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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一个朝代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宋(420年-479年)史稱劉宋或稱南朝宋,又稱前宋,是中國歷史上南北朝時期南朝的第一個朝代,東晉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宋武帝劉裕取代東晉政權而建立。國號宋,定都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因國君姓劉,為與後來趙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區別,故又稱為劉宋或南朝宋[1]。以劉裕世居彭城為春秋時宋國故地,故以此為國號。[2]又以五德終始說,劉宋為水德,故別稱水宋[1]。劉裕稱帝後,大力推行改革,壓制土地兼併,整頓官僚系統,任用寒門世族;發展經濟,至宋文帝劉義隆時劉宋出現了經濟繁榮,政治較為清明的時期,史稱「元嘉之治」。劉宋是南朝版圖最大的朝代,當時所謂「七分天下,而有其四」[3]。439年,北魏統一中國北方後,與劉宋形成南北對峙。劉宋強盛時,其統治地區北以秦嶺、黃河與北魏相鄰,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包括雲南,南至越南中部橫山、林邑一帶。
464年宋孝武帝過世後,劉宋許多昏暴之君接連上台,導致有兵權的地方宗王與強臣造反(強臣多脅持宗王起兵),造成兵禍連結或政治整肅的大內鬥。首先,466年淮北的軍鎮因內戰失敗而投降北魏,劉宋失去齊魯、皖北與蘇北三地;其次,大將蕭道成因結交宋末權倖王道隆等人而竄升,經過多次平叛與政變後,479年蕭篡位建南齊。
劉宋開國皇帝劉裕出於行伍,自幼家貧。時值東晉末期,民變此起彼伏,朝廷內部鬥爭也十分激烈。402年,東晉大將桓玄乘朝廷實力虛弱,起兵篡位,國號「楚」。劉裕與劉毅等起兵勤王,並最終消滅了桓玄。此後,劉裕率軍南征北伐,其勢力不斷得到穩固壯大,並先後攻滅劉毅、司馬休之等實力派,最終迫使晉恭帝將帝位禪讓給他,420年劉裕建宋,年號永初。劉裕即位後,因為他已在晉末實行各種改革如土斷、壓制豪強、澄清吏治、強化軍隊等等,所以在位的三年中,除了恢復漢代舉孝廉、策秀孝的制度並強化官僚法制之外,主要政策仍是在休養生息、恢復晉末北伐的國力損傷,並計劃在422年出征北魏。結果422年五月劉裕得病駕崩,北伐取消。[4]
422年劉裕死,太子劉義符即位,史稱宋少帝。北魏趁機派十萬大軍南侵,佔領洛陽等河南地區,逼退宋將檀道濟。424年,徐羨之、謝晦等託孤輔政大臣害怕失德無禮的少帝會敗壞國政,遂以「廢昏立明」為名號,廢殺劉義符,改立劉裕的第三個兒子劉義隆為皇帝,是為宋文帝,年號元嘉。宋文帝在426年除掉權臣徐羨之等人後親政,他在位三十年,勵精圖治、知人善任、提倡節儉並澄清吏治,國家經濟因此大力提升,被稱為元嘉之治,為六朝治世之典範(也是江東第一個治世)。經過文帝勵精圖治,晉末以來「治綱大弛,權門併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的狀況有所改善。史稱其時:「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多,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
430年起,宋文帝首次北伐,到彥之率領的五萬宋軍成功佔領河南洛陽等地。但由於軍力不足,加上文帝的過度指揮,以致北魏逼退宋軍數萬主力後,於431年重佔河南。436年名將檀道濟因軍功被宋文帝猜忌而被剷除,又使劉宋失去能與北魏制衡的大將。445-446年當北魏發生蓋吳起事時,劉宋未能即時北伐。到445年時,北魏趁勁敵柔然暫衰時開始發動多次小規模南征,雙方於淮南來回拉鋸,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出兵六萬北伐北魏河南之地(二次北伐),但卻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所率之六十萬大軍正面擊敗,六十萬魏軍遂引兵南下,威迫建康。魏軍所過之處大肆搶掠燒殺,江淮地區損失慘重、「邑里蕭條」,元嘉之治由此衰落。宋文帝在452年趁拓跋燾遇弒之機會,派軍進行第三次北伐,但仍無功而返,此後劉宋無力再舉,註定日後國防線逐漸南撤的命運[5]。
453年,宋文帝長子劉劭發生巫蠱事件,弒父即位,其三弟劉駿起義兵攻劉劭,獲得各方軍鎮的支持,於是斬劉劭於台城,劉駿自立為帝,是為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統治期間,雖有諸王劉義宣、劉誕等相繼叛亂,但大多很快平定,和北魏的戰事也只限於山東半島,雖小勝北魏但影響不大,因此總體來說,孝武帝統治的十一年算是一段相對安定的時期,孝武帝的積極政策也促進了江南的開發與貨幣經濟的發展。[6][7]一直到463年底至464年,浙江等地發生大旱災,造成嚴重的大饑荒,浙江十分之六的戶口餓死逃散。[8]
宋孝武帝是一個頗有作為、積極改革制度的皇帝。他加強中央集權,撤除「錄尚書事」職銜,並分割州、郡以削弱藩鎮勢力,並開始以中書舍人戴法興、巢尚之等人處理中樞機要事務,形成後代所謂「寒人掌機要」的政治局面,孝武帝的集權化統治也被史書稱為「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孝武帝同時重用江東寒門沈慶之與傖荒北人柳元景,依照兩人的功績,先後提拔為三公,開啟吳興沈氏與河東柳氏攀升為南朝高門的起始之路,並開創南朝寒門、寒人以軍功升為三公的先例。[9]
孝武帝另外也對門閥制度進行一定程度的整頓,給予世族制度新的生機。除了拔用上述的沈、柳為三公之高門,更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為員外散騎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門的顏竣、寒素的顏師伯成為高官重臣;任用南北之望的名士琅邪王彧、會稽孔覬為散騎常侍,一度矯正過去散騎常侍受人輕視的不良習慣;甚至從461年開始,把與商人等通婚、私下經商的士族,開除士族資格並黜為將吏[10],是為檢籍政策的先聲。
464年夏季,孝武帝死,其子劉子業繼位,荒淫殘暴,朝廷內外人情洶洶,心懷恐懼,劉子業不久被湘東王劉彧弒殺。宋明帝劉彧在建康自立為帝後,因為得位不正,面臨孝武帝第三子劉子勛登基為帝、聯合兄弟方鎮圍攻建康的艱鉅情勢。宋明帝政權雖然領土、人口都不到劉子勛政權的十分之一,但是以伐亂為名,憑藉量少質精的中央軍,採取各種積極手段:
於是上下一心、兵強將勇,因此打敗劉子勛並平定江南與淮南各地區,最後全面誅殺孝武帝子孫。但是淮北方鎮薛安都等人為了自保而向北魏求援,於是北魏大軍在四年之內陸續攻下淮北、山東半島地區,劉宋戰亂不斷,國力大衰,民生凋敝。又因為必須對有功的軍人加官晉爵、大肆封賞,於是造成士族制度的嚴重破壞,清濁不分、官品淆亂。[11][12]
472年,宋明帝死,太子劉昱繼立,宋明帝遺詔命蔡興宗、袁粲、褚淵、劉勔、沈攸之五人託孤顧命大臣,分別掌控內外重區,另外命令蕭道成為衛尉,參掌機要。[13]其中遺詔雖任命袁粲、褚淵在中央秉政,但實際上接受宋明帝秘密遺命,就近輔佐新帝劉昱,掌控宮中內外大權的人物,是宋明帝最親信的側近權倖——王道隆與阮佃夫二人。[14]
宋明帝在死前,為了穩固兒子的皇位,大肆誅除有能力的皇弟宗室、功臣武將和高門士族,造成劉昱繼位後中央和地方軍鎮互相猜忌、攻伐的政治亂象,使得武將蕭道成因此崛起,逐漸掌握中央軍權。特別是474年,桂陽王劉休範以清君側之名造反,殺死了權倖王道隆與顧命大將劉勔,幾乎就要攻下建康城,但蕭道成即時回軍,平定亂事。事後蕭道成接替劉勔的地位,上升為與宰相袁粲並列的「四貴」之一,更受到權倖阮佃夫的倚重,因此交結地方軍鎮都督,權勢日漸擴大。[13][15]476年,文帝在世長孫建平王劉景素在京口起兵,亦被蕭道成等鎮壓。477年,年滿15歲的劉昱在殺掉權臣阮佃夫後,與蕭道成發生激烈衝突,但卻意外被蕭道成弒殺,蕭道成趁機改立明帝第三子劉準為皇帝,即宋順帝。蕭道成獨攬軍政大權後,挾持軟弱的褚淵,以武力平定忠宋大臣袁粲、沈攸之的起義[16]。同年,以謀反為由殺南平王劉伯玉。
479年,蕭道成以謀反為由剷除鄱陽王劉士弘兄弟、原南平王劉宣曜兄弟、臨川王劉綽,殺武陵王劉贊;邵陵王劉友、衡陽王劉伯道、始平王劉延之、巴陵王劉沖始、長沙王劉纂、南豐王劉頒也都在這一年「薨逝」,《南史》記載為「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死矣」。
同年,年幼的宋順帝劉準把帝位禪讓給了蕭道成,宋被南齊所取代。當時民間以一首歌謠傳述蕭道成殺袁粲篡宋的事業:「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劉宋一朝的疆域變動不小,但總體來說是國界不斷向南退縮。
從宋武帝劉裕時代(420-422年)以黃河為界,與北魏對峙的局面,到劉裕死後的423年,北魏趁機攻下河南三鎮(洛陽、虎牢、滑台),從項城到濟南大致形成一條國界線,分開北魏與劉宋,劉宋仍保有山東半島與江蘇省北部的淮北地區。但與北魏為界的大塊面積,因為屢遭兩方進攻掠奪,成為所謂「邊荒」地區,僅剩居民聚集在榛木所圍成的山寨堡壘,被稱為「榛人」。項城到濟南的「邊荒」國界維持長達四十三年,四十三年中兩國大軍屢次越界征伐,但屢得屢失,兩方都無法把佔領的土地長久地穩固下來,因此維持四十多年勢均力敵的局面。
一直到466年,劉宋山東、淮北的鎮將薛安都、崔道固等人,因為害怕篡位自立的宋明帝討伐他們,而向北魏求援。北魏趁機派五萬以上的大軍,於打敗宋明帝的北征軍張永之後,陸續在四年內攻下山東、淮北的所有城鎮,劉宋被迫以淮河與北魏為界。雖然宋明帝心有不甘,屢次派沈攸之等人北征,但從此(469年後)南朝與北魏的淮河國界就大致固定下來,一直到31年後(500年南齊末)才因為壽陽鎮將裴叔業投降北魏,使國界進一步往南退。
劉宋的行政區劃襲承東晉,實行州、郡、縣三級制。
州是第一級行政區。州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刺史,劉宋一朝的州數大致在二十州上下,至宋末穩定為二十二州。其中不少州是僑寓州,為寄住在南方州郡上,不一定有實土。
尹、郡、王國、公國(部分)是第二級行政區。尹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尹,郡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太守,王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內史,公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相。
縣、公國(部分)、侯國、伯國、子國、男國是第三級行政區。縣的最高行政長官稱令或長,公國、侯國、伯國、子國、男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相。
劉宋前期繼承「東晉門閥政治」的地理格局,以荊州(鎮江陵)和南徐州(鎮京口)為核心軍鎮,所以劉裕規定兩州必由劉氏宗王擔任刺史。其中荊州因為州大民多、「地廣兵強」,又統攝雍、南梁、益等州,支撐劉宋西半的安危,故有「分陝」之稱,[17]劉裕遺詔說荊州刺史需「諸子次第居之」,說明荊州的重要性略高於北府兵根本的南徐州。劉宋宗王擔任荊州刺史的結果,是促使荊州士族與揚州士族的合流,大致結束東晉百年荊、揚對立的局面,代表人物即是江陵士族劉柳、劉湛父子,曾各自取得相當於副宰相的官位與權勢。
中期因為454年荊州刺史劉義宣,趁着新帝劉駿即位的弱勢格局,發動十萬荊州鎮軍挑戰建康,因此劉駿在同年平定劉義宣之亂後,即刻從荊州東部分出新的一州名郢州,並廢除荊州重兵來源的南蠻校尉,其營戶兵力遷至建康,有效地削弱荊州,瓦解其「分陝」地位。[18]之後劉駿又土斷雍州,大幅強化雍州的實力,[19]不但讓原來的大荊州地域,陷入荊、雍、郢三州相互牽制的局面,後來隨着雍州軍力的不斷加強,至宋末沈攸之起義失敗之後(478年),「江陵素畏襄陽人」的局面已大致形成。[20]
劉宋選官制度仍以九品中正制為主,但宋初門閥制度的整體格局,卻是從東晉末年義熙時代(405-419年)劉裕等京口北府的軍事集團崛起開始,延續繼承下來的新格局。也就是說,大量京口將領混入世族門閥的結構中(多成為中下層世族),擠壓了原來名門舊族的地位與空間,因此南朝士族從劉宋開始,常會刻意去排擠寒門、寒人,好顯示自己的清高地位。於是高門就有許多「士庶區別,國之章也」、「士庶之際,實自天隔」的言論出現,這實際上是名門舊族的一種防禦性反應。[21]
雖然宋初就有武人將領合法地進入世族結構中,但劉宋前半的元嘉之治,士族制度卻是極其完備的,一般也認為是文化士族的「全盛期」(同時也是「最後的榮光時期」)。[22]在宋文帝治下,史稱其「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恆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當時的江南社會:「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這是因為宋文帝除了重用並放權給兼具才幹與名望的風雅士族,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范曄、江湛、王僧綽等,更重要的是,文帝也能夠尊重王敬弘、王球這一類缺乏理政才幹的高門清望,雖不給實權,但仍任命為副宰相與吏部尚書,[23]在用人上保持住門閥制度的清濁流品,因此能激清揚濁,使得「士敦操尚,鄉恥輕薄」。
劉宋中期的門閥制度,雖然因為450年宋文帝大舉北伐失敗後的困局,使寒人得以竄改籍注或詐列士籍,混亂士族的流品[24],但在宋孝武帝的整頓革新之下,仍使門閥制度獲得一定的生機。一直到465年宋明帝自立為帝後,才因為廣募部曲、濫賞軍功,造成士族制度嚴重破壞,成為劉宋滅亡的重要原因。[25]
劉宋前期為對付北魏,積極聯絡柔然、胡夏、北燕、高句麗、吐谷渾,希望對北魏包夾圍攻,但都被魏軍以優勢機動力各個擊破,無法發揮包夾的效果。[26]其中劉宋與柔然的聯盟關係最穩固也最持久(延續到南齊),對北魏的危害也最大,因此北魏常要先北向摧毀柔然的主力,然後才敢在隔年大舉南伐劉宋。[27]
劉宋與北魏的對峙,除了幾次大規模的戰爭衝突以外,其實一半以上的時間,雙方保持相對和平的外交關係。雖然劉宋稱北魏為「索虜」、北魏稱南朝為「島夷」,但他們仍不定時的互派使者「交聘」,維持南北的交涉往來。南北通使往來,在南北史書上的記載雖然各有偏頗扭曲,如魏書記載,421年劉裕派沈範、索季孫等到北魏「朝貢」(宋書記為「報使」),但是實際上是一種平等的對等關係。而且使者代表國家,南北的競爭不只是軍事武力的競爭,文化與氣度上也有互別高低的意味,從劉宋中期開始,南北雙方開始精選使者的素養氣質,如清代史家趙翼所稱「必妙選行人,擇其容止可觀,文學優瞻者,以充聘使」。[28]如果出使有失國體,使者回國後則會被嚴加懲處,這多發生在北魏前期文化素養不高的條件下。劉宋中期時,南北曾有五年的互市貿易。453年宋孝武帝登基後,北魏派使者「求通戶市」,宋孝武帝在與公卿大臣廣泛議論後,決定答應互市。兩國官方的貿易關係,大約持續到458年邊境發生小規模戰事而止。
劉宋與東北亞的倭國、百濟則有密切的朝貢關係,倭國曾在晉末、劉宋對江東朝貢十多次,史書記載有五位倭王,是為倭五王;百濟在劉宋後期與江東的關係更形緊密,似乎結成軍事同盟,共抗北魏。因為469年北魏完全奪取劉宋在山東半島的城鎮後,百濟因為早前渡海在遼西或山東半島沿岸設有港岸據點,因此與南朝同樣面臨北魏的軍事壓力,479年宋齊易代之後,北魏還曾在488年派軍進攻過百濟的城鎮,卻被百濟打敗。[29]另外又因為百濟與倭國對於朝鮮半島東南部的伽倻(任那)可能有爭奪關係,因此兩國在對劉宋的朝貢外交中常常是互相牽制的對立關係。也因為兩國都想要討好劉宋,所以頻頻向劉宋朝貢示好。譬如倭國在朝貢時,一直希望劉宋冊封倭王為「都督」百濟在內的大將軍,讓倭王有統治百濟的名分,但要求總是被劉宋拒絕。[30]
高句麗因為是朝鮮半島與東北亞中最強的國家(更是東亞世界中僅次於魏、宋的第三強國),[31]所以對劉宋的朝貢關係不太緊密,兩國關係主要是針對北魏而結成的鬆散軍事聯盟。高句麗常會單方面中斷對劉宋的朝貢,說明劉宋對高句麗只存在形式上且薄弱的君臣關係。不過在465年之前,因為劉宋強盛的水軍能夠在渤海沿岸執行任務,相對於遠離海岸且毫無水軍的北魏勢力,高句麗在465年前一直選擇劉宋作交往、朝貢的對象。劉宋曾在438年派將領王白駒,率水軍七千人渡海到高句麗的遼東,想迎接兩前年滅國的北燕主馮弘來到南方,結果高句麗先把馮弘處死,並派兵把王白駒繳械,強制遣送王白駒等回劉宋,隔年再回送八百匹馬給宋作賠禮;到了465年後,可能因為當年劉宋發生劇烈的內鬥(見劉子勛條),高句麗從此改對北魏進行較為緊密的朝貢關係,並在469年後長期疏遠南朝(北魏在469年攻下山東半島),只和南朝保存微弱的外交聯繫。[32][33]475年高句麗更大破劉宋的盟友百濟,破其國都、殺百濟王,佔領漢江流域,國力達到極盛。這次劉宋沒有再派出水軍到遼東、朝鮮,說明劉宋的無力干涉與衰落。
劉宋交州(越南北部)的南邊與林邑國(今越南之中南部)接鄰。東晉末期,林邑有數年的內亂,劉宋建國元年420年,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萬人南征林邑,林邑請降,並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銀、古貝等禮物。421年,林邑王陽邁一世遣使到宋廷入貢,並獲宋武帝冊封。但到陽邁二世時,於427年入侵日南、九德等郡。431年,林邑入貢宋廷。432年,陽邁二世派水兵入侵九真,交州刺史阮彌之派軍抵抗,驅逐至區粟而回。433年,陽邁二世遣使到宋廷,要求「領交州」,宋廷不許,陽邁二世因此大為憤恨,雖常遣使入貢,但亦常派兵入侵交州。
446年,宋文帝派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太尉府振武將軍宗愨等征討林邑。戰前,文帝提示檀和之,倘若林邑國能夠誠心求和,便可答允。檀和之派人向陽邁二世諭以恩信時,陽邁二世竟加以扣留,於是雙方進行交戰。林邑軍先以大象軍取得首勝,後來宗愨提議用獅子的外型去威嚇大象,可以取勝。主帥檀和之採納計策,果然大敗林邑軍。宗愨部隊更一舉攻克首都林邑(Campapura),擄獲無數珍寶、黃金數十萬斤,陽邁二世出逃。[34]此一征戰令林邑元氣大傷,「家國荒殄,時人靡存」[35]。此後,林邑國沒有再起兵進犯交州,對劉宋甚為恭順,多次遣使到建康訪問進貢。[36]
自晉室南遷之後,苟延殘喘地偏安江南。原本居於華北的漢人氏族為了逃難而向南遷徙,大量來自中原的移民士族改變了江南地區的人文景觀,甚至口頭語言也逐漸與古河洛語言接軌。[來源請求]
南朝宋時期,主要把土著蠻夷分成蠻人、俚人、僚人三種類型,三者有時被通稱為「南蠻」。蠻人在長江流域以板循蠻、盤瓠蠻與廩君蠻實力最大[37],板循蠻又稱賨人,原居益州巴郡閬中一帶,之後經渝水北遷漢中、關中。廩君蠻原在益州巴郡、荊州江陵一帶,後來擴展到長江漢水與淮西一帶。史書上提到的巴東蠻、宜都建平蠻都是指廩君蠻。盤瓠蠻又稱「溪人」,發揚地在辰州[38],分佈現在的湖南與江西一帶。
南朝劉宋政府為了對付蠻人,在荊州置南蠻校尉、在雍州置寧蠻校尉,專責教化及討伐南蠻。為了在荊雍的強大蠻族群體,南朝劉宋政府在440至470年代曾發動大規模地討蠻運動,有兩次的主將分別為雍府大將沈慶之、荊州刺史沈攸之,捕獲數十萬的蠻族人力。而在450年代,沈慶之、王玄謨大致討平淮水蠻,強化了劉宋在淮南地區的國防。
俚族的範圍在南嶺、今貴州南部到海南島、越南北部一帶。468年起李長仁與李叔獻兄弟據交州抵制劉宋朝廷,當時的宋明帝政權因為正與北魏全力爭奪山東、淮北地區,無力征討交州,只好承認李長仁的刺史名號,維持劉宋對交州名義上的統治,並於471年在交、廣兩州交界地新設越州,以防禦李氏兄弟。李氏兄弟很可能具有交州俚僚族群的血統,他們在交州的割據一直維持到485年才被齊武帝討平。
僚人主要分散在四川、漢中的山谷空地,與賨人的分佈區頗有重疊。當時「僚人與夏人(漢人)參居者,頗輸租賦」,說明其編戶化與華化的趨勢較重。[39]
劉宋常態兵力大約二、三十萬,極限動員時可能有四十萬,[40],但劉宋在淮水以北征伐時,因為受限於後勤供應,只能發動五、六萬兵力,使得北伐經常失敗。劉宋前期北府兵獨大,成為中央軍與荊州、北徐州方鎮的主力來源,故此時仍以世兵制為主;中期荊雍兵崛起,逐漸取得一定的優勢,學者田餘慶認為:「北府兵力日衰,荊雍兵力日盛,是同一個歷史過程的兩個方面」。[41]此時世兵制衰落,軍隊主力逐漸被募兵制和徵兵制取代,特別是將領自招部曲的募兵制,更成為宋末軍隊中的精銳核心。譬如469年後流亡南方的青齊豪族,就被蕭道成收納招募為將官、部曲,成為蕭道成建齊易宋的主力。[42]學者有的稱此武力集團為「淮陰集團」[43],有的稱之為「青徐集團」[44]。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官方紀錄,全國有901,769戶,5,174,074人[45],但因為十多年前發生北魏破壞江北的燒殺屠掠,江北人口大減,以及463-464年浙江等地發生大飢荒,浙江人口死亡逃散十分之六,所以劉宋盛世年代(元嘉之治)的官方戶口數字,應當超過一百萬戶、六百萬口。[46][47]
劉宋的江北地區主要是村塢型經濟,常受戰亂影響而發展有限;江南社會主要是莊園經濟[48]。世族與寺院的莊園大部分都是多方經營,從自給自足的性質,朝向商品經濟發展。農田有良好的水利系統供種植稻、麥、粟、桑、麻、蔬菜等作物,還可以種植竹木果樹、養魚、畜牧等等。還有紡織、釀造、生產工具等手工業。世族的莊園生產主要交給佃客、部曲和奴隸,而寺院是一般僧侶與民戶[49]。由地主集中開墾,這對於地區的開發起一定的作用[50]。由於世族享有特權,佛教較為盛行,致使地主莊園與寺院莊園膨脹,並且隱匿許多農戶。
農業是莊園經濟的重心,深受朝廷與世族關切。開墾山林與土地兼併的情形在劉宋一直非常旺盛,朝廷雖有禁令,但難以禁止世族兼併土地或霸佔山澤,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朝廷乾脆承認佔領山林川澤的法令以限制世族搶佔範圍[註 1]。法令頒佈後果然刺激豪門權貴兼併山澤土地的活動,也因此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51]。劉宋相對北魏來說比較安定,南渡的移民在初期與末期仍然絡繹不絕,農業生産繼續有所發展。比較突出的地區有荊、揚二州,而益州居次。揚州是劉宋最發達的地區[52],其中以建康及其周圍地區發展最大。而三吳地區(吳郡、吳興、義興)是中央財庫、各種支出的主要來源。
由於朝廷大力提倡農桑,戶調征絹布,當時絹布的地位等同貨幣,這些都促進紡織業的生產[53]。劉宋的紡織業與養蠶業比較發達,產地以荊、揚二州為主。由於絲、綿、絹、布等是國家調稅的主要項目,因此紡織是民間普遍的副業。織錦業則在益州為主,劉裕滅後秦,把關中的織錦戶遷到江南,開始在江南發展織錦業。當時富豪人家穿綉裙,著錦履,以彩帛作雜花,綾作服飾,錦作屏障。朝廷設有專官管理礦冶,用水排鼓風冶鑄。鍊鋼則使用一種雜煉生鐵和熟鐵的灌鋼法。這種方法可以鍊出優質鋼,用來製造寶劍和刀[54]。瓷器的燒制技術早在三國、晉朝時期成熟。劉宋時以青瓷為主,產地集中在會稽郡(浙江紹興)。其硬度高,釉料勻,通體青瑩。江南其餘地區的製瓷技術各有自己的特點。劉宋的紙張潔白勻稱,完全取代了簡牘,藤紙與麻紙都很流行[55]。造船業也十分興盛,如宋末沈攸之起義反蕭道成時,荊州作部曾「裝戰艦數百千艘」,而且三吳運河網也持續修造,到南齊時已大致完成,暢通了三吳與建康的交通。
劉宋農業和手工業發達,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業日漸發達,江南社會穩定地朝貨幣經濟與商品經濟發展,甚至連江北的漢中地區,也在劉宋中期開始使用貨幣。但由於國家控制的銅礦不足,使得幣制屢變,質量不精[7]。市場上有普通的生產用品、生活用品與奢侈品,商賈小者坐販於列肆,大者轉運於四方,而凡是大批運進的商品買賣,多是世族莊園所生產的經濟作物。商稅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關稅權,在任期屆滿時帶着大批貨物作為「還資」,然後轉販各地。商業重鎮有建康、江陵、成都、廣州、廣陵等地。建康是三吳的經濟中心。會稽、吳郡、餘杭居次。廣州是海上貿易重鎮,貿易對象有東南亞各國、天竺、獅子國、波斯等國。江陵是關中、豫州、益州、荊州、交州、梁州的轉運站。成都不僅商業繁盛,也是蜀錦的重要產地。
劉宋詩風流行的是元嘉體。元嘉體是宋文帝元嘉年間的詩風,代表人物有「元嘉三大家」謝靈運、顏延之與鮑照。他們的共同功績是把古體詩推進到完全成熟階段,並且注意聲律和對偶的運用,並且逐漸發展出近體詩;[56]袁淑、謝莊亦為有名詩人。民間詩人則以劉宋初期的陶淵明最具代表性,其擅長描述田園生活,風格清新樸實,提升古體詩內涵,表現出高遠純潔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記》寓意追求一個可供逃避亂世的和諧世界,富有哲理。其詩歌、散文及辭賦廣泛影響後世名家如王維、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陸游等人。
小說受到名士清談的影響,促成軼事小說的出現,最有名的是宗王劉義慶招集文人才士所編寫的《世說新語》,為後世文學作品提供大量典故和成語,也是唐代晉書編撰的重要史料來源。
劉宋繼承了漢代以來設官修史之制。宋設著作官,負責撰修國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宋代最著名的兩本史籍,是范曄的《後漢書》與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後漢書》新增「獨行」、「逸民」(或「隱逸」)、「列女」等類傳記各種人物面貌,最被稱道;裴注着重資料搜集、補充史事,不再局限於對音訓及解釋史文,對中國的注史方法產生有相當影響。裴松之對史料相互考異,日後史家有所繼承,如司馬光撰《資治通鑑考異》。裴注裏又有對前代史家的評論,這推動了中國史學批評的發展[57]。
劉宋時譜學(或叫譜牒學)在門閥社會影響下而開始盛行。各家士族郡望為求鞏固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利,乃撰修家牒,以彰顯自身血統、門第及婚宦。繼家譜出現後,又有了家譜學的研究,當時便出現「統譜」、「百家譜」等書籍[58]。
劉宋在東晉之後,延續晉代的文化發展。由於玄學流行,老莊的自然觀和江南秀麗的山水結合,使得繪畫脫離儒學的限制,朝向純藝術的方向發展,陸探微為宋明帝時期著名的宮廷畫家,然而其作品均已失傳。[59]由於山水詩的出現,使得長期以來的以表現人物為主的繪畫傳統轉變為山水景色[60],例如宗炳是中國最早的山水畫理論著述。其《畫山水序》最為著名,精闢地理解「山水以形媚道」之外,在自然山水的觀察,歸納出展現物體遠近的繪畫方法[61];另外山水畫家王微,著有《敘畫》一篇,強調觀察自然和主觀能動作用。
江南社會的人口很複雜,大致上可分為四個階層:名門豪族的世族;自耕農、新民等從事農工商的編戶齊民;屬於部曲、佃客、衣食客、門生舊故等依附世族的依附人,受政府控管的雜戶、百工戶、兵戶與營戶也是依附人;最後是奴婢、生口、隸戶,這些都屬於奴隸。
雖然文化士族的實力大削,但劉宋仍維持世族社會的結構;而江北豪族的地位與權力雖遜於江南的僑吳士族,但在經濟力與軍事實力方面,卻高出甚多。世族控制的人口有部曲、佃客與奴隸,不經「自贖」或「放遣」,是不能獲得自由的。由於南朝大家族制的衰亡使得部曲逐漸受國家控制[62]。佃客的來源有政府依官品賜給與私自招誘。奴隸的主要來源是破產的農民或是流民,他們是地主的私產,因而可以抵押或買賣。為了防止逃亡,奴隸都被「黥面」。奴隸可以經由「糜喃為客」、「發奴為兵」等方式轉化為地主的佃客和國家的士兵。自耕農是當時農業生產的重要力量。他們對朝廷負擔租調、雜稅、徭役以及兵役,這些都使許多自耕農破產流亡,淪為世族的部曲和佃客。劉宋實行三國以來的世兵制,兵戶世代當兵,平時還需要交納租調。由於手工業者很缺,故官府對雜戶或百工戶的控制極嚴,百工戶從民間徵調到官府作坊後,與配到作坊里的刑徒為伍,終年勞作,世代相襲。如果世族、官僚私佔百工戶往往受到懲治。
江南社會約在晉末宋初由大家庭制轉化為小家庭,在同一家族不同職業的十家就有七八家之多[63],互相漠視。這是因為宗族發展後各家庭親疏貧富不同,若無共同外患就容易分離;朝廷課稅方式對大家族制無益而導致的。
廟號 | 諡號 | 名諱 | 在世時間 | 在位時間 | 年號及使用時間 | 陵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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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孝皇帝 (武帝劉裕追諡) |
劉翹 | ? | — | — | — | — |
高祖 | 武皇帝 | 劉裕 | 363年-422年 | 420年-422年 | 永初 | 420年-422年 | 初寧陵 |
— | — | 劉義符 (廢為營陽王,史稱少帝) |
406年-424年 | 423年 | 景平 | 423年 | — |
中宗 (劉劭尊) |
景皇帝 (劉劭諡) |
劉義隆 | 407年-453年 | 424年-453年 | 元嘉 | 424年-453年 | 長寧陵 |
太祖 (孝武帝劉駿改上廟號) |
文皇帝 (孝武帝劉駿改諡) | ||||||
— | — | 劉劭 | 426年-453年 | 453年 | 太初 | 453年 | — |
世祖 | 孝武皇帝 | 劉駿 | 430年-464年 | 453年-464年 | 孝建 | 453年-456年 | 景寧陵 |
大明 | 457年-464年 | ||||||
— | — | 劉子業 (史稱前廢帝) |
449年-465年 | 465年 | 永光 | 465年 | — |
景和 | 465年 | ||||||
太宗 | 明皇帝 | 劉彧 | 439年-472年 | 465年-472年 | 泰始 | 465年-471年 | 高寧陵 |
泰豫 | 472年 | ||||||
— | — | 劉子勛 | 456年-466年 | 466年 | 義嘉 | 466年 | — |
— | — | 劉昱 (廢為蒼梧王,史稱後廢帝) |
463年-477年 | 473年-476年 | 元徽 | 473年-476年 | — |
— | 順皇帝 (南齊高帝蕭道成諡) |
劉準 (南齊高帝蕭道成降封汝陰王) |
469年-479年 | 477年-479年 | 昇明 | 477年-479年 | 遂寧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