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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1892年4月15日—1968年4月25日），字贤初，男，广东罗定人，中华民国时期将军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抗战期间，因指挥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及参与领导发起了福建事变而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
蔡廷锴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补充团连长、营长，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北伐、讨伐桂军沈鸿英及东征讨伐陈炯明等战役。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团长。北伐战争时期任第十一军新二十四师副师长。1927年宁汉分裂时任第十师师长。后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军长。1932年率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同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任十九路军总指挥、福建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11月，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海外，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两广边境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1940年因受蒋介石排挤而去职。1946年与李济深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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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4月15日，蔡廷锴出生在广东省罗定州罗镜龙岩村（今广东省罗定市罗镜镇龙岩双轮阁村）。一家四口务农为生。蔡廷锴12岁失学，13岁学犁耙田，15岁便操持家务，跟父亲学做裁缝，裁制传统中式服装。
1910年，18岁，蔡廷锴在宝安县大鹏镇担任警察，后离职计划从军，但因其父病故而返乡治丧守孝。宣统二年（1911）19岁时结束守孝后，蔡廷锴加入三罗警卫军，但两年半后因家境问题离职返乡经商营生。民国四年（1915），与警卫军的同袍至新会县加入县保安部队的卫队连担任卫士，后升任副目（等同现代军制的副班长），但在民国六年（1917）被揭发其策动部队进行反龙济光的行动，因行动失败弃职遁逃回乡，在龙济光遭旧桂系击败后，蔡廷锴经由关系得到宝安县大鹏城警察分所的所长职务，但就任半年后因上层人事异动而辞职返乡。返乡不久后，因家乡附近治安不佳，地方商贾筹建罗镜商团，蔡廷锴因军事经验较为丰富，被招揽为罗镜商团副团长，这支部队随后遭到李耀汉指挥的肇军收编，改名为肇军游击营，营长陈铭枢，蔡廷锴在该营下担任排长。该营虽称为游击营，但实际上为地方保安部队，主要任务是在肇军控制区中清剿土匪。
民国七年（1918），肇军遭到旧桂系莫荣新部队击溃，游击营被旧桂系林虎指挥的广西护国第二军收编，担任陆军游击第43营排长。之后，陈铭枢在第一次粤桂战争叛离旧桂系，投靠粤军，并收拢前肇军部队扩大编制，回归粤军系统后，民国九年（1920）陈铭枢保荐蔡廷锴进入广东护国军讲武堂就学进行基础军事教育，一年后毕业返回原单位，从排长升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三营第十一连连长。1922年，他回老家招兵，很多年轻人立马收拾包袱跟他走。后来的十九路军三位师长中，区寿年、沈光汉两位都是同乡。[2]
由于陈铭枢在政治立场支持孙中山，因此他指挥之部队也积极地投入孙中山所号召之北伐战争，受陈铭枢栽培的蔡廷锴在民国十一年得到陈铭枢推荐加入国民党。民国十一年（1922）3月，孙中山在韶关督师北伐，同年5月，粤军第一旅北进江西省作战时，蔡廷锴率领的十一连在一日强行军50公里发起奇袭击败敌军，使北伐军占领信丰城，蔡廷锴被记功一次。但因六一六事变导致粤军主帅陈炯明与孙中山合作破局，蔡廷锴与其上司陈铭枢离开粤军。
民国十三年（1924），孙中山返回广东，蔡廷锴被大本营补充团第一营营长邓世增招揽返回部队服役，担任该营连长。在担任连长期间，率领部队镇压旧桂系将领刘玉山、陈天太反孙行动，因此战功升任补充团第一营营长。同年，其旧上司陈铭枢返回广东担任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蔡廷锴请调该旅，担任第一旅第二团（团长蒋光鼐）第一营营长。
民国十四年（1925），蔡廷锴指挥的第一营支援建国粤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陈济棠）进军广西省，支援李宗仁的定桂讨贼联军歼灭沈鸿英，因此蔡廷锴并未加入第一阶段国民革命军东征战役，但部队在胜利后快速回军广州，加入歼灭建国滇军与建国桂军之叛乱。此作战中，蔡廷锴配合朱晖日营，率领第一营营杀入广州市区与叛乱军进行城镇战，并以沉重牺牲赢得胜利。胜利后，各省建国军改组国民革命军，蔡廷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0师第28团团长。在第二阶段东征战役中，第四军编入南征军，主战场在广东西部与邓本殷指挥之部队交战，并成功的肃清该部势力。
北伐时，随着北伐战争持续战胜推进，第四军部分部队抽出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蔡廷锴转任原先第四军独立团扩编的国民革命军第24师之副师长。后因蒋光鼐升任十一军副军长，蔡廷锴转任国民革命军第10师师长。
在武汉分共后，国民革命军内的中国共产党员状况愈趋恶劣，在贺龙、叶挺、朱德等人指挥麾下部队发动南昌暴动，当时第10师驻扎南昌城外，蔡廷锴意识到其指挥的部队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紧密，部队大量官兵呼应叶挺号召，决定坐视态势发展，消极参与共产党发动的反国民政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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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出身贫苦家庭，为改变家境，他参加了旧军队。由于作战英勇，他从一个士兵一步步“打”到了师长的职位。他原属陈铭枢的部下，后投诚蒋介石，蔡廷锴的部队就归北伐名将张发奎指挥。旧军队中，派系斗争颇为激烈，故蔡廷锴虽升任师长，但对张发奎仍怀警戒之心，担心张会撤换或解决掉他的队伍。1927年时，张发奎隶属的汪精卫集团，开始逮捕和杀戮革命党人，这种政局的变化，使蔡廷锴感觉前景渺茫。
此时，武汉当局以张发奎为第一方面军，向南京蒋介石政权发起攻击。全军以叶挺率领的二十四师为先锋，先行占领九江、湖口，以掩护大军集结。此时蔡廷锴率领的十师，也归叶挺指挥跟进。到达九江后，叶挺便开始做蔡廷锴的工作。他告诉蔡：我们就算攻下南京，也属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毫无意义，且唐（唐生智，此时总辖武汉方面部队军权）之革命比蒋介石相差更远，不如我军回粤休养为高。蔡廷锴是广东人，所率军队也多为广东子弟，此话正中下怀，便向叶挺表示完全赞同。但他也知道叶挺是共产党，与自己主张信仰不同，当时他就存有“待机定进退”的打算。
当得知蔡部扣有数位共产党员后，张发奎命令立即就地枪毙，蔡廷锴不忍加害便一边将张发奎的电报拿来给这几位共产党员看一边发给各人百数十块光洋不等，等于给彼此将来见面留个念想。
蔡廷锴当时说：张发奎太无人情，蔡某愿保留尔等合作余地，并雇小舟送你们几人他避。这样几位共产党员得以顺利脱逃。
为敷衍张发奎，蔡廷锴发电报过去，告诉他这几个共产党员已经处决。张信以为真，随后在多家报纸发布了消息。当年8月23日的北京《晨报》，就刊载了这样一份张发奎发给武汉军事委员会的急电：“贺(龙)叶(挺)倡乱，蹂躏南昌，胁迫十师附和共党。幸蔡师长廷锴，忠于党国，阳顺阴违，师次进贤，即转赴余江，脱离贺叶，并将共党分子范孟声、徐石麟等尽行扣留，本日来电请示进止，除已电饬即将范孟声、徐石麟等枪决，以泯乱源……”
逃脱的几个共产党员，后在九江等地，还见到上海、北京报纸刊载的余江电讯，言蔡廷锴枪决共四人，姓名等言之凿凿。逃脱的这几人，1949年后仍在为革命工作。可是，不熟悉内情的人们，依照当时报纸提供的消息，认定蔡廷锴当时将几位共产党员杀害，以致1949年后许多研究文章还持这种看法。后来当事人之一的徐石麟（后更名徐石林）与党史研究者通信，才大致说清了当时的情况。
不仅这几位共产党员领导没有被杀，其余一般党员，也确实发放川资让他们回去了。陈毅从九江追赶南昌起义队伍时，曾在李家渡遇见几位军人。他后来回忆：“过李家渡后……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是蔡廷锴的第十师的。蹲在路边吃西瓜，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蔡又叛逃过去了。到了进贤，蔡就把不稳的营连干部清出来送走了。这几个军官就是从进贤来的。我们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们说：蔡廷锴把我们赶出来了。”这应是一个有力的旁证。[3]
8月3日，中共部队撤离南昌。7日，张发奎率第四军入南昌，接着追击中共部队。蒋光鼐、蔡廷锴师在南进广东途中即脱离中共部队，投奔陈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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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蔡廷锴听到消息后，率第十九路军三万多官兵，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1931年底，蔡廷锴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密商，打算在1932年2月率部沿津浦线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但此时日本蓄意扩大对华侵略，派遣军舰三十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在上海登陆，并且不断制造事端，上海局势紧张，蔡廷锴留在淞沪加紧备战。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第二天，蔡廷锴与蒋光鼐，戴戟三人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抗日通电，表示身为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抗战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十九路军全军约3万人，再加上2月中旬来援的张治中第五军，总共也只有4万多人。而日方不断增兵最后达七八万人，并且还配有大量大炮，坦克，飞机，战舰。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经过近四十日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四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使其四度易帅，增加援兵。
由于坚决主张抗日到底，蔡廷锴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愿继续与红军作战，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与陈铭枢，蒋光鼐等人一起，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他们抵抗合围福建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一行动，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事变失败后，蔡廷锴流亡海外。
1935年，蔡廷锴在香港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主张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团结抗日。
1935年蔡廷锴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抗日战争。
全面抗战初期，蔡廷锴领导军队参加了昆仑关战役等。但后来被蒋介石夺去了军权。
1937年－1945年抗战期间，蔡廷锴曾任粤桂边区总司令等职。1939年与罗西欧结婚。
1940年后蔡廷锴回故居从事抗日活动。
抗战结束后，蔡廷锴积极倡导和平。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廷锴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一起筹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此后，他积极反对蒋介石统治，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
1946年在广州与李济深等共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7年1月6日，国民政府令：经核准退役之陆军中将蔡廷锴任为陆军上将[4]:8258。蔡廷锴赴香港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
1948年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等人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蔡廷锴任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5月5日，蔡廷锴代表民促，与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1948年7月1日的豫东战役龙王店战斗中，负责镇守开封的蔡廷锴外甥区寿年（第七兵团中将司令），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俘。后被释出。
1949年后，蔡廷锴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后又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等重要职务。
韩战爆发后，蔡廷锴担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1年，蔡廷锴被推为慰问团总团的副团长赴朝鲜。
原配妻子彭惠芳，长子蔡绍昌，次子蔡绍辉，长女蔡绍芬，次女蔡绍芝，三子蔡绍基。第二任妻子罗西欧。
上世纪50年代定居北京后，蔡廷锴和第二任妻子、两个女儿、两个孙子和孙女一起住，在院子里种起花和养起鸡禽来。鸡最多时有30多只，最大的有七八斤重，下的蛋也经常出现双蛋黄。他又喜欢满园种植花草，最喜欢茶花，还种了冬瓜、南瓜、玉米等，最大的一个冬瓜有40斤重。蔡廷锴做菜也非常拿手。蔡醒民10岁出头，爷爷便教他做饭烧菜，说无论在哪里，学会煮东西至少不会饿死，“他还教我，记住每个菜煮完再焖一会的话，就更好吃。”
1950年-1963年，长孙蔡醒民到北京与祖父一起生活。蔡廷锴对这个孙子的教育很简单，既没期待他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要求他参军：“你们过不了生死关，我们可是打仗打出来的胆子。最初当兵也因为家穷迫不得已。现在过上安乐日子了，你不要当起大少爷来，不要学坏和做对国家不住的事情就行。”蔡廷锴生活上非常节俭，在家里平常喜欢穿旧式唐装，觉得很舒服。
蔡醒民说，1948年9月起，在港民主党派负责人陆续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蔡廷锴和李立三、沈钧儒、章伯钧等乘坐一艘苏联货船“波尔塔瓦”由香港向北哈尔滨解放区偷渡航行。货船上的生活异常枯燥。9月18日，那天正好是中秋节，苏联船主决定杀猪加菜。蔡廷锴、林一元自告奋勇下厨帮忙。他们把苏联人准备抛入大海的猪肚猪肠捡起，洗得干干净净，红烧出两盘地道的粤菜来。大家边吃边赞，有人还请他们传授厨艺。
文革时，蔡廷锴因感冒引起肺炎，尽管在政府中地位属于四副二高，仍被吓得不轻。1967年，看病不能像往常一样叫警卫请专家医生来，要自己去医院排队，而且心力衰竭，更得了白内障。1968年秋天，肺炎越演越烈，人便去世了。“能够真正理解孙中山的意思的国民党军队，就只有十九路军。”蔡醒民说。
1957年，蔡廷锴率国家代表团到日本参加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时表示：“日本虽然侵略我们，但日本人民还是友好的，中国人民受到很大的灾难，但日本人民也同样受到灾难。”
蔡醒民说，蔡廷锴当年违反军令抗日打仗，或者违反“剿共”军令不打仗，都是为了一个理想，世界和平，民生安康。他知道，许多老百姓想要的也不过是这些。[2]
蔡廷锴故居位于广东省罗定市罗镜镇龙岩双轮阁村。这座灰色砖瓦砌成的老房子兀自立在大片空地前，在夕阳斜照下格外像一张老照片。走近去，发现略显破旧的门楣上有几个新写上去的字：蔡廷锴将军故居。一位65岁的老人蔡绍贤拄着拐杖向我们走来，他是蔡廷锴的侄子。上世纪80年代起，他就一直守在这里。据他介绍，故居门楣上本来写有李济深题写的“德门长庆”四个大字。目前，这座老房子楼高约15米，面积大概有200平方米。门一打开，就看到穿堂中间立着一尊蔡廷锴的半身雕像。从穿堂到里面的房间，墙壁上挂满了蔡廷锴生前的照片以及当年十九路军抗战的历史照片，“这些都是他临去世前从北京寄回来的，一共有两车。”蔡绍贤说。
这座故居建于1912年，原为三进院落合院式布局，占地7000多平方米。如今，偶尔会有些学校组织学生来这里参观。[2]
- 廷锴纪念中学，位于广东省罗定市，是该市人民政府为纪念罗定籍蔡廷锴将军，于1989年12月18日创办廷锴纪念中学，于1990年9月正式招生办学，学校现已发展成为一所五千多学生的重点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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