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
在中國北方與西南主要使用的漢語分支語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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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话”重定向至此。关于其他用法，请见“北方话 (消歧义)”。官话（又称北方话、官话方言、北方方言）为汉语的一支，主体分布在中国北部和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若视汉语为一种语言，则官话是汉语的一级方言，下分北方官话、中原官话和南方官话；若视汉语为“汉语族”，视官话为独立语言，则官话下有数支官话的方言。无论划分方式为何，官话的地位皆与吴语、粤语、闽语、湘语、客语、赣语等相同，即同为独立语言，或是同为汉语下的一级方言。
官话是汉语诸变体中分布最广的一种，除了中国北方以外，官话也同时分布在中国南方绝大多数地区，如南方的江苏大部、安徽中北部、四川大部、重庆、云南、贵州、湖北大部、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和江西沿江地区作为母语使用。此外，官话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菀坪镇、福建省南平市的延平区以及福州长乐航城街道的琴江满族村等地则以方言岛的形式出现[3]。
现今中国目前的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分别以北京话、西安话、成都话和南京话为代表，前两者为北方官话，后两者为南方官话，由于官话分布地区广，官话内部仍有较大的差异，仍存在各官话之间不能交流的情况。两种南方官话都有应否独立出官话方言的地位争议。部分学者对晋语是否是官话一支也存在争议。
官话也是中国现在的主要通用语。其中，现代标准汉语（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语）均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而形成的规范语言。与认知的不同，地区之间的使用者不一定能够有效沟通，因为地方官话的口音乃至于句法和用词差异可能很大，特别是山东与江苏一带的地方所讲的方言。所以今天所推行的现代标准汉语，是以官话为基础、加之北京音为标准的语言。
官话也是一种声调语言，这点跟汉语下的一众语言相同。
“官话”原指官僚标准语，现今已演变为指“官话方言”。[4]
官话，有时亦称为北方话、官话方言、北方方言，有些场合也称作蓝青官话。这是因为现代官话是基于北京语言。
虽然北官话已经蔓延到了中国南方创造了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 ，“北方方言”亦可指流行于中国北方的方言或北方官话，由于北方官话是南方官话声调长经北方声调形成是否归于一类仍有意见，至今不同学者对于北方官话的定义并不相同。从1980年代后期起，中国大陆的汉语方言学界的期刊和专著已统一使用“官话”这一称呼。
但另一边厢，其他汉语方言的名称，都只代表了相对来说的通行区域，不等于该区域只通行那一种汉语方言，亦不等于该汉语方言只通用于那一片地区。例如两粤地区不独通行粤语，同时粤语也不单单普及于两粤地区。特别是持认为各汉语方言地位应平等的，认为官话属于方言而非独立语言的，或者认为各汉语方言都应是语言而非方言的论者，较多采用“北方话”、“北方方言”这些名称。
官话的“官”字来自官僚、朝臣，西方语言称官话为 Mandarin，为葡萄牙人对明朝官员的称呼，最早见于16世纪初期的文献。葡萄牙人借用了马来语menteri一词，意为官员，而马来语menteri一词则源自梵文的mantrin。英语 Mandarin Chinese 指的也是Mandarin（朝廷官僚）使用的汉语。[5]
在闽南语中，除了“北方话”（Pak-hng-oē）外，亦会称作“北仔话”（Pak-á-ōe）、“外省仔话”。
英文中用Mandarin（曼达林）一词来表示中国官僚，源自于葡萄牙语中的mandarim，后演化成拼写mandarin一词。早在皮莱资使团被囚禁后，被囚葡国人写下的信札中，葡萄牙语中就已广泛使用Mandarim一词。（这些信札是葡萄牙关于中国最早的报导之一，可能成书于1524年）。[6]在费尔南·罗佩斯·德·卡斯达聂达的《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中[7]，十六世纪末经澳门进入中国大陆的利玛窦也在葡萄牙人中推广使用了该词。利玛窦中国札记英文版第45页（附图提供了原版，第52页。），[8]
有许多人把葡语中的这个词想成mandador（指挥者）或者mandar，源自拉丁文mandare[9] 然而，现代字典同意葡萄牙人是从马来语menteri（朝臣、部长）一词中借来的，马来语menteri一词又是从梵语mantrin （天城体: मंत्री） （意为部长 – 语源学上来讲又相关于"曼怛罗"）.[10][11][12] 根据马来西亚翁姑·阿都·阿兹教授，这个词源于马六甲苏丹国期间住在马六甲的葡萄牙人试图会见中国政府高官，并用马来语标记“朝臣、部长”意思的Menteri一词来代指中国的“大官”。但是由于葡萄牙人不谙马来语，把“Menteri”的音加了一个“n”，发成了“Mandarin”。[13]
在十六世纪“曼达林”这个词还没有普遍使用时，在欧洲人旅行者圈中“Loutea”一词也可以代指中国文官 （该词拼写各异）。如，在盖洛特·佩雷拉1548至1553年的中国旅行记中（1565年在欧洲出版）Loutea一词广泛使用；或者，在加斯帕·达克鲁斯所写的《Treatise of China》（1569年在欧洲出版）中，Louthia一词广泛使用。葡萄牙荷兰殖民史专家博克舍解释道：本词来源于中文常见的“老爷”一词（汉语拼音：lǎoyé; 厦门话: ló-tia; 泉州话: lāu-tia）[14]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所著的《大中华帝国史》（1585年）也是如此称呼中国文官的。《大中华帝国史》借鉴了盖洛特·佩雷拉以及加斯帕·达克鲁斯两公的文字，并成为十六世纪晚期欧洲人了解中国标准参考书[15] 另外，《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了Lauye和Lautie两种发音，见右图。
在西方，“曼达林”一词一般与“士大夫”这个概念相关，士大夫一般会吟诗作文，读儒入仕。
“曼达林”一词又可以代指标准的北方中文，因为明、清的官员用该方言。该词是在明代就开始使用的中文“官话”一词的翻译。欧洲早期作者如利玛窦将“官话”一词写作Quonhua，符合利玛窦时代的转写系统，耶稣会在利玛窦逝世后多年都沿用此转写系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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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最早是对官方标准话的称呼，官话是汉语的一种汉语语言。官方标准语不为某一地的语言，是中国过去做官的人所使用的共同语，以便能互相沟通，上朝奏疏。后来逐渐流行于民间，演变一种各地共同用语。汉语官方标准语早期称为雅言、周官话为雅言、秦汉时期沿用雅言，汉晋时期多称“通语”，如西汉杨雄就以共同语“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元代称“天下通语”，为域内各民族共同语。然而上述时代的这些官方共同语，跟明清二朝及以后的官话音韵已有差异。直到明代中期，官话依然保留中古汉语的清浊音、入声、尖团音等[17][18]。
早在春秋时代，孔子等文人便推广“河洛雅言”。
隋、唐时代，以中原雅言音为正，人们作诗词、写文章非常注意“正音”，因此很多韵书应运而生，为的是统合共同语的音调[19]。
中原汉语随着南迁移民进入江西、吴越等地，在古中原雅言的基础上，融入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元素。不仅唐代佛教经典的变文俗讲开始以当时的官话来书写，宋也以官话书写的对金人的文书，这些都与后来的话本、戏曲与小说所用。
在元朝时，以北方官话及大都一带腔调为基础，制定了天下通语，推行到全国。元朝官话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中被记录下来，在其中保存了大量唐宋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原音（汴洛音）[19][20]，
明清时期起，官方共同语称为官话。在明灭元朝、定都南京后，以《中原音韵》的北方官话为基础音系，参照以南方下江官话，制定了《洪武正韵》，形成南京官话，成为国家标准汉语语音。在迁都北京后仍以南京官话为标准，因此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所流行的中国话，基本上是以南京官话为标准。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也以南京音为标准。南京官话与现在南京话是否相同，学界仍有争议[21]，王力等学者主张南京官话主要仍是受北方汉语影响。
域外人士为学习、教授官话，曾以字母文字转写官话，为后来的官话语音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22]。其中韩国官员申叔舟记录的明代官话较早，是以训民正音转写了官话当时的“正音”[22]。学者尉迟治平考证认为，申叔舟的记录反映了十四世纪的一种官话形式，来源于申叔舟与明朝出使朝鲜的官员倪谦之间的讨论[23]。申叔舟的记录后来被纳入《洪武正韵译训》（1455）及《四声通考》（约1450）[24]。
申叔舟记录官话正音的一百五十年后，外国传教士及字典也用字母文字记录了官话的发音。如利玛窦著的《西字奇迹》（约 1600）、金尼阁著的《西儒耳目资》（1626）中，音系与申叔舟的记录一脉相承，依然以南京官话为标准官话[22]。
其后西方人士在华著成的文献记录了北京官话在清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并成为标准官话的历史[22]。如马礼逊便在《华英字典》（1815）序言中批判了北京官话的部分声母腭化及入声消失等现象，但也同时评论说北京官话可能取代南京官话[25]。在明成祖迁都至北京后，北方官话的重要性上升。至清朝时，逐渐形成北京官话，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并为推行共同语而在各级书院推广正音教学。清末编审国语以后，北京官话正式成为中国官方的标准语。
申叔舟记录的官话有五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去、入），依然有浊音（但在发音上可能通过气声或者音高来区分），没有腭化声母，入声字由喉塞音表示，保留-m 尾音（如心、三等字），且部分韵母相对现代官话有更多区分（如官、关不同音）[22]。申叔舟记录的“正音”与《中原音韵》有所不同（如前者保存了浊音和喉塞音），更接近八思巴字的转音（约1260年），甚至保存了八思巴字中已经不存在的、更古老的对立（鱼、雨声母不同）[26]。
1909年开始，官方共同语称为“国语”，1913年中华民国读音统一会以逐字一省一票投票出老国音，以兼顾南北语音。1923年改用基于北京音之新国音，1956年在大陆改称“普通话”，新加坡独立以来即称之为“标准华语”；而官话一词则演变为“官话方言”的含义。
由于非官话方言汉族人口主要分布在南方或者说东南一带等，有人称整个官话方言为“北方方言”。但实际上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两大官话方言人口都分布在南方，主要是音调有不同。且江淮官话和部分西南官话更是保留了其他官话皆已消失的入声。而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是否跟北方官话合并为一个大方言区，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详见下方分区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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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话的分类方法多种多样：
对于1987年的分类法的常见异议是，东北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应该同属一个子集，这个子集与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并列同级（1955年－1981年的四区法）[28]。异议亦包括晋语、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天津话和岷江话等的归属。
语言学家李荣、罗杰瑞与刘勋宁等人提出的官话分区标准基本相同，都是古入声字调类在各地之演化情况：入声字分派是根据该字之声母派至平上去三调，同时韵母随之变化，同区演变规律大致相同，而此法可分出一个个大区[29]。李荣据此将官话分为八区，是最流行的官话分区方式。而罗杰瑞、刘勋宁的分区法则更为概括，罗杰瑞依据入声分化类型的多寡将官话分为2区：入声未发生分化的南方官话、入声发生分化的北方官话[30]。刘勋宁则将官话分为三区：入声未发生分化的南方官话、入声一分为二的中原官话以及入声一分为三的北方官话[31]。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提出的官话分区法也采用罗之标准。民族语言网则划官话为四大分区（北方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 [32]。以下为基于各种分区方式的各区特征和分布区域：
| 史语所 | 民族网 | 罗杰瑞 | 刘勋宁 | 李荣 | 张世方 | 古全浊入 | 古次浊入 | 古清入 | 主要分布区域 |
|---|---|---|---|---|---|---|---|---|---|
| 北方官话 | 北方官话 | 北方官话 | 北方官话 | 东北官话 | 北京官话 | 阳平 | 去声 | 多派上声，例外亦多 | 辽宁中、北部、黑龙江与吉林大部、内蒙古东部地区 |
| 北京官话 | 派阴平、阳平、上、去四声 | 北京、天津（除大港区外）、河北保定到霸州一线以北【除张家口（晋语）外】所有地区、辽宁西部、内蒙古赤峰等地区 | |||||||
| 胶辽官话 | 胶辽官话 | 上声 | 辽宁辽东半岛、山东胶东半岛。以烟台，威海，大连为代表 | ||||||
| 冀鲁官话 | 冀鲁官话 | 阴平 | 天津市大港区、河北石家庄到沧州一线以南［除邯郸（晋语）外］等地区、山东西部（含济南，德州） | ||||||
| 北方官话 及 西北官话 |
中原官话 | 中原官话 | 中原官话 | 阴平 | 河南，山东西南，安徽北部，江苏徐州地区，陕西关中地区和陕南大部地区，山西西南，宁夏、甘肃南部，新疆西南部，青海东部 | ||||
| 兰银官话 | 兰银官话 | 去声 | 甘肃北部、宁夏北部、新疆东南部 | ||||||
| 晋语 | 晋语 | 多保留为阳入 | 多保留为阴入 | 山西，内蒙古南部 | |||||
| 上江官话 | 上江官话 | 南方官话 | 南方官话 | 西南官话 | 西南官话 | 整体保留或整体混入它调 （多阳平，或阴平／去声） |
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北大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陕西南部 | ||
| 下江官话 | 下江官话 | 江淮官话 | 江淮官话 | 整体保留入声 | 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湖北东部、江西沿江地区 | ||||
有学者依据方言特征词的研究将官话分为官话核心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官话过渡区（胶辽官话、晋语）、官话边缘区（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兰银官话）。其中官话核心区词汇很一致，而官话边缘区与核心区共有的特征词很少、词汇差异很大，官话过渡区则是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过渡，但是也有部分明显的差异之处[33]。此等学者认为刘勋宁的分区法亦有一定可取之处[33]。
对官话分区的常见争论如下：
官话内部一致性相对各方言比较大，除用词语调有些许差异的地区，在百里内的城市居民大部分可以基本沟通，相近地区完全互通。 官话的主要特征包括：
官话的基本语序为主谓宾结构。官话的词汇主要来源于文言文中的固有词汇，以及在清朝时期从日本引入的词汇，外来语较少。近年由于与外国交流日益增多，外来语逐渐增多，以及网络语言使日常口语多元化。
北方官话中的方言字保留于普通话中，如“甭”（不用）、嫑（不要）、“孬”（不好）、“俺”（我）、“咋”（怎么）、“咱”（含对方在内的我们）、“啥”（什么）。北方官话的大部分口语可以容易书写为书面语，但南方官话（如四川话所使用的四川方言字）因拥有大量不见于现代标准汉语的特有词汇，仍拥有较多独特的方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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