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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满即反满，或称作排满思潮、排满主义等，是非满洲人士对于清朝时期满洲统治或其文化的排斥和反抗。
反满思想贯彻清朝始终，清末时革命党人因不满清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岐视政策而提出并鼓动的一种汉民族主义思潮[1]，是革命党人的主要口号、目的和指导思想。革命党人主张满清取代明朝政权是外族灭亡“中国”，汉人必须推翻野蛮的外族对中国的统治、光复华夏政权，用兴中会入会誓词的话说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也有说法指出，晚清“反满”表面上是反抗民族压迫，实质上是反政府、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阶级斗争。[2]晚清年青人中的排满思想，其代表著作为年仅十九岁的留日学生邹容所写的《革命军》，使用强烈的情绪性、煽动的语言来提倡反满革命，例如“消灭五百万野蛮满人，洗刷二百六十年来受满人迫害之耻辱，使中国再度的澄净”[3]。《革命军》发行量达到百万本，对许多年轻知识分子造成很大影响。支持清朝的立宪派人士，如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中华民族主义思想，主张五族共和，希望中国所有民族融合成单一“中华民族”。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迅速地由“排满”革命转向五族共和[4]。
在非汉族群体之中也有反满主张，如清代蒙古的反清活动和穆斯林在回乱时对于八旗兵进行的“圣战”，均立足于推翻来自满洲贵族的异族统治[5][6]。
中国大陆学者通常认为辛亥革命早期的“驱逐鞑虏”主张被诠释为带有早期排满兴汉的“大汉族主义”。[7]然而在清朝早期，欧洲传教士就观察到当时汉地人民对满清征服的强烈抵抗，《鞑靼战纪》中写道人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头发和服装所表现出来的悲愤和战斗的勇气，甚于保护他们的国家和皇帝。他们往往宁愿掉脑袋也不愿遵从鞑靼风俗”。[8]
革命党人的排满主义宣传引起满汉矛盾与对立，推动排满革命，排满宣传对于辛亥革命起了明显的鼓动作用[9]。孙中山讲“革命者志在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批评罗泽南、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陷于”淸政府“以汉攻汉之策”，帮助镇压太平天国，“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10]1904年，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他称满洲人是“野蛮民族”，中国革命“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章太炎也说：“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11]，更有分裂中国实现汉地十八省独立建国的思想：“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如吾前所举民主政体成立之四因，吾国实有其三焉：（一）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势，远胜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论可独立而民主也；……”[12]。
革命党人的排满兴汉思潮，既沿袭了传统中国的“华夷之辨”，又借用了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煽动汉族人排满。排满兴汉思想经革命党人如陈天华、邹容宣扬而深入人心。1910年，武昌陆军第三中学的席正铭、易正柏等人组建黄汉光复党，宗旨为光复炎黄子孙地位和汉族固有河山，与武汉各革命团体密切联络，志在推翻满清王朝。[13]革命军多用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激发汉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又鼓励原为效忠清政府的汉人归顺，说“满政府乃马贼之遗孽，凡我汉族同胞必当仇视者也。”并给薪水重赏投诚者。如“已投顺之李南生每月给薪水一百两，其他二十人每月给薪水八两”[14][15]。武昌起义时，汉口的市民听说武昌开来了军队，不约而同地大放鞭炮，夹道欢迎，无数群众高呼“杀尽胡儿”、“兴汉灭满”的口号[16]。
面对排满宣传及排满行动，部分满洲贵族采取排斥汉族官员及防备新军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满汉矛盾。革命党纠正宣传中的偏颇，调整革命初期的错误做法，但革命进程中旗人和非旗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例如起义军在国内多处对满人进行屠杀[17]，旗人不分老幼妇孺均遭杀害[18]，还有“操北音者（包括旗人以外的北方人）即被杀”的情况发生，导致有不少非旗人遇害[19][20][21][22]，引起部分满人欲实行报复汉人的举措。在北京，辛亥年九月初五日，八旗学堂学生及旗制处人员联合禁卫军进行秘密会议，认为汉人排满气势汹汹，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将京中汉人屠尽然后自杀，会场气氛激烈，民部尚书桂春也非常赞同。后来被汉族大员知晓并向朝中官员汇报才得以遏制。满洲亲贵欲让禁军杀害民人的传闻使北京的民人惊恐万分，纷纷出逃。太原府被革命军占领后，有许多满人被杀，北京城城内的汉人担心满人报复，又成群出逃[9]。
革命党人将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认定为民族革命，大肆宣传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传统，故清末革命党人多利用太平天国来进行反满宣传，甚至创造伪书，例如：
- 当时有洪秀全拜谒明太祖陵的说法流行，然而洪秀全一向不赞成天地会反清复明的主张，但因清末革命党人将朱元璋、洪秀全为其民族革命的两大先驱，便相信洪秀全拜谒明太祖陵的故事；
- 南社诗人高旭伪撰石达开诗作20首，并刊行《石达开遗诗》一书，一时广为流布。另一位南社成员胡怀琛亦托名太平天国黄公俊作诗多首，后来胡本人承认黄公俊其人其诗皆系他一手捏造，目的就是为了鼓吹反满革命。这些革命宣传的效果，直至很多年后还能看出端倪。1929年，有人撰文指出，从石达开诗中可以看到两种主义，一是太平天国绝对的坚持民族主义，二是太平天国绝对的表现英雄主义。
- 清朝末期在日本东京的革命党人编写了《灭汉种策》一书，该书是革命党人假托满人口吻编写的革命宣传品，目的在于动员民众仇视满人，以实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23]。澳大利亚汉学教授凯大熊指出，在清朝灭亡一个世纪后，《灭汉种策》一书重新流行并在网上流传，并且被一些人包括汉服运动支持者视为“满族长期以来企图对汉族实行种族灭绝”的证明[24]。
学者周有光表示：“国民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反对满清；共产党歌颂太平天国，因为他是农民革命。2000年的电视剧《太平天国》，暴露一些太平天国的倒行逆施。 《辞海》原称“太平天国革命”后来改为“太平天国运动”。全球化正在促使我们也重新认识历史。”[25]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浦江指出，“除去革命党人伪造的太平天国文献以及出自文学作品中的某些诗文之外，真正靠得住的其实只有起事之初以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后人往往将这篇檄文与朱元璋《谕中原檄》相提并论，视为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像征。如萧公权谓此文“以较朱元璋之谕中原，词气激扬，殆无逊色，吾人如谓朱檄为中华民族革命之第一声，此足为其铿谹之嗣响”。萧一山亦称此檄文“重在排满，未多倡教，用语颇类明太祖之讨元檄文，可见太平起义，仍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与天地会之反清革命如出一辙也”。”[26]
由于受到反满情绪以及欧洲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当时有人只承认汉族所居的“十八行省”为“中国”，认为“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宣称“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则任其去来也”，甚至觉得“日亲满疏”。当时有人甚至觉得为了革命成功，可以满蒙之地送给日本，中国建国在长城之内。
近代中国历史学家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专驳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论”，并收录于其书中。1934年，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发文指出：“我们的东邻（日本）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27]。
在蒙古汗室被满清覆灭之后，漠南蒙古的腾机思、布尔尼等先后叛离清朝，但均被其击败。清朝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汗国的战争更持续了百年，期间青衮杂卜在喀尔喀蒙古发动的撤驿之变一度造成清朝在漠北统治的危机，最终外蒙古在辛亥革命时驱逐满清官吏，并恢复独立[28]。
从大小和卓开始，新疆的突厥语穆斯林对满清反抗不断，张格尔和阿古柏先后打着驱逐异教徒，建立伊斯兰统治的旗号进攻南疆，战争期间对于不愿意皈依伊斯兰教的投降八旗兵往往杀戮殆尽。同治年间，陕甘和云南的回族穆斯林也纷纷打出反清旗号，号召推翻满清[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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