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國神社
位於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坂的神社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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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國神社(日語:靖国神社/やすくにじんじゃ)是位於日本東京都千代田區九段坂的神社,本來是由明治天皇建立的一系列招魂社之一。因為供奉自明治維新時代以來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及軍屬,共246萬6千餘柱,其中大多數是日俄戰爭、侵華戰爭以及在太平洋戰爭中陣亡的日本軍官兵(213萬3915柱),這在不同視角下導致存在諸多爭議。
自明治天皇開始,靖國神社成為日本天皇唯一鞠躬的對象。靖國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一直由日本軍方專門管理,而且宗教與政治掛勾,故是帝國國家神道的象徵。在二戰後被盟軍視為崇拜軍國主義思想得以散播的根源之一,故遵循憲法政教分離原則,要求戰後日本將神道教去政治化並列為一般宗教,遂改組為民營宗教法人,但交予私立團體管理,反而造成更加不滿的裁量,比如西鄉隆盛等人廟方沒有給予祭祀,還有未經家屬同意就強行將其他有關死者列入(包括以日文名字收錄台灣籍日本兵及朝鮮籍日本兵)等等問題行為[1]。1978年間,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14名日本甲級戰犯被入祠靖國神社而引起很大反對,導致此後天皇便未參拜此神社。
目前,靖國神社指定的名冊中包含1068名被定罪的戰犯[2][3],因此之後官員自己參拜也都會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韓民國和俄羅斯聯邦以及東南亞諸國的抗議[4][5]。即使是日本國內,對於參拜涉及政治中立違憲,是否可以公職參拜甚至靖國神社現在到底是什麼等等[6],也是有很多異音跟不同思考[7],而美國的態度則是不鼓勵此類行為[8]。
靖國神社的前身是建於1869年8月6日(明治2年6月29日)的東京招魂社,最初是為了紀念在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內戰戊辰戰爭中為恢復明治天皇權力而犧牲的3500多名反幕武士。1874年(明治7年1月27日),明治天皇初次參拜東京招魂社,吟唱了「我國の為をつくせる人々の名もむさし野にとむる玉かき」(為我國戰鬥和犧牲人們,你們的名字將在武藏野的這座神社中永存)[9]的詩歌。1879年(明治12年),他將招魂社改名為靖國神社。靖源自漢字,本意謂立容安靜,引申為安定。[10]
然而此後,靖國神社在明治維新後開始供奉在包括甲午戰爭(1894-1895年)、日俄戰爭(1904年-1905年)、日韓合併、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等較具爭議戰爭中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及軍屬。當時日本全國的神社均由內務省管理,唯獨靖國神社由內務省與軍方共同管理。
日本在1945年二戰戰敗投降後,盟軍佔領當局(GHQ)曾準備廢除軍國象徵的靖國神社,為此靖國神社舉行了「臨時大招魂祭」,因為此時二戰戰犯部分名冊還未列入,趁此把許多未死的人也一同祭祀,隨後該神社根據日本的戰後憲法第20條規定政教分離,國家不可以介入任何宗教事務,因此靖國神社突然變成了一個非政府的宗教機構,改組為宗教法人後得以倖存。
1955年以後,希望洗刷軍國主義的象徵污名的日本保守派,試圖通過將靖國神社變成國家管理的特殊法人,使靖國神社成為可以正式以官方姿態悼念英靈的場所。為此推出了《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要求將靖國神社改為「特殊法人」,試圖再將之國營化,但執政的自民黨5次沒有支持《靖國神社法案》,1974年最後一次提案機會時,由於日本社會的反對沒有成功[11][12]。
1966年,日本厚生省將含有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的甲級戰犯的歷年陣亡者統計名錄完成後,交給靖國神社宮司(即廟祝)筑波藤磨,但筑波對此比較謹慎,只先把一般兵員的放了上去,並沒有通通把他們供奉上去合祭。到1978年10月,靖國神社宮司松平永芳(戰敗時期的宮內大臣松平慶民長子)徑自把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名字列入靖國神社合祭。照慣例,二戰後,日本的昭和天皇每年都要參拜靖國神社。但自從1978年甲級戰犯被列入神社供奉之後,據侍衛長的回憶顯示,裕仁因為不滿神社供奉二戰甲級戰犯,再也沒有正式參拜靖國神社,停止了天皇固定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程。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談判恢復中日邦交時,基於北京政府需要日本援助、希望與日本建立邦交並要求日本跟中華民國斷交的政治考量,周恩來提出「戰爭責任在於日本軍國主義者身上,而不在日本人民身上,日本人民是戰爭受害者」的戰爭責任二分論,進行政府與人民分離觀點的政治教育,盡量避免安排日本人到抗日名勝古蹟去參觀,擱置爭議重建中日雙方的友誼。促成了改革開放後日本對中國大陸進行補償和經濟交流,因此早期在中日蜜月期時,縱然1978年後性質已經變化,但大平正芳等時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數度以私人身分前往低調參拜時,中國大陸媒體未有大幅報道。
該神社戰後躲避了佔領當局監管,並原則上採取避開政治的手法,且雖然名為神社,但因為按日本的傳統角度講,該社以主祭遺族魂魄而不是「神明」的話,是會淡化了日本人前往祭拜時的壓力[13],同時因為靖國神社是技術性廣泛合祭,即沒有做分祀與設置靈位,只需要名冊,比如列名其中的7名甲級戰犯的靈位和骨灰是實際上另安置於殉國七士廟中[14]。這種做法與中國對已故之人經由審核才能入忠烈祠等的典禮程序上有相當不同,甚至在華人來看宗教上是無效的(中華傳統上需要分靈才能開光為神),但在日本看來死後只歸魂土卻是很正常的,還有中國大陸民眾通常會稱靖國神社為「神廁」,並將參拜靖國神社亡者的行為貶稱為「拜鬼」[15][16],但日本人認知中的「鬼」卻是指強大的超自然、妖異怪力等其他事物[17],諸如此類文化認知上的差異,某種程度上也加大了中日的衝突[18],比如中部大學人文學部副教授一谷和郎指出,小泉內閣時期,透過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互不讓步取得部分選民支持,是兩國社會對靖國神社的不同感覺印象支撐著彼此的政府[19]。
當今,日本國內對於領袖或官員參拜靖國神社亦存在贊成及反對的態度,一般來說,官員只能在非公務時間以私人身份參拜,前往參拜時不得利用公務車或其他行政資源,否則就是違背政教分離的精神,所以每當有日本政客或者社會知名人物趁選舉前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常常引發抗議,如此就帶來了公職期間參拜是否違憲、以及對戰爭責任的態度爭論,相比於德國對陣亡將士的系統性管理,或整改成如新崗哨、設置國家公墓等等措施,後來進步派人士提議讓日本政府以官方立場介入處理,正式追悼反省當年事件的建議至今也沒有下文[20][21][22][23]。
根據靖國神社官方文獻記載,靖國神社的主祭神是指定在戊辰戰爭、佐賀之亂、西南戰爭等日本國內戰爭和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對外戰爭中「為守護國家而犧牲」的246萬6千餘人的靈魂。除了充滿爭議戰犯,不過倒是也有19世紀的人物,靖國神社供奉的人士包含早期維新志士吉田松陰、高杉晉作、坂本龍馬等名人。雖然神社方面稱之為「靖國大神」,但實際上不是神位,是以拜祭靈魂為主,死者的靈魂計算單位為「柱」,作為祭神的死者在姓名後加上「命」字尊稱,如「山本五十六命」。戰後神社內供奉死者近二百五十萬之多,故並沒有骨灰或牌位,而只是將死者的姓名和資料記錄在《靈璽簿》(舊稱《祭神簿》)之上。
對於這些身份、功勛、性別不同的,甚至是有罪的人,神社方面聲稱要無差別地作為「為祖國殉難的尊神(靖國大神)」而一律平等地祭祀。神社方面聲稱「靖國神社唯一的目的是慰藉並彰顯為國家獻出生命的人們」,並聲稱「靖國神社祭祀的246萬6千餘柱神靈,在為了守護祖國的公務而死亡的人們的靈魂這一點上是共通的」,同時他們作為是家庭的守護神而不是政治化的崇拜。根據靖國神社列出的祭祀名單,靖國神社打包祭祀的有日本維新後大小戰爭中陣亡的軍人、參加戰場救護工作時死亡的醫護人員和女學生、於學生動員中在軍需工場死亡的學生、在戰爭中死亡的軍屬、文官、民間人士等,也有出身台灣及朝鮮半島而作為日本兵陣亡的人、被俘在押過程中病死或負傷回國後死亡的軍人等,甚至就還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戰爭罪犯被處決的人,涉及範圍極廣。因此靖國神社內透過此法順便供奉的一部分人屬於戰爭罪犯和出身臺灣、朝鮮半島的日本軍人,這引發亞洲多國政府的強烈不滿,認為是變着樣子「供奉戰爭罪犯」。[24]
截至2006年,靖國神社祭祀着約246萬6千餘名在戊辰戰爭以來歷次戰爭中為日本政府(早期是指天皇)戰死的人(含外國人,但不包含江戶幕府、西鄉隆盛勢力的戰死者)[25]。
有14名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甲級戰犯供奉在靖國神社[30][31][32]。分別為: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岡洋右、永野修身、白鳥敏夫、平沼騏一郎、小磯國昭、梅津美治郎、東鄉茂德、松井石根。
1965年7月,由當時的宮司筑波藤磨提案、在拜殿左側建造了名為「鎮靈社」的小建築,祭祀嘉永6年(1853年)以來的戰爭中本殿內沒有祭祀的靈魂。靖國神社的文獻顯示「鎮靈社的御祭神是奉慰的對象,御本殿的御祭神是奉慰顕彰的對象」,有了明確的差異[33]。
在正殿的神座(神社內代表神祇所在的地方或物品)原本只有一座。戰後,為了祭祀於原台灣神宮及台南神社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和祭祀於蒙疆神社(張家口)的北白川宮永久王,重新設立了新神座,因此現在有兩神座。
靖國神社競馬場於1870年投入使用(最初名為招魂社競馬場,是日本國內首個日本人運營的洋式賽馬場,圍繞神社參道建成,一周全長約900米,1898年廢止),當時周圍種下了幾十顆櫻花樹[34]。靖國神社現在是東京都內幾處櫻花名勝地之一,每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都有眾多賞花民眾到訪,屆時還將有各種攤販售賣小食等[35]。
日本氣象廳將神社範圍內3株染井吉野櫻指定為「標本木」(也稱「標準木」),以此確定東京都的櫻花開花日,東京都的「櫻花開花宣言」即是在此處標本木開花時發表[36][37]。
遊就館的取名,是源於《荀子·勸學篇》中「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的「遊必就士」之意而來,原文意思是:居住要選擇合適的地方,交遊要接近賢德之人,是以免入歧途,做正確的事。
遊就館是靖國神社內的一個戰爭博物館(但博物館法不適用於此),成立於1882年(明治15年),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軍事博物館[38]。
遊就館展覽的主題是「戰爭」,主要有日本在近代戰爭中所使用的武器、軍人遺品、戰時資料等約10萬點,軍人遺影約5000枚。另外,日本進攻珍珠港成功後所發電報、戰敗後日本陸軍大臣阿南惟幾自殺之前的遺書也陳列其中。此外,靖國神社有許多紀念碑,其中一座紀念碑上的浮雕描繪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中日甲午海戰,另一幅浮雕則是抗日戰爭時期日軍侵略上海、攻擊中國軍隊的畫面。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就已經存在的紀念物,並非戰後新設,但是內容讚美了當時日本帝國軍隊如何英勇作戰。
一般來說,在每年8月15日,即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終戰紀念日」的時候,很多日本國民都會去靖國神社紀念戰死的親友,雖然忽略掉避諱的問題,但民眾中政治宣示氣氛其實也不算濃厚,而且參與過「大東亞戰爭」的退伍軍人都習慣在這一天穿上軍服去紀念戰死的同僚。加之在當年盟軍下決定改制宗教法人之前,神社內也並未供奉二次大戰的戰犯,故在一般情況下被視為是一個歷史景點。
往後引入近2000位戰犯,包括東條英機等14個甲級戰犯的名字,是在松平永芳任職宮司的期間,於1978年10月秋祭時秘密列入名簿,此舉導致靖國神社的性質有了根本性的改變,使其地位被外界重新檢視。曾受日本統治、日後獨立的東南亞各國,如越南、印尼、菲律賓、緬甸、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被佔領的時間相對較短,同時為了吸引日本在經濟方面的支持,對靖國神社問題的反對不及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強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靖國神社為神風特攻隊的出發儀式舉辦地。現在往往有日本二戰退伍老兵,包括當時的少年航空兵以及台灣原住民的高砂義勇隊等等,以舊日本帝國軍人的身份在此舉行各種悼念活動,同時部分人身着二戰時期的日本軍裝列隊示威,口呼軍國主義口號,因此,靖國神社也被認為是日本軍國主義份子的精神聖地之一。
這個宗教機構的爭議升溫的原因是由於日本政府的官員,包括總理大臣和其他國務大臣在內的內閣成員,在極具象徵意義的「終戰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因為有些日本高級官員參拜供奉戰犯的神社,被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等一些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認為是「日本對過去侵略戰爭的肯定態度」而表示抗議。
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有歷史、文化及宗教等因素,但參拜這種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神社,政治因素普遍被認為是其中的主要因素[39]。參拜靖國神社也同時被外界——特別是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朝鮮半島在1910年已經被強行併入日本版圖)等被日本侵略的國家——認為是日本領導人認同右翼觀點而不對日本的侵略歷史進行反省。
1952年4月28日盟軍佔領時期結束後,1952年10月至1975年11月昭和天皇前後8次參拜靖國神社。但1978年合祭甲級戰犯後,昭和天皇至1989年駕崩都未再前往參拜。
1989年即位的明仁天皇至2019年禪位為上皇,也從未參拜靖國神社,現任天皇德仁也不曾參拜,皇族基本上也不會參拜,可以說皇室的參拜已經停止。
1978年甲級戰犯奉入靖國神社後,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首相)或者政府要員參拜靖國神社變得敏感,如以私人身份或者其他頭銜參拜,屬於信仰自由,基本上不會引起爭議;但若以官銜參拜,則可能會引起紛爭,包含國際上的反對聲浪或者日本人對「是否政教分離」的疑慮等。
1985年,中曾根康弘在8月15日用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中曾根是戰後第一個用「總理大臣」的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的人(過去他以私人身份參拜),這是第一次引發了外交糾紛,激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官方發言譴責,事後以中曾根翌年訪華化解。此時尚未引起中國大陸民間的強烈反應。自此11年內再也沒有日本首相前往參拜,直到1996年,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再次以「內閣總理大臣」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之後橋本首相以訪問瀋陽的九一八事變紀念館的形式來向中方示好。對於這次參拜,日本社會的反對者認為「日本國民將會因自己的手正在抹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責任和戰爭犯罪而遭到來自世界的譴責。」這是第一次日本首相參拜靖國而引來外交危機的事件[40]。
1998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日本,雙方未能就歷史問題達成一致公報,不歡而散,中方發表了措辭強硬的演講。此後,中日關係逐漸轉淡,在小泉純一郎首相時代降到了最低點,小泉不斷的參拜行為持續引發遭受日本侵略的中華民國[41]、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大韓民國等國的激烈抗議。
在2001年的參議院選舉競選活動中,小泉純一郎保證他會在「終戰紀念日」(8月15日)參拜靖國神社,但是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部份亞洲國家的外交壓力,小泉贏得選舉後,選擇提前在8月13日參拜了靖國神社,以免顯得對反對聲音不敏感和輕視。此次參拜,有639名日本人和韓國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判決首相參拜的行為違憲,要求停止參拜並向原告受到侵害的宗教人格權支付賠償。而日本右翼支持者則也提起了訴訟,認為對靖國神社的侮辱使死者的遺屬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小泉首相在2001年10月8日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本的侵略向中國受害者表示「衷心的歉意」。
小泉在2002年4月再次參拜,這次他的參拜令中國大陸官方非常憤怒,以至於沒有邀請日本到北京參與2002年9月的中日關係正常化30週年的活動。同時使中日兩國領導人多年沒有任何互訪(但在出席國際會議間有首腦級雙邊會談),出現「政冷經熱」的往來局面。小泉其後每年都有參拜,在2006年8月15日兌現其競選諾言,於卸任前在終戰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
2006年9月,安倍晉三就任日本首相後,基於中日關係,處理靖國神社問題相對低調。就任以來,尚未對是否參拜做出明確表態。部份外界分析,其一方面是為了安撫國內右翼勢力及提升的民族情緒;另外一方面也是避免在東亞引起新一輪的外交風波,損害脆弱的中日和日韓關係[42]。2007年4月在靖國神社春祭期間,安倍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獻祭但本人未到神社。
日本經濟新聞的民意調查顯示,對於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國民的支持率是46%,反對率是38%,爭議也一樣不小。支持參拜者包括陣亡者遺族、神道信仰者、右翼等[43]。除靖國神社外,目前日本全國還有52處「護國神社」。
2013年4月,在靖國神社春祭及秋祭期間,安倍晉三再次出任內閣總理大臣後,以內閣總理大臣名義獻祭但本人未到神社,他在終戰紀念日亦未有前往參拜。12月26日日本時間上午11時30分左右,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滿1週年,當日他決定前往靖國神社參拜,此舉引起中國大陸、南韓等亞洲國家反彈。安倍曾表示對於未能在第一個任期中參拜,感到悔恨至極[44][45][46][4]。
2020年10月17日,菅義偉就任首相後,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向靖國神社獻上名為「真榊」的祭品[47]。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敦促日方切實信守正視反省侵略歷史的表態和承諾,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韓國外交部同日在一份聲明中說,韓方「對日本政府和國會領導人向靖國神社獻祭品表達強烈遺憾」[48]。
2021年8月15日,菅義偉內閣的多名內閣成員參拜靖國神社,日本首相菅義偉供奉了香火錢,以紀念侵華戰爭中受傷和死亡的日本軍人。菅義偉於當日發表致辭,許諾不會重演「戰爭悲劇」,但並未提及對鄰國的加害責任,引發中韓兩國抗議。[49]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強調了日本戰敗投降紀念日標誌着中國乃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中國駐日本使館向日方已提出嚴正交涉。中方嚴肅敦促日方深刻汲取歷史教訓,切實正視和反省侵略歷史,認真傾聽國際社會的正義之聲,同軍國主義徹底劃清界限,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50]
2023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千鳥淵戰歿者墓苑獻花,並以自民黨總裁的身份,自費向靖國神社獻上玉串費。[51]這是自2013年以來日本首相連續11年在終戰日當天獻上玉串料。[52]
1978年10月17日秋祭,二戰甲級戰犯列入
2011年12月26日凌晨,中國人劉強向靖國神社一扇大門投擲燃燒瓶,導致大門下部被燒焦。劉強在事發後隨即離開日本前往韓國首爾。此次事件後,劉強受到中韓兩國的庇護,拒絕了日本方面的引渡申請[77]。
2015年11月23日,靖國神社的男廁發生爆炸[78]。事後查出為韓國右翼分子所為,他於同年12月初再次進入日本時被捕。
2018年12月,香港社運人士郭紹傑在靖國神社外,焚燒寫有「東條英機」的道具神主牌,抗議南京大屠殺,被當地警方拘捕並控以「侵入建築物」罪,2019年10月10日,東京法庭判決郭紹傑需要監禁8個月,緩刑3年,郭紹傑其後在2019年10月11日回港。
2019年8月19日下午,中國安徽樅陽籍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胡大平持裝有墨汁的塑料瓶進入靖國神社,並在拜殿內將其潑灑,部分墨汁被潑灑到神社內「御紋章付白幕」的帷幕上。2019年12月23日,胡大平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2個月、緩刑3年[79]。
2024年6月1日上午,靖國神社的石柱被發現有人用紅色噴漆寫了英文的「廁所」一詞[80]。事後有一名中國網紅「鐵頭」(本名董光明[81])上傳影片,炫耀是自己所為。[82]
2024年8月19日凌晨3點50分(UTC+9),靖國神社的石柱被靖國神社管理員舉報有人用黑色氈尖筆寫下中英文的「狗屎」、「軍國主義去死」、「廁所」字樣,警方以器物損壞罪嫌對此進行調查。[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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