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注 1]是指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间，台湾各地爆发激烈的官民冲突，民众要求政治改革，最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军队武力镇压。1945年10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以陈仪为首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管台湾。在政治上，政府施政偏颇、官纪败坏、政治歧视，多数本土籍菁英被排拒在外；在社会上，受到国共内战影响，武装起事运动此起彼伏；在经济上，计划经济政策造成通货膨胀与经济危机，失业人口扩大，社会问题丛生；在文化上，战后台湾与中国大陆存在明显隔阂，受日本化影响的台湾人被指责是“奴化”，而被要求“中国化”。台湾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官民矛盾与族群矛盾更导致紧张情势持续升高。
| 二二八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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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1947年2月27日—5月16日 | ||
| 地点 | |||
| 起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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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 圆环缉烟事件善后处理、要求政治改革 | ||
| 方法 | 示威游行、政治交涉、收缴武器、接管机构、武装抗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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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突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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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人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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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亡 | |||
| 死亡 | 官方文献中最低死亡与失踪总数约在8,324至11,841人之间，当中外省人死亡与失踪合计89人[1]。 | ||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查缉员在台北市太平町天马茶房附近查缉私烟，打伤烟贩林江迈、误杀市民陈文溪，激起群众久积的愤怒。2月28日，市民罢市、罢课、罢工，游行至专卖局抗议、前往长官公署请愿，但遭到卫兵以机枪扫射，数人死伤。这导致抗争与冲突全面蔓延，台湾各大都市爆发暴力事件，军队开枪镇压，死伤多人。为了解决争端、消除积怨，各县市民意代表、士绅阶级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希望借由政治交涉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另一方面，各地民间力量组成武装部队，收缴枪械、控制机关等，企图以武力达成政治改革要求。
陈仪表面上妥协让步，接受处理委员会意见，但将这次事件视为“叛乱”，向中央政府请调援兵。3月5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派兵前往台湾。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在高雄市展开镇压。3月8日，宪兵团自福建省抵达基隆市，刘雨卿所率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等部队亦陆续登陆，各地展开大规模军事镇压，未有过多抵抗。3月10日，陈仪宣布全台戒严，解散处理委员会等社会团体。期间出现大量群众死伤、失踪，基隆市、嘉义市、高雄市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其后各地展开清乡，出现许多冤狱案件。5月16日，魏道明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结束戒严与清乡。
二二八事件导致大量台湾籍居民遭到逮捕、枪毙或失踪，包括无关抗争的菁英人士。这次事件影响地方政治生态，加深族群隔阂与对立。由于随后台湾实行长期戒严并进入白色恐怖时期，二二八事件牵涉到敏感的政治问题，成为禁止公开讨论、研究的“历史禁忌”。直到1980年代二二八平反运动的冲击，台湾社会才逐渐重新讨论二二八事件。到了1990年代后，社会各界针对二二八事件展开调查研究、赔偿受难者与家属、建立纪念碑、回复名誉等。当前台湾设有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与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各地亦设有二二八和平纪念碑。
事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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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台湾推行工业化与教育，其后推动国语运动、皇民奉公会等皇民化运动；这些举措提升台湾人教育程度，在地方政府的角色日趋重要[3]。1943年，中华民国、美国与英国举行开罗会议，在美国主导下确立战后台湾归还中国的原则；原先计划夺取台湾的美国军队改研议军事占领，开始构想战后体制[4]。1944年4月，在改变对台湾政策后，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负责接管准备事宜，但在治理与用人政策上存在歧见[5]。当时陈仪是国民政府少数了解台湾者，获得国民政府主席、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支持[6]。
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指示在台湾的日本军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投降，其后由中国接管台湾[7]。美国与中国共同拟定对台湾的军事占领、派遣情报机构调查，而后者更动接管计划名称与执行，积极宣传是“台湾光复”[8]。国民政府在重庆市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临时办公处，特任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9]。9月20日，正式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10]。
当时许多台湾社会精英和民众存在“祖国情结”，对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新时代”有一定期待，欢迎程度超过中国大陆其他地区[11]。在政治真空期，各地青年学生筹组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团体，维持公共安全、保护公有资源、迎接国民政府等，惟这类团体后来被要求改组解散[12]。陈炘、林献堂、叶荣钟等日治时期社会运动人士、知识分子组织欢迎国民政府筹备会，在各地指导练唱《中华民国国歌》、建造欢迎牌楼、订制中华民国国旗，但有部分人士在草山会议推动台湾独立未果[13]。10月17日，国民革命军部队抵达台湾[14]。10月25日，台北市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15]。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爆发第二次国共内战，国民政府因情势恶化无力关注台湾，只将台湾视为边境[16]。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央俱乐部、中国国民党党部等政治派系派员前往台湾，部署情报网、接收日产与争夺资源，情报机构展开反情报、肃奸等工作，陈仪则任由派系势力互斗[17]。1946年，台湾举行地方选举，选出台湾省参议会等民意代表，促成政治参与热潮；但也发生逮捕汉奸、捕杀协助人士、起诉蒋渭川与王添灯等事件，并出现区分原住台湾之“台湾人／本省人”与中国大陆各省区之“外省人”的省籍意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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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方面，长官公署的特殊化体制经国民政府特别授权，不同于中国大陆各省的委员会制，但存在诸多缺失、官箴与军纪欠佳[19]。台湾省行政长官享有极大委任立法权，且拥有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人事管理指挥监督权，加上陈仪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军事政府[20]。在颁布这个集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军事于一体的长官公署体制后，许多原本满怀期待的台湾精英与民众大失所望，并因这种体制与台湾总督府相似而戏称是“新总督府”，在实施期间不断有人建议国民政府高层废除、恢复省政府制度[21]。
陈仪最初虽然有图治之心，但性格刚愎，下情不能上达，官民关系恶劣[22]。总揽大权的长官公署以统治者心态自居，不能体察民情，政治上打压台湾人民，政治措施、参与和待遇失衡；同时发布诸多临时办法，独占政治、经济、社会等资源[23]。虽然名义上给予台湾人政治参与机会，实际以没有政治人才、不理解中华民国国语等理由，多数精英被排斥在中高级职位外[24]。中国接收人员取代日本人地位，独占政府重要中高级职位，政府高层仅有1名半山人士宋斐如；台湾人失去工作职位、或位居下层，政治地位和日治时期同样遭受差别待遇，被视为“二等公民”[25]。
对于中国大陆各省人独占政治权位，原先期待伸展抱负的台湾精英感到失望，要求全面参政、实施县市长选举[26]。除了独占高级公务员，许多机构单位开始充斥牵亲引戚、裙带关系的用人作风，并以外行领导内行[27]。裙带关系的风气还导致一些公司、工厂摒弃有为青年，未获雇佣的失业人士感到不平，种种现象更让原本热烈欢迎“祖国”的台湾人民产生厌恶心理[28]。同时在同一机构单位、同一职级的相同职业中，外省人的工资又比本省人高、甚至高出一倍，差别待遇的差距还比日治时期还大，这让有工作职位者不平[29]。
同时间，屯驻台湾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军纪败坏，军人和警察偷窃、耍赖、威胁、诈骗、恐吓、调戏、抢劫、杀人，开枪滋事案件在1946年屡见不鲜，民间称为“贼仔兵”[30]。接收官僚忽视台湾进步的事实、并以中国习惯治理，同时陈仪用人不明，产生各种牵亲引戚、社会特权、官僚作风、政风败坏、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贪污贿赂、军纪混乱等弊端，社会乱象频生，成为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31]。台湾省参议员郭国基、林日高、韩石泉等人曾在台湾省参议会提出质询，但实际情况未有改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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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台湾生产事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遭严重破坏，中国大陆因政局动荡而无力支援[33]。在经济政策方面，陈仪推行全面性计划经济，实行独占剥削、资源管制、金融独占、财货专卖和国有企业贸易制度[34]。基于索赔原则，日本留下的237家国有企业与私人公司、600余个单位，纳入长官公署各局处设置的27家公司经营，并与资源委员会争夺接收资源[35]。在大规模接收不当与人谋不臧下，日本财产变成特权者的私有财、甚至遭标售，台湾人的私有财与产业也被无理没收，这些中饱私囊的接收人员被讥称是“五子登科”、“五天五地”，“接收”也被称为“劫收”[36]。
代表计划经济的机构还有专卖局与贸易局[37]。沿袭日治时期的专卖制度，香烟、酒、樟脑、火柴、度量工具由专卖局专卖，食盐、煤矿等资源则是财政部盐务总局的台南盐业公司、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工矿处的台湾省石炭调整委员会等国有企业专卖[38]。对外的贸易局独占工业与农业产品的购销输出，包括食盐、食糖、煤矿、稻米、樟脑等利润产品，禁止出口的木材、纸张也可以公开运销[39]。随着国有企业无限扩大，计划经济政策与民争利，影响民生经济发展；同时接收官僚大肆搜刮、官商勾结、独占许多物资，并利用台币与法币的汇差，运往中国大陆赚取巨额利润[40]。
这些政策导致台湾经济发展严重扭曲，主要日用品价格飞涨、恶性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浮现，生存条件比日治时期更为恶化[41]。台湾米粮短缺、价格暴涨并爆发米荒事件，食糖价格也因资源委员会将台湾糖业公司白糖无偿转售暴涨，长官公署的紧急措施效果不彰[42]。不当的经济管制、滥印台币与抽税政策，后果是百业萧条、民生凋蔽，失业问题日趋严重，1946年底的失业人口估计有40万人至50万人（当时台湾人口约600万人）[43]。随着失业者面临窘困生活，社会上的偷窃抢劫与街头行乞日益增多，部分职业者亦无法领到工资[44]。
1946年间，台湾不断爆发官员贪污案件，相关新闻报导在1月底至2月上旬便有6则；多位敢言的台湾省参议员数次在台湾省参议会质询、揭露弊端[45]。同年1月、4月和10月，监察院派遣闽台区监察使杨亮功前往台湾视察，提到社会不安及陈仪施政问题，但不被重视[46]。同年7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指派刘文岛组成中央清查团前往台湾调查，指出贸易局局长于百溪和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但陈仪替两人脱罪，最终保释而不被追究[47]。对于官僚无能、贪污情况严重，陈仪并未加以整顿，反而有意呵护下属回避责任，也加深社会不安，以及人民对政府的不满[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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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文化方面，相较于长期战争的中国，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除了早期抗日运动至后期太平洋战争外大抵和平[49]。经过长达50年的日本统治，台湾进入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准等远较中国社会进步，并形成集体意识[50]。在日本的隔离政策与现代化教育下，台湾人具有近代国民和奉公守法的意识，认知和价值观与当时的中国人有明显差距[51]。虽然最初台湾人热烈欢迎中国接管，但是因为对中国政治制度与社会现状缺乏了解，对其期望标准过高；相处后发现真正的“祖国”与想像相差甚远，在语言及文化产生隔阂与不适应，乃至产生失望或嘲弄心情[52]。
陈仪及中国国民党与台湾社会之间存在着明显隔阂，中国大陆政府官僚及民众对台湾情况非常陌生[53]。当时的台湾已有相当程度的日本化，且处在日语思考的文化圈内，初次抵达台湾的中国大陆人士便能感觉到日本东洋气息[54]。虽然旅居台湾的中国大陆人士对于台湾的进步存有同感，但部分人因中国抗日战争甫结束、对“日本鬼子”欺凌的不满，对于这类东洋气息相当不自在与反感，指责台湾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影响，强力要求清除并“中国化”[55]。长官公署设有台湾省编译馆推动台湾的文化重编计划，并成立台湾文化协进会等组织[56]。
当时接收官僚经常以征服者、战胜者的统治观点，将台湾人视为战败者，歧视、敌视、排斥与打压台湾的文化和价值观，造成台湾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文化认知出现矛盾与冲突[57]。相反地，台湾社会开始流行“狗去猪来”的说法，并怀念起日治时期；无法理解此情感的中国大陆人士对此则批评是“奴化”，因而形成循环[58]。同时期，政府在短期内无法顺利完成复员工作，日本人的遣返、中国各地台湾人与台籍日本兵返回台湾均出现问题，同时复员返回台湾的台籍日本兵就职无路、一文莫名，因而对政府有所不满[59]。
在日治时期，台湾社会治安良好，并持续至后来的政治真空时期；其后因为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流氓大赦案等，社会偷窃抢劫四起、骚乱事件不断[60]。负责公共安全的军人与警察纪律败坏、作威作福，且台湾与中国文化隔阂甚大，双方适应不良及冲突对立，发生布袋事件、新营事件、员林事件、反美示威游行、迎谐事件等警民冲突，社会治安日益恶化[61]。最终政策失当、政治歧视、文化差异及社会问题丛生，催化族群矛盾、本土意识抬头，官民间亦累积巨大矛盾，许多人因种种因素预感将出现危机，但是长官公署仍未有改善[62]。
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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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导火线源自查缉员、宪兵、警察单位查缉私烟处理失当[63]。1947年2月27日上午10时，专卖局台北分局接获淡水港有走私火柴、香烟等活动之密报，派出傅学通、锺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盛铁夫、叶得根等6名查缉员，会同警察大队派遣的4名警察，前往淡水港追查走私，但仅查获少许香烟、未有重大斩获[64]。下午6时许，查缉员们回到台北市小春园用过晚餐，依照密报转往太平町圆环一带查缉私烟，附近私烟摊贩见状纷纷逃散，最后在延平北路、南京西路交会处的天马茶房廊下查获逃避不及的林江迈出售私烟[65]。
查缉员欲当场将香烟与所得现款全数查扣没收，林江迈表示一家三口生活困难，跪地哀求不要将香烟等东西全部带走，至少发还一部分；路旁民众也纷纷聚拢围观、帮忙求情，但是查缉员不同意请求[66]。林江迈情急下缠抱查缉员叶得根不放，叶得根随手以配备的手枪枪柄敲击头部，导致前者出血受伤、昏迷在地[65]。在场围观的行人见状群情激愤，立即包围查缉员；查缉员连忙抛弃货车分头逃窜，群众紧追不舍[65]。查缉员傅学通在永乐町遭紧追者抱住，情急下向群众开枪示警，击中在自宅围观状况的市民陈文溪胸部，隔日不治[64]。
这项举动引起现场群众更加激愤，将查缉员们遗留下来的专卖局货车及其缉获的走私香烟拖到圆环捣毁、放火焚烧泄愤[65]。愤怒的群众继而追至查缉员躲藏的永乐町派出所，其后转往包围警察总局，要求交出肇祸凶手并将其枪毙，当时曾有警察局官僚出面说明圆环缉烟事件的处理情形，但民众仍然激愤不已、无法谅解[67]。晚上9时多，在场群众得知查缉员被送往台北市宪兵第四团团部后，前往宪兵团请愿；群众纷纷聚集包围宪兵队、呼喊交出凶手，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数次出面威胁、规劝，都遭到群众怒骂[64]。
部分民众前往《台湾新生报》报社要求刊登事件，主编吴金链表示收到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命令，禁止各报刊登事件经过，愤怒群众拆毁招牌、威胁烧毁报社[68]。吴金链转请社长李万居出面，群众在后者答应刊载后散去，隔日刊登约百字事件消息[68]。2月28日，由于群众包围警察局及宪兵团要求处理凶手未果，不满的市民在台北市集结发起请愿游行示威、演说事件经过，通告罢市、罢课和罢工；许多商店相继关门，街头出现不安气氛[69]。上午9时，民众游行前往位于本町的专卖局台北分局，途经太平町二丁目派出所时遭到警察出面制止，民众愤而将其围殴、捣毁派出所内物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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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群众在专卖局台北分局集结，进入里面围殴打死2名职员，并打伤4名职员；并将专卖局所存的火柴、香烟、酒、器具、汽车与脚踏车等物品，全部抛到道路上纵火焚毁[64]。警察得知讯息赶到现场，但见到围观民众众多、群情激昂，只能睁眼旁观、不敢处理[71]。中午12时，群众包围南门町的专卖局总局要求惩罚凶手，但是因为宪兵和警察事先防备，仅打破专卖局玻璃泄愤[64]。因为诉求未能达成，群众转往专卖局前后任局长任维钧与陈鹤声官邸，当时两人皆未在场，官邸内的物品遭砸毁；专卖局总局左侧的南门工厂部分机器亦被捣毁[72]。
下午1时，群众由台北车站前往长官公署请愿示威，刚抵达中山路路口、尚未到达长官公署广场前，遭到卫兵举枪阻止前进[73]。其后长官公署二楼的卫兵以机枪扫射驱散，当场造成至少2人死亡、数人受伤，其他请愿民众则四处躲避逃散[74]。在发生长官公署卫兵开枪事件后，民众的示威、抗议和游行遭到政府武力镇压，局面更加复杂险恶[75]。事件引爆群众愤怒情绪，由请愿惩罚凶手转成反对长官公署的示威、且激化省籍冲突，台北市街头顿时出现暴力混乱，民众分别占领各交通要道、公共空间、饭店、商店等，纷乱一发不可收拾[76]。
因为省籍怨恨，许多民众将外省籍公务员、宪兵、警察视为主要攻击对象，外省商人和民众也在无法区别下遭到波及，在台北府城南门、台北新公园、台北车站、本町、永乐町、太平町、万华等地出现殴打事件，或是集中一地看管的情况[77]。由外省人经营的公司也成为泄恨目标，正华大旅社、虎标永安堂、新台公司等商店旅馆遭到砸毁，汽车、货车、货物、商品等也遭到放火焚烧破坏[65]。新竹县县长朱文伯、警备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民宁皆差点遭受攻击，不过许多台湾人亦基于人道主义，在骚乱中集中保护或救助中国大陆人士[78]。
愤怒的群众还占领台北新公园的台湾广播电台向全台湾广播，批判贪污舞弊、稻米外运、民不聊生等现象，呼吁民众出面反抗[79]。陈仪发布台北市地区临时戒严后，出动军人、宪兵与警察开枪镇压，持续站岗巡逻，各地均有死伤[80]。台湾北部地区亦出现零星冲突，基隆市青年市民进攻警察局、派出所、机构宿舍，殴打外省人和军人，遭基隆要塞司令部、宪兵队及警察镇压，直到军方宣布戒严才略为平静；台北县亦发生冲突[81]。另外在3月4日，半山人士苏绍文奉命调派新竹防卫司令，进驻新竹地区实施戒严、颁发公告，其后无重大事件发生[82]。
随着台湾人民纷纷发起各种抗争，台北市的冲突迅速蔓延各地，治安事件扩大为政治运动[83]。各大都市皆有骚动与冲突，民众攻击、包围或占领地方政府或警察局抗争，并殴打外省人；部分地区要求保管警察局、派出所、军营、兵工厂的武器物资，以免开枪伤害民众，并自行维持治安；也有为了接收军人和警察武器，发生武装冲突或遭镇压者，死伤多人[84]。由于不满种种不当政策，大部分反抗行动与冲突针对政治腐败问题，不过各地反应不一，对政治改革的想像与计划并不一致；参与分子则有青年学生、退伍的台籍日本兵、失业者、地方领袖、地痞流氓等[85]。
3月1日，板桥镇秩序失控，民众冲入台北县政府殴打职员，淡水镇、瑞芳镇等地亦有外省人遭殴打[86]。群众袭击士林镇、新店镇地区供应局仓库，抢劫军用武器、物资并放火，金瓜石的台湾金铜矿筹备处职员宿舍遭到捣毁[87]。桃园镇民众接收新竹县政府、驱赶警察局官员，并阻挡自高雄市调派至台北市的军队；彰化市则有民众在彰化车站殴打士兵[88]。3月2日，从台北市前往新竹市的青年学生呼吁参加起义，民众开始殴打外省人、捣毁商店，并分头包围袭击新竹市政府机构、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派出所、公务员宿舍，经宪兵及驻军出动镇压而溃散[89]。
同日，彰化市民众殴打警察、捣毁器物，要求彰化市市长王一鹿罢免警察局督察长沈宝通、保管枪械等[90]。台南县民众袭击斗六镇、虎尾镇、东石乡、北港镇等地政府办公室和警察局，捣毁物品、接收枪械及编组武装部队；台南县政府所在地新营镇、新化镇、曾文、北门、新丰等地亦先后发生冲突，台南县县长袁国钦率领政府人员走避阿里山乡[91]。3月3日，台南市青年学生、民众接管永乐町等派出所、警察局、第三监狱、海关仓库枪械，彰化市民众则控制彰化市政府机构[92]。3月6日，台南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市区发起无武装游行[93]。
台湾东部地区及离岛地区多是人心浮动、接收或代管警察局武器，并无重大冲突[94]。3月3日，台东县民众包围田粮处仓库、昌华公司米厂、县长宿舍，台东县县长谢真走避延平乡红叶村[95]。3月4日，宜兰区民众收缴宜兰机场空军、苏澳镇军需仓库与警察局武器，集中保护外省人[96]。花莲市民众要求军人、宪兵和警察解除武装，青年组织维持治安、收缴武器及分发粮食，花莲县政府人员见势逃避[97]。台东县民众夺取宪兵、警察及台东机场军队武器，占领台东县政府及邮电机构[98]。澎湖县由于马公要塞司令部军队固守，及要员居中协调，仅有少数骚乱事件[99]。
各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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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集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台湾省参议员，在中山堂组成“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推派黄朝琴、周延寿、王添灯、林忠等代表面见陈仪，提出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等五项解决缉烟血案的请求，陈仪同意并发表广播谈话[100]。3月2日，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召开筹备会议，周一鹗、任显群、包可永、赵连芳、胡福相等5位官员出席[101]。会议听取张晴川报告交涉情形，决定纳入商会、工会、学生、民众、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五方代表，其后主席周延寿扩大纳入台湾各县市参议员、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等人参与[102]。
3月3日，改组过后的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召开首次会议，商定军队撤回军营、学生青年组织治安服务队、推派代表协商讨论，并在特务潜入下成立忠义服务队[103]。3月4日，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开会，长官公署代表不再参加[104]。会议决议扩大组织，通知17个县市组织地方的处理委员会，但各地分会成立时间与参与情形不一；推派代表会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要求禁止武装部队在街头向群众开枪[105]。由于长官公署应对无方，处理委员会向外广播事件经过，表示只是争取政治改革，原本单纯的惩凶请愿事件转为政治改革运动[106]。
3月5日，处理委员会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组织大纲》，提出八项政治改革方案[107]。处理委员会至此发展成推动政治改革的团体，各地相继成立分会，提出事件处置对策、整合民间意见、诉求政治改革[108]。不过处理委员会仅要求陈仪撤职查办、政治改革、高度自治、实施省长及县市长选举等，呼吁群众不可殴打外省人，并无反叛中央政府的意思，秩序逐渐恢复[109]。3月6日，在王添灯主持下，处理委员会选出林献堂、陈逸松、李万居、连震东、林连宗、黄国书、黄朝琴等17位民意代表为常务委员，同时发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告全国同胞书》[110]。
不过处理委员会内部立场分歧、令出多门，出现以蒋渭川为主的政治建设协会，与王添灯、陈逸松间的派系争权[111]。同时因为临时成立而组织松散，处理委员会无法提出统一遵循的要求或行政纲领，未能充分发挥安定政局的功能[112]。3月7日，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开会，认为事件根本为腐败政治，政府应负全部责任[113]。王添灯具体化政治改革纲领，草拟《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包括对目前的处理7条、根本处理25条（军事方面5条、政治方面20条），要求政治改革、高度自治[114]。因为会议秩序混乱，另外附议追加10项要求，但追加条文有雷同或相似处[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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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二八事件中，除了处理委员会的“议会路线”外，台湾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成立武装部队并爆发冲突，特别是嘉义地区的冲突最为激烈[116]。3月2日，台中座召开市民大会，前台湾共产党领袖谢雪红被推选为市民大会主席，旗下台湾人民协会积极参与游行示威[117]。随后谢雪红成立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青年学生组成武装队伍争取自治，与军人和警察发生冲突[118]。同日，一批台中市南下的青年在嘉义市中央喷水池旁呼吁响应抗争行动，嘉义市民众、青年学生动员编制队伍，袭击嘉义市市长孙志俊公馆、殴打外省人，接收警察局、嘉义市政府机关[119]。
3月3日，谢雪红利用示威群众自发组织的人民大队，全面接管台中市警察局、专卖局台中分局等重要政府机构，台中市市长黄克立、专卖局台中分局长赵诚等皆被拘捕，200余名外省籍公务员及眷属被集中看管[120]。同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与嘉义市参议会举办市民大会，成立嘉义三二处理委员会、组织嘉义防卫司令部，民兵攻击红毛埤第十九军械库、控制嘉义广播电台[121]。3月4日，嘉义市武装部队攻击军队及政府官员聚集的山仔顶台湾省立嘉义中学，而屯驻红毛埤的罗迪光军队进入市区镇压，自山仔顶向市区炮击，市民死伤不少[122]。
其后嘉义市当地的学生几乎大动员，不少社会人士支持抗争行动，但参加者大半是乌合之众[123]。3月5日，嘉义民兵与台中市、竹山镇、斗六镇、新营镇、盐水港等地青年学生支援的武装部队，向红毛埤军械库、嘉义机场的守军发动总攻击，占领水源地与发电厂，切断通往机场的水电[124]。嘉义机场的守军派出代表谈判，但在获得台北市飞机空投补给后立刻反击，民兵在附近大量伤亡，陷入苦战[125]。其后军队暂停攻击，与民军互相对峙僵持5天[126]。同时期，吴凤乡乡长高一生在汤守仁、林立等劝告下，出动阿里山邹族青年支援民军，军队退至红毛埤[127]。
3月6日，嘉义机场的守军与地方处理委员会谈判，主要为军队缴械、民间提供粮食[128]。同日，陈篡地的民军攻击虎尾空军基地的驻军，双方激烈冲突，其后驻军因粮食不足逃入林内[129]。3月7日，民军攻下红毛埤军械库，守军在撤退前放火焚烧库房物资，转往嘉义机场固守待援[128]。当时除了800多名外省籍公务员被拘于嘉义市，其余200人困守机场[130]。不同于台中市绅士阶级透过议会争取自治，台中市民主保卫队和各校青年学生在干城营区组织二七部队，锺逸人、蔡铁城分别担任队长、参谋长，希望以武装力量争取民主政治[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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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高雄市地方要员已经获知台北市的讯息，高雄市市长黄仲图、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分别准备[132]。3月2日，盐埕埔群众围攻警察局、一〇五后方医院、宪兵队、左营、田町仓库等地，高雄市700余名外省籍公务员退避至寿山的高雄要塞司令部避难[133]。当时屯驻高雄市的兵力颇多，彭孟缉更认为此举形同叛乱，是阴谋分子和共产党在幕后计划，反对谈判、待机出兵镇压[134]。3月4日，高雄县凤山镇、冈山镇等地发生骚动，民众包围警所、进攻要塞，遭到军队击退[135]。屏东市群众占领市府及警察局、殴打外省人，胁迫屏东市市长龚履端封存武器[136]。
以台湾省立高雄第一中学为主的青年学生组成雄中自卫队，与占领高雄车站的宪兵队激烈冲突，死伤多人；学生弹尽援绝，突围避入附近三块厝民房[93]。3月5日，部分青年学生攻击高雄要塞司令部，彭孟缉要求民众缴械投降，以机枪扫射鼓山地区、迫击炮炮击体育场威胁[137]。下午，高雄市市长黄仲图、高雄市参议会议长彭清靠、涂光明、范沧榕、曾丰明等人持和平条件前往寿山，要求与彭孟缉谈判；彭孟缉因军事行动准备不足，采取拖延策略，以考虑所提条件为由，假意表示隔日再来协商谈判[138]。同日，屏东市民众攻击宪兵队，胁迫屯驻的空军军队缴械[139]。
3月6日上午，处理委员会在高雄市政府礼堂开会，再度推派代表与彭孟缉交涉，希望禁止军队射击或威胁市民、暂留军营[140]。黄仲图、彭清靠、涂光明、范沧榕、曾丰明、李佛续等代表再次前往寿山，提出和平条件；但彭孟缉以涂光明拔枪刺杀为借口，逮捕和谈代表、只准黄仲图返回，最后枪毙涂光明、范沧榕、曾丰明3人[141]。下午，黄仲图尚未回到处理委员会，彭孟缉断然采取军事镇压，下令高雄要塞司令部所属武装部队、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何军章团，兵分三路进攻高雄车站、高雄第一中学、高雄市政府及宪兵队，并在市区大肆屠杀[142]。
当军队抵达高雄车站时，遭到学生开枪阻挡，但后者因火力悬殊败退[143]。军队开枪扫射铁路车站出入人群，附近民众见状逃散，躲避不及者直接遭到射杀；军队还进入高雄第一中学追击逃散民众[144]。当时处理委员会与市民正在高雄市政府礼堂等待上山谈判的讯息，武装部队无预警投掷手榴弹及机枪扫射，造成律师陈金能、高雄市参议员许秋粽、黄赐等人丧生[145]。3月7日，部队在高雄市市区逐户搜查、抢劫民户，甚至强暴妇女；军队无差别扫射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伤亡，使得高雄市成为二二八事件受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146]。
镇压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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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柯远芬、张慕陶、彭孟缉、李翼中等台湾军政首长及其他情报机构人员，未了解当时台湾社会的情况，民众对政治改革、改善经济的迫切期待，一开始便认定事件的起因是“奸党乱徒”策动，勾结归来的浪人流氓、台籍日本兵，并利用日本御用士绅借端生事，故对于处理委员会或民众的要求均视为无理取闹或别有用心，并主张采取镇压的手段[147]。2月28日，陈仪已经向蒋中正报告台湾有“奸匪勾结流氓”制造混乱，并将权宜处置；但是当各地冲突逐渐蔓延后，陈仪一来凿于军警兵力不足以掌控局势，二来为了维护其权位，采取安抚和分化的“两面手法”[148]。
陈仪一方面采取表面让步妥协的安抚姿态，答应官民共组处理委员会、协调解决事件冲突，并呼吁不要走上街头，对政治改革要求虚与委蛇、拖延诓骗；另一方面运用分化、渗透策略，分派军事情报人员混入各地处理委员会，由情报机构、卧底线人、黑道、激进分子、相关利益人士等在旁监视、介入操纵，并利用蒋渭川制造内部矛盾[149]。同时，陈仪向国民政府呈报不实报告、夸大事情的严重性，请调军队前往台湾镇压，并欺瞒请兵一事[150]。3月2日，陈仪便向蒋中正报告台湾“情势严重”，要求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陈诚迅速加派重兵平乱[151]。
在与处理委员会周旋、假意接受要求时，陈仪通令各机构干部因应变化“镇静处置”，积极进行军事整备与人员部署[152]。其后国民政府认定这次事件是“叛国”举动，同意派兵前往台湾镇压[153]。3月6日，陈仪向蒋中正指称台湾群众“想要离开中国独立”，而驻扎台湾的兵力不足，要求加派军队“消灭叛乱”[154]。但是对于节节升高的政治改革诉求，陈仪仍广播表示接受，并致函赋予处理委员会官方地位[155]。3月7日，陈仪再次向中央政府要求加派军队镇压[156]。同日，处理委员会通过《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及要求，黄朝琴、王添灯等人前往长官公署面呈陈仪[157]。
但在确定中央政府决定派遣军队、并于3月8日登陆基隆市后，陈仪断然拒绝处理委员会的《三十二条处理大纲》，以此罗织台湾人“公然背叛中国”、“追求独立”等罪状做为镇压借口，并推卸责任[158]。其后王添灯前往台北广播电台发表最后一次广播，对外说明事件原因和经过、宣读《三十二条处理大纲》、遭到陈仪拒绝的情况等[159]。3月8日，处理委员会意识到危机后，发表推翻《三十二条处理大纲》的声明[160]。中午12时，当军队即将登陆时，张慕陶前往中山堂与处理委员会谈话，谎称只要不牵涉军队议题，中央政府绝对不会对台湾采取任何军事行动[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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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月7日，为了配合援军，陈仪下令所有武装部队集合待命、维持台北市和基隆市交通与发电厂安全，并监视处理委员会活动[162]。3月8日，福建省增援的宪兵团2个营搭乘海平轮登陆基隆市镇压，与基隆要塞司令部部队在街头密集扫射肃清、并搜查户口，其后宪兵团进军台北市[163]。晚间，长官公署下令警察和军队清剿处理委员会的开会地点中山堂，各部门参与者遭到逮捕、或开枪反击，场面混乱[164]。其后杨亮功搭乘的运兵卡车前往台北市时遭受伏击，圆山陆军仓库前则有数百名青年学生遭击毙，警备总司令部、台湾银行等台北市主要地区亦受到扫射[165]。
3月9日，宪兵第二十一团第一营自基隆市抵达台北市，陈仪立即宣布台北市、基隆市开始戒严[166]。虽然最初有零星攻击事件，因为援军不断进驻台北市压制，镇压行动未遭遇强烈反抗便控制住局面[167]。随着整编第二十一师军队连续数天从基隆市或高雄市登陆，政府在各地展开武力镇压、肃清、报复行动[168]。3月10日，陈仪宣布全台湾戒严、展开“绥靖”工作，下令解散处理委员会及各地分会等“非法组织”，并四处逮捕、暗杀处理委员会有关人士或地方绅士阶级[169]。新竹地区亦进行绥靖工作，员树林、虎子山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170]。
虽然蒋中正命令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但是陈仪身为最高军事政府长官，并未有效约束军队和警察依法执行绥靖任务[171]。由于台湾过去并没有戒严经验，台北市各地仍有民众在绥靖期间上学、上班、工作或购买粮食，因为听不懂士兵口令或语言警告，便遭到军队开枪射杀或流弹波及，到处都是尸体[172]。基隆要塞司令部奉命在基隆市市区展开绥靖工作，派兵增援屯驻金包里的军队，整编第二十一师四三八团第二营从旁协助[173]。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在基隆市市区、金山乡、社寮岛等地展开扫荡与逮捕，以致港湾遍布遭捕杀投海的浮尸，屠杀情形仅次于高雄市[174]。
在各绥靖分区警备部队及警察执行武力扫荡时，施行不少殴打、拘捕、报复等违反风纪行为，导致无辜民众伤亡、任意逮捕、未经审判就地枪毙等情事发生，甚至不少民众只因镇压扫荡时肆行扫射而遭无差别射杀[175]。3月11日，史国华下令军队包围八堵车站，枪毙车站铁路员工报复[176]。3月12日，基隆要塞司部前往瑞芳镇、四脚亭、九份、金瓜石一带镇压，并搜查淡水中学[177]。3月15日，宜兰区、苏澳镇划归基隆绥靖区，重新部署兵力[94]。3月24日，新竹地区展开第二阶段绥靖工作，严密搜查武器、“扫除叛徒”及清查户口[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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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官公署已有周详的计划和部署，及各地骚乱未如报告般严重，武力扫荡的行动远较预期迅速[179]。许多市镇因处理委员会的斡旋调解趋于平静，而中部和南部一带的抗争则是临时组成、未经训练且势力分散的武力，无法对抗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队，这让陆续南进其他县市的军队所遭遇的战斗规模不大，许多地方精英、青年、学生、民众遭逮捕杀害[180]。3月8日，嘉义机场的守军因嘉义民兵围困有粮食匮乏的情形，但因台北市飞机空运粮食弹药、民间补给及武装部队增援，局势逐渐改变[181]。同日，整编第二十一师武装部队进驻屏东市，宪兵和警察开始拘捕人犯[182]。
3月9日，半山人士刘传能游说处理委员会撤出嘉义机场外的包围，守在机场外的民兵撤守，但后来数名试图与军队议和的谈判代表，在嘉义车站前遭到公开枪毙；同时军队还在嘉义市刘厝扫荡，多名民众死亡[183]。同日，高雄要塞司令部总台长彭启超率领军队肃清左营高雄炼油厂，枪杀员工、滥肆拘捕、搜刮物资[184]。3月12日，在镇压消息传开后，为了避免城镇战伤及无辜市民，台中市的二七部队退入埔里镇[185]。3月13日，整编第二十一师武装部队进驻台中市，并在市区展开镇压；其后空军第三飞机制造厂协助运送军队，援军持续进入中部和南部地区[186]。
3月14日，军队陆续进入云嘉南地区，展开绥靖工作[187]。嘉义市军队在斗六镇太平老街镇压，陈篡地率领的民军寡不敌众，转入附近的小梅、樟湖山区，进行长期游击战[188]。同日，军队进入龟子头地方，遭到二七部队中途截击[189]。3月15日，军队从集集镇经由日月潭进入埔里镇，与二七部队发生枪战，互有伤亡[190]。3月16日，二七部队在埔里镇乌牛栏桥一带，与前往扫荡的军队发生激战，并藉地利之便予以重创[191]。但是由于弹药不足、军队进逼、士气浮动，二七部队决定解散，队员们各自回家避难，或南下参加陈篡地的游击队[192]。
3月17日，整编第二十一师获知二七部队解散消息，进驻埔里镇[193]。其后陈篡地的游击队与军队数次发生激战，虽然遭到重击，但是因为山区地形复杂而未被彻底消灭，直至清乡结束仍在小梅、樟湖等地活动[194]。3月18日，整编第二十一师独立团与第二营分别由凤山镇、宜兰区两地进驻台东县会合，在花莲县成立东部绥靖区司令部[195]。3月20日，澎湖县被划为马公绥靖区，马公要塞司令史文桂主持各项绥靖工作，地方军人和警察防止台湾要犯潜逃澎湖群岛，加强监控、搜捕“嫌疑份子”[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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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认定这次事件是叛国行为，政府、军队、宪兵、警察在援军抵达后成立联席会报，调查并制造黑名单，将参加谈判或抗争者一同列入有罪的“叛乱首要人犯”，有计划地全面逮捕、秘密杀害[197]。3月11日，台湾公共安全交由宪兵负责，宪兵及宪兵团所属的特高组、林顶立等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站人员组成的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别动队、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等特务机关，多次执行逮捕、密裁、暗杀、未审判处决工作，并互相争夺捕杀功劳[198]。陈仪还命令宪兵特高组秘密逮捕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林连宗等人，扩大事件的打击面，引起民众的惊恐与怨恨[199]。
在军队登陆后的武力镇压、屠杀与清乡行动中，参与各地处理委员会的委员及对政府表示不满者，大多遭到逮捕或处刑[200]。除了直接参与的反抗份子外，许多未参与事件的台湾社会精英，包括民意代表、律师、医生、法官、检察官、大学教授、教师、学生、作家、工商领袖、媒体工作者、社会大众等，在同一时段遭到逮捕杀害[201]。其中部分人公开枪毙，尸首示众；部分人秘密枪毙，未见尸体；部分人不知去处，音讯全无；部分人财产被夺，且未归还[202]。台湾北部精英多遭逮捕暗杀或失踪，南部精英则多被枪毙示众，被捕坐牢者亦人数众多[203]。
政府有计划地逮捕肃清社会精英，包括国立台湾大学教授林茂生、大公企业创办人陈炘、台湾省参议员王添灯、林连宗、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杨元丁、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台湾高等法院推事吴鸿麒、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李瑞汉、律师李瑞峰、医学博士施江南、《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台湾新生报》编辑吴金链、台北市参议员黄朝生、徐春卿、李仁贵、陈屋、前检察官王育霖、抗日运动人士廖进平、淡江中学校长陈能通、台湾省立宜兰医院院长郭章垣、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主任陈复志、嘉义市参议员陈澄波、潘木枝、卢鈵钦、柯麟、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张七郎等[204]。
不过调查研究显示涉案的认定与执行存在着不少弊端，绝大部分受难的台湾人或是批评政府，或是诉求改革台湾政治，或是提出“台人治台”等要求，但没有反叛政府的“叛国”意图与行为，却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到军人和警察以“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镇压处死[205]。当中大部分台湾知识精英与地方领袖并没有参与任何暴动，甚至许多人在骚乱中劝告其他人不要妄动、出面调解、保护外省人，仍在肃清行动中遭到逮捕陷害[206]。同时多数受难者几乎未经过公开审判的程序，部分是被秘密逮捕或处决，死因不明且尸首不存[207]。
全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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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台湾经历大逮捕与肃清获得控制后，警备总司令部展开“肃奸”工作[208]。3月20日，陈仪发布《为实施清乡告民众书》[209]。警备总司令部与整编第二十一师将台湾分为台北、基隆、新竹、中部、东部、南部、马公7个绥靖区，以该区最高军事单位主管为司令，展开“清乡”工作[210]。清乡主要目的是调查与拘捕事件相关案犯、全面清查户口、办理自新自首、取得切结、恢复学校及社会秩序、收缴武器军品、情报部署等，并以亲友连坐法威胁民众；计划先控制台北市及周遭基隆市、新竹县市据点防务后，继续分兵向南推进，并如期完成[211]。
在清乡过程中，政府主观认定“恶人”标准，各地不断出现未经公开审判便遭逮捕、枪毙情事，并传出告密者与构陷者[212]。当中部分是因为出于恐惧、害怕遭连坐法牵连而被告密者，但亦有不少人是因为个人恩怨或派系纠葛，借机恐吓勒索、公报私仇、挟怨报复或政治斗争，遭人密函陷害、罗织入罪而丧生的情事[213]。军人、宪兵、情报机构与政府未详加查证，即采信片面之词贸然逮捕嫌犯讯治，因而造成不少冤狱[214]。另有被捕或已定罪者为了逃生，经请托贿赂、或特殊管道关说而得以无事，但亦有些人散尽家财仍然丧生[215]。
各地不法军人和警察利用职权乘机勒索敲诈、掠夺财物、假公济私、杀人构陷，造成民怨[216]。3月29日，长官公署公告《参加暴动份子非主谋者准自新办法》，除了首谋暴动分子严处外，不再强调以共产党意识形态冲突为指标，针对“盲从附和或被迫参加暴动分子”设计“自新”概念[217]。自新案例的宽放或严处标准由政府核定，欠缺明确法律保障；其要求往后谨言慎行，再犯将重罚并与保证人连坐，而列册登记控管、思想训导活动、劳动营训练等亦产生威吓效果[218]。另外，许多民众害怕日军遗留品将引祸上身，将家中与军器无直接关系的物品都交给军方[219]。
在这期间，许多人过着躲藏的逃亡生活、其后才得以自首或自新，或是因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220]。到了4月，国防部保密局提出《二二八事变叛逆名册》，将全台湾分为台北、新竹、台中、台南、 高雄、屏东、花莲等各区，汇编近千人的“叛逆”名单，提供相关人士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原职、担任“逆职”、罪行、住址等详细资料[221]。10月25日，警备总司令部撰写《本省二二八事变案犯处理经过》，称各地民众依政府自新办法办理自新，报经前警备总司令部及全省警备司令部核准者计有3,905名[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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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疏缓军事镇压引起的反应、处理长官公署体制的不当，积极展开调查、宣慰与改制[223]。3月8日，杨亮功奉派查办事件，随即前往长官公署、军人和警察机关、各学校、各县市视察[224]。3月17日，国防部部长白崇禧、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蒋经国等人，代表政府前往台湾宣慰，最初受到各方期待[225]。白崇禧抵达台湾后，对台湾民众广播，宣示政府的“宽大”政策及基本处理原则，希望尊重法纪、迅速恢复社会秩序；他还视察政府机关单位，前往各地座谈听取意见[226]。
期间，白崇禧要求军人和警察不得挟怨报复、秉公速审嫌疑人犯、不追究参加“暴动”青年学生等原则，使伤亡人数减少[227]。白崇禧还下令往后逮捕人犯应由警备总司令部执行，然宪兵队无视命令继续捕人行动[228]。白崇禧还指出柯远芬滥用职权以致人心惶惶，但尽管曾建议将其撤职处分，后来白崇禧仍向陈仪立场靠拢，并建议奖赏彭孟缉、史宏熹[229]。3月22日，监察院派遣监察委员何汉文前往台湾，协助杨亮功调查；杨亮功、何汉文曾与白崇禧交换处理意见，彼此意见大致相似[230]。4月2日，白崇禧结束宣慰行程，返回南京市[231]。
4月11日，杨亮功经上海市返回南京市，就政治、经济、教育、善后处理等方面撰写报告书，并向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和蒋中正报告[232]。国民政府将事件原因渲染成是共产党分子、御用仕绅、野心分子、台籍日本兵、中国遣回浪人和流氓等势力策划或煽动，是台湾人要“当家做主”、“脱离中国”的“暴动叛乱”；其中台湾人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奴化”、“毒化”教育影响，逐渐“日本化”、抗拒接收、排斥中国，并诉诸台湾独立或台人治台的“偏狭概念”[233]。在宣告结案后，政府积极构建宣传“政府版真相”，并在戒严期间掩蔽史实、丑化谢雪红等人[234]。
政府出版品借由模糊的“死伤”、或合计本省人死伤，夸大外省人实际死伤人数，借此强调台湾人的“残忍狂暴”，作为报复镇压的借口[235]。不过中国国民党内也有反省声音，认为应该要承担责任、将陈仪撤职查办[236]。例如监察委员丘念台和何汉文、闽台清查团代表刘文岛、半山人士黄朝琴等，在有关台湾的报告中否定事件原因是共产党或台湾独立，而是政府弊政造成骚乱，因而需要展开政治改革、不应派兵、且派遣大员安抚慰问[237]。曾与左营在地绅士阶级餐叙交流的代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也是当时少数能反映台湾人意见、朝向自我检讨的军事人员[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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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蒋中正嘱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陈立夫与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拟定《台湾二二八事件处理办法要点》[196]。3月10日，白崇禧、陈立夫、李翼中等人将处理办法签报给蒋中正[239]。3月17日，蒋中正对台湾民众广播处理办法，呼吁确保守法精神、恢复社会秩序等[239]。陈仪承认这是“一次失败”，但不承认政策有误、且自认“镇压有功”，策动拥护其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240]。3月22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刘文岛等55人的临时动议，决定将陈仪撤职查办，但蒋中正运用总裁特权撤销此议[241]。
其后国民政府展开长官公署的改制，各政治派系在中国国民党内争夺权位[242]。4月22日，行政院会议撤销长官公署，改设台湾省政府[243]。同时撤换陈仪，改派曾任驻美国大使的立法院副院长魏道明为首任台湾省政府主席[244]。4月29日，行政院核定通过台湾省政府委员、各厅厅长、各处处长人选，台湾籍人士占12名，刚好过半[245]。5月6日，在各方指责下，陈仪调任国民政府顾问[246]。5月15日，台湾省政府正式成立，魏道明出任主席[247]。5月16日，台湾省政府解除戒严、结束清乡工作，并因军队在镇压期间屠杀民众，电饬地方政府查禁不法情事[248]。
尽管蒋中正曾命令禁止军政人员施行报复，但镇压情况显然违法滥权；丘念台、蔡培火等人曾建议依法严惩失职者以平民怨，但蒋中正并未接纳[249]。在蒋中正袒护下，陈仪、柯远芬、张慕陶、彭孟缉、史宏熹等首长并未因滥捕、滥杀、报复而受到惩处，反而获得嘉奖与擢升[250]。1948年6月，由于蒋中正的信任与爱护，陈仪被拔擢为浙江省政府主席[251]。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更是受到蒋中正赠勋颁奖和重用，被拔擢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为台湾最高军事首长；但这造成民间深刻的恐惧与不安，并因其滥杀无辜在民间得到“高雄屠夫”的恶名[252]。
后来的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奠定中华民国政府的统治基础，确立威权体制与对自由民主的压制[253]。不过政府出兵镇压、滥捕屠杀，许多台湾人因心理创伤改变思想与立场，采取长期反抗政府的立场，积极在戒严高压下投入倾向共产党或台湾独立的反政府行动，衍生出不少相关案件，并因此遭到逮捕、羁押甚至枪毙[254]。尽管成立半年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二二八事件的角色有限，但随后的民怨与失望，使其积极吸收二二八事件参与者、或借此吸收党员，加速地下党在台湾的组织发展，许多人更参与地下党主导的北部学生运动等相关行动[255]。
各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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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最直接的加害是军队与宪兵镇压残杀民众[256]。在驻军调往中国后，台湾与澎湖群岛兵力至少15,000人至20,000人，包括宪兵第四团、基隆要塞司令部、高雄要塞司令部、马公要塞司令部等[257]。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的柯远芬是仅次于陈仪的第二号人物，一开始便认为幕后有共产党煽动“叛乱” ，提出高度自治、独立、托管等主张是意欲颠覆政府[258]。柯远芬以阴谋论认定处理委员会的活动，派遣人员渗透、分化，并在事件扩大后严惩[259]。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利用绅士阶级，劝请蒋渭川出面安抚民众、斡旋纠纷，借此分化处理委员会内部意见[260]。
在事件初期，陈仪积极请兵与部署，采地方司令指挥军人、宪兵和警察维持治安的军事状态[261]。3月4日，经基隆地区、新竹地区、南部地区的军事部署，提升为防卫司令备应“急变战事”状态[262]。其后政府展开一连串镇压与肃清，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首先全面镇压，基隆市、台北市等北部地区继而镇压市民，并发布戒严令与大逮捕[263]。国民政府派遣的整编第二十一师分别登陆基隆港和高雄港后，主要任务是以强势武力扫荡桃园镇至嘉义市及东部地区的反抗势力，其后主导采取连坐法的清乡逮捕，师长刘雨卿并任由部队在各地枪杀、报复民众[264]。
在援军抵达后，警备总司令部主导捕杀台湾精英与民众的行动，利用机会敲诈勒索，例如林本源家族的林宗贤因贿赂才幸存[265]。张慕陶的宪兵队在戒严期间亦积极参与逮捕民众，狂拘滥捕造成不少弊端[266]。海军第三基地司令黄绪虞夸大危情、请求海军总司令部增防军舰，并将台籍海军技术员集中管制[267]。经蒋中正下令，海军总司令部增派太康舰、太平舰、中海舰、美颂舰、美乐舰等船舰增防，在台湾的中程舰、中权舰于左营港、基隆港、马公港三地巡航[268]。3月19日，伏波舰在乌坵乡被轮船招商局的海闽轮撞沉，100多名官兵丧生[267]。
整个绥靖计划在中部和南部地区曾遭遇民间短暂的武装反抗，如二七部队、嘉义民兵和云林民兵发动的战役，其他各地几无战斗便如期完成[269]。但中华民国建国后战乱不已，且中国抗日战争影响军队教育甚大，导致军政制度和风纪未能严整清明，镇压与绥靖过程充满违法滥权、空白授权与无法状态，并有大量弊端产生[270]。虽然蒋中正并未明令镇压或具体处置方式，且曾言申纪律、禁止施加报复，部分驻军指挥官也力予矫正，但未能有效防范和约束不法弊端发生，造成许多无辜性命丧生；其中最常见的有公报私仇、因纠纷遭到杀害，或是为了夺取、勒索财物而杀人[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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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是当时情报枢纽，下有军事统计局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中央统计局及宪兵司令部（后二者与前者对立），在台湾各地部署调查员与线人，监视民众动向、传递情报[272]。军事统计局最早来到台湾，以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掩护部署网络，情报搜集的深度与广度较深；其后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站，林顶立担任站长，并在事件中扩张[273]。中央统计局所属的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调查室欠缺侦缉职权，须结合宪兵势力偕同工作[274]。宪兵司令部宪兵第四团兼具情搜体系与行动能力，所属特高组被赋予执行行动侦缉、特殊任务职权[275]。
3月3日，柯远芬召集陈达元、张慕陶、林顶立等情报机构负责人，要求侦查幕后策动分子的动态，以备“平乱”之用[276]。在事件中，保密局渗透各地处理委员会、青年团与自卫队、《台湾新生报》报社、中部自治青年同盟本部等，并强势扩张势力，新增协助缉办的外延单位[277]。其中保密局指挥许德辉组成忠义服务队，表面号召青年学生维持治安交通，实则编列流氓制造混乱扩大事端，事后反而归罪学生[278]。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调查室同样提供名册、试图分化闽客、吸收流氓人士、渗透处理委员会、协助搜捕调查行动，并以清乡“肃奸”为名进行报复斗争[279]。
军人、警察和线人还反间策划制造纷争、加工武装骚乱、设置陷阱诱杀，如圆山附近“暴民”攻击海军办事处等机关、杨亮功遭遇狙击事件等，并成为军队镇压的理由[280]。各系统情报机构人员还分别密电中央政府，捏造、喧染和误导情势严重程度，凸显陈仪完全失去掌握能力打击其威信，并推卸无法协助维持局势稳定的责任，及请求援兵武力镇压的理由[281]。情报机构人员夸大动荡情形与暴动人数、强调共产党党员达万人、凸显中国人伤亡程度，更指称参与者是怀有叛国、独立、夺权之重要阴谋行为，国民政府因这类情报报告而影响派兵镇压的决定[282]。
情报机构人员在台湾社会紧密布线、监视舆情，罗织罪名制造各种“暴徒”名册及“参与事件人调查”，作为列册缉办、行动侦缉、逮捕枪毙的证据[283]。情报机构借由不同管道调查、吸收流氓、操控大众，不少线人或卧底提供情报资讯、告密构陷他人，扩大事件伤害[284]。政府还以连坐法威胁交出“恶人”，在奖励密告与指认流氓的政策下，告密者与构陷者造成许多个案[285]。当中亦有地方流氓提供情资、诈欺恐吓案例，但告密者的身份大多隐密不公开[286]。在事件过后，政府还强化山地行政及管控政策，国防部保密局派遣特务针对原住民族精英进行监控工作[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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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台湾县市行政首长与警政首长因贪污无能而未获民间好评，且仅有台北市市长游弥坚、新竹县县长刘启光、高雄县县长谢东闵三位半山人士；部分日治时期的地方政治精英则是参选县市参议员[288]。在事件纷乱期间，各地处理理委员会为首的“谈判交涉－和平解决”路线，与青年学生为主的“收缴武器－武力解决”路线结合[289]。因应混乱冲突，地方领袖精英、民意代表、绅士阶级与民众和政府交涉，提出改革政治要求，并组成处理委员会、治安维持会、自卫队等[290]。部分组织接收枪械、接管机关、维护秩序，甚至将武装路线视为谈判“筹码”，以拓展最大利益[291]。
在二二八事件中，部分县市长与处理委员会协调合作，不得民心者弃职躲避逃亡，或激烈对抗、请兵镇压，对地方冲击不一[292]。台北市市长游弥坚、台北县县长陆桂祥、台中市市长黄克立、台中县县长宋增榘、台南县县长袁国钦将县政交由处理委员会维持[293]。彰化市市长王一麐、高雄市市长黄仲图、台东县县长谢真等配合处理委员会[294]。反之，新竹市市长郭绍宗、嘉义市市长孙志俊、屏东市市长龚履端等与处理委员会对抗[295]。基隆市市长石延汉、新竹县县长朱文伯、台南市市长卓高煊、高雄县县长黄达平、花莲县县长张文成、澎湖县县长傅纬武等则与地方驻军配合[296]。
在多个县市政府无法行使职权下，以县市参议会民意代表为主的处理委员会及地方分会，负责维持秩序、协商，并提出处置对策与改革方案[297]。3月7日，处理委员会提出“长官公署改组台湾省政府”、“各厅长平等起用台湾人”、“县市长在7月1日直接选举”等要求，陈仪表示接受，并允诺可以“改选不称职县市长”[298]。部分县市处理委员会呼应陈仪指示，推举3位县市长候选人呈请陈仪圈定，部分县市则支持现任县市长[299]。例如台南市推选黄百禄、侯全成、汤德章为市长候选人，花莲县推选张七郎、马有岳、赖耿松为县长候选人，部分候选人后来遭逮捕枪毙[300]。
在二二八事件后，黄克立、朱文伯、郭绍宗、孙俊志、陆桂祥、石延汉请辞职务并立即照准，游弥坚、宋增榘、王一麐、卓高煊、黄仲图、龚履端、黄达平、袁国钦、张文成、谢真、傅纬武等续任或调任他职，大幅影响地方政务推动；不过当时县市层级在统治结构中为次要角色，赏罚标准并不明确[301]。同时，部分县市参议员名列事件要犯、甚至丧生，其他参议员转而支持陈仪、协助善后处理；但因对政治感到失望与冷漠，后续出席人数锐减、议事工作相对消极低落[302]。此外，部分基层公务员、军人、宪兵和警察人员在事件中借机勒索敲诈，但部分警政人员则因事件丧生[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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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官公署全力推动“去日本化”、“中国化”政策，将中国制度延伸至台湾施政，特别对日治时期以近代法律思潮培养的台湾法律专业人才存有疑虑[304]。在二二八事件中，有高达20%的台湾司法官、律师等司法界精英及司法人员死亡、失踪，或被逮捕、拘禁、通缉等，其中台湾高等法院推事吴鸿祺、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处检察官王育霖、律师李瑞汉、李瑞峰、林连宗、陈金能、林桂端、汤德章等人丧生[305]。因为事件冲击、语言文化等环境因素，许多台湾法律精英从司法体系转业，甚至离开台湾；留在法界的人必须适应新的司法文化，甚至弃守部分法治理念[306]。
部分外省籍司法人员、法律精英在事件中遭到殴打或损失财物，引发离职出走潮，忌讳采用本地人才的政府降低司法人员任用标准、扩大引进外省人才的弹性，出现牵亲引信现象[307]。其中20多名不具任用资格者进入台湾司法体系，而违反《法院组织法》等人事法规的权宜性任命援用到1950年代初期[307]。该措施加速台湾司法体制与文化中国化的速度，在地法律人才遭到边缘化，且族群沟通不良[307]。同时在法官终身职的制度保障下，拉低法院司法人员的素质，长期影响台湾司法案件的品质；而处理二二八事件相关案件的非法程序与习惯也影响往后的审判文化[307]。
随着国共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借由学生运动妨碍中国国民党，台湾的学生运动与抗争四起[308]。在二二八事件中，台北市学生传播消息、号告抗争，原先对长官公署及教育政策的不满扩大，大量青年学生成为抗争主力，协助维持治安、组织青年团体、提出改革要求，甚至积极参与武装攻击与接收行动，包括国立台湾大学、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台湾省立农学院、台湾省立工学院、台湾省立嘉义中学、台湾省立高雄第一中学等[309]。这导致各级学校陷入停顿，部分学校教师、行政人员、青年学生因为事件丧生、被捕、失踪，部分青年学生组织亦遭到报复[310]。
二二八事件后，基于各地青年学生以“盲从附和”者居多，政府宣布宽大处理、既往不咎原则，进行学校复课及整肃学风工作，提供救恤与补救措施[311]。同时展开一系列整顿学校的处置措施，包括查封关闭延平学院等学校，视情节惩戒师生等[312]。政府还将事件归因于“日本奴化教育遗毒”，重新检视“中国化”政策，订定各式思想和观念上的再教育训育规则，借此增强对中国的认同和向心力[313]。这样由上而下、由外而内规范各级学校及学生行为，严格规范原先自由开放的校园内外秩序，往后教育、文化更长期受到党化教育和戒严影响[314]。
半山人士是指出身台湾、在台湾有一段生长经历，在日治时期前往中国大陆，加入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工作，因而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有所涉猎者[315]。虽然半山人士应扮演中国政府与台湾社会的中介，但大多只急切呼吁政府“收复台湾”[316]。尽管台湾调查委员会囊括半山人士，实际运作以陈仪的江浙同乡与其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时的班底为主[317]。部分半山人士曾向国民政府提出接管台湾的注意事项，例如台湾调查委员会的半山人士曾建议接管台湾应“多用台湾人”、以台湾人为行政主体，但是政府对于半山人士的建言甚为轻忽，甚至予以否定[318]。
由于半山人士具有特殊的“中国经验”，并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且资讯受限的台湾在地人所能相比，因此国民政府希望在接管台湾之后，能够借用这批人士治理台湾[319]。在政治派系斗争的背景下，半山人士在战争结束后纷纷回到台湾，并出任政坛的要职，形成一股“半山集团”[320]。但尽管陈仪希望借重半山人士改善长官公署与台湾民众的关系，然而部分半山人士实际上成为接管过程中的受益者，与台湾本土精英也存在着权力、利益的竞逐关系，结果半山人士在战后初期反而并未成功扮演中介角色，甚至成为官民之间的障碍[321]。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湾民间社会对于任职政府机关的半山人士有许多负面的批评，认为他们“出卖”台湾人[322]。陈仪曾运用台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副议长李万居、秘书长连震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林忠等半山人士居间斡旋，试图恢复秩序、维持治安，但多基于陈仪立场协助平息抗争，而非以台湾民众立场向陈仪争取权益[323]。部分半山人士受到政府重用、实际参与镇压行动，又以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站站长林顶立、新竹县县长刘启光、新竹地区防卫司令兼新竹县县长苏绍文、长官公署警务处处长王民宁、台中区防卫司令黄国书等人为典型[323]。
对于清乡工作，台湾民间流传是半山人士协助提供“黑名单”，警备总司令部才能罗列“暴动首谋”清单缉捕，以致各地的精英遭捕杀，而半山人士经常被视为是二二八事件实际的受惠者[324]。不过双方存在附属关系，政府并未完全信赖半山人士、或给予决策地位，使其只能扮演外省籍接收官员的附庸角色[325]。同时只有忠诚且顺从的半山人士才会受到重用，半山人士在二二八事件中也可能因为其立场、批判时政而遭到枪毙，例如曾任《人民导报》社长的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三民主义青年团嘉义分团主任陈复志等[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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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后，中国国民党各势力进入台湾，台湾人卷入党国不分的政治派系斗争[327]。在训政体制之下，一般民众只能组织以职业团体为主的人民团体，中央俱乐部派的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便企图操控政治建设协会等社会团体[328]。在台湾省党部协助下，原先基于台湾民众党精英成立的台湾民众协会，改组成具合法地位的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在各地设置分会[329]。但其积极提出去殖民地化、实施地方选举等台湾人自治理念，使李翼中和陈仪感到不满[329]。同时期还有台湾省宪政协进会、台湾重建协会等团体[330]。
最初政府调查报告将二二八事件的发生与扩大归咎于一些社会团体，特别是共产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等[331]。在旧台湾共产党势力争执主导权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地下党党员在各地吸收不满百人，仅在台湾各地从事新闻宣传、武装学生等介入工作，无法承担策划、煽动与主导事件[332]。三民主义青年团并非一般社会团体，是训政体制下与党部平行的特殊组织，当时有许多台湾左翼份子加入、批判政府腐化贪污[333]。许多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或精英参与各地抗争，但属个别的行动、而非组织行动，并因此丧生或被捕[334]。
遭到利用后被迫解散的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是受害最深的社会团体[335]。陈仪等人曾经请托领导人蒋渭川出面安抚民众，其后却以公开征调台籍日本兵出面维持社会治安、背叛国家为理由，下令解散[336]。政治建设协会在镇压过程中伤亡惨重，多名干部被捕遇害或失踪，王万得、潘钦信等四处躲藏或逃亡海外[337]。警备总司令部还解散多个“非法组织”，半山人士组织的台湾省宪政协进会趁势崛起，在事件后发起台湾新文化运动委员会，多数成员日后更成为政治新贵[338]。另外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在二二八事件之中亦有许多行动[339]。
由各地民意代表、绅士阶级、青年学生组成的处理委员会等组织是这场纷争的主角，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意基础[340]。各类民意代表、县市参议员、政府官员等所占比例由北而南、由西而东递减，越基层的分会和支会比例越低[341]。处理委员会大多认为事件是对政治腐败的不满，整合民意、沟通交涉、拨借米粮、协调民生、维持治安、制止冲突，一度取代各地政府功能，并谨慎提出政治改革要求[342]。在事件后，处理委员会主要成员被以不同名目清算，包括列入名册、发布通缉、自首自新、逮捕监禁、徒刑感训、枪毙私刑等，县市层级又比县市以下层级严峻[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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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报告曾经点名“舆论不当之影响”是二二八事件原因之一，认为媒体言论激发民众反对政府的情绪[344]。当时在公、民营报社激烈竞争下，新闻媒体工作者对政府施政有诸多批评与揭露，形成舆论影响[345]。但除了经济因素打击经营外，政府借由媒体宣传、新闻政策排挤，展开严密的管制，新闻媒体只能“照实报导”[346]。同时政府禁止报纸日文版、取缔报刊杂志左翼言论活动，情报机构也对印刷媒体展开监控，并在后来以此指控罪状[347]。但即便是照实报导，每天报纸上的消息大多是军人开枪、警察乱纪、官员贪污、物价飙涨等，也因此遭受惩处[348]。
3月8日，随着军队开抵台湾，为了打压、报复和肃清异议者，政府逮捕或杀害不少报社主要负责人、主管与新闻记者，震慑言论思想自由[349]。《民报》社长林茂生、《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和日文版主编吴金链、《人民导报》前后任社长宋斐如和王添灯、《大明报》总编辑艾璐生、《台湾新生报》台中分社记者陈安南、嘉义分社主任苏宪章和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等人遭到杀害，《民报》总编辑许乃昌和总主笔陈旺成则被通缉而逃亡[350]。3月13日，警备总司令部发布命令，查封《民报》、《人民导报》、《大明报》等多家主要的民营报社[351]。
在训政体制下，中国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负有搜集情报的职责，设有台北分社将采访的台湾新闻传回南京总社，叶明勋为负责人[352]。不过其电文报导完全基于陈仪政府和军方立场，不断出现外省人遭到殴打、甚至曲解真相的错误讯息，忽视台湾民众的意见和社会骚乱的实情，甚至是建议国民政府派兵镇压[353]。由于中央通讯社是国民政府了解台湾政情的重要管道，其传达的讯息对于蒋中正的派兵决定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354]。各地无线电广播电台遭民众占领也被视为是事件扩大的原因，政府强化掌控广播电台，管制电报、电话通讯网[355]。
另外，政府还查扣各种“反动刊物”，并严格禁止左倾言论[356]。最终有16家官民营报社遭查封或停刊，或发行人、记者被逮捕杀害；政府和情报机构除了管制新闻业，并与中国大陆媒体工作者直接控制或重组报刊杂志、广播等新闻媒体主导权[357]。在1949年发布《台湾省戒严令》、1950年确立动员戡乱体制后，制定诸多限制新闻自由的管制法令，台湾精英失去发言权[358]。政府更以“戴红帽”方式封锁讯息，将事件原因归诸共产党阴谋，并让新闻媒体避谈二二八事件[359]。直到1987年解除戒严后，相关新闻管制随之松绑、废除，媒体环境逐渐趋向正常[360]。
其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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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蒋中正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是重要议题[361]。1947年2月10日至1948年6月4日间，蒋中正经由多个单位相关人员来往的函电报告及台湾人团体等讯息，掌握台湾民情与事件的各种资讯[362]。不过蒋中正忽视台湾人士和民间团体的陈情呼吁，及先前杨亮功、刘文岛等建言，并受到陈仪、柯远芬等主政者夸大危情的报告影响[363]。基于第二次国共内战情势及防范中国共产党的心态，过度信任陈仪的蒋中正接受陈仪与各情报机构的请兵要求，认为事态严重，且台湾人要求改革、抗议不公是意图“脱离中国”、“背叛中国”的举动[364]。
3月5日，在将事件视为叛乱后，蒋中正指派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率领部队前往台湾镇压[365]。3月6日，在接到国防部及蒋中正命令后，刘雨卿飞往南京市晋见蒋中正，蒋中正面授机宜，并发给600支手枪[366]。3月7日，蒋中正电告陈仪表示整编第二十一师自上海市出发，在3月10日前抵达台湾[367]。同日，刘雨卿搭乘美龄号专机飞往台湾，随即晋见陈仪告知蒋中正意向[368]。3月10日，蒋中正首度公开发表有关演讲，定调事件为台籍日本兵与共产党策动造成暴动、并因处理委员会提出“无理要求”决定派兵，此演讲成为国民政府的主流说法[369]。
在战后初期，北平市、天津市、上海市、南京市、东北等地组成台湾人同乡会团体，与国民政府交涉[370]。二二八事件爆发后，这些台湾人社团和民间人士发起请愿或声援，要求严惩陈仪、赦免参与民众，报纸则正面报导[371]。旅京沪台湾人团体成立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前往南京市请愿；并派代表至台湾慰问，但遭软禁遣回[372]。其后台湾人团体继续关心善后问题，编印舆论集与周年志[373]。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论述历经多次转变，早期定位在“反蒋帮”、“反美帝”指控，后来藉纪念建立历史地位、并进行“统战”宣传[374]。
就前来台湾服务的外省人而言，虽然部分军人或公务员有贪污、营私舞弊等劣行，但并非所有人员都是贪官污吏[375]。然而在二二八事件中，部分外省人成为代罪羔羊，被群众攻击而出现伤亡[376]。其人数虽然没有台湾籍受难者多，但让一些公务员心生恐惧而离开台湾，这些现象也让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隔阂加深[377]。1949年8月，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全面溃败后，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378]。其后蒋中正检讨中国大陆的沦陷与派系有一定关系，因而进行党内重大改造，透过各种方法拔除旧有势力，并重新确立个人集权地位[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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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后台湾的国际地位，美国基于《开罗宣言》协助中国军队占领／接管台湾，但同盟国与中国对台湾人地位持不同看法[380]。虽然台湾、澎湖群岛在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前，只是军事占领的殖民地领土，协助接管的美国基于《开罗宣言》及同盟关系，在政策态度上假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采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形式[381]。不过对于中国政府片面决定台湾人国籍、涩谷事件发生等，仍引起英国等外国的反应[382]。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事件经过与处置都有连续性报导，而国民政府担忧引起国际反应，对外国政府有所顾虑[383]。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政治建设协会等均曾向国际发表意见，包括向美国请愿、请求联合国托管等[384]。但尽管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内部意见分歧，驻南京大使馆、美国国务院等机关立场基本采取旁观态度[385]。英国淡水领事馆曾提出多份报告，英国外交部基于经济与贸易利益考量采取保守态度[386]。日本方面则未有过多反应，在事件后加紧遣送日本人[387]。其后美国政界重新评估《开罗宣言》，推动台湾托管论、独立论等台湾地位问题，特别是葛超智扮演的角色；这导致在《旧金山和约》与联合国处置上，台湾人自决、台湾地位未定论等议题出现[388]。
1948年起，参与事件的幸存者逃亡海外持续抵抗，分成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左翼分子及主张台湾独立者，并有不同诠释[389]。尽管政治光谱两异，两方以二二八事件为号召，每年在各地举办纪念游行与追思活动，否定中国国民党统治台湾的正当性，后者更借此强化台湾民族主义运动[390]。海外台湾人还发行诸多印刷刊物或著作（如署名林木顺的《台湾二月革命》、王育德的《苦闷的台湾》、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等）来诠释事件论述，当中一部分著作强调台湾人反抗革命，而一部分左翼史料则提出中国共产党角色与事件定位；另外也设立台湾之音等另类媒体进行对抗[391]。
1950年代，廖文毅的台湾再解放联盟提出台湾独立主张，且重视二二八事件的象征意义；另一部分停留香港的共产主义者逐渐倾向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392]。1960年2月，明治大学讲师王育德与东京大学留学生黄昭堂等成立台湾青年社，创办《台湾青年》双月刊，发行二二八事件特刊[393]。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等美国台湾独立运动亦重视二二八事件，刊登报纸广告、示威游行等[394]。但尽管共产党与台湾独立运动者的历史解释不同、解放台湾与台湾独立的目标也明显冲突，中华民国情报机构人员诬指两方是同一伙人，以此打击所有政治异议人士[395]。
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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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派兵镇压清乡，逮捕、枪毙精英和民众，引起地方恐慌[396]。对于政府以不同名义逮捕参与者，在丘念台等人争取速审、李友邦呈请保释下，被逮捕、军法审判的案犯得以“宽大处理”，陆续获准保释，由地方刑警队查看管考[397]。随着国共内战局势转变，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移往台湾[378]。因为怀疑台湾人民忠诚、担忧中国共产党份子潜伏，政府以情报机构多线内部侦防，透过情报布建、逮捕侦讯等手段，追捕、清查、清理参与事件的民众；同时以两岸对立冲突局面的威胁，实行戒严统治，箝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398]。
其后政府加强特务统治，监控、逮捕、侦讯及军事审判反对人士，并在马场町或六张犁等处执行枪毙，或送至绿岛监狱或泰源监狱监禁，造成无数冤案；而整肃异己、诬陷织罪的行动，导致人人自危、惧谈政治，长期弥漫“白色恐怖”气氛[399]。同时政府对二二八事件参与者展开清查清理，留意逃亡者、参与者、首谋相关者，在案件侦讯时特别调查[400]。先前被从宽处理者遭到政府以叛乱犯刻意清理、秋后算账、加重论罪，或因亲友关系牵连遭枪毙或坐监，包括高一生、汤守仁、林庆云、陈正雄、陈昆仑、陈明忠、罗明懋、蔡懋堂、黄金岛、林西陆、林日高等[401]。
1955年11月，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下达指令，对二二八事件参与者加强监侦考管，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统计曾经“叛乱”人数达6,317人，研拟监视考核的办法，但是因为警力不足、执行困难等因素未能实施[402]。政府对二二八事件参与者的疑虑，由1950年代初期担心参与共产党，至1960年代转为担心为台湾独立运动所用[403]。1962年8月，警备总司令部呈报国家安全局，决定拟定《戊寅分子处理原则》；其后通知台湾省警务处，命令各县市警察局确实防范控制，成为各地警察机关监管“二二八事变分子”的依据[404]。
此后二二八事件相关人员被以“戊寅分子”、“丁亥分子”、“靖平分子”称呼，地方警察系统对入出境申请、户籍迁异查考、工作生活、思想言行皆严密监侦记录，这类长期的列册管考不会轻易停止、并累及亲属，大多至当事人死亡时才注销[405]。此外，对于事件参与者的调查与管考也是机关保防的主要业务，除了接受检举调查外，各机关保防单位经常基于上级指示，在特定时期对事件参与者在内的异议分子进行监侦防范与警戒行动[402]。1970年代之后，每逢二二八事件周年前后，政府经常常动员各单位对相关活动或可疑分子进行监侦与清查[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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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国体制下，牵涉敏感政治问题的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社会最大的历史禁忌，长期无法公开讨论、研究史料，政府更以制式说法掌控历史诠释；相对地，海外台湾人社群持续讨论事件解释，民间亦有相关知识与经验的纪录与史料出版[406]。为了反制海外台湾独立运动论述，政府成立“拂尘专案”、出版《拂去历史明镜中的尘埃》，指责追究二二八事件是“撕裂族群”[407]。1981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学生李筱峰投入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学术研究[408]。1983年，国立台湾大学学生刘一德等人前往彭孟缉官邸喷漆，政治反对运动亦提出平反要求，试图突破禁忌[409]。
1987年2月，陈永兴、李胜雄和郑南榕等人共同发起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有56个团体加入，诉求政府公开历史史料、展开调查、出版研究论文和资料、兴建纪念碑和纪念馆、每年2月28日订为国订假日、公开道歉、赔偿二二八受难者伤害损失等[410]。二二八公义和平运动展开祈祷会、祭拜典礼、座谈会、演讲会、和平游行等纪念活动，挑战中国国民党禁忌；虽然最初遭政府强力压制，在民主进步党及无党籍政治人物推动下，政府逐渐与民间要求密切互动[411]。同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前往各地纪录二二八事件口述历史，民间更在嘉义市兴建首座二二八纪念碑[412]。
1990年，随着台湾逐渐民主化，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确立处理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调性与框架，逐渐正视二二八事件，积极回应民间要求[413]。其中立法院院会首次为事件受难者默哀，行政院院长郝柏村成立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展开研究等事项[414]。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布道歉函与举行追思礼拜后，旷野社号召基督教团体在台北市浸礼宗怀恩堂举行平安礼拜[415]。1991年，为了督促政府面对二二八事件，民间成立二二八民间研究小组，其后与现代学术基金会、台美文化基金会首次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统派亦借由纪念二二八事件提出政治诉求[416]。
另一方面，行政院专案小组成立研究小组撰写报告，但寻找档案时遭遇困难[417]。1992年2月，行政院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是官方首本研究报告，并修正过去的说法[418]。同时期，民间研究小组出版《二二八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赖泽涵、戴国煇等亦有专著与专文[419]。行政院还成立二二八建碑委员会，碑址定在台北新公园，但碑文引发争议[420]。而首个以受难家属为成员的组织二二八关怀联合会成立后，各地亦设有关怀团体[421]。1995年2月28日，在二二八纪念碑落成典礼，李登辉正式以国家元首身份，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受难者家属公开表达歉意[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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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2月，台北市市长陈水扁宣布将2月28日订为台北市“二二八和平纪念日”[423]。同年10月，行政院出资成立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积极从事补偿金审核发放、纪念追思、抚慰和颁发奖学金等活动[424]。同时经呼吁，政府陆续公开及出版政府档案史料，另有大量受难者家属的口述访查出版[425]。1996年2月28日，陈水扁将台北新公园改名“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其后台北市政府设置二二八纪念馆，主办各项美展、音乐会等活动[426]。1997年，政府修法将2月28日明订为国订假日[427]。1998年底，因陈水扁竞选连任失败，台北市的平反运动无法进一步推动[428]。
2000年政党轮替，民主进步党开始执政，但因立法院未过半等因素，转型正义未能顺利推动[429]。总统陈水扁指示档案管理局清查与解密档案、颁发回复名誉证书、发行邮票、核定下半旗纪念[430]。2006年，国史馆馆长张炎宪等历史学家出版《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指出蒋中正应负最大责任，但遭其孙蒋孝严控告[431]。2007年，陈水扁核定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转型为常设机构，转往纪念、教育、文化等任务经营，并在隔年成立二二八国家纪念馆[432]。同年，陈水扁试图将中正纪念堂改名，但因中国国民党在立法院占多数，民主进步党未能顺利推动[433]。
2008年至2016年间，中国国民党再度完全执政，马英九政府部分接受转型正义的价值[434]。总统马英九在任内持续推动二二八事件的记忆保存，参加纪念追思会、提拨基金、常设性的国家纪念馆开馆营运，但是避谈责任追究问题，转型正义处于停滞状态[435]。2010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彰健、研究员朱浤源等人否认先前《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的结论，将原因指向日本政府，相关言论引发学界争议[436]。2013年，台湾年轻世代筹划纪念二二八事件的共生音乐节[437]。2016年，民主进步党籍候选人蔡英文当选总统，同时取得行政与立法主导权，首次完全执政[438]。
其后蔡英文政府再度清查政治档案、查封档案资料，并主动公布可能的受难者[439]。在推动转型正义部分，政府首先成立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对于中国国民党的党产争议进行清查[440]。在《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通过之后，成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工作触及司法方面的除罪化等[440]。另一个重要的转型正义工程推动机构是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建置，下有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及白色恐怖景美纪念园区[441]。2018年起，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开始推动《二二八事件真相与转型正义报告》研究[442]。
死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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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多方的调查研究，已经可以大致描绘二二八事件的经过[443]。在二二八事件前后，政府采取直接的武装镇压，无论是各机关不按法定程序处决人犯、以公开或私下枪毙手段报复台湾人抗争行为，或是军人和警察在街上开枪扫射击毙，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伤亡，其中遭到杀害的人数估计从1,000人到100,000人不等[444]。其中有多名外省人因为被台湾籍群众殴打冲突致死、或因为政府镇压丧生，尤其彭孟缉的高雄镇压造成外省人最大伤亡[445]。虽然透过搜集资料、进行访谈及统计分析等方式，当年的死伤人数始终无法掌握一精确数字，但又常被拿来质疑与争辩[446]。
其中杨亮功和何汉文的调查报告记载中统计死伤人数2,012人，白崇禧报告共计死伤及失踪人数220人[447]。警备总司令部公布共计有398人死亡，保安司令部估计死伤总人数大约是6,300人[448]。台湾旅沪六团体的报告估计死亡总数在10,000人以上，《纽约时报》两篇电讯分别指出死亡人数有2,200人及10,000人两个数字[449]。苏新在《愤怒的台湾》提出被杀人数不下10,000人，葛超智在《被出卖的台湾》提出20,000人伤亡[447]。王育德在《苦闷的台湾》提到10,000人至数万人伤亡，史明在《台湾人四百年史》甚至估计死伤10余万人[447]。
赖泽涵等撰写的《悲剧性的开端》认为死伤人数低于10,000人，《拂去历史明镜中的尘埃》表示死伤及失踪共2,600人，日本和美国台湾独立运动团体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人到10万人之间[450]。1992年，行政院二二八研究小组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陈宽政以人口学统计在镇压和肃清前后的死亡人数范围，推估在18,000人至28,000人之间，但未在随后出版的内容中提出[451]。李乔根据台湾省政府卫生处资料、以线性回归计算1946年至1953年间每年人口总数与死亡总数，推估死亡人数19,146人[452]。但因牵涉计算基础的户籍资料、假设准确性，人口学推估或统计学计算仍受到质疑[453]。
2021年，《二二八事件真相与转型正义报告》以文献分析方式，得出官方档案记载的最低死亡总数8,317人至11,824人，失踪人数5人至15人；外省人死亡与失踪合计89人、受伤1,389人[1]。其中因族群冲突而被殴打致死的外省公务员38人、民众8人，因政府镇压丧生的外省人共31人；外省人死亡或失踪者几乎是成年男性，女性死亡或受伤案例极为罕见[454]。二二八国家纪念馆馆长和部分受害者后人则认为此报告夸大数据，批评此报告使用中国大陆政协出版的来源，目的是为了符合屠杀的定义[455]。截至2023年7月6日，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成立的补偿、赔偿名单中，共有687件死亡案件和181件失踪案件[456][457]。另外在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公布的可能受难者名单中，累计3,620人受害、27人死亡[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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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21日，在事件平定、秩序恢复之后，长官公署制定及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暨所属各机关公教人员因二二八事件伤亡损失抚恤救济办法》，主要是对遭受生命财产损失的外省籍公教人员及其眷属、雇工发给救济金，然此一善后抚恤工作并不圆满[459]。其中救恤办法规定不尽合理，部分损失钜额者基于规定只能获得小部分补偿，但也有损失不大却虚报溢领的补偿者；同时除了澎湖县抚恤扩大所有民众，其他县市未及于一般受难民众[460]。由于救济金额不足，部分不肖公教人员遂假公济私，向民众需索、讹诈，予人以极为恶劣印象[461]。
由于当时获得救恤的公教人员不多，一般民众与受难者认为政府从未救恤，要求尽速研拟赔偿办法[462]。1995年3月23日，在中国国民党主政且占多数的情况下，立法院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回应民间要求，针对个案进行补偿作业[463]。对于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和受难者家属曾经提出不同法案版本，中国国民党强力主张将“赔偿”条例改为“补偿”条例，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为了早日通过决定妥协接受[464]。同年4月，总统李登辉颁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行政院依此成立处理补偿事宜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465]。
1998年，比照二二八事件的补偿模式，立法院通过《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466]。在陈水扁总统任内，把前述二法中“补偿”用词更改为“赔偿”[433]。政府依照《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赔偿条例》开始进行的平反与赔偿作业，主要对象是以本省人为主[442]。截至2023年7月6日，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核准成立的2,340件二二八事件赔偿金申请案件中，计有687人死亡、181人失踪，另有1,472人遭遇羁押或徒刑、受伤或失能、健康名誉受损、财物损失等，核发补偿金额共计7,283,600,000元[456][467]。
不过在死亡及总死难人数部分，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已经受理的补偿、赔偿的案件数，与官方档案的加总数据（8,317人至11,824人）至少皆达到或趋近10倍的落差[457]。同时在地区层级的对照中，由于二二八事件期间的政治肃杀氛围，使得死难者家属当下未立即通报失踪案件、或是谎报死亡，且官方档案与史料记载存在时间落差，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已经受理赔偿、补偿的失踪案件数，在大部分情况下皆多于官方档案加总数据（5人至15人）[457]。
造成影响
二二八事件是战后台湾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其造成的钜大伤害留下长期社会创伤，深深影响政治发展、社会文化及族群关系等方面[468]。二二八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其原因相当复杂，为诸多不同因素相互影响产生的结果，同时也是台湾与中国在1945年首次统一后的结果[469]。经过这次事件，政府严重打击和压抑台湾民众原本对于政治充满热忱心理，导致民间长期对于政治抱有不信任感、恐惧感与冷漠[470]。许多经历过二二八事件的世代绝口不提事件经历，并总是会劝诫自己的儿女“有耳无嘴”、多听少说，不要参与政治活动[471]。
在二二八事件中，许多台湾社会精英、地方士绅或知识分子遭到计划地逮捕、暗杀，大力削弱本土势力[472]。台湾精英几乎伤亡殆尽，幸存的地方领袖对政治产生恐惧与冷漠，销声匿迹且不再过问[473]。过去由绅士阶级、地主领导的地方政治中，地方精英和知识分子参政的热潮大幅衰减，各县市参议员历经剧烈变动，80%成员从政治场域消失，造成精英与历史的断层[474]。其后的土地改革及白色恐怖统治改变原有的地方政治生态，依附政府的土豪地痞、黑道流氓、政治新贵逐渐填补空缺，取代传统精英社会地位，也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475]。
二二八事件的爆发，除了因陈仪政府的贪污腐败引发民怨，也与族群冲突有关[476]。在事件结束后，台湾人不满位居统治阶层的外省人，中国国民党政府则夸大外省人受害煽动恐惧，族群间的对立冲突持续深化且难以弥和，这也导致“省籍情结”成为政治敏感问题，影响台湾社会文化正常发展[477]。随着台湾社会精英因为政治迫害与打击凋零，不但削弱政治影响力，也出现文化发展与传承的断层[478]。二二八事件也是历史集体记忆的丧失，打击台湾人自信心理，慑服于中国国民党威权统治，最终有利于后者一党专政，并阻碍民主政治发展[479]。
1980年代，随着台湾党外运动蓬勃发展，二二八事件再度被提及，出现在公共论述的场域[480]。1990年代民主化后，台湾主要针对受难者及家属发放金钱补偿与回复名誉，及公布出版解密档案、撰写研究报告等真相揭露工作，但未处理财产返还及追究加害者责任[481]。随着历史研究禁忌的突破，学界产出丰富研究成果与相关观点，挑战并否定中国国民党政府在威权党国体制下的历史观点，指出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而不再视为叛乱、暴动[482]。而在1989年8月19日设立首座纪念碑后，台湾各地陆续兴建20几座二二八和平纪念碑[483]。
在战后初期，台湾引入五四运动、鲁迅文学、报导文学及左翼美术等创作元素[484]。在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社会精英分子遭到捕杀，人民对此不再发表意见，影响各种历史纪录、文学写作、艺术创作、音乐创作等发表[485]。例如版画家黄荣灿曾因同情二二八事件创作版画《恐怖的检查》，但遭逮捕、罗织罪名，1952年处死[486]。中国国民党还借此去除障碍，加上政府撤退台湾，积极推展“中国化”政策以营造政权“正统性”，助长1950年代白色恐怖[487]。政府强力灌输中华文化建立“文化霸权”，社会充斥“大中国”的影子，台湾文化则被漠视压制[488]。
直到1987年推动的二二八公义和平运动突破文化禁忌后，文学家、艺术家不再躲避二二八事件主题，而以此题材创作出具台湾文化特色的作品，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的重要文化资产[489]。其中在1989年，导演侯孝贤拍摄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悲情城市》[490]。这类以二二八事件为主题的电影或纪录片创作，还有导演林正盛在2000年拍摄的《天马茶房》，导演郑文堂与公共电视台在2005年拍摄的《伤痕二二八》，另外电视剧导演游坚煜曾拍摄以白色恐怖为题材的电视剧《台湾百合》[491]。
1992年2月，国家音乐厅举行二二八事件纪念音乐会，是首次为二二八事件举办的音乐会，其后连续数年举办纪念音乐会[492]。在音乐作品部分，则有萧泰然创作的《一九四七序曲》、闪灵乐团的《暮沉武德殿》和《乌牛栏大护法》、周定邦的《BOK血Ê孔嘴》[493][494]。在文学作品部分，作家李乔经过长期田野调查完成文学作品《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其他还有吴浊流的《无花果》和《台湾连翘》、李昂的《彩妆血祭》、杨小娜的《绿岛》等[493][486]。2006年，诗人李魁贤发表台语诗词作品《二二八安魂曲》，并与柯芳隆合作制成合唱曲[495]。
注释
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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