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上将夏悫爵士，GBE，KCB（Admiral Sir Cecil Halliday Jepson Harcourt，1892年4月11日—1959年12月19日），曾译哈科特，英国皇家海军将领，于1945年9月至1946年4月期间曾经出任香港临时军政府首长，期间除了接受日本香港占领地政府投降外，又着力恢复社会秩序与法纪，于香港重光初期担当关键角色。
生平
夏悫1892年4月11日生于肯特郡布罗姆利伦敦道的梅特兰山林小屋（Maitland Lodge），父亲名哈利戴（Halliday Harcourt），任职事务律师，而母亲则叫格雷斯·莉莲（Grace Lilian），是积逊博士（Dr Jepson）的女儿。
夏悫幼年时入读位于东格林斯特德（East Grinstead）的芳特希尔山林小屋学校（Fonthill Lodge School），后自1904年至1909年，则先后入读奥斯本和达特茅的皇家海军学院。在1909年毕业时，他取得了候补少尉之军阶，而且在队中获颁数学第一名奖。
在1915年时，夏悫曾一度想另选事业，所以申报到复员军人名册（retired list）；但未几在1916年5月，他却重新申报到现役军人名册（active list），再次成为现役军人，并继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期间，夏悫被派到联合舰队内的“HMS百夫长号”（HMS Centurion）当值，而且参与了日德兰海战。
一战结束以后，夏悫主要在大西洋、英国本土海域和地中海一带的驱逐舰和扫雷舰上服役，至1926年获擢升为海军中校，及后又于1933年累迁成海军上校。经过一系列的训练后，夏悫在1935年至1937年借调到皇家澳洲海军，期间他表现良好，所以在1938年获调回英国，而且被委任为海军部行动科副总监，至翌年更升任总监。夏悫任总监时，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他调动有度，于是在1940年获授CBE勋衔。在1941年，夏悫卸任总监之职，改派负责指挥“约克公爵号战舰”(HMS Duke of York)，他曾在1941年12月与1942年1月两度接载时任首相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面。
在1942年7月，夏悫获得了海军少将军阶，并被派到地中海，统领第10、第12和第15巡洋分遣舰队。这几支分遣舰队统称为“Q部队”，主要负责击沉轴心国的补给船队，以及为盟军的登岸行动提供实弹掩护。在1942年11月，夏悫的Q部队就成功在“火炬行动”中，掩护盟军登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两地，事后夏悫更获美国颁授军功勋章（Legion of Merit）。自火炬行动后，Q部队改以阿尔及利亚的港口城市邦纳（今安纳巴）为基地，并在1942年12月至1943年春天期间，不断滋扰敌方补给舰队。由于邦纳守备不严，所以在伦敦的军方高层初时担心夏悫的行动会构成风险，然而有鉴于夏悫的行动对战事起关键作用，而盟军援军又正前往增援，故此军方最后没有对夏悫的计划作出阻挠。结果，夏悫滋扰敌方补给舰队的行动十分成功，事后更在1943年获CB勋衔。
自1943年6月至9月，Q部队协助盟军登陆的地点计有潘泰莱里亚岛（Pantelleria）、兰佩杜萨岛（Lampedusa）和黑尾塍鹬岛（Limosa）。另在6月的“嘶哑行动”和9月的“雪崩行动”中，Q部队亦曾成功协助盟军登陆西西里岛和萨勒诺（Salerno）两地。
在1944年2月，夏悫返回英国海军部，担任时任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康宁汉爵士的海军秘书。至1945年夏天，夏悫复派到太平洋舰队，负责指挥第11航空母舰分遣舰队。这支分遣舰队除包括有旗舰一只外，另有巡洋舰3艘、驱逐舰4艘、潜水艇一只，以及一小队扫雷舰。不久以后，在日本于同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夏悫已受命率舰接收香港，中途又派战机击沉在香港海域附近出现的怀疑自杀式日军船舰。
在日本战败投降以前，盟军曾就香港的主权问题的出现分歧。在1943年1月的时候，英、美两国政府曾各自与国民政府签署条约，宣告放弃所有因通商口岸制度而取得的土地、聚落和特殊利益。于是蒋介石就以此为凭据，认为中华民国在战后可收回香港，即使不可，至低限度也应该收回新界；不过，英国政府却以香港非通商口岸制度下的产物为理由，加以拒绝。
至于美国方面，受着反殖民主义情绪等因素的影响，时任总统罗斯福最初也是与蒋介石站在同一阵线的。其中在1943年3月，英、美两国共同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当中，罗斯福认为《宪章》第三款指明了“所有人也有自决的权利”，故此香港人也有权自决前途。为此，罗斯福曾敦请过丘吉尔放弃香港，以作为善意的表现。其后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中，由于罗斯福担心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后会借机在东亚获取土地利益，他再次急欲英国放弃香港，以示公允，但丘吉尔对这意见却大表不满，认为英国在殖民地的管治不应受到外人质疑。
英、美、中三方在香港主权上的分歧，在二战结束前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伦敦方面态度强硬，而殖民地办公室更在1943年7月委任前港府官员麦道高为首席民政事务官（Chief Civil Affairs Officer），并设立一个计划组，专责计划香港重光后的发展。至于在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更成功与身在赤柱集中营的原香港辅政司詹逊取得联络，着他尽早设立“临时政府”，代理英国行使主权。虽然蒋介石认为香港所处的战区本应由他受降，但杜鲁门在1945年4月接任美国总统后，却认为香港于战后应回到战前的政治状态，亦即由英国继续管治。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原辅政司詹逊随即在香港组建临时政府。鉴于英国拒绝交涉，美国立场转变，国民政府在战后又要面对中共势力的坐大，蒋介石立场软化，不再要求英国放弃香港主权，在8月23日知会英美两国，他同意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身份，授权英国官员代表他接受日军在香港投降。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已下令皇家海军尽速开赴香港，夏悫少将接获指令率领特遣舰队解放香港。8月29日蒋介石电告英国，夏悫少将可代表他受降。另一方面，蒋介石曾经下令孙立人率兵前往香港，但因为国军远在内陆，9月7日才抵达广州，到达香港时已是10月，更要寻求英军提供民房暂住，等候轮船撤出香港，前往中国中部及北部应付中共扩张，故这次中国军队来港仅为过境性质[1]。
1945年8月30日，夏悫率领以“HMS不屈号”为首的分遣舰队驶入维多利亚港，在香港升起英国国旗，象征香港结束日本占领时期。之后每年的同日，至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前，港府将每年的8月30日定为重光纪念日，以作纪念。在同日晚上，夏悫又随詹逊等人到赤柱参加感恩崇拜。
1945年9月1日，夏悫宣告成立军政府，并由他本人出任军政府首长兼三军总司令。在军政府成立前夕，詹逊曾向夏悫要求让“临时政府”继续存在，但由于夏悫乃奉命来港设立临时军政府，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不过当时军政府的主要人员尚未抵港，所以夏悫仍让詹逊协助管治。可是，有鉴于詹逊的权力基本上是来自1917年的《英皇制诰》，并不符合军政府的情况，所以夏悫在军政府成立的同一日发表一项宣告，委任詹逊为副总督（Lieutenant-Governor），可以代理行使以往总督的权力，惟要听命于他。不过在伦敦的殖民地部对委任詹逊为副总督一事不予赞同，故此当军政府的首席民政事务官麦道高与他的9名随员在9月7日到达香港履行职务后，詹逊随即卸任副总督。
9月16日，夏悫代表英国政府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于督宪府举行受降仪式。在仪式上，日军代表陆军少将冈田梅吉与海军中将藤田类太郎在投降文件上签字，美国、中国及加拿大亦有派代表出席[2]。
军政府成立后，香港人口即以每月10万人的数量急升。可是由于贸易尚未恢复，所以能源和粮食均十分缺乏。有见及此，夏悫曾派员到广东、文莱、印度和日本等地搜购粮食及燃料，又宣布实行配给制，及对大米、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实施价格管制，防止商人囤积居奇[3]，同时向贫困户派发米粮，解决战后粮食不足的问题[4]。到11月25日，在美商支持下，本地华商成功争取夏悫政府宣布开放私人贸易，但军政府保留贸易与外汇管制政策，防止商人趁机把物资从香港转售到利润更可观的地区。
至于在住房方面，战后有72%欧裔人士失去居所，日占结束时的约60万名居民当中，共计有16万人无家可归，其中有部分私人房产更在日占时期遭日军强占。战后初期，建材十分短缺，军政府又缺乏资金投入修复私人住所，所以军政府只能将尽量使用空置的建筑物安置居民，以及征用旅馆收容难民，亦由于军政府属于临时过渡性质，夏悫并未有为住屋短缺提出中长期的处理方案。
公共交通方面，因为车辆不是被摧毁，就是被日军挪用，电车也因为需时复修，军政府因此曾以军用卡车及征用货车充当巴士，解决战后交通运输的需要。另外，政府亦讨论过以无轨电车取代有轨电车；以及将道路之行车方向由靠左驶改为靠右驶等等的议题，不过这些提议最后都被否决。
军政府认为这时已没有后备军的需求，宣布解散香港义勇防卫军和皇家海军志愿预备队，所有战时在囚的士兵均依例获发补偿与休假。而所有在战时离队，并继续留在香港的人士，则一概当作在离队后98日解散。另军政府亦分别扩建赤柱军人坟场及兴建西湾国殇纪念坟场，以安葬战时在香港阵亡的盟军士兵。
香港重光后，基于不少华人在日占时期是受到威吓及现实压迫才会支持日本，因此军政府亦没有对他们加以深究[5]。总括而言，最初有50人被控以叛国罪，但经过一审后，大部分人被改控以刑罚较轻的违反《紧急条例》罪，只有30人维持叛国的控罪。在这30人当中，最终有5人处以绞刑、22人被课以不同年期的监禁、2人被判囚一日、1人无罪释放，另有1人在逃。与此同时，军政府又成立临时的英国军事法庭，专门审讯日本战犯；经过一连串的审判后，共计有21名日本战犯处以死刑、85人被课以不同年期的监禁、14人被裁定无罪释放，至于其余的案件均放弃起诉。
夏悫在1945年成为爵士，至1946年获擢升为海军中将。他的军政府则一直运作至1946年4月30日结束，在战时被俘的港督杨慕琦爵士遂于5月1日正式复任，并恢复了文官政府。军法管治完结后，夏悫至6月离港。
离开香港后，夏悫曾自1947年至1948年调到地中海舰队担任海军将级军官，并被委以第二指挥权。至1948年3月，夏悫再次被调回英国海军部，并晋升为第二海务大臣，主理所有有关人事和人力资源事务。时维大战刚刚完结，英政府遂极欲裁军以节省金钱，所以英政府要求夏悫能把海军人数由17万8000人减至14万7000人。而且重新招聘率亦要由1938年的61%大幅减至1948年的22%。面对人力资源的严重削减，夏悫曾在1949年声言如果英政府不调升重新招聘率，那皇家海军将要在两年后陷入“一级瘫痪”。
夏悫在1950年卸任第二海务大臣，卸任前于1949年取得海军上将军阶。自1950年至1952年，夏悫改任诺尔总司令（Commander-in-Chief at the Nore），专责管理通往伦敦港口的海道，以及打理英国东岸的商船交通航运。
夏悫在1953年1月27日退休，此后退居于伦敦的伊顿广场（Eaton Place）。退休后的夏悫曾担任伦敦及大伦敦运动场协会、泰晤士少年冒险协会和维多利亚联盟的主席，另外他亦热心于皇家共和联邦学会之事务。夏悫于1959年12月19日被送往伦敦切尔西圣士提反医院途中逝世，享寿69岁。他死后，其追思礼拜于1960年1月在伦敦的圣马田堂（St Martin-in-the-Fields）举行。至于他的遗产则在1960年2月16日进行估值，结果共值2万5115英镑11先令10便士。
家庭
夏悫曾两次结婚。第一次是在1920年与依芙莲（Evelyn Suart）结婚。依芙莲是杰勒德·古尔德（Gerard Gould）之遗孀，父亲是W·H·苏雅准将，CMG（Brig.-Gen. W. H. Suart）。夏悫与依芙莲之婚姻一直维持到1950年依芙莲逝世为止。在1953年，夏悫复与空军准将大卫·霍恩（Air Cdre. David Waghorn）之遗孀斯特拉（Stella）结婚，这段婚姻维持至夏悫本人于1959年逝世为止。在这两段婚姻中，夏悫都没有任何孩子。
荣誉
- 夏悫，Esq （1892年4月11日—1909年）
- 海军候补少尉夏悫 （1909年—1912年6月18日）
- 海军副上尉夏悫 （1912年6月18日—1913年10月15日）
- 海军上尉夏悫 （1913年10月15日—1921年10月15日）
- 海军少校夏悫 （1921年10月15日—1926年12月31日）
- 海军中校夏悫 （1926年12月31日—1933年6月30日）
- 海军上校夏悫 （1933年6月30日—1940年7月11日）
- 海军上校夏悫，CBE （1940年7月11日—1942年7月28日）
- 海军少将夏悫，CBE （1942年7月28日—1943年9月14日）
- 海军少将夏悫，CB，CBE （1943年9月14日—1945年12月18日）
- 海军少将夏悫爵士，KCB，CBE （1945年12月18日—1946年1月1日）
- 海军中将夏悫爵士，KCB，CBE （1946年1月1日—1949年6月22日）
- 海军上将夏悫爵士，KCB，CBE （1949年6月22日—1953年1月1日）
- 海军上将夏悫爵士，GBE，KCB （1953年1月1日—1959年12月19日）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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