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英语：Political correctness）语义含混而多变。在当代美国话语体系中，多指在言辞、行为、政策和文化产出等层面保护或避免歧视少数族群和弱势团体，并多与黑人权利保护运动、女权运动和非异性恋与非二元性别群体权利运动、环保主义（如动物保护）、儿少保护（如反儿童色情、反儿少性剥削）等议题相结合，同时支持并推广多元文化政策以达成DEI理念和多元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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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为早期，如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左派的语境中，则意味着恪守共产主义的“正统路线”，同“党的总路线”保持一致。众人对其的争论并不指向同一义项。[1]
政治正确会被认为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2]，要求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公众人物、传播媒体、教育机构在发表言论、传输信息时满足特定条件[3]，如支持少数族群以及弱势团体之权益。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或行为或许会被批评，有当事人因而停职候查[4]。过度激烈的政治正确则可能导致逆向歧视的发生。而“政治正确”的标准不尽相同，其判断被指取决于个人。[5]
词源
“政治正确”是含混而语义多变的词语。根据美国学者的考证，首次出现形容词性的“政治正确”，是在1793年奇泽姆诉乔治亚州案的司法判决中提及：“祝酒词用‘美国’取代‘美国人民’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Not politically correct）”，即指人民而非国邦才拥有美国的真正权威。此时“政治正确”在字面意义上运用，并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此后“政治正确”概念也被淡忘。[1]
20世纪的左翼思潮赋予了“政治正确”意识形态性质的内涵。1920年代，苏联共产党开始使用“正确”一词指代“符合党的路线”，意味着要在政治上有“正确”的思想和行为。1953年，米沃什在其著作《被禁锢的头脑》中使用了“政治正确”一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政治正确”用法转变为左翼内部嘲讽持不同政见者，表示某人过度依附党的路线而令人难以承受。“政治正确”在美国属于舶来品，尽管词源较早，但延续的词义主要源于20世纪的左翼思潮。[1]
融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西方文化元素，使“政治正确”在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革命和重建。1933年，纳粹势力掌控德国之后，法兰克福学派部分人前往美国，广泛传播文化左翼思想。其批判性直接影响民权运动时代的“政治正确”观念，反文化和女权问题成为美国“政治正确”讨论的主要议题。[6]
释义
避免歧视是指，在涉及到特定群体、族裔、宗教与文化、地域或出身时，应避免伤害他们的利益与尊严。在语言方面，设置禁忌词，避免使用歧视语或者差别用语，尽量使用“中立”字眼和委婉用语。这种做法有其争议。
支持者认为：就总体而言，政治正确的用语有助于唤醒公众的无意识的偏见，使得他们可以有一个更加正式的、无偏见的语言可以称谓与大众不同的人群，而避免“伤害”他们。它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过去公共历史与道德观的反思，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是当前大多数国家及主流社会所认同的“政治正确”[7]。“政治正确统计数据”是指经过“政治正确”考量而得出的统计数据，例如警察避免对特定族群进行不符合人口比例的截查，或者如果调查结果对某些少数族群不利时做出某些调整或直接不予公开，以免被认为对特定族群有偏见。[8]
而批评政治正确的人士认为，政治正确只是在逃避问题，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禁止被指使用具有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词语，不仅会打压言论自由，同时，政治正确成为最终追求时，必须因为避免冒犯某些群体、使其不快而牺牲事实上的准确度。在社会大众感受到完全符合政治正确论述的看法与社会常识、事实真相和主流价值脱节太远时，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促进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思想。有批评观点指出，虽然政治正确追求的是减少社会对非主流群体的偏见，但某些人政治正确的“基本原则”从结果上而论是“把迫害者和被害者的道德位置颠倒过来”。[9]当“政治正确”被反对者作为贬义词使用时，会带有讽刺性，近似于假道学、过度敏感、斤斤计较的意味[10]，意指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之过度与无理，暗示其非“在事实上的正确”。
“政治正确”概念的另一个内涵可以按其字面上的意义被使用，即“在政治上的正确”，指行动和思想与官方立场、社会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6]。例如，在中国大陆宣扬台独会面临被封杀的风险[11]。相反，在中国大陆举报或批判“独派”则会收获高声量。批评者认为，一些人可能是机会主义者，“站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立场上，拥有道德的光环”，做出一些符合当前政治风气与生态、政治思想相关言行，“赢得个人的道德优越感”使然[9]，称之为社会正义战士。[12]
地域
在美国，“政治正确”与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少数性别群体权利运动等社会运动，以及和平主义、环保主义、少儿保护（如反少儿性剥削）等议题相结合。
黑人民权运动中，“政治正确”将批判性指向种族主义观念，反种族主义成为“政治正确”的内涵之一。“白人权利至上”的观念、对黑人的歧视称呼以及种族隔离的社会政策被视为“政治不正确”。这在事实上构成了“政治正确”的观念、语言和政策三重向度。女权运动中，“政治正确”首先将批判性指向男权主义和父权社会结构，反对歧视女性。另外，女权主义者也将“政治正确”的用法扩展至所谓的“性别战争”领域，将性别压迫、性别法西斯主义视为“政治不正确”。此后，同性平权议题扩展至性倾向领域，将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与压迫视为“政治不正确”。在语言方面，政治正确禁止在语言上歧视黑人、女性和同性恋，出现了早期的一批禁忌词，比如尼格罗（Negro）、黑鬼（Nigger）等词汇也成为禁忌，逐渐为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s）所替代。在政策上，在性别、种族等领域通过了一批法律和政策，比如，废除种族隔离、实行“肯定性行动”。[6]
美国自由派提出保护弱势群体不受歧视和侵犯。但什么是弱势群体、什么样的言行是歧视和侵犯，并没有统一标准，容易受政治操纵。政治正确的定义，在不同群体中差异很大，如原教旨主义可能认为当今民主政府的政治正确是倾向人本主义无神论（而非中立）的政治正确，同时以捍卫自身的政治不正确为荣。激进女权主义认为自由国家的政治正确不过是没有那么父权、那么厌女的代称，并以自身的（反温和派）政治正确信念为荣[13]。
目前，弱势群体一般包括LGBT（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等非异性恋和非二元性别人士）有色人种（非裔为主）、少数民族（拉美裔、亚裔为主）、非法移民、儿童、非基督教的宗教（理论上包括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在特定条件下单指伊斯兰教），甚至延伸到动物群体。2012年，纽约市教育部门列出了一份不适宜在小学测验中出现的字词清单，包括“生日”，以免引起不庆祝生日的信奉耶和华见证人派学生不快，“恐龙”则可能引起支持神创论家庭的学生不快，“有泳池的屋”也不应提及，以免引起家里没有泳池的人不快。该清单被批评为政治正确作祟[14]。中国大陆《人民日报》认为，政治正确在西方国家出现了类似于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上纲上线的思维方式[15]。虽然政治正确有进步意义，但凡事过犹不及[16]。
“政治正确”这一语词已在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文化战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被认为是美国保守派用于论争的一种话语策略。很多美国人认为过分的政治正确已经对美国社会造成伤害。特朗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对民主党“政治正确”的公开挑战，认为强调“政治正确”是美国当前最大的问题之一。沈旭晖认为特朗普之所以在共和党党内提名初选领先群雄，“反映美国社会对‘政治正确’充满反弹”，原因包括“政治正确”被认为已演变成“逆向歧视”，威胁言论自由。[17]有评论认为不少美国人已对“政治正确”生厌，只是不敢说出来，特朗普就像是《国王的新衣》中的小男孩，说出众人不敢说的真相。[18]美国政治学家查尔斯·默里认为“政治正确”严重败坏了美国的大学系统，让美国的大学没有发挥思想公开交流的应有的功能。他以“未婚母亲产下儿童带来的问题”为例，虽然它是存在于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但是几乎惨遭禁言，如果有人试图公开谈论这个问题，该人会被称为种族主义者，因为很多这样的问题出自非洲裔美国家庭，即使现在白人家庭也发生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提出这种问题的人还是会被称为种族主义分子，及被冠上“指责生孩子的单身女性”、“妖魔化单身女性”的罪名。虽然解决问题需要了解问题以及背后的原因，但是人们不能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任何内容，部分人因为害怕受指责而不敢谈论。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通常是知名人物）或（知名）企业因为说了或做了一些被大众认为是歧视弱势群体的言论和行动，然后就被各种舆论抵制，其工作机会、商业代言、企业赞助，甚至其网络影响力“全被取消”，被称为“取消文化”。[19]
然而另一方面，美国并无法律规范仇恨言论，事实上，美国法律没有“仇恨言论”一词[20]，且在美国，仇恨言论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21]，在社会上会被视为仇恨言论的言论，在事实上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
清代就有“民间政治正确”的情况，比如清时文人抄书、印书时，都尽量把“胡、虏、夷、狄”等字空白，或乱改成谐音字，雍正帝则认为这种政治正确是大不敬[22]。
在中国大陆，当局执行的政治正确主要体现在，个体公开言行应与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的长期方针、当下路线及主流思想保持一致[23]。如被认为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即反对社会主义或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区分对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表述，都被视为政治不正确[24]，甚者违法或获罪[25][26]。作为延伸，在中国批评中国体制和国情，也会被指为政治不正确[27]，因此中国网络开始使用谐音，开设网站辱骂中国共产党会被处罚甚至判刑[28]。近年来因此被逮捕的人数大幅减少，甚至国内请愿也没有行动，不过取而代之的是国内网民（国内称爱国者，国外称小粉红）严重的网络暴力。[29]
在历史议题上，肯定并洗白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中国网络称颜色革命）、近代侵华战争、殖民统治[30]、下修南京大屠杀罹难人数[31]、批斥毛泽东时代、六四清场等，都被认为政治不正确[32]。作为延伸，在一般场合使用日本军旗[33]、日本军歌[34]也属于政治不正确，在不适宜场合身着日式服装也会遭受指责[35]。
在两岸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原则要求媒体报道台湾新闻时，将中华民国国旗打马赛克，将总统、院长、部长称为地区领导人、部门负责人，以示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36]
在香港，平等、保障人权等普世价值被普遍认为是政治正确，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行为能赢得大多数市民支持[37]。而官方认可的政治正确前提则是以“爱国、爱港”为名堂，支持建制派、其既得利益者[38]或保守主义[39]。
对泛蓝人士而言，反对台湾独立，主张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国号等维持中华民国体制措施是政治正确。对泛绿人士而言，持台湾本土化运动立场、主张去中国化[40]是政治正确。
无论泛蓝或泛绿，反对“一国两制”或以中国大陆为主导的两岸统一、批评中国共产党则符合台湾社会的主流意识价值观和政府立场，是政治正确[41][42]。例如，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期间，香港抗议者发起民间罢工活动，台湾手调饮品牌一芳水果茶表态，支持“一国两制”并谴责香港罢工，遭到一些台湾网友批评，部分政治人物和名人甚至发起抵制行动[43]。关于解放军攻台议题，一般认为，“共军登陆就投降”的投降主义说法“政治不正确”[44]。
在1970年代，台湾留学生刻苦上进、报效祖国（此指中华民国）的奋斗精神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相对于耽于玩乐、好逸恶劳的留学生），以此作为题材的电影较易受金马奖青睐；秦祥林两度成为金马影帝都是演出此类电影。[45]
在韩国，有关朝鲜的议题涉及“政治正确”，任何同情、称赞朝鲜的行为在韩国都是非法行为并将受到制裁（在军事独裁时代，共产党是反政府人士的笼统称呼）。[46][47][48]
在德国，涉及“政治正确”的议题有难民、犹太人、希特勒[49]、第三帝国、移民、新纳粹、土耳其人等[50][51][52]。极右翼会以贬义的口吻使用“政治正确”一词，认为这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表达[53]。
2015年跨年夜德国数个城市发生大规模性侵事件后，由于犯案者大多是北非裔和阿富汗裔穆斯林难民，德国各级政府及媒体为了“支持收容外国难民”的政治正确而隐暪事件，在案情曝光后招致各界强烈批评，有评论认为“德国人为确保‘政治正确’付出惨痛代价”，认为“政治正确”是“造成德国今天难民危机的根本原因”，“不惜代价的追求‘政治正确’正在给德国、给欧洲制造混乱甚至悲剧”。[54]
2018年1月23日德国爱丽丝沙罗蒙应用科技大学发表公告表示要抹去校园建筑外墙上的诗《林荫道》，诗歌中“一位走在林荫道上观看的男人，爱慕著鲜花与女人”被指带有性别主义，招到学生会批评，在与校方讨论和投票后，决定更改其他诗作。诗歌作者宫林格表示这是对艺术与诗歌创作自由的干预。跨部会性质的联邦文化与媒体专署的联邦议员古鲁特思认为校方的决议是“可怕的文化野蛮行动”[55]，部分媒体也认为大学是以政治正确之名干预艺术作品[56]。
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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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许多宗教节日被设置为法定的公共节日。在政治正确的舆论氛围下，政府或学校、商场、雇主[57]，甚至文学作品会淡化节日的宗教意味，以免冒犯非基督教徒，尤其是信仰其它宗教的人。如圣诞节被以“节日”[58]、冬节（Winterfest）[59]、冬季节日（Winter Holiday）代替[60]。英国有商场在圣诞节时候禁止基督教组织颂唱圣诞歌，也禁止圣诞老人派送礼物[61]。加拿大有政府部门明令禁止在办公室挂上圣诞装饰[62]。有些西方国家用“节日快乐”（Happy Holidays）或“季节祝福”（Season's Greetings）来代替“圣诞快乐”（Merry Christmas）来祝福不信奉基督教或不庆祝西方节日的人。同样具有宗教意义的复活节会被称为春季节日（Spring Holiday）[63]。学校的圣诞节假期、复活节假期被称作学期结束后假期[64]。
澳大利亚，有部分基督教右派人士批评“政治正确”在实行时出现双重标准，限制基督徒表达意见的言论自由，使基督徒成为政治正确双重标准下的受害者。[65]
有英国出版商要求作者避免在作品中提及猪、猪肉或与猪肉有关的东西（例如香肠），以免冒犯犹太人和穆斯林，不过有犹太人团体表示虽然犹太教禁止吃猪肉，但没有禁止提及猪或猪肉，身为穆斯林的英国国会议员哈里德·马哈穆德也认为在文学作品中禁止猪肉相关内容的做法是荒谬。[66][67]另有意见认为出版社对猪肉的避忌是出于惧怕激进穆斯林而实行自我审查，譬如印度教徒视牛为神圣，不吃牛肉，出版社在印度的子公司却没有要求作者避免提及牛肉以免冒犯印度教徒。[68]
英国教育被指受政治正确影响，[69]有学生因为在上宗教课时候拒绝进行伊斯兰教形式的祷告而遭受校方惩处；[70]也有许多学校为了避免冒犯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学生而不向非穆斯林和非犹太教徒学生提供有猪肉的午餐[69][71]。
美国人在1960年代开始使用“African American”（非裔美国人）来代替以前的“Black People”（黑人）一词，甚至是更早之前的“Negro”或“Nigger”（黑鬼）称谓。但是这种称谓取决于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人群，例如“Black People”这个词算是中性，勉强通用，但今日美国白人或非裔都较少使用，改称“African American”。而“Negro/Nigger”则被认为具种族主义意味，是恶劣的种族歧视。但是在非裔美国人之间，可能会使用此两称谓来表示亲昵，不过，如果这个称谓被其他族群使用（尤其白人），则会被认为是严重的种族歧视。此外，使用“African American”也有本末倒置之嫌，因为占社会多数的白人不会被称呼为“欧裔美国人”。其他含有存在歧视意味的称呼还有：部分白种人被称为“Crackers”（直译“饼干”，意译“白鬼”,主要指东欧白人和美国南方穷白人）；东南亚尼格利陀人被称为矮黑人；美洲原住民被称为红番；澳洲原住民被称为土人等。[来源请求]
使用中国新年（英语：Chinese New Year）可能会冒犯其他东亚人，可称农历新年（英语：Lunar New Year）[72]、亚裔农历新年（英语：Asian Lunar New Year）[73][74]。但是，使用后者或为后者辩护，又会遭致中国人的不满。[75]
2009年，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一名6岁女童因为在学校内称一名11岁黑人女生的脸像巧克力而被举报，被投诉者的家长被告知该“种族主义事件”已被记录在案。被投诉者的父亲批评，校方对一名孩子的童言童语反应过度，“政治正确”已步向疯狂。校方则表示事件未被记录于电脑数据库内。[76]
2015年11月，法国巴黎发生连环恐怖袭击后，一些右派人士认为西方国家多年来奉行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和政治正确纵容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泛滥。[77]2016年7月，法国尼斯发生恐怖袭击后，波兰内政部长布拉查克认为事件是欧盟多年来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和政治正确造成的后果，他表示“这种做法应该就此结束”。[78]
对于高龄人群，避免使用带有歧视意味的“老头”，改称“老人”，进一步的替代词还有长者、银发族、乐龄人士、先进、高龄人士、耆英等[79]。对于患有疾病或身体缺陷的人群，例如避免使用瞎子，改成盲人，进一步称“视障人士”等。这类可能会冒犯他人的词语还有很多，如弱智（心智迟缓）、哑巴、聋子、疯子、残废、痴呆等等，不一一列举。[80]
英语使用者可以在头衔使用“Mx.”取代“Mr.”或“Mrs.”以避免冒犯不认同自身生理性别的人士[81]。主席是女性时，使用chairman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改用chairwoman又被批评特别强调了女性的性别，改用中性的chairperson可避免争议，或简单用chair一词称呼主席[18]。现时不少职业的称呼也改用中性用语，以避免歧视女性及跨性别人士。例如，警察用中性的Police officer代替显化性别的Policemen/Policewomen，消防员也用中性的Firefighter，代替Firemen/Firewomen。词语“拉丁裔人士”可使用中性的“latinx”取代有性别指定意味的“latino”和“latina”[82]。
中文环境中，如称变性人为跨性别人士；在法律允许同性婚姻的地区，将夫妻改为已婚伴侣，父母改称“双亲”。为避免歧视女性，将“夜间妇女候车区”改称“夜间安心候车区”[83]。
避免使用歧视性的职业名称，如娼妓（妓女、“鸡”）、男妓（“鸭”）等，代替以中性的性工作者[86]。此外，避免“垃圾”等不雅词语，如垃圾车驾驶员，改称环卫车驾驶员，垃圾收集员改为环卫集中员。避免仆人、佣人等歧视用词，称为家务助理（香港）、家政服务员（中国大陆）、家事劳动者（台湾）。[87]
参见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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