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前1046年?),子姓,殷氏之始,名,一名受德[注 1],后史随从周人称他为纣王商纣王殷纣王,是“大邑商”最后一代的君主。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他在前1075年至前1046年在位。

Quick Facts 帝辛, 出生 ...
帝辛
帝辛
出生未知
逝世前1046年?
安葬
殷墟遗址的1567号墓
子嗣子:
武庚
谥号
纣王(周谥)
政权商朝
父亲帝乙
母亲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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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辛非常重视农业和生产力发展,实施社会变革,使其国力强盛。[来源请求]在位期间,他持续对东南方的人方东夷)用兵,直至彻底击败,使商疆域扩至江淮一带。由于战争持久导致国内空虚,使一向俯伏、自称“小邦周”的西伯发乘机联合西方各方国一同伐商。在史称牧野之战中,商军夜遭偷袭而败,帝辛玉衣自焚以成“天命”,“大邑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1]周武王在帝辛生前称他为“商王受”,而在建国之后,给他一个恶谥之名(“纣”,绑马臀的皮带,引申为残义损善),因此帝辛以纣王一名为后世人所知。

生平

幼年

帝辛高大威猛,力大无穷,自幼聪敏过人、反应敏捷,智谋足可使人拒绝规劝,言辞足可文过饰非。《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继位

帝辛继位后,定都于沬(前1082年),后改沬邑为朝歌(今河南淇县)。,商朝国力逐渐强盛。在位期间继续对人方(周人称之为东夷)、林方虎方等用兵,在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之后最终取得了胜利,并将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然而,对人方的战争导致了国内空虚,民怨沸腾,但纣王依靠严刑峻法,结果引致众叛亲离,诸侯起兵,最终导致了商朝的灭亡。[2]

武王伐纣

公元前1046年(武王元年,周文王十五年),周武王联合西方11个小国会师孟津,对殷商发起进攻。商军主力在东南,无法征调,只得将战俘临时武装起来进行抵抗。而此时帝辛已经受到了众多贵族和巫师等的集体反对,军心涣散,周武王以在距离朝歌(今河南淇县)七十里外的牧野与商军交战,商军倒戈而前军攻击后军。商军因而大败,史称牧野之战。周军随即攻至朝歌。帝辛自知大势已去,便登上鹿台,穿上宝玉衣,以纵火自焚的方式献祭了自己,商朝就此灭亡。[3]帝辛死后头颅被周武王斩下,悬在白旗,两位妻妾的头颅悬在红旗上,被送入周太庙祭拜周人祖先。[4][5]

帝辛死后,葬于淇水之滨。

周武王征服商朝之后,改封其子武庚为诸侯,令其统治朝歌一带,又派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监视其举动。

家族关系

家庭

仅封神演义记载的家庭人物

文献与考古研究

考古学者认为,殷墟遗址的1567号墓是为帝辛修建的墓[8],但因为纣王最终于鹿台自焚而未能入葬[9]

周朝灭商以后,纣王与夏桀一起被当作是暴君的典型,不过近年以来有不少人对此提出怀疑。

关于比干之死,夏商周断代工程等研究指出其存在疑点。如比干以谏言而死是到春秋时期才有纪载,被商纣王所杀和挖心则是战国晚期的寓言中才出现的说法,距离商末已相隔甚远;《楚辞·天问》则认为比干是投水而死。[10][11]诸多文献表明,随着历史推演,对纣王行为的描述显得越来越残暴,新增的情节也越多,炮烙之刑详细纪载为夏桀发明,后不知怎么也成了纣王,不能排除后人丑化的可能。

史记》记载,帝辛“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又说他“好酒淫乐,于妇人[注 2],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为人凶残成性;杀害忠臣义士,如其叔父比干;囚禁异己,如西伯昌被幽禁yǒu里(今河南汤阴)七年之久。他为了观察胎儿,竟残忍地让人剖开孕妇的肚子。他想知道冬天光脚过河的农夫为什么不怕冷,竟叫人砍掉他的双脚。[注 3]战国策》记载“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23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音“hǎi”)鬼侯;鄂侯争之急,辨之疾,故脯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于牖里之库百日,而欲令之死。”

韩非子·喻老》亦有记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司马迁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亦云“纣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玉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帝王世纪》记载,帝辛在位期间,西伯的嫡长子伯邑考在殷商做人质,当时负责替帝辛驾车。但某日,帝辛派人烹杀了伯邑考,并将他做成了肉羹赐给西伯昌,并说:“圣人应当不会吃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西伯昌最后还是吃了肉羹。帝辛评价说:“谁说西伯昌是圣人?吃了自己儿子做成的肉羹尚且不自知。”[12]

在众多文献中,帝辛是一个实行炮烙之刑,滥杀无辜,开设酒池肉林,穷奢极侈的昏暴之君。他与夏桀并论,在中国一直是暴君的代名词。这一段历史,后人加上想像,写成了《封神演义》。成语有“助纣为虐[注 4]

对暴虐记载的质疑

早在古代,就有少数学者对桀纣的罪状持怀疑态度,例如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就认为“酒池肉林”之说并不可信,南宋罗泌在《路史》中也认为桀纣的罪状大多相似,而梳理各类文献后认为存在增衍、夸大的情况。[13][14]随着对商周时期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甲骨文青铜器等地下史料的发掘出土,近现代学界质疑帝辛“暴虐”记载的声音越来越大。据考证,在西周时期的文献中,所宣扬的帝辛的形象虽然负面,但却并没有实质残暴的内容,《尚书·牧誓》中列举的商纣王的罪状只有六条,分别是听妇人的话、不用亲戚为官、任用逃犯为官、不认真祭祀、酗酒和相信自己有命在天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也认为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只是将领酗酒误事。而对于这些罪状,例如商朝晚期墓葬中的明器越来越多见,用于祭祀的器物则越来越少见,明显有“薄葬化”的趋势,且从祖甲实行周祭改革以后,更多采用谷物祭祀和舞蹈祭祀,祭祀中用人和用牲逐渐越来越少,祭祀仪式流程也愈发简化,商朝末期人牲人殉比较少见。[15][16][17][18][19]此后周人作为后进性民族,吸收并继承了商人和东夷的腰坑殉狗和人祭人殉等习俗,又由于神道设教的需要,人祭人殉习俗仍然在各个诸侯国保持了数百年以上,因此商纣王不认真祭祀在当时背景下反而是比较进步的表现,而周人自然会指责其“不肯事上帝鬼神”、“昏弃厥肆祀,弗答”。[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且商代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天帝”只表现为自然性,周代出于神道设教祭祀天帝,因此清华简《系年》第一章会指责商纣王“不恭上帝”。[32][33][34][35][36][37]虽然殷周时代都存在由妇女担任的官职,如“世妇”可掌管祭祀、宾客等礼仪,受国君尊崇[38][39][40],但据陈曦、张懋镕、王奇伟、王晖、王瑞英、杜芳琴、何敏、耿超、谢乃和等众多学者研究,西周女性的整体地位相对于商朝大幅下降,主张“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而相对将妇女被排斥于军政事务之外,并开始趋于伦理保守和礼教束缚,这是《尚书·牧誓》中周武王指责商纣王“惟妇人言是用”、“牝鸡之晨”的缘由,同样也是后世儒家排斥性开放的“郑卫之音”并将其视为“纣俗”的原因。[18][41][42][43][44][45][46][47][48][49][50]商代方国联盟为主的制度下,政治组织不甚严密,尽管商代存在管理、征集兵众之行为,如甲骨文中有“登人”、“登众”之句,但整体政治组织形式仍较为松散,诸侯中常有犯人逃往他国,别国逃犯有时则被商王任用;而周代政治组织严密,如《周礼》有“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早在周文王就已实行“有亡荒阅”,即在全天下搜捕逃犯,将抓到的逃犯归还给各国,因此获取了部分西土诸侯的支持,周人便在《牧誓》中指责帝辛“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44][51][52]不用亲戚为官则是商纣王打击守旧派贵族的手段,酗酒则是商朝一直以来的传统。[19][53]天命”则是争议较大的话题,部分学者如晁福林等认为商朝并没有后世的决定朝代兴亡命运的“天命观”,《商书》中的“天命”实际上是“祖宗之命(祖先神的在天之灵能保佑和弃绝自己的生命)”,按这种理解则是帝辛虽然不认真祭祀祖先,却始终相信祖先的在天之灵不会弃绝自己。[32][33][34]

顾颉刚疑古派学者认为,后世文献中有关于商纣王的罪状经历了一个“古史不断层累”的过程,越是晚的时代,其罪状就越多越详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古史累积”的爆发期,诸子百家和游士说客不了解历史真相,在寓言故事和杂谈的举例论证中,把作为前朝亡国之君的商纣王当成一个反面教材下的箭垛子,为了宣扬“恶有恶报”,相对于西周时期的原始文献又给纣王增添了不少新罪状,例如作炮烙之刑、把人剁成肉酱、剖割孕妇之胎等。而出土的上博简中的《容成氏》作为成作年代相对较早的文献,其所描述的炮烙之刑只是一种低级趣味的游戏而非酷刑。[54]“剖割孕妇之胎”也是《诅楚文》中秦王宣称的楚怀王的罪状,可见这只不过是战国时期常见的扣给敌人和亡国之君的一种帽子。“把人剁成肉酱”的醢刑在战国秦汉时期也是常见酷刑之一,所以才能在当时的寓言杂说中加到商纣王的身上。再比如《董子》佚文中缠子声称“桀为天下,酒浊而杀厨人。纣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杀庖人”,这是将晋灵公的罪状张冠李戴到作为亡国之君的“桀纣”的身上。因此,《列子·杨朱》中说“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桀纣”。而对于比干之死,《楚辞·天问》则认为比干是投水自尽[10]。到了汉代以后,统治者继续把帝辛作为反面形象宣传,经过千年积毁,商纣王才被塑造成暴君的典型。[55][18][19]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降,中国大陆持“殷商奴隶社会说”的历史学者中,有一部分会以牧野之战“奴隶倒戈”的说法作为论述“商纣王残暴”之论据。而主张商朝奴隶社会的学者,例如无奴学派、西汉封建论者和魏晋封建论者,无人赞成“奴隶倒戈”的说法,通常认为是反对帝辛的守旧派贵族带头发起的叛乱。[56][57][58][59]

根据《左传》等文献以及殷墟甲骨文,帝辛征服了淮夷,派飞廉出使北方,对中国古代的统一与各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有过一定贡献。《诗经·商颂·玄鸟》:“武王靡不胜。”《诗经·商颂·长发》:“武王载旆,有虔秉钺。”郭沫若认为这里的“武王”是指帝辛,他在生前曾深受百姓的爱戴,是殷民心目中的“武王”。[60]


相关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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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辞圣水牛头骨,记载帝辛十年商王猎得白兕。

帝辛时期的青铜器有很多,例如现存于北京故宫的二祀邲其卣、四祀邲其卣、六祀邲其卣分别是帝辛二年、四年、六年时铸造的青铜器。这三件器物都提到了邲其这个人物,据铭文记载,他协助帝辛进行了祭祀,帝辛赏赐了他贝币。除此之外还有作册般青铜鼋、版方鼎、宰虎角等等。从当时的金文中可以知道作册般为帝辛时期的史官。

评价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里,在当时的特定语境下,曾将武王伐纣类比于此时的人民解放战争。[61]但到了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阅读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的谈话中又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商朝亡了国。”“商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62]

后世创作

纣王也是明代文学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一个登场人物,在该小说中也称他为“寿王”。

影视错误

“纣”是周朝统治者给的谥号,影视作品在他活着的时候称他为“纣王”,但当时帝辛还没有死,不可能用周朝统治者给他的“谥”。

逸周书·谥法解》记载谥法起源于周公旦(“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但现在一般认为《逸周书·谥法解》是战国时期的托古之作,谥号实际上是西周中期礼制改革之后的产物,也有人认为谥法起源于更晚些时候(周厉王时期甚至春秋时期)。总之,在商纣王帝辛时期,谥号还未流行。另外,《牧誓》中记载的周武王牧野之战时发表的檄文,里面称呼帝辛为“商王受”[63][64]

电影

电视剧

脚注

参考资料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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