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兰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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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福琼·“塔菲”·兰杜，JP[?]（英语：David Fortune "Taffy" Landale，1905年11月7日—1970年12月15日），英国及香港商人和政治家，1945年至1951年任怡和洋行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期间于1946年至1951年和1946年至1950年分别兼任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议员和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返回英国后他在1955年至1965年任苏格兰皇家银行主席。
兰杜与怡和洋行关系密切，其父亲大卫·兰杜也曾任怡和洋行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家族也属于洋行创办人威廉·渣甸的远房后人。兰杜担任怡和主席的时候，正值二战结束后百废待兴之时，可是鉴于中国大陆风云色变，迫使怡和无法像战前维持在中国大陆的庞大业务。此外，他于1947年参与创立香港航空，锐意拓展民航业务，但同样因为地区局势不明朗的因素而遇上挫折。
在香港担任两局议员期间，兰杜多番批评港府施政，并特别反对港府在战后重新开征入息税的建议，惟建议仍旧于1947年落实。此外，他任内于1949年主动在立法局动议辩论“杨慕琦计划”，但他与该局其他非官守议员都认为直接改革立法局，比起港府方案中提出设立香港市议会的建议来得更为实际。然而，考虑到政局不稳和香港市民反应冷淡等因素，英政府最终于1952年宣布不会对香港展开大规模的民主改革。
兰杜原籍英国苏格兰邓弗里斯（Dumfries）多尔斯温顿（Dalswinton），1905年11月7日生于中国上海租界的英资怡和洋行大楼，[1][2][3]由父亲大卫·兰杜（David Landale，1868年－1935年）与母亲米尔德丽德·苏菲亚·福琼（Mildred Sophia Fortune，1880年－1965年）所生。[2]他有胞姊、胞妹和胞弟各一名，分别是玛嘉烈·温妮佛雷德·兰杜（Margaret Winifred Landale，1903年－1989年）、韦罗妮卡·格丽泽尔·金洛克·兰杜（Veronica Grizel Kinloch Landale，1911年－1985年）和彼得·韦尔伍德·福琼·兰杜（Peter Wellwood Fortune Landale，1915年－1941年）。[4][2][5]他的胞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皇家空军，惟1941年执行一次军事任务期间，他所驾驶的战斗机飞往德国汉诺威，途中于北海海域失事坠毁，他在意外发生后下落不明。[6]
兰杜一家与经营远东业务的怡和洋行关系密切，他的父亲大卫·兰杜是由大卫·兰杜牧师（Rev David Landale）与玛嘉烈·海伦·哈塞尔斯·渣甸（Margaret Helen Hassels Jardine）所生，而玛嘉烈即为第七代从男爵威廉·渣甸爵士（Sir William Jardine）的女儿。[7][4]威廉·渣甸爵士属于渣甸家族位于艾普吉尔特（Applegirth）的分支，也是怡和洋行创办人威廉·渣甸的远亲。[7]兰杜的父亲也在怡和洋行任职多年，曾任怡和洋行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并于上海和香港两地分别担任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和香港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位于香港湾仔的兰杜街即以他命名。[4][8]
兰杜的昵称是“塔菲”（"Taffy"），[9]他少时返回英国过寄宿生活，首先就读于传统名校伊顿公学，毕业后升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2]他在学期间热衷于体育运动，曾参加伊顿公学的木球队，也担任过牛津大学的大学榄球队队长。[3][10]
大学毕业后，兰杜曾在伦敦工作，[11]其后前往远东，跟随父亲加入怡和洋行，任职于上海和香港两地，最初在出纳部由低做起，拾级而上，他到1936年正式加入怡和洋行董事局，一直到1970年逝世为止，另外又出任印华轮船公司等怡和多家附属公司的董事职务。[12][13][14]1937年，他还获香港政府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15]不过，鉴于当时正值中日战争，远东战云密布，对怡和的业务构成不明朗因素。[16]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兰杜加入香港后备防卫队，到1940年转投皇家志愿后备海军，主要在HMS伊利沙伯女皇号服役。[11][17][18]1943年，他以海军上尉军阶离开皇家志愿后备海军，接受英政府委任为战时运输部长中东代表，负责协调军方在中东地区的运输调配，到1945年二战结束后卸任。[17][2]同年，他返回香港，并获邀短暂地荣任香港义勇防卫军空军部首任名誉空军准将。[19]
兰杜返回香港后于1945接替J·J·百德新出任怡和洋行主席兼董事总经理，设法重整怡和在香港、中国和日本等地的业务，另外又任香港总商会会员和香港电灯公司等多家公司的董事。[2][20]然而，中国大陆时值第二次国共内战，局势相当动荡，怡和位于广州的分行更在1948年因为一场反英骚乱遭放火焚毁。[21]未几，共产党在1949年上台执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当时怡和除了在上海设有中国总部外，汉口、福州、青岛、天津、广州和汕头也设有分行，雇员达二万人，在华资产总值3,000万英镑。[21]可是，怡和此后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却是急转直下，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与西方交恶，兰杜唯有把总部设于上海的怡和机器搬到香港。[21][16]他卸任怡和主席后，中共发起“土改”和“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社会运动，怡和被迫于1955年正式全线撤出中国大陆，蒙受重大损失。[21][16]
虽然大陆业务急速萎缩，但兰杜在怡和主席任内仍然积极在香港寻找新的商机。[22]在1947年，怡和与英国海外航空（BOAC）达成协议成立香港航空，锐意拓展香港的民航业务。[23]香港航空是BOAC的附属公司，但以兰杜出任董事局主席，与当时另一家由太古洋行控制的国泰航空争一日之长短。[22][24]1949年，BOAC与怡和进一步达成协议，把香港航空正式售予怡和，由兰杜留任董事局主席。[22][25]不过，与怡和的其他业务一样，由于中国大陆主权易帜，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香港航空主要经营的多条大陆和韩国航线被迫停办或暂停运作，对业务造成一大打击，香港航空多年后唯有于1958年售予对手国泰航空。[24]
在香港从事商业业务以外，兰杜也在1946年至1951年获港府奉委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以及于1946年至1950年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是香港重光后殖民地民事政府于1946年5月恢复运作时，首批获得委任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之一。[2]在两局供职期间，兰杜多番公开批评港府施政，他曾经在立法局内不满港府公布的《财政预算案》账目不清，多项预算未有清楚列出；[26]另外又认为港府与伦敦之间存在沟通问题，导致施政效率低下。[27]1947年，港府因应战后大量难民从中国大陆涌入，提出签发乡郊建屋地段地契时，规定发展商要扩大建筑物的规模至一定程度，但兰杜对政策予以反对，除了认为政策对建筑商不公之余，又指建筑商将因此被迫负担更高昂的建筑成本。[28]
此外，兰杜曾经多次反对港府开征入息税的计划，早于二战期间，港府提出开征入息税以支援英国在欧洲的战事和香港的防务工作，当时兰杜在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获港府委任为战时收益委员会（War Revenue Committee）委员，负责就开征税项一事提供意见，结果他与其他委员透过委员会发表的报告书对建议提出重大保留。[29]几经商界和港府的讨价还价，最终港府在1940年4月落实开征入息税，但承诺税项只作为维持战时收益的临时手段，大战结束后将废除税项。[29]虽然港府在重光后的确废除了入息税，但却旋于1947年提出重新开征，引起兰杜在内等多位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反对。[30]兰杜曾建议港府把方案暂缓一年到1948年，作详细检讨后才决定是否推行，惟未为港府接纳。[31]最终重新开征入息税的条例在1947年5月获立法局三读通过，但罕有地被周埈年、周锡年和廖亚利孖打三名非官守议员投下反对票以示不满；[31]尽管兰杜不同意政府的方案，但仍投下了赞成票。[31]
兰杜在两局供职期间也参与了“杨慕琦计划”的辩论。[32]该计划由香港总督杨慕琦爵士在1946年提出，当中建议设立香港市议会以加强香港政制的民主成分。[32]不过，由于计划推出后各方意见纷纭，所以过了两年多也没有进展。[32]1949年3月，兰杜在立法局动议辩论“杨慕琦方案”，他批评港府拖延政改，并以《爱丽丝梦游仙境》作比喻，形容港府像故事中的“睡鼠”一样，只有被“疯帽子”倒茶到鼻上时才会稍稍醒来说一会故事。[33]虽然如此，他没有表态支持“杨慕琦计划”，反而认为改革立法局比设立市议会来得更为实际。[32]同年6月，立法局另一非官守议员罗文锦提出改革立法局的方案，建议一方面增加局内非官守议员议席，另方面开始让部分非官守议席由选举产生，结果局内非官守议员一致表态反对“杨慕琦计划”，并对罗文锦的方案予以支持。[32][33]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大陆政局不稳，再加上继任港督葛量洪爵士和英政府发现普遍香港市民对政改异常冷淡，同时又担心有关改革会使香港政局卷入国共冲突的政治纷扰之中，所以经过再三检讨后，英政府在1952年10月于国会正式宣布不会对香港展开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只决定增加市政局的民选议席。[32][33]
在香港生活多年的兰杜在1950年辞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翌年卸任怡和洋行主席和香港航空主席等商界职务，同时又退出行政局，选择返回英国定居，但继续保留怡和董事的身份。[2][13]在英国，凭借其在远东多年来累积的商业背景，他身兼多家私人公司的董事职务，当中包括在1952年加入苏格兰皇家银行董事局，未几又出任副主席，其后更于1955年至1965年出任主席一职。[34][2]在苏格兰皇家银行主席任内，他还于1955年起出任北方保险公司（The Northern Assurance Co. Ltd）、格林及米尔斯公司（Glyn, Mills & Co.）和威廉斯迪肯银行（William Deacon's Bank Ltd.）等多家与该银行有密切联系的公司之董事职务。[17][2]在1952年至1970年间，他也长年担任英国投资信托公司董事。[35]
兰杜在英国定居于苏格兰家乡邓弗里斯多尔斯温顿，但仍不时往返伦敦处理商业业务。[17][10]晚年的他把兴趣投放于家乡的农牧和林务，并且于1967年至1970年接受英政府委任为医生及牙医薪酬检讨委员会委员。[10]1970年12月15日，兰杜在伦敦因急病去世，终年65岁。[2][3]他逝世后，后人在其家乡多尔斯温顿郊区，为他伫立了一座石碑，以作纪念。[36]
兰杜在1929年12月7日于英国伦敦迎娶路易莎·玛丽·多萝西·夏洛特·福布斯（Louisa Mary Dorothy Charlotte Forbes，1904年－1956年）为妻。[2][37][5]路易莎原籍福尔柯克卡伦德府（Callendar House），是查尔斯·威廉·福布斯（Charles William Forbes）之幼女。[2]兰杜与路易莎共育有一子三女，分别是：[37][38][39]
兰杜的首任妻子路易莎曾于1948年至1951年担任香港女童军总会总监。她在1956年逝世后，兰杜于1957年在伦敦再娶K·伦德（K. Lund）之遗孀碧翠丝·海伦·本森·伦德（Beatrice Helen Bengson Lund）为第二任妻子。[2][5]另外，兰杜生前身兼皇家弓箭手连辖下女皇近卫团成员，[17]也是伦敦布德尔会（Boodle's）及布拉特会（Pratt's）、以及爱丁堡新会所（New club）等多家绅士会所的会员。[2]兰杜在香港拥有一部在1946年建造的双桅小帆船，名叫“Jadalinkir”，以他四名子女的英文名“Janet”、“David”、“Linda”和“Kirsteen”合并而成。[40]
| 附录：主要经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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