然单独依靠排放权交易无法将污染物减少到稳定全球气候的程度，但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工具。
对于新经济的会计方法有迫切的需求，但也存在争议，包括对现实环境积极影响（如空气质量改善和森林保护等相关无利可图的工作、生活方式的深远结构性变化，[20][21]以及承认并超越GDP等当前经济学的限制）的直接监测和量化。[22]有些人认为要有效缓解气候变化，就必须进行去增长，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生态-经济脱钩既能继续保持传统GDP的高增长率，又足以限制气候变化。[23][24]还有关于如何转变经济体系以实现永续性的研究和辩论 - 例如如何将其工作和谐地转变为绿色工作 - 公正转变 - 以及经济的相关部门 - 例如可再生能源产业和生物经济 - 可得到充分支持。[25][26]
虽然去增长通常被认为与生活水准下降和紧缩措施有关联，但其许多支持者设法扩大公共财[27][28]（例如大众运输）、增进健康[29][30][31]（健康、福祉[32]和远离疾病）并增加各种形式，通常是非常规以公共资源为导向的[33]劳动力。为此，有些人认为先进技术的应用和各种需求的减少（包括透过总体减少劳动时间[34]或以恰好满足为导向的策略[35]）就很重要。[36][37]
许多国家都提供大量的化石燃料补贴。 [38]估计全球许多国家于2019年的化石燃料消费补贴总额为3,200亿美元，[39][40]截至2019年，各国政府每年对化石燃料的补贴约为5,000亿美元：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非常规的补贴定义（包括未能为温室气体排放定价）估计全球在2017年的化石燃料补贴为5.2兆美元，占全球GDP的6.4%。[41]一些化石燃料公司会为此而对政府进行游说。[42]
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非常重要。[43]然而必须谨慎行事，以避免遭到民众严重抗议[44]和让穷人变得更穷。[45]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低化石燃料价格对富裕家庭的好处要高于对贫困家庭的。因此为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可采用化石燃料补贴以外，且具针对性的措施[46]如此做会增加公众对补贴改革的支持。[47]经济理论指出最适宜的政策是取消煤矿开采与使用补贴，并以最适宜的税收取代。全球研究显示即使不引入税收，将部门层面的补贴和贸易壁垒移除也可提高效率并减少环境破坏。[48]:568取消这些补贴可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创造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就业机会。[49]
《巴黎协定》（法语：Accord de Paris），通常简称为《巴黎协定（Paris Accords）》或《巴黎气候协定（Paris Climate Accords）》，是项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条约，于 2015年通过，涵盖气候变化缓解、调适和融资。 《巴黎协定》由196个成员在法国巴黎附近举行的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谈判达成。截至2023年2月，UNFCCC的195个成员是该协议的缔约方。在尚未批准该协议的3个UNFCCC成员中包含伊朗（也是主要排放国之一）。美国曾于2020年退出该协议，但于2021年重新加入。
《巴黎协定》的长期目标是维持全球平均气温，不超过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平均气温的2°C (3.6°F)，最好是让升温控制在1.5°C (2.7°F)，达到此目标可把气候变化的影响大幅降低。将尽最大能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在21世纪中期前达到碳中和的程度。[50]为能达到升温低于1.5°C，排放必须在2030年前降低约50%。这个目标是所有缔约国家自定贡献加总的结果。[51]
协定的目的在协助各国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作调适，并能安排足够的资金。根据协议，每个国家均须为缓解全球变暖而确认、计划，并定期报告其达成的进度。。并无任何机制强制一个国家设定具体的排放目标，但每个目标都应超越先前的目标。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相比，巴黎协定缔约国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模糊，以至于后者也必须提交减排计划。- 碳税：此提供一种潜在具有成本效益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法。与排放权交易相比，国际税或协调税（每个国家保留其收取的此类收入）为可能的减排成本提供更高的确定性。混合政策也是如此（参见碳税#Alternatives）。[16]:430
为分析的目的，可将效率与公平性两者分开。[5]:30有建议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效率较低，因此应先在这些国家减少排放。提高效率的政策有几种，包括：[5]:34
国际减排协议能产生的效率之一是参与行动。为提高效率，减排机制要求所有排放者负担相同的排放成本。[5]:30排放者仅部分参与会显著降低减排政策的有效性。原因是全球经济上已实际透过贸易而连结在一起。
一般均衡理论指出部分参与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从对排放设有监管的国家往监管较少的国家的碳泄漏（排放）。其中一例是由于发达国家严格监管，而导致如铝生产等污染产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泄漏是执行缓解政策时的一种"溢出"效应。
估计溢出效应，无法得到确定的数值。[54]如果仅有《京都议定书》附件一所列的国家实施减排政策，一些研究人员所得的结论是外溢效应可能会让这些政策失效，甚至会导致全球排放量增加。[55]其他人则认为，外溢效应可能产生益处，并降低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强度。
讲求效率之时也要求将减排成本最小化。[5]:31此表示所有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甲烷等）都包括在减排政策之内，也包括有碳汇。也许最具争议的是对效率的要求，表示卡亚等式所有成分都包含在缓解政策中。[56]卡亚等式的组成部分是：
- 每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也称碳强度）
- 每单位产出使用到的能源（能源转换效率）
- 人均经济产出，以及
- 人口数量。
对效率的要求是与前述每个组成部分的缓解边际成本相等。换句话说，从提高长期缓解效率的角度来看，人口控制与提高能源转换效率的工作同样具有"有效性"。
根据研究人员Bashmakov等人报告（2001年:438–439）在如何评估特定气候政策的公平性，不像对效率的评估一般，尚未达成共识。[16]研究人员Edmonds等人研究报告（1995年）估计这并不妨碍对特定政策如何影响福利的研究。Bashmakov等人研究报告估计（2001年：439）在稳定国家排放（而不进行碳权交易）的政策到2020年将会把超过80%的总成本转移到非经合组织地区。全球采用同一碳税将导致世界各地减排成本的负担不均，且会随着时间演进而改变。在有全球可交易碳权配额制度下，福利影响会因配额分配不同而有差异。
金融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UNFCCC）第4.2条要求工业化国家"领头"减少排放。[61]《京都议定书》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仅为有限的财政支持，协助其进行减缓和调适气候变化的行动。[62]:233此外，由于2007年—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导致私营部门在中短期内可能会抑制对气候变化减缓和调适的投资。[63]:xix 国际能源署估计，无论气候变化如何，发展中国家在各部门所需的基础投资之外另外还需要1,970亿美元，金额是发达国家在2010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UNFCCC缔约方第16次会议）中承诺提供金额的两倍。[64]因此有种新筹资法正在开发中，以确保能为缓解行动提供资金。[64]做法涉及资金杠杆作用，透过公共融资来鼓励私人投资加入。[64]
私部门往往因缺乏市场激励而不愿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低碳技术提供资金。[64]所涉及的已知风险很多，特别是：[64]
- 与政治不稳定、不确定的产权和不熟悉的法律架构相关的政治风险。[64]
- 如果取得的是外币资金，对借款国家而言则涉及汇率风险。[64]
- 监管和政策风险 - 例如当国家答应提供的激励措施并未兑现，或即使提供，却未涵盖整个投资期间。[64]
- 执行风险 - 当地专案开发商/公司可能缺乏有效执行专案的能力和/或经验，其相关风险。[64]
- 技术风险 - 涉及低碳的新技术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64]
- 当投资者从未参与过此类专案时，会因不熟悉而可能产生的风险。[64]
由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可帮助减轻前述风险，并鼓励更多的私人资金加入，目前的目标是每投下1美元的公共资金可吸引3美元的私人投资。[65]:4公共资金可透过下列方式在最大限度内将私人投资风险降低。[64]
- 国际公共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担保，以助于降低私人贷款者的风险。[64]
- 提供保险以保护投资者免受鼓励低碳技术的政府政策（例如上网电价补贴政策）遭到改变或是中断的风险。[64]
- 透过提供外汇流动性信用额度来帮助降低外国货币借款的相关风险，当项目因本国货币贬值而需要资金时，可动用此类信用额度，但当项目有财务盈余时即可偿还。[64]
- 承诺基金是种投资工具，用于支持小型项目或无法获得足够股权的项目。在此模式下，公共财政赞助者认购少量股权作为锚定，并鼓励私人投资者（如主权财富基金、大型私募股权公司和退休基金）更大额的投入承诺。私人股权投资者往往会趋于规避风险，而专注于项目的长期盈利能力，因此所有项目都必须符合投资者的受托义务。[64]
- 次级股权基金 - 公共财政也可透过认购次级股权，表示其股权的偿还顺序低于其他股权投资者的。[64]次级股权的功能在透过确保优先股权投资者对利润享有优先分配的权利，以提高这类投资者风险调整后的回报。[64]只在优先股权投资者取得报酬之后，次级股权基金才得参与利润分配。[64]
欧洲投资银行（EIB）于2021年进行的一项投资调查，发现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有43%的欧盟企业依然处理气候变化问题，纵然疫情对企业造成影响，但计划进行气候相关投资的企业比例上升至47%。在2020年，气候相关投资比例为41%。[66]
有62%的欧洲人认为绿色转型将会降低他们的购买力。[67]
东欧和中亚企业在绿色管理行动的平均品质落后于南欧同行，特别是在特定的能源消耗和排放目标方面。[68][69]消费者压力和能源税等外部变数比企业本身的规模和存在历史等方面更能影响绿色管理行动的品质。财务限制较少且绿色管理行动较强的公司更有可能投资于更多种类的绿色倡议。投资于能源转换效率对企业获利和环境都有好处。[68][69]
EIB计划在2030年之前提供1兆欧元的气候投资，以支持欧洲绿色协议。[70]EIB董事会于2019年批准气候行动和环境永续性的新目标，以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融资。[71][72]该银行预定到2025年将把用于气候行动和环境永续发展的融资比例提高到50%。EIB集团宣布到2020年底，将所有融资与《巴黎协定》的目标维持一致。银行的目标是"在动员所需资金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以实现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远低于2°C的承诺，目标是1.5°C。"[73][74]EIB在2018年至2022年间向永续蓝色经济（与海洋栖息地有关联）提供的贷款总额为67亿欧元，因而吸引投资238亿欧元，以及投资28亿欧元于海上再生能源。[75]EIB在同一时段内拨款约8.81亿欧元用于协助废水处理、暴雨水和固体废弃物处理，以减少污染物进入海洋的数量。[76][77]
一项于2020年所做的查发现45%的欧盟企业已投资于气候变化缓解或调适措施，而美国在此的比例为32%。计划未来投资于此领域的公司在COVID-19大流行之后的几年里，会呈越来越少的趋势。 40%的欧洲企业希望在未来三年内投资气候措施。而在2020年的投资比例在西欧和北欧为50%，在中欧和东欧为32%不等。大多数欧洲公司（75%）表示监管和税收不确定性会阻碍它们投资于气候相关项目。[78][79][80]
根据一项在2020年所做的市政调查，有56%的欧盟城市已增加气候投资，而66%的城市认为过去三年在此的投资不足。[81][82][83]在大流行之前的三年里，超过三分之二的欧盟城镇有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投资领域往往集中在某些类型的基础设施上，例如数位基础设施（占所有城镇70%）、社会服务（占所有城镇60%）以及减缓气候变化措施（占所有城镇56%）。当地城镇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70%。[84]
地方政府投资占政府投资总额的45%。投资领域包括大众运输或水务相关等基础设施，也包含更新公共设施，如学校、医院和公营住宅。在这些项目中将能源转换效率列入优先考虑项目，将有助于欧洲实现气候目标。[85][84]
评估成本与收益
减缓和调适政策的成本可用相对于GDP的百分比来衡量。使用这种成本评估法的一个问题是GDP本身为一种不完美的福利衡量标准。[86]（p. 478）经济中存在外部性因素，表示某些价格可能无法真正反映其社会成本。
针对这些问题，可对GDP估计值进行修正，但不易计算。有些人建议使用其他方法来评估政策，例如联合国地球高峰会制定的"绿色"GDP会计体系和一系列永续发展指标。
所谓排放基线是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发生的排放。基线情景的定义对于评估减排成本有重要功能。[86]（p. 469）经由此基线而决定须减排数量以及实施减排政策的成本。
研究此的科学文献中使用多个关于基线的概念，包括"有效"和一切照旧(BAU) "案例。在有效基线中，假设所有资源都能有效利用。在BAU案例中，假设未来的发展遵循过往的趋势，不做任何改变。 BAU基线通常与高温室气体排放相关，并反映出当前能源补贴政策的延续或其他市场失灵。
一些高排放BAU基线表示当时每单位排放的净缓解成本相对较低。当BAU情景预期排放量大幅成长之后，总减排成本将会相对较高。相反的，在有效基准中，每单位排放量的缓解成本可能相对较高，但当排放量减少之后，总缓解成本将会变得较低。
所谓附带影响是缓解政策的次要或是副作用，将它们纳入研究会导致更高或更低的缓解成本估计。[86]（p. 455）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成本将会是执行缓解措施的主要附带效益。这种益处与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有关，空气污染因而降低，降低空气污染本身的益处就会大于成本。[87]（p. 48）但也可能存在附带成本。
灵活性是指以最低成本达到减排的能力。政府在减少排放的监管框架中允许越大的灵活性，实现减排的可能成本就越低（研究人员Markandya等人研究报告，2001年：455）。[86]
- "地点"灵活性 - 可透过在减少排放最有效的地方来降低成本。例如《京都议定书》的灵活性机制允许"地点"灵活性（研究人员Toth等人研究报告，2001年：660）。[7]
- "时间"灵活性 - 可在最有效的时段进行削减，而降低成本。
将碳汇纳入政策框架是另一项灵活性。植树和林业管理行动可增加碳汇总体的容量。土壤和其他类型的植被也是潜在的碳汇。但这个领域的活动如何影响净排放量仍存在不确定性（例如自然系统的复杂性、衡量的困难度、数值差异与气候反馈机制等因素）。[86]
无悔选择是假设在尚未完全了解未来气候变化的情况下，而采取行动和制定预防措施以开发社会和经济效益。[88][89]
这类减排方案也可带来大量利益 - 例如增加太阳能和风能发电。[90]（p. TS-108）
不同的研究对经济生产可能性曲线（定义为透过最佳可用投入（自然资源、劳动力等）可获得的最大产出）的实现程度做出不同的假设。[91]
淘汰煤炭的移除效益高于成本。[92]透过改善步行和骑自行车基础设施而放弃使用汽车，将会取得免费，及有利于国家整体经济的益处。[93]
关于基线和缓解情景中的技术发展和效率的假设将会对缓解成本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在自下而上的研究中。[86]潜在技术效率改进幅度取决于对未来技术创新和这些技术的市场渗透率的假设。
评估气候变化影响和缓解政策涉及对不同时点发生的经济流动进行比较。经济学家使用贴现（折扣率）来比较不同时期所发生的经济效应 - 将未来的经济影响转化为当前的价值。折扣率通常为正数，因为平均而言，当前投入的资源可在以后转化为更多资源。如果将减缓气候变化视为一项投资，那么投资回报可用来决定减缓气候变化可支出的数目。
综合评估模型（IAM）用于估算碳的社会成本。折扣率是IAM模型中使用的因素之一。经常使用的IAM是威廉·诺德豪斯开发的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模型）。 DICE模型利用折扣率、不确定性和风险来进行气候政策的效益和成本估计，并将当前经济行为因素列入。[94]
选择折扣率对任何气候变化成本分析结果都有很大影响（研究人员Halsnæs等人研究报告, 2007年:136）。[6]使用过高的折扣率会导致当前缓解投资过少的结果，但使用过低的折扣率会导致当前投资过多的结果。在具有高折扣率的情况下表示当前一美元的价值比其未来价值高很多。
折扣率可作为一种规定性，也可作为描述性。所谓描述性是根据人们日常决策行为中所观察到的折扣率（私人折扣率）（IPCC，2007年c：813）。[91]在规定性方面，选择某种贴现率是认为其最符合子孙后代的最大利益（社会折扣率）。
描述性方法可被理解为最大限度为子孙后代提供可用的经济资源，让他们到时能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源（研究人员Arrow等人研究报告., 1996年b:133–134）。[95]规定性方法可被理解为在经济合理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气候变化风险的工作。
DICE模型采用描述性方法，其折扣反映当时的实际经济状况。在最近的DICE模型 （DICE-2013R模型）中，碳的社会成本根据以下替代情景进行估算：(1) 基线情景，即气候变化政策自2010年以来未发生变化，(2)最佳情景，当气候变化政策最佳（完全实施和遵循气候政策）时，(3) 当最佳情景在1900年数据后升温不超过2°C限值时，(4) 当2°C限值是平均值而非最佳值时，(5) 当使用0.1%（近零折扣率）时（如《斯特恩报告》中使用的假设），(6) 当也使用近零折扣率，但加入校准利率时，以及(7）当使用3.5%的高折扣率时。[96]
根据研究人员Markandya等人 (2001年:466)的说法。评估缓解计划时所使用的折扣率需要至少部分反映资本的机会成本。[86]Markandya等人认为在发达国家，约4-6%的折扣率可能属于合理，而在发展中国家，则引用10-12%的折扣率。评估私人项目时所使用的折扣率较高，可能在10%至25%之间。
在决定如何将未来气候变化影响做折扣时，有必要列入价值判断（研究人员Arrow等人研究报告., 1996年b:130）。 IPCC (2001年a:9) 的报告说对于该领域长期折扣率的使用尚未达成共识。[97]规定性折扣方法导致长期实际折扣率为2-3%，而描述性方法导致税后折扣率至少为4%，有时甚至更高（研究人员Halsnæs等人研究报告，2007年：136）。
即使到今日也很难就适当的折扣率达成一致的看法。折扣率为规定性或描述性的方法源自于诺德豪斯和斯特恩的观点。诺德豪斯采用一种描述性方法，"假设减缓气候变化的投资必须与其他领域的投资竞争"。而斯特恩采取一种规定性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正数的纯粹时间偏好率（给予现在比将来较高的比重）都是不道德的"。[94]
诺德豪斯的看法是他的描述性方法表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缓慢的，因此气候变化投资应该与其他投资处于同一竞争水平。他将折现率定义为资本投资的报酬率。DICE模型使用估算出的市场资本报酬率作为折扣率，平均约为4%。他认为较高的折扣率将使未来的损失看起来很小，因此会降低今天减少排放的行动。较低的折扣率将使未来的损失看起来更大，而必须在今日投入更多的努力来减少排放。.[98]
斯特恩的看法是纯粹时间偏好率被定义为当代人和后代人拥有平等资源和机会的情况下的折扣率。[99]在此情况下，零纯时间偏好率表明所有世代都受到平等对待。后代人对今天的现行政策没有"发言权"，因此当代人有道德责任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后代。他建议当代人应采用较低的折扣率作为一种为未来的长期投资，以为后人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
做出假设是为支持高折扣率和低折扣率的估计结果。这些估计取决于未来的排放量、相对于温室气体浓度而增加的气候敏感度以及随着时间的推进发生影响的严重性。[100]长期气候政策将对子孙后代产生重大影响，此称为代际折扣。使代际折扣变得复杂的因素包括经济成长的巨大不确定性、子孙后代受到今天政策的影响以及私人贴现会因较长的"投资期限"而受到影响。[101]
在缓解气候变化和环境经济学中，折扣（贴现）是一个相对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对后代的评价低于对当代人的评价会产生伦理上的问题。非经济学家经常发现很难理解这样的想法：数千美元的未来成本和收益在折扣后现在的价值不到一美分。[102]这种贬值可能会导致过度消耗和"策略性无知" - 个人对可防止资源过度消费的资讯采取忽略的做法。.[103]与此相反，关注平等的正统经济学家认为，在不同时间段内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非常重要，并且由于他们普遍正确或是错误的无视全球气候变化而预测经济将出现正向增长。他们认为当代人破坏后代子孙将会居住的环境，因此当代人应该消耗与生产更多，以支持其正确或错误假设的净GDP成长，以供子孙后代享用。[104]话虽如此，但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一观点，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弗兰克·普伦普顿·拉姆齐曾将折现描述为"在道德上站不住脚"。[104]
这场争议的根源之一可归因于环保人士和企业/政府看待世界的时间尺度之间的差异。碳酸盐-硅酸盐循环和米兰科维奇循环等环境过程发生在数千年的时间尺度，而基础设施投资等经济过程仅发生在短至三十年的时间尺度。这两种规模之间的差异导致在平衡永续性和效率之间的利益变得异常困难。[104]
由于折扣率是由各个政府所选定及施行，因此其在全球各地并非一致。[105]这种比例从高达15%（如菲律宾）到低至3%（如德国）不等。[105]
美国采用的折扣率是政策分析中的一个复杂领域。每个政府机构采用的折扣率并不相同。截至1992年，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建议的折扣率为2%至3%，而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采用的折扣率为7%。[106][105]更为复杂的是，这些比率并不稳定，并且每年会根据政府决定而变化。[107]
英国目前使用的是所谓的递减贴现率。[108]递减贴现率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它可用以处理经济成长的不确定性，而会更加重视未来的收益，但这种优势的程度仍有待证明。[109][110]
决策分析
这是一种用于评估不同的潜在决策的定量型分析。例如成本效益分析和成本有效性分析。[7]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时，同时从经济角度进行成本和效益评估。在成本有效性分析中，对有效性方面，例如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指定上限，并非基于经济作评估。
决策分析的好处之一是可重复进行。然而也有人点出其弱点：[111]
- 决策者：
- 效用评估：气候决策造成的许多结果均很难评估。
研究人员Arrow等人 (1996年a) 的研究结论是虽然决策分析有其价值，但无法确定全球最佳的缓解政策。在确定国家最佳缓解政策时，决策分析的问题被认为较不重要。
在经济上有效的缓解措施中，缓解的边际（或增量）成本将与减排的边际效益相平衡。"边际"是指比较防止（减少）最后一单位二氧化碳当量排放的成本和效益。单位以二氧化碳当量吨数计量。边际效益是指在给定的排放途径（碳的社会成本）中减少一吨额外的碳（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排放）所避免的损害。
采用这种方法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缓解的边际成本和效益并非确定，特别是在缓解的效益方面（研究人员Munasinghe等人研究报告, 1996年, p. 159）[112]在缺乏风险回避以及成本和收益确定性的情况下，最佳缓解水准将发生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时候。这些模型在截至2022年时还不够好，无法确定前述情况，但IPCC表示，"新出现的证据显示即使不考虑缓解对其他永续发展维度产生的协同效益，全球在21世纪将升温限制在2°C之内的益处也会超过缓解所需的成本"。[113]（p. 51）
在成本效益分析中，缓解的最佳时机更取决于总损害函数的型态，而非气候变化的整体损害（研究人员Fisher等人研究报告, 2007年:235）。[2]如果使用的损害函数显示平滑且有规律的损害，例如三次方函数，显示应该推迟减排。这是因为早期减排的好处被投资于其他加速经济成长的领域所带来的好处所超越。如果损害函数改而将灾难性气候变化影响的可能性加入，则结果可能会发生变化。
成本估算
估算缓解所需的成本取决于基线（在这种情况下，是与替代情景进行比较的参考情景）、成本建模方式以及对未来政府政策的假设。[114]:622特定地区的缓解成本估算取决于该地区未来“允许”的排放量，以及采取干预的时机。[115]:90
减排成本将依据据减排方式和时间的不同而有变化：但及早、周密计划的行动会让成本最小化。[116]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C以下，其获益会超过花费的成本。 [117]
许多经济学家估计缓解气候变化所需的成本会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1%到2%。 [118]在2018年所做的一项估计显示，每年花费1.7兆美元可将温度升高限制在1.5°C。[119][120]这是一笔巨款，但仍远低于各国政府为化石燃料行业提供的补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这种成本每年超过4.7兆美元。 [121][122]但到2022年底，许多人认为将温度限制在1.5°C是个在政治上不可能的任务。[123]
缓解措施产生的经济影响会因地区和家庭而异，取决于政策设计和国际合作水平。全球合作有所延迟会增加各地区的政策执行成本，特别是在目前碳密集度较高的地区。具有统一碳值的路径显示在碳密集度更高的地区、化石燃料出口地区和较贫困地区，减缓成本会更高。以GDP或货币形式表示的总量数字，会低估对较贫穷国家中家庭的经济影响，对当地福利和福祉的实际影响会相对较大。[124]
成本效益分析可能不适合对气候变化缓解的整体做分析，但对于1.5°C目标和2°C目标之间的差异做分析仍有用处。[118]估算减排成本的一种方法是考虑潜在技术和产出变化的可能成本。政策制定者可比较不同方法的边际减排成本，以评估随时间演化中可能减排的成本和数量。各种措施的边际减排成本将因国家、部门和时间而异。[116]缓解成本估算主要取决于设定的基线（在本例中是与替代情景进行比较的参考情景）、成本建模方式以及对未来政府政策的假设。[125]:6222030年宏观经济成本的估算为多种气体减量（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例如甲烷的排放）之后，全球GDP相对于基线将介于下降3%到小幅增长之间。[2]此时的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在445至710百万分比（ppm） 二氧化碳当量之间的排放途径。到2050年，全球GDP相对于基线稳定在710至445 ppm二氧化碳当量之间，估计GDP在增加1%到减少5.5%之间。这些成本估算得到中等数量的证据和大量文献共识的支持。[126]:11, 18
宏观经济成本的估计所用的大多数模型均假设市场透明、无交易成本，以及于所有地区在整个21世纪中完美实施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措施。[2]:204将这些假设放宽部分或是全部后将会导致成本估算显著增加。另一方面，可透过加速技术学习或可能使用碳税/排放许可证收入来改革国家税收制度，以减少估算的成本。[126]:8
在大多数评估研究中，日益严格的稳定目标将会推高成本。在基线排放量较高的情况下，缓解成本通常因而增高。在排放基线排放量较低的情况下，缓解成本通常会随降低的温室气体稳定浓度而减少。
有几项研究对区域缓解成本做估算。研究的结论如下：[128]:776
- 区域减排成本很大程度取决于假设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水准和基线情景。排放配额/许可证的分配也是重要因素，但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其重要性不如温室气体浓度稳定水准。
- 其他成本来自国际贸易的变动。对应于基线，化石燃料出口地区可能会受到煤炭和石油出口损失的影响，而一些地区的生物能源（来自生物质的能源）出口可能会增加。
- 基于目前排放量的分配方案（即最多的配额/许可证给予当前最大的污染排放者，最少的配额给予当前最小的污染排放者）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损失。而采排放量趋同方式（指不同国家的人均排放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一致的过程，但做法为根据各国的人均排放量分配排放配额。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使用排放配额）[129]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福利利益。
人们于2001年预测再生能源产业可能会从缓解措施中受益。[130]与基线情景相比，煤炭（可能还包含石油）产业预计可能会有相当大比例的产出损失。[130]:563
成本分摊
关于如何分配减排责任，有不同的建议：[131]:103
- 平等主义：此系统将问题解释为每个人对全球资源拥有平等权利（即污染大气）。
- 基本需求：此系统将根据基本需求（根据最低消费水准定义）分配排放量。超过基本需求的消费国家将被要求购买更多的排放权。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排放控制制度下至少需要像在该制度之外一样有足够财力，才能达到减排的目标。
- 比例原则和制造污染者付费原则：比例原则反映古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原则，即人们应根据其投入的比例而获得收益，并根据其造成的损害按比例付费。这与"制造污染者付费原则"有潜在关系，可透过多种方式理解：
改变的障碍
在当代社会经济体系、全球化竞争性消费环境下，许多大公司的目标是力求产生近乎最大的利润，如果延缓气候变化行动对其有利时，它们也会运用一切合法手段为之。而尽力帮助缓解气候变化并不符合其利益，[134]因为消费者正在购买他们的产品，[134]而股票市场会低估（或无法评估）缓解行动能带来的社会利益。[135]
气候政策或措施中的一部分总是在最初时至少部分会不受欢迎，并且在当代（竞选活动、政党、媒体和以选举/公投为依归的）政治决策环境中，不受欢迎的决定会让政治家很难直接颁布或间接协助促进。最大责任或驱动因素的问题可能是谁拥有（或拒给）权力（和能力）来改变导致气候变化的系统（例如运输系统）。[134]
根据一项研究，"将碳预算控制，导致升温在1.5°C 之内（50%的几率），表示化石燃料'已探明的储量'中有近40%不得开采。"[136] 在当前经济情势下，气候政策导致的全球化石燃料搁浅资产，这类未来的经济损失会造成已开发经济体投资者的财富遭受重大损失。[137]
参见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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