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廉士爵士，CBE，ED，JP（Sir Lindsay Tasman Ride，1898年10月10日—1977年10月17日），来自澳大利亚的香港生理学家、军人和大学行政人员。他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指挥英军服务团，战后在1949年至1964年出任第五任香港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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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廉士早年曾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后于1919年入读墨尔本大学，主修医学。他在1922年以罗德学人身份前往牛津大学深造。自1928年起，赖廉士历任香港大学生理学系主任、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和香港政府医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他一度沦为战俘，但旋于翌年1月成功逃脱，并在同年7月于广东曲江（今韶关市一带）创立英军服务团，主要负责在华南地区搜集情报、营救身处香港的人士、以及把药物和其他必要物资偷运到香港的集中营内。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结后，赖廉士返回香港大学任教，并在1949年至1964年间出任校长一职，是港大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在任内，他协助把港大从战后百废待举的局面恢复过来，使大学的规模得以急速扩展。到1961年的时候，港大学生人数增至2,000人，是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的四倍。在工作以外，赖廉士兴趣广泛，且热衷体育活动和音乐，他生前也十分关注澳门的基督教坟场，曾对场内的先人资料加以整理，他身后的骨灰也是洒落于坟场之内。
赖廉士生前曾在1942年、1944年和1962年先后获英廷颁授OBE勋衔、CBE勋衔和爵士勋衔。在1965年，他又获香港大学颁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和委任为终身校董，以表扬他在二战期间和在港大校长任内的工作。
生平
赖廉士在1898年10月10日生于维多利亚殖民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前身）纽斯特德（Newstead），[1]在家中五名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2][3]赖廉士的祖上于1830年8月移居澳大利亚，他的双亲都在澳大利亚出生，父亲威廉·赖特（William Ride）是长老宗传教士，母亲伊丽莎·玛丽·贝斯（Eliza Mary Best）是一名石匠的女儿。[4][2]
赖廉士幼年入读公立学校，1912年取得奖学金升读墨尔本苏格兰书院（Scotch College），在校内热衷于体育活动。[5]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赖廉士在1914年加入墨尔本大学来福枪团，[6]后于1917年2月14日投身澳大利亚帝国军队，并随第38营步兵团在1918年初到西线参与壕沟战，[2]期间两度在法国北部的索姆战伤，当中一次更属重伤。[7][3]在1919年4月24日从军队退役后，赖廉士返回澳大利亚，同年取得维多利亚政府奖学金入读墨尔本大学奥蒙德学院，主修医学。[6][8][5][3]
在大学时代，赖廉士重返墨尔本大学来福枪团任职中尉，在1921年的时候曾代表大学和书院参与大小体育、划船、木球和榄球赛事。[2][5]在1921年至1922年间，他还担任大学的学生代表理事会主席。[2]赖廉士在校内表现杰出，这使他在1922年考获罗德奖学金，以罗德学人身份到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深造。[3]赖廉士在牛津大学内同样热衷于课外活动，他除了是划船队队长外，也是学院的初级联谊厅执事，尽管他在校内的学业成绩并不特别出众，但他的表现仍为校方留下深刻印象，且被评为“良好的罗德学人”和“一等一的好家伙”。[3]
在1924年，赖廉士从牛津大学获得生理学文学士学位，此后他继续研究工作，并获得资深科学奖学金，得以在伦敦的盖伊医院作生理学和药理学方面的实习。[6][3][8]在1927年，他正式从牛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同年又获得医学士（B.M.）和外科医学士（B.Ch.）学位，以及分别考获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员（M.R.C.S.）和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执照持牌人（L.R.C.P.）资格。[8]此外，赖廉士对太平洋地区人种的血型系统有深入的研究，这使他在1939年再一次获牛津大学颁授医学士（M.D.）学位，其研究成果在同年出版成书，名为Genetics and the Clinician（《遗传学与临床医生》）。[8][3]
在1928年10月21日，刚满30岁的赖廉士获香港大学聘任为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从此以香港为他的居所。[2]同年开始，赖廉士一直担任港大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而且在1930年至1932年和在1935年至1939年间两度出任医学院院长，期间还兼任港大校董。[9]此外，赖廉士也尝任港府扩大营养研究委员会委员，[10]以及由1939年起出任港府医务委员会委员，就医疗事务提供意见。[11]在1941年，他还加入港府执业注册医生名录，成为认可执业医生。[12]
赖廉士在香港热心参与各类社交活动，另外还在1931年10月20日加入香港义勇防卫军任职陆军中尉，[13]不久以后获擢升为陆军上尉，随后于1938年12月1日获进一步调升为陆军少校。[14]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后，香港及周边华南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赖廉士在1941年6月19日获任命为陆军中校，而且出任义勇防卫军的战地救伤车队指挥，协助招揽香港大学医科生加入备战工作。[15][16]早于1933年3月16日，赖廉士还获得港府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以表扬他对社区的贡献。[17]
在1941年12月8日，日军随太平洋战争爆发而突然挥军香港，触发香港保卫战。[18]赖廉士在保卫战期间负责指挥香港义勇防卫军的战地救伤车队，但由于驻港英军守备不足，与日军实力悬殊，香港很快便在同年12月25日失守，并由港督杨慕琦爵士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持续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揭开序幕。[18]
香港沦陷后，赖廉士在12月27日随其他战俘一同被关禁于九龙深水埗的战俘营，他后来一度被改送到亚皆老街战俘营，但不久以后再被送回深水埗战俘营。[19]当时与他一同被日军囚禁的众多战俘当中，还包括隶属于香港皇家志愿后备海军的港大工程讲师摩利（D. W. Morley）和物理讲师戴维斯（D. F. Davies）、以及同样隶属于战地救伤车队的代理下士李耀标。[20][21]赖廉士在战俘营中一直想办法逃走，正好李耀标本在港大医学院任职文员，是赖廉士的下属，由于李耀标与外界取得联络，使他们有机会策划逃走计划。[21][22]
在1942年1月8日晚上，李耀标先从战俘营的海边乘舢舨偷偷逃走，未为日军发现。[18]翌日深夜，赖廉士、摩利和戴维斯三人一同穿上预先偷运入战俘营的平民服饰，然后由李耀标接应，乘舢舨偷偷驶向战俘营以北的海岸登陆。[20][21][18]赖廉士与李耀标一行人在登岸后徒步越过被日军空袭过后的启德机场，并在废墟中寻找可供温饱的剩余物资。[20]他们不单止避过日军，而且还在逃亡途中得到由共产党组织的东江纵队成员协助，翻山越岭绕过新界沙田，再到西贡乘船，暗中经吐露港逃出香港水域。[23][20][21]在大鹏湾北岸的鲨鱼涌登岸后，他们再受一些村民暗中协助，辗转走到受国民政府管辖的广东惠州，最终安全抵达国民政府的广东省临时省会曲江（今韶关市一带），从而成功逃出陷区。[23][21]
在曲江，赖廉士得到香港富商利铭泽的照应，而他成功从香港逃出的消息也传到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馆，使英方受到鼓舞。[21]未几，重庆方面发出指示，指令赖廉士前往重庆商讨进一步营救其他英方战俘和被囚人士的对策，赖廉士遂由曲江乘搭火车到广西桂林，再改乘飞机转抵重庆，终于在2月17日正午时份抵埗。[19]
赖廉士等人是首批成功从香港战俘营逃出的人士，而他从九龙深水埗逃到四川重庆，前后历时大约40日，逃亡路线包括大约10日的徒步行程，当中八日更是身处于陷区之内。[19]他的事迹被传扬后，获身兼印度三军总司令的陆军将领韦维尔爵士于1942年6月16日亲自致函表扬，同日英廷更宣布向赖廉士颁授OBE军事勋衔。[3][19][24]对于东江纵队共产党员提供的协助，赖廉士也一直心存感激，在与陆军部的通讯中，他甚至以“我们的游击队员”和“赤色游击队员”形容东江纵队成员，反映出赖廉士对他们的器重。[25]
在得到英方的支持和国民政府的同意下，赖廉士随即在1942年7月返回广东曲江，并在当地由英国循道会传教士夫妇开办的河西医院内，一手创立英军服务团（British Army Aid Group，简称“B.A.A.G.”）。[21]英军服务团名义上隶属于印度陆军，实际上隶属于英国秘密情报机关军情九处，由赖廉士亲自担任指挥。[26][3][20]服务团以曲江为总部和以惠州作为前线基地，成员包括不少逃到华南一带的港大学生，也有不少从香港战俘营和拘留营逃出的战俘、公务员和英籍人士；香港的英军特别行动部队（S.O.E.）在1946年2月解散后，部分成员也选择转投到英军服务团继续服役。[15]英军服务团的著名成员包括同样由战俘营逃出的祈德尊（后为爵士）、曾效力于特别行动部队的何礼文（后为爵士）和戴斯德、以及在战后出任港府首位华人政务官的港大学生徐家祥等。[15]
在赖廉士的领导下，英军服务团在战时与东江纵队和新界各地的抗日乡民合作从事地下活动，负责在华南地区搜集军事情报，收集香港各方面的消息；此外他们又多次组织行动，安排在香港的人士秘密逃离陷区；以及暗中把医疗和其他必要的救援物资偷运到香港的集中营内。[2][3]踏入1942年后期，由于日军加强对集中营的监控，使到服务团的营救计划变得困难。虽然如此，英军服务团在香港沦陷期间，仍成功从香港救走数以百计的平民和38名在香港执行军事任务期间被日军击落的美军战机机师。[3]另一方面，英军服务团为成功逃到华南地区的香港军民提供接济和援助，这些服务包括免费的医疗诊治和食物、疫苗注射和针对霍乱和天花等疫病提供预防接种；不少从香港逃出的外籍人士和公务员，也得以透过英军服务团与家人报平安。[3]
由于英军服务团与受共产党控制的东江纵队关系密切，这使得国民政府对服务团一直存有戒心，也不愿提供充分和全面的协助，赖廉士需要倚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支持，才能继续取得地方国民政府的信任。[20]无论如何，英军服务团对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反败为胜起一定作用。[2]在1945年8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标志着香港重光，赖廉士等英军服务团成员遂参与从日方接收香港的工作，并按照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的指示，在同年8月23日把香港的管治权力移交从赤柱拘留营获释的辅政司詹逊（后为爵士）手上。[3]香港复于9月1日由皇家海军少将夏悫（后为爵士）主持下筹组临时军政府，至1946年5月才由港督杨慕琦爵士复任港督，恢复香港的民事管治。
英军服务团随着香港重光而完成其任务，最终在1945年12月31日正式解散。[19]为了嘉许赖廉士领导英军服务团期间的贡献，英廷除了在1942年擢升他为印度陆军上校外，[6]又在1944年11月9日向他颁授CBE军事勋衔。[26]战后在1948年，赖廉士获港府荣任为皇家香港防卫军司令，并在同年获港府颁授效率奖章，1956年再获得陆军准将军阶；[6][27]一直到1962年，赖廉士才卸任防卫军司令一职，正式从军中退役。[15][2]
1945年香港重光后，香港政府与香港大学即着手筹备复办香港大学，大学由1946年10月陆续复课，至1948年完全复办。[28]与此同时，赖廉士从英军服务团退役后，也返回港大医学院重执教鞭，并复任生理学系主任一职至1952年。[9]在1949年4月，他进一步接替在日占时期遭到囚禁的史乐诗博士（Dr. Duncan Sloss）出任香港大学第五任校长，负责为港大从战后百废待举的局面恢复过来。[2][9]
赖廉士在任港大校长长达15年，至1964年才告退休，是港大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在任内，港大得到政府积极增加拨款，又不时获得各界捐款，使其规模急速扩展，化学大楼、图书馆大楼、学生会大楼、以及专为女生而设的何东夫人纪念堂和根德公爵夫人堂等22座建筑物和舍堂纷纷落成启用；[2][3][29]在1956年，大学校方又购入港岛薄扶林道一座古老大宅作为男生舍堂，并命名为大学堂。[29]
赖廉士任内还于1951年见证建筑学系成立、在1953年创办东方文化研究院、在1956年创办香港大学出版社、[30]以及在同年设立校外课程部，专门为成人提供进修的机会。[31][7]此外，由大学颁授的土木工程学位也在1950年代开始获得专业地位。[7]在1961年，赖廉士主持了港大创校50周年金禧纪念，而且筹备多项活动以隆重其事。[7]在他的管治下，港大学生人数录得快速增长，到1961年的时候更超过2,000人，是1941年时的四倍。[31]不过，也有一些意见批评他管治后期过于家长式管治，不利大学的长远发展。[2]
另一方面，早于在1950年代初，港府曾委托独立专家，研究香港是否可能开办一所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大学。[32]然而，当时的独立专家认为殖民地不应同时存在两所大学，但建议可由香港大学开办中文课程代替。专家报告虽然获得时任港督葛量洪爵士接纳，可是港大校方却存在重大分歧，报告列出的建议在教务会内仅以一票之差获得通过，随后更被校董会否决，最终赖廉士在1953年正式拒绝了在港大开设中文课程的方案。[32]
虽然如此，赖廉士事实上一直支持在香港设立一所中文大学的构想。[32]继任港督柏立基爵士在1958年上任后，也积极为香港开办中文大学做好准备，并于1961年设立大学筹备委员会作初步筹划，赖廉士遂以港大校长身份获委任为委员会委员。[32]翌年，柏立基复邀请英国资深教育行政人员富尔敦（J. S. Fulton，后为勋爵）等人来港考察高等教育情况，就香港香港三所中文专上院校合并成为一所全新的中文大学提供深入意见。[32]有关意见在1963年4月经《富尔敦报告书》发表后，港府再于同年6月成立临时校董会，赖廉士即获委任为校董，除了就筹备新校提供意见外，还在同年10月17日见证香港中文大学正式宣告成立。[32]
在香港大学金禧年期间，赖廉士曾在1960年至1961年出任共和联邦大学协会主席，以及在1961年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次东南亚地区科学研究会议主席；[1]他也是东南亚高等教育机构协会（A.S.A.I.H.L.）的创会会员，后来更于1963年至1964年出任联盟副主席。[1]赖廉士在1964年11月开展退休前休假，至翌年1月正式卸任港大校长一职，由钮鲁诗博士（Dr. W. C. G. Knowles）接任。[7]为表彰赖廉士对香港高等教育的贡献，他在1962年元旦授勋名单中获英廷授予爵士勋衔，同年7月18日在英国伦敦白金汉宫由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主持授勋。[33][34]
赖廉士退休后选择留居香港，并居于跑马地东半山司徒拔道豪宅玫瑰新邨。[1]晚年的赖廉士在1965年获香港大学颁赠多项荣誉，当中包括获委任为港大终身校董、生理学荣休讲座教授、以及获校方颁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9]在1966年，香港因为天星小轮加价事件和内地局势不稳影响而引发一场小规模骚动，事后赖廉士获港督戴麟趾爵士委任为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复于1967年发表《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指出经济不景和警察贪污问题是骚乱的主要成因之一。[2]
赖廉士在1977年10月10日渡过79岁生辰，但于同月17日在香港病逝。身后，他的遗体在香港火化，骨灰则洒落于澳门基督教坟场内。此外，坟场内也有一块由家人为他竖立的墓碑。[35][2]
个人生活
赖廉士曾经有两段婚姻，在1925年6月30日，他在英国伦敦切尔西的圣哥伦伯教堂（St Columba's Church）迎娶玛丽·玛嘉烈·路易莎·芬利蒂（Mary Margaret Louisa Fenety，1892年－1971年）为妻，婚礼以苏格兰长老会形式举行。[2][36]玛丽本为加拿大人，两人共育有两子两女，其中长子威廉·大卫·林赛·赖特博士（Dr William David Lindsay Ride，1926年5月8日－2011年11月6日）是澳大利亚动物学家，另外次子埃德温·约翰·林赛·赖特（Edwin John Lindsay Ride，又名赖翼云，1931年11月12日－1996年5月23日）和女儿伊莉莎伯·赖特（Elizabeth Ride）曾收集和研究不少关于其父在二战时的资料。[37][5]在1981年出版、讲述英军服务团的历史专书BAAG, Hong Kong Resistance, 1942-1945（《1942年－1945年：香港抵抗之英军服务团》），即由赖廉士的次子所撰写。赖廉士夫妇与子女本来于香港生活，但鉴于远东局势不稳，赖廉士在1938年把妻儿子女送到澳大利亚生活，惟夫妇二人最终因为感情疏淡而离异。[2]
在1954年11月12日，赖廉士复于香港佑宁堂迎娶维奥莉·梅·威彻尔（Violet May Witchell，1915年－1999年3月）为第二任妻子。[2]威彻尔的祖父母早于19世纪由英国移居香港，她在香港出生，战前曾任职赖廉士的秘书，两人因而认识。[38]赖廉士在1962年获封爵士后，其妻遂获称为赖廉士爵士夫人。赖廉士夫妇晚年热心关注澳门基督教坟场的状况，并重新整理安葬于坟场内的先人资料。[35]基于赖廉士与基督教坟场的关系密切，因此他在1977年逝世后获准安葬于坟场内，[35]至于爵士夫人则一直留在香港，至1996年迁居英国，1999年3月在当地逝世。[39]
赖廉士生前喜爱参与社交活动，而且兴趣广泛，由木球、网球、划艇、观鸟、东南亚历史以至音乐都是他的专长。[5][1]早于二战以前，他已经担任佑宁堂长老，此外又曾代表香港木球会作赛，本身是男中音的他更在1930年代协助创立本地剧团Hong Kong Singers。在二战以后，赖廉士尝任Hong Kong Singers的主席兼指挥，并担任香港管弦乐团成员。[7]在1962年，伦敦皇家音乐学院（Royal Academy of Music）复向他颁授荣誉院员的资格，以肯定他在音乐方面的业余成就。[2]赖廉士生前也历任香港射击总会主席、香港防痨会副主席和国际痳疯救济会香港分会副主席，[27]也是香港会、伦敦艺文会和伯克郡泰晤士河畔亨利（Henley-on-Thames）的里安德会（Leander Club）会员。[5]
部分著作
- "On the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Value of Blood-grouping Dat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me of the Native Tribes of British North Borneo", Proceedings of the 5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34.
- （直译：〈以英属北婆罗乃部分土著作为特别例子，研究血型系统数据的人类学及人种学价值〉，《第五次太平洋科学大会议事纪录》。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34年。）
- Human genetics and its relation to medical problem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Medical Society, 1935.
- （直译：《人类遗传学与其相关医学问题》。香港：香港大学医学会，1935年。）
- Genetics and the Clinician. Bristol: Wright, 1939.
- （直译：《遗传学与临床医生》。布里斯托尔：莱特出版社，1939年。）
- Whither Higher Education?. Hong Kong: s.n., 1956.
- （直译：《高等教育何去何从？》。香港：未注名，1956年。）
- Robert Morrison: The Scholar and the M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7.
- （中文版：《马礼逊其学其人》。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57年。）
- James Legge: Biographical Not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 （直译：《理雅各：生平资料》。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60年。）
- The Old Protestant Cementery in Macao. Hong Kong: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3.
- （直译：《澳门旧基督教坟场》。香港：皇家亚洲学会，1963年。）
- Dr. Sun Yat Sen and Medical Education. Manila: Philippine Federation of Private Medical Practitioners, Inc., 1965.
- （直译：《孙逸仙博士与医学教育》。马尼拉：菲律宾私家执业医生联盟法团，1965年。）
- James Legge - 150 years. Hong Kong : Union Church, 1966.
- （直译：《理雅各－150年》。香港：佑宁堂，1966年。）
- Hogan, Sir Michael, and Ride, Sir Lindsay, Papers of the Star Ferry Riot Inquiry.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6.
- （直译：何瑾爵士、赖廉士爵士著，《天星小轮暴动研讯文件》。香港：政府印务局，1966年。）
- Reminiscences of Music in Hong Kong. Hong Kong: s.n., 1969.
- （直译：《香港音乐话旧》。香港：未注明，1969年。）
- Ride, Sir Lindsay, Ride, Lady May, and Edited by Mellor, Bernard, An East India Company Cemetery: Protestant Burials in Mac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网上版本
- （直译：赖廉士爵士、赖廉士爵士夫人著、梅乐彬编，《东印度公司坟场：澳门的新教徒墓地》。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1996年。）
| 附录：主要经历 | |
|---|---|
|
荣誉
- 赖廉士体育中心（Lindsay Ride Sports Centres）：位于香港大学内，于1963年落成，与建成于1984年的何世光夫人体育中心为邻。
相关条目
注脚
参考资料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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