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6](又称土木之变己巳之变),是指明朝正统十四年[注 1]八月十五日(公元1449年9月1日),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北伐瓦剌后退途中,于北直隶宣府镇土木堡(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境内)遭遇瓦剌军袭击,惨败被俘的事变。同时也是正统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十五日期间,明朝和瓦剌在大同宣府两地爆发的一系列军事冲突的统称。

Quick Facts 土木堡之变, 日期 ...
土木堡之变
明蒙战争、瓦剌攻明之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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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堡之变示意图
日期1449年(正统十四年)
地点
结果

瓦剌决定性胜利

  • 明英宗被俘,明朝廷内部陷入混乱直到郕王朱祁钰实际统治,后即位(即明代宗
  • 京师精兵几乎全灭,对明朝即时和日后国防布局产生重大影响
  • 也先从战俘处探得明朝情况,决定进军北京,引发京师保卫战
  • 大同、宣府、辽东、甘州四地遭到一定破坏
  • 明朝对外扩张的锐气被大大挫断,同时使京师长期暴露在边境之外,对防卫外族入侵也产生不利影响,明朝转而退守长城和加强边防。
参战方

明朝

瓦剌四卫拉特

指挥官与领导者

大同守军
猫儿庄之战
大同右参将吴浩 
阳和之战
大同总督宋瑛 
驸马都督井源
总兵官朱冕 
左参将都督石亨
太监郭敬


宣府守军
宣府总兵杨洪
永宁城守备孙刚 


辽东守军
提督军务左都御史王翱
广宁总兵曹义
广宁右卫指挥佥事赵忠[2]


甘州守军
甘肃总兵官任礼


明英宗亲征军
殿后部队
恭顺侯吴克忠 
左都督吴克勤 
鹞儿岭之战
成国公朱勇 
永顺伯薛绶 
土木堡之战
明英宗朱祁镇(被俘)
司礼太监王振 
英国公张辅 
井源 
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曹鼐 
文渊阁学士张益 
兵部尚书邝埜 
户部尚书王佐 
太监喜宁 投降


留守京师
郕王朱祁钰
驸马都尉焦敬

大同进攻军
瓦剌太师也先
孛罗 
伯颜帖木儿


宣府进攻军
阿剌知院


辽东进攻军
蒙古大汗脱脱不花


甘州进攻军
阿乐[3]
兵力

阳和之战
一万
明英宗亲征军
约20万,号称50万

  • 其中包括鹞儿岭之战的三万骑兵
约九万[4]
伤亡与损失
明英宗亲征军
不少于10万[5],大量官员战死。
明英宗被俘虏。
万余
Close

明英宗遭俘后被拘往北方囚禁,因此明朝史学家在史书中将该事件讳之为北狩。土木堡之变是明朝对外政策开始由攻势转为防御的标志性事件。[7][8]

背景

明朝朝廷的派系斗争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去世。宣宗的儿子英宗继位时年仅八岁,不谙世事。太皇太后张氏为其选定了前朝重臣五人,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濙,及并称为“三杨”的杨士奇杨荣杨溥。然而,小皇帝对五位大臣的经筵、政务毫无兴趣,反而重视身边的司礼监太监王振。王振入宫前本是个颇知诗书的儒学教官,进宫后负责教小太监读书识字,故人称“王先生”。他为人乖巧,善察言观色,作为英宗的贴身宦官,经常安排英宗游猎骑射、巡幸西苑,讨得英宗欢心。有了皇帝作靠山,王振渐渐染指朝廷事务,但因太皇太后张氏全力支持三杨辅弼朝政,一切政务皆归三杨处理,王振忌惮太皇太后威望,不敢公然干政,朝廷风气尚不至于败坏,《明史》称正统初年“天下清平,朝无失政”。正统五年(1440年),三杨中的杨荣去世,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去世,王振利用明英宗亲政的机会,开始独断朝纲,擅操权柄,侵占内阁职权。然而杨士奇、杨溥束手无策,既不敢拼死上谏,也不愿与其和衷共济,仅仅划清界限,明哲保身。张辅一介武夫,毫无执政经验;胡濙虽是礼部尚书,但并无政绩才情可言,期间“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最后被劾入狱,“而印偶获,则部吏所盗也,上始宥之[9]”,此二人与三杨并立顾命大臣实乃滥竽充数[10]。至正统十一年,三杨尽皆去世,而新任阁臣曹鼐、张益等又无法钳制王振权力,“内阁权一归振[11]”。

明朝地方动乱和西南边患

正统年间,农民土地被封建大地主侵吞、兼并,百姓被繁重的徭役征发、层层加码的税款折磨苦不堪言,旱灾、水灾、蝗灾在全国各地频繁发生,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成为流民。流民又形成造反起义的主要力量,正统十二年至十四年间,闽、浙、粤、赣、贵等地纷纷爆发农民运动,其中以叶宗留邓茂七、黄宗养等人的起义声势最为浩大,发展至数万人,明廷边剿边抚,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官军疲于应付。

在西南边陲麓川,又有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思任发父子起兵作乱,以黔国公沐昂、兵部尚书王骥为首的主战派认为西南边患已久,反复无常,“在所必诛”。太监王振亦从旁鼓吹战争。而身为顾命大臣的大学士杨士奇为求自保,态度暧昧,既不敢公开反对,也没有力主抚边。正统六年(1441年)明英宗下令发兵征剿,是为麓川之役。此役导致双方深陷长达十余年的战争泥潭,王骥三征麓川,征发近50万兵力,亦未能完全剿灭思任发势力,最终与其幼子思禄约定,双方金沙江边立石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12]”。思禄听命,王骥班师。明廷因此耗费大量军资,“府库为竭”,国力斫损。为弥补财政空虚,又加大了对其他地方的征税,进一步激化了地方矛盾。为镇压南方各地的农民运动及叛乱,大量军队调往南方作战,削弱了北方守备力量。

明朝北方边防的松弛

明朝建立后,北边蒙古仍然反复骚扰,严重威胁明廷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多次北征,沉重打击了蒙古游牧势力,为巩固边防,又设立九边重镇。初设立时,常驻军的给养大多依赖军屯,自给自足。然而至宣德年间,侵占军屯的情况便十分严重,时任陕西巡按张勗反映“大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军饷严重不足,只能由国家财政支出,军饷问题成为明朝中后期统治者无法解决的死结。

在军队卫所服役的士兵生活异常艰苦,月粮过低,又常被军官克扣,难以养家,军心涣散。因此军队逃兵的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有士兵“相聚为盗贼,或兴贩私盐[13]”。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兵部奏报“清勾军士共六十六万六千八百……今止清出六万一千二百人。其未清出之数,较之已清出之数殆十倍之。”地方各级军政长官对逃兵问题不予约束,甚至故意放纵,既侵吞了原来士兵的军饷,又能借此勒索逃兵及其家属,中饱私囊。正统年间,山东巡按御史李纯视察某百户所,竟发现规定的120人行列,仅剩1人未逃。除了逃兵问题,士兵被军官占役的情况亦屡禁不止,既荒废了军事操练,也影响了军屯的收入。大量士兵俨然成为了军官的家丁,被军官指挥“出境捕鱼”“造私居第”,边备废弛。 而士兵武备的不堪,更严重影响了卫所军的作战能力。正统初年,陕西沿边卫所官军反映“缺少军器以千万计”,陕西副都御史向英宗报告称“军士披执器械皆不坚利”。工部也上奏称打造盔甲军器六万四千余件,将士反映“多不如法”,镇守蓟州总兵官都督同知报告沿边守关官军缺衣少甲。原因除了财政不支,更多的是各级军官工匠克扣物料、分润自肥。边军作战能力低下,也是导致土木堡之变的重要原因。

瓦剌壮大与也先即位

12-14世纪,由所谓“林中百姓”(hoi-yin irgen)演化而来的斡亦剌(即后来的瓦剌)部是蒙古西北部[注 2]的重要部族[15],他们曾与铁木真家族联姻[15],但长期作为蒙古的附属存在,直到十五世纪初才有反客为主的契机。

正统四年(1439年),瓦剌首领脱懽死,其子也先嗣位。脱懽在位时,兼并太平把秃孛罗等部,统一了瓦剌,立蒙古黄金家族后裔脱脱不花大汗,脱懽自任太师,实掌大权,统一了漠北诸部。也先继位后,实力进一步壮大,自称太师淮王。经过脱懽及其子也先的经营,瓦剌势力强盛,时刻窥伺中原地区。也先不从脱脱不花号令,脱脱不花与也先分别先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朝也都予以承认和接纳,分别给予赏赐。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不断扩张其势力,骚扰明朝北方边境。[16][6]

瓦剌对明朝边境的骚扰

自正统九年(1444年)起,瓦剌便在积极准备大规模进攻明朝,并对明朝北部边境外的部族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17]。正统十年(1445年)也先攻入哈密卫,次年征服兀良哈三卫,再次年又攻入沙州卫赤斤蒙古卫罕东卫等嘉峪关西三卫[17],彻底控制了蒙古漠南、漠西、漠北,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当时明廷许多官吏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力主警惕戒备。但当时正值王振擅权,也先因而与王振结纳,王振对明朝边境北部边防不作任何战备措施,甚至还不断指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而也先则“每岁以良马等物资”贿赂和报答王振和郭敬。[8]

起因

正统十三年十二月(1448年),也先和诸蒙古首领遣使向明朝贡马,虚报人数以冒领明廷赏物。其中,属于脱脱不花汗的使臣号称有471名,实际上只有414名,也先使臣号称2,257名,实际只有1,358名,买卖回回号称有870名,只有752名,加起来实际使臣数量共计2,524名,比号称的少了1,074名[18]司礼监王振核实使者人数后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将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

也先贡使称:“此聘礼也(供马为迎娶明朝公主聘礼),”明廷答复:“诏无许姻意(没有许婚这回事)”。原来事前也先遣使向明朝入贡,重金贿赂翻译官员,探听明廷的虚实。也先还曾提出过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明朝翻译官员私下许诺,事后尚未奏报明廷。也先以为通婚成功,方才遣使贡马作为聘礼。事后也先以明朝刁难贡使并撕毁婚约及随意克减岁赐为由,集结军队出兵大举进攻明朝边境。[19][20]

过程

明英宗亲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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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九边考宣府镇

正统十四年(1449年)秋七月,也先召集诸部,兵分四路进攻明朝边境。脱脱不花兀良哈攻辽东,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围赤城,又遣别骑攻甘州。七月十一日,也先攻大同,明朝大同右参将吴浩于猫儿庄(今山西阳高县北一带)迎战瓦剌,兵败战死。[21]七月十五日,大同总督宋瑛、驸马都尉井源、总兵官朱冕、左参将都督石亨四员将领各率兵一万赴阳和口(今山西阳高县西北)防御。紧接着,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左参将石亨等率明军与瓦剌战于阳和。由于太监郭敬从中作梗,致使明军大败,全军覆灭。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单骑奔还逃回大同城内,郭敬躲藏在草丛中才躲过一劫。[22][23][6]也先军队锐不可挡,大同明军交战失利。塞外城堡,接连失陷。明军几经接战,前线败报频传[24],太监王振此前曾有主导远征云南麓川土司获胜的功绩,此时希望借与蒙古开战的机会继续扩权,因而蛊惑明英宗御驾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则认为“边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将士用命,必可图胜”,朝廷应以守为主,劝谏英宗“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但英宗不听,在不知瓦剌军队主力方向的情况下,诏令迅速集结军队,两日内出兵讨伐也先。[25]

亲征及土木堡事变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明英宗不顾吏部尚书王直等群臣反对,偕同王振率军五十余万御驾亲征。命皇弟郕王朱祁钰负责留守京师[5]此次出征,诏下两日五十万大军即匆忙集结启程,各项准备均不足,上下一片混乱。[7]亲征诏书下达后,英宗对文武大臣的多次劝谏置之不理。英宗虽然名为亲征,但军务大事皆由监军太监王振决定,将领处处受王振节制,无法按己意指挥作战,而王振不懂军事,指挥接连失当,致使明军屡战屡败。明军出京西行,之后前方败报频传,一路伏尸蔽野,军队士气低落,加之风雨交加,众皆危惧,军纪大坏。随军群臣多次上表劝谏英宗止行,王振大怒,命上表群臣到阵前助威。大军尚未到达大同,明军已经开始缺粮。士兵饥疲交加,沿途多有僵尸。而瓦剌军队佯败避战,引诱明军深入险境。[25][26][6]

八月初一,明军到达大同。初二,英宗驻跸大同。王振又下令继续向北进军,途中众文武大臣多次劝谏。兵部尚书邝埜冒死闯进英宗行在“力请回銮”,户部尚书王佐整日跪伏在草丛中,请求皇帝南还,钦天监监正彭德清以天象示警相劝,皆为王振叱回。学士曹鼐说:“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王振生气地说:“倘有此,亦天命也”。[27][7]不久驸马都尉井源战败的消息传来,镇守太监郭敬秘告王振以现在的形势断不可再向北前进,此时王振才开始打算班师。[28][29]次日遂起兵班师返程时,大同总兵郭登告诉学士曹鼐等人,车驾宜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进入,王振不听。王振想让明英宗从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经过,行四十里后,怕大军过境时损坏庄稼,又急令军队东回宣府,此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至。[30]

八月十三日,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领的蒙古骑兵大败,两人战死。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三万骑兵前去阻击瓦剌追兵,至鹞儿岭时遭瓦剌伏击,全军覆没。同日英宗一行抵达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离怀来城仅二十里,王振以自己的千余辆辎重车还未到达,下令就地宿营。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尽快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王振却怒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邝埜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更加生气,叱左右扶出。土木堡旁无水泉,各处的要道也很快被瓦剌军队占据。[31][32]

八月十四日,英宗想要继续前进,但瓦剌大军已经逼进,不敢动。明军人马无水可饮已达二日,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也被瓦剌军队控制。瓦剌军队从土木堡麻谷口大举进攻,都指挥郭懋拒战终夜,瓦剌援军仍不断增加[33]

八月十五日,也先遣使诈和,以松懈明军。明英宗召曹鼐起草诏书,派遣二个通事通译)与瓦剌使者回去。王振紧急下令移营,军队行军秩序列大乱。明军南行三四里,瓦剌大军突然折回,“四面攻围”,明军“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瓦剌铁骑进入明军阵中,大喊脱掉盔甲丢弃武器者不杀,明军很多裸体而死。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战死,从臣只有萧维桢杨善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34][35][36]

混乱中,护卫将军樊忠在皇帝身边用棰将王振捶死,曰:“吾为天下诛此贼!”在突围时杀死数十人后战死。明英宗突围不成,下马盘膝面南坐,不久被俘。此役明军死者数十万,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随从文武大臣阵亡五十余人。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掠夺。[37][38][39][40]太监喜宁投降,后将中国虚实告诉也先。[41]

事变后

事变发生后,因主力全军覆没、国君北狩、英国公与四部尚书侍郎丧命,南边一时大乱[注 3],甚至有朝堂南迁之议[43]。英宗生母孙太后临危摄政,决意据守京师,并于八月十八日任命郕王朱祁钰监国[44]、八月二十日立朱见深太子[45],任用于谦等人进行布置。

而在北边,大胜而归的瓦剌军继续进军,并于八月十六日到达雷家站。英宗遣袁彬梁贵回京取钱物予也先[46]

阵亡名单

  • 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
  • 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
  • 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47]
  • 龚全安,兰谿人。进士,授工科给事中,累迁左通政。殁赠通政使。
  • 黄养正,名蒙,以字行,江西瑞安人。以善书授中书舍人,累官太常少卿。殁赠太常卿。
  • 戴庆祖,溧阳人,王一居,直隶上元人。俱乐舞生,累官太常少卿。殁俱赠太常卿。
  • 包良佐,字克忠,浙江慈谿人。进士,授吏科给事中。
  • 鲍辉,字淑大,浙江平阳人。进士,授工科给事中,数有建白。
  • 张洪,福建安福人。黄裳,字元吉,曲江人。俱进士,授御史。
  • 魏贞,直隶怀远人。进士,官御史。
  • 申祐,字天锡,贵州婺川人,拜四川道御史。
  • 尹竑,字太和,四川巴县人。童存德,字居敬,兰谿人。俱进士,官御史。
  • 林祥凤,字鸣皋,福建莆田人。由乡举授训导,擢御史。
  • 齐汪,字源澄,天台人。以进士历兵部车驾司郎中。
  • 程思温,婺源人。程式,常熟人。逯端,仁和人。俱进士,官员外郎。
  • 俞鉴,字元吉,桐庐人。以进士授兵部职方司主事。
  • 张瑭,字廷玉,慈谿人。进士,授刑部主事。
  • 尹昌,吉水人。进士,官行人司正。
  • 罗如墉,字本崇,庐陵人。进士,授行人。
  • 刘容,太仆少卿。凌寿,尚宝少卿。
  • 夏诚孙庆,皆御史。
  • 冯学明,郎中。
  • 王健,员外郎。
  • 俞拱潘澄钱昺,皆中书舍人。
  • 马预,大理寺副。
  • 刘信,夏官正。李恭石玉,序班。里居悉无考[48]
  • 樊忠,护卫将军。
  • 王振,司礼太监[40]

影响

土木堡一战,明军死伤过半。京军精锐毁于一旦,武将重臣多人战死。太监喜宁投降,为讨好也先,向瓦剌透露了明朝的情报。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底,也先在喜宁的建议下,以“奉皇帝还”的名义,率军挟持英宗再度南侵,明朝遭遇到开国八十多年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49]英宗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为了稳定局势,廷臣联合奏请皇太后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钰为帝,遥尊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50]明朝命兵部尚书于谦率军迎战进攻北京的瓦剌军,引发京师保卫战[25][6]土木之变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明朝此后不再大幅扩张疆土,改为大幅修建长城,加强北方边防。

此战使明朝国力受到削弱,成为明朝由鼎盛前期进入守成中期的转折点[7][51]

其他观点

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认为,英宗才是明军的真正指挥者,身为太监的王振根本不可能指挥军队,只是为英宗顶替罪名而已[52]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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