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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臺灣時期的政治口號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反攻大陆，又称光复大陆、反共复国，是中华民国政府自1949年播迁台湾后至1990年代前的军事行动和政治主张，意指反攻第二次国共内战后被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
在蒋介石与严家淦担任中华民国总统之时，反攻大陆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重要国策之一。1970年代后，随两岸情势及国际情势改变以及两岸间力量对比的现实因素，反攻大陆的热度逐渐消退。1980年6月，时任总统兼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以取代前总统蒋介石与严家淦时期的“反共复国”及“反攻大陆”之国策，且顺利成为中国国民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之后并由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等组织的具体落实。1990年代台湾民主化及主体意识抬头后，反攻大陆的主张被执政当局扬弃，成为过往历史之用词。
第二次国共内战末期，以中国国民党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在1949年底撤退到台湾。1951年，李弥反攻云南战役失败。1950年代，国军陆续失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岛屿。大陈岛撤退后，中华民国的领土仅限于台澎金马，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全中国大陆，并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任总统兼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除了对内喊出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外[1]，也同时积极计划利用残余在中国大陆来不及撤退台湾的中华民国陆军部队为内应，以香港与当时仍控制的部分地区为消息中介，指挥其发动对中共的游击战。
1953年5月23日，白团根据军学研究会主任彭孟缉向蒋介石提出的内容，分别设定“光字计划”甲、乙两案；6月11日，实践学社白鸿亮、户梶金次郎等人统整向蒋介石报告，正、副参谋总长出席：甲案是单独反攻，“利用突袭作战，把福建省作为作战基地，主力部队往广东方面挺进，占领华南地区需要4〜6个月的时间；乙案是接受美军等的援助进行反攻，出兵规模远比甲案小[2]。
1957年，依蒋介石指示于5月16日成立“中兴计划作业室”，拟定反攻作战计划。一方面由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主导，结合国家安全局、军事情报局、中国国民党中央第二组，成立黄龙计划督导小组，9月命名“黄龙计划”，专注于敌后渗透与情报工作，分成武装突击、空降空投、破坏行动、经济作战、心理作战等五大类，共16项行动方案[3]。
1958年5月23日，中华民国驻美国武官团团长卢福宁将美国核武攻击中国大陆计划的密函交由访美回国的陈声簧少将转呈蒋介石总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5月7日前后决定“如果中共进攻外岛与台澎地区时应采取的对策如附件第一”，5月底卢福宁将第二份密函由武官黄武雄转呈至蒋介石，附件第二附图3幅“系上次请陈声簧少将带呈钧座附件第一所呈者，因整个文件列入最机密，仅能先获得附图三幅”，分别是：（一）“预想匪军集结地区时投掷原子弹的威力圈”、（二）“放大金门当面地区的原子弹威力圈与投掷中心”、（三）“投弹后国军登陆反攻大陆三个时期的预想收复区”与（丙）韩国在第一时期配合反攻到达辽河的预想[4]:274-280[5]:6,7[6][需要解释信息有误：查以核武发动三阶段反攻收复大陆之美国国安会计划系被窜改编造而非实件，并与同期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前后两国总统多次发表声明与国务院会议文件内容冲突]。
美国支持“反共”，并且协助强化台湾军力，但是无意再度挑起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共内战争端，因此一贯采取消极态度。比起“反攻大陆”，美国的真正目的是对“防卫台湾”的重视，也就是说蒋介石与美国处于同床异梦的状态。同年10月23日，蒋介石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联合公报”，承诺不凭借武力收复大陆，“正如艾森豪总统9月11日所说，反对武力侵略的立场是唯一符合世界和平的立场……两国政府重申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他们回顾所依据的条约是防御性的”，被美方宣传为成功压制住热衷于反攻大陆的蒋介石。 但蒋根本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念头，反而是暗地里锲而不舍地拟定作战计划。之后也浮现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计划，包括五五〇四计划、凯旋计划、中兴计划、田单计划等纪录，后来不了了之[2][7][8]。
1958年11月27日，蒋介石拟议武汉小组，派空降部队进行敌后破坏，以收到号召与宣传反共效果。目标为：“甲、闽赣粤与闽浙交界各县镇及其关隘。乙、沿海各县要地。丙、以人民公社占据为第一对象，对匪干之控制彻查与利用及防范等方法，与民众组织领导技能之研究。丁、破坏据点百里内之交通桥梁与沿途伏兵袭击等战法之训练。戊、组民与发枪带路与通信及退却方向与处所。己、各种对空通信记号。”27日，命名武汉计划。1959年2月27日，武汉小组改名武汉计划研究室[3]。
1953年李弥将军的滇缅游击队撤台后，柳元麟将军率领残部组成缅北游击队，继续从事反共游击任务；蒋介石总统为突击共军先后订定“雨季计划”、“康定计划”，交付实施。1957年，蒋介石向柳下达“安西计划”执行令，以3000兵力，向滇南发动突袭。1958年冬，蒋即任命夏超率领特种部队的特一总队1200人前往缅北，下辖九个教导大队。1959年4月，国防部实施“兴华计划”，派“兴华小组”赴缅督导柳部整顿，并兴建孟帕辽（MongPa-liao）机场，同时空军进行“黑旗计划”，由驻新竹的三八三一部队空投武器弹药。1960年初机场完工后，国防部制定“和风计划”，由空军第六联队空运特战部队前置部署，分三阶段行动。7月16日，蒋下令配合游击队反攻，将“武汉计划”整理、改进并充实后，易名为“昆仑计划”，设立六个目标区。蒋在给彭孟缉手谕中强调，目的在收复云南全省为反共复国之第二基地。1961年1月5日，蒋派特种部队司令易瑾前往江拉，筹备在寮北另外成立孟信基地。25日，江拉之役失利，教导总队策应“保山计划”，掩护渡湄公河转入老挝境内[9][10][3]。
蒋介石欲力图维系柳部继续留在寮境，或在寮、泰、缅边境寻找新据点，但补给已更加困难；2月15日空军一架PB4Y型运补机被缅空军击落，来自台湾的美援装备遭掳获。缅甸再度向联合国控诉中华民国侵略，联合国决议要求游击队撤台并获美国支持。与美国交涉期间，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时机还未消逝，但在美方坚持的强大压力下，武汉计划已难以为继；2月25日，蒋决定将游击队撤回，不再空投；3月2日签令，称为“国雷计划”，3月17日至4月13日，空军出动C-46及C-119运输机，实施“旋风计划”，自泰国清迈运送4,297员滇缅孤军及眷属返回台湾。2月，蒋乃开始筹划另一新的空投部队作战计划，名为“辛丑计划”，转成在粤、闽、浙近海地区进行空投作战。4月，武汉计划研究室改为国光作业室，主任朱元琮，副主任孔令晟；特种作战部门仍称为“武汉作业室”，部队定名为“武汉部队”[3]。
拟定“武汉计划”时，蒋同时研究如何避免美方阻力，拟定代号“天马计划”，由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负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站长克莱恩磋商。1960年10月8日，“天马计划”改称“野龙计划”。10日，由蒋经国与克莱恩在台北签订“野龙联合情报战略计划”，计划运用经过训情报人员，秘密渗透中国大陆南部、西南部及西北部[3]。
1961年，蒋介石规划对中国南方各省执行“野龙计划”，计划运用敌后空降的方式进入，破坏、策反中共地方组织，并进行游击作战，原欲于9月2日实施，但因台风逼近而延期，不久发生陈怀生驾驶之U-2侦察机遭击落的事件，计划最终不了了之[11]。
此时美国对于蒋政权能否存续存有很大疑问，为了避免台湾落入共党阵营，美曾片面提出与二战时期支持台湾与澎湖回归中国的立场（见开罗宣言）相反的台湾地位未定的论点（见台湾地位未定论），并秘密规划政变推翻蒋介石，以保持美国在远东的自身国家利益。其后，随着国际情势的变化，冷战局面逐渐形成，美国转而支持同样抱持反共主义的蒋介石，期间亦曾透过西方公司等单位支援其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对大陆的袭击行动；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逐年稳固其统治、成功试爆核弹、与苏联分裂后，美国亦陷入越战困境，开始以拉拢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盟友的想法来取代之前反共的方针，最终于乌坵海战等小型冲突后，美方严格限制并监视蒋介石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为反攻大陆，于1961年至1972年积极筹措军事作战准备，此即“国光计划”。1961年，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开始策划“海威行动”，即将特种作战、情报人员空投到中国大陆秘密行动。蒋介石认为：“如果空投3,000－5,000人的突击队，断然可以在大陆点燃推翻中共暴政的革命运动。”
1962年，蒋介石研判：在5、6月间大陆逃港难民最高潮之际，闽粤洪水成灾交通断绝时，在“镇海附近将军澳登陆反攻”是反攻大陆的最佳选择。于是，他要求美方提供5架C-123运输机、16架B-57轰炸机、20-25艘坦克登陆艇，以支持中华民国国军小股部队在香港附近登陆；白宫决定推迟半年交付。10月，中华民国与美国联合举行“天兵二号”空降作战军演。[12][13]美军顾问不许国军增加油弹存量、对中华民国开征特别捐筹款不满，美军在台协防司令史慕德当面质问国防部长俞大维[14]。此时基层部队的军纪问题也层出不穷，从各地官兵偷窃民间饲养的牛只与家禽而造成军民纠纷，到偏远地区的部队军纪涣散至叛逃……在时任警备总司令黄杰日记中记录，种种管理问题令人难以想像[15]。
12月29日，9支国军武装部队空降广东沿海，次月1日在广东建立基地。1963年11月19日，反共游击队分两批在福建霞浦海尾与南日岛登陆[12][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资料显示，从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594人”。到1965年，参与“海威行动”的1,800名国军，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生还[16]。
1964年8月，发生东京湾事件，越战情势升高[17][18]。翌年，蒋介石以支援越战为名，向詹森政府推销巨光五号计划，出动宋美龄与蒋经国亲访华府；并于年底办宴款待来访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以争取支持，但美国政府考虑再三后于1966年初否决[19][17]。
1965年6月17日，蒋介石前往陆军军官学校召集军方中层以上军官开会预备发动反攻，所有军官都已预留遗嘱。期间为求保密，另以D日（D-Day）作为正式攻击发起日期。8月6日凌晨，中华民国海军剑门、章江军舰执行“海啸一号演习”任务，预计运送身上穿着解放军制服的陆军特种情报队队员在大陆沿海先南往海南岛进行欺敌战术，而后再北上东山岛海域欲进行渗透以侦测登陆作战所需情报，并且由中华民国空军协力支援。然而两艘军舰从高雄左营出发后就已经受到解放军的监视，解放军鱼雷艇已早在东山岛海域附近兄弟屿进行伏击，双方于凌晨01:30激战一夜至清晨06:00，剑门舰和章江舰遭击沉，殉难官兵近二百人，是为“八六海战”。
11月14日，海军“永字号”炮舰山海舰与临淮舰由马公驶乌坵执行伤患接运任务，在航抵距乌坵南约十浬海面，遭遇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2艘快艇，双方激战三小时，虽击伤一艘解放军快艇，但临淮舰亦被击沉，山海舰安返（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资料则称山海舰负伤），是为“乌坵海战”，国光计划自此停摆不前[20]。
二次海战都败于共军，暴露出国军作战能力严重不足，以及内部情报已大量泄漏的问题，完全屏除美方援助而由国军单独进行的“田单计划”也草草收尾，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实际执行的军事反攻行动。蒋介石也在日记当中检讨了国军泄密问题严重[21]。
1972年7月20日，中华民国政府裁撤国光作业室，并入国防部。
1991年时任总统兼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正式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不过他在总统任内仍然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主导国家的统一。”[22]
随着两岸交流的日渐频繁和台湾民主化的日趋成熟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的现实面，进入1990年代以后“反攻大陆”等台湾威权统治时期的相关政治口号已不再宣传，中华民国政府亦转向两岸和平政策及转变对大陆当局的态度，此类标语成为历史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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