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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鍇（1892年4月15日—1968年4月25日），字賢初，男，廣東羅定人，中華民國時期將軍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抗戰期間，因指揮了一·二八淞滬抗戰及參與領導發起了福建事變而海內外享有極高聲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革第一、二屆中央常務委員，第三、四屆中央副主席。
蔡廷鍇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大本營補充團連長、營長，參加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北伐、討伐桂軍沈鴻英及東征討伐陳炯明等戰役。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團長。北伐戰爭時期任第十一軍新二十四師副師長。1927年寧漢分裂時任第十師師長。後任國民黨軍第六十師師長。1930年任第十九路軍副總指揮、軍長。1932年率十九路軍進行一二八淞滬抗戰。同年被蔣介石調往福建「剿共」，任十九路軍總指揮、福建綏靖公署主任。1933年11月，同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失敗後流亡海外，宣傳抗日救國。1935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大同盟，為最高負責人之一。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國民黨軍第六集團軍副總司令、總司令，兩廣邊境司令，在兩廣指揮作戰。1940年因受蔣介石排擠而去職。1946年與李濟深等在廣州組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1948年1月在香港參與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被推為中央常務委員、財務委員會主任。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革第一、二屆中央常務委員，第三、四屆中央副主席。[1]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4月15日，蔡廷鍇出生在廣東省羅定州羅鏡龍巖村（今廣東省羅定市羅鏡鎮龍巖雙輪閣村）。一家四口務農為生。蔡廷鍇12歲失學，13歲學犁耙田，15歲便操持家務，跟父親學做裁縫，裁製傳統中式服裝。
1910年，18歲，蔡廷鍇在寶安縣大鵬鎮擔任警察，後離職計劃從軍，但因其父病故而返鄉治喪守孝。宣統二年（1911）19歲時結束守孝後，蔡廷鍇加入三羅警衛軍，但兩年半後因家境問題離職返鄉經商營生。民國四年（1915），與警衛軍的同袍至新會縣加入縣保安部隊的衛隊連擔任衛士，後升任副目（等同現代軍制的副班長），但在民國六年（1917）被揭發其策動部隊進行反龍濟光的行動，因行動失敗棄職遁逃回鄉，在龍濟光遭舊桂系擊敗後，蔡廷鍇經由關係得到寶安縣大鵬城警察分所的所長職務，但就任半年後因上層人事異動而辭職返鄉。返鄉不久後，因家鄉附近治安不佳，地方商賈籌建羅鏡商團，蔡廷鍇因軍事經驗較為豐富，被招攬為羅鏡商團副團長，這支部隊隨後遭到李耀漢指揮的肇軍收編，改名為肇軍游擊營，營長陳銘樞，蔡廷鍇在該營下擔任排長。該營雖稱為游擊營，但實際上為地方保安部隊，主要任務是在肇軍控制區中清剿土匪。
民國七年（1918），肇軍遭到舊桂系莫榮新部隊擊潰，游擊營被舊桂系林虎指揮的廣西護國第二軍收編，擔任陸軍游擊第43營排長。之後，陳銘樞在第一次粵桂戰爭叛離舊桂系，投靠粵軍，並收攏前肇軍部隊擴大編制，回歸粵軍系統後，民國九年（1920）陳銘樞保薦蔡廷鍇進入廣東護國軍講武堂就學進行基礎軍事教育，一年後畢業返回原單位，從排長升任粵軍第一師第一旅第三營第十一連連長。1922年，他回老家招兵，很多年輕人立馬收拾包袱跟他走。後來的十九路軍三位師長中，區壽年、沈光漢兩位都是同鄉。[2]
由於陳銘樞在政治立場支持孫中山，因此他指揮之部隊也積極地投入孫中山所號召之北伐戰爭，受陳銘樞栽培的蔡廷鍇在民國十一年得到陳銘樞推薦加入國民黨。民國十一年（1922）3月，孫中山在韶關督師北伐，同年5月，粵軍第一旅北進江西省作戰時，蔡廷鍇率領的十一連在一日強行軍50公里發起奇襲擊敗敵軍，使北伐軍佔領信豐城，蔡廷鍇被記功一次。但因六一六事變導致粵軍主帥陳炯明與孫中山合作破局，蔡廷鍇與其上司陳銘樞離開粵軍。
民國十三年（1924），孫中山返回廣東，蔡廷鍇被大本營補充團第一營營長鄧世增招攬返回部隊服役，擔任該營連長。在擔任連長期間，率領部隊鎮壓舊桂系將領劉玉山、陳天太反孫行動，因此戰功升任補充團第一營營長。同年，其舊上司陳銘樞返回廣東擔任建國粵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蔡廷鍇請調該旅，擔任第一旅第二團（團長蔣光鼐）第一營營長。
民國十四年（1925），蔡廷鍇指揮的第一營支援建國粵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陳濟棠）進軍廣西省，支援李宗仁的定桂討賊聯軍殲滅沈鴻英，因此蔡廷鍇並未加入第一階段國民革命軍東征戰役，但部隊在勝利後快速回軍廣州，加入殲滅建國滇軍與建國桂軍之叛亂。此作戰中，蔡廷鍇配合朱暉日營，率領第一營營殺入廣州市區與叛亂軍進行城鎮戰，並以沉重犧牲贏得勝利。勝利後，各省建國軍改組國民革命軍，蔡廷鍇升任國民革命軍第10師第28團團長。在第二階段東征戰役中，第四軍編入南征軍，主戰場在廣東西部與鄧本殷指揮之部隊交戰，並成功的肅清該部勢力。
北伐時，隨着北伐戰爭持續戰勝推進，第四軍部分部隊抽出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蔡廷鍇轉任原先第四軍獨立團擴編的國民革命軍第24師之副師長。後因蔣光鼐升任十一軍副軍長，蔡廷鍇轉任國民革命軍第10師師長。
在武漢分共後，國民革命軍內的中國共產黨員狀況愈趨惡劣，在賀龍、葉挺、朱德等人指揮麾下部隊發動南昌暴動，當時第10師駐紮南昌城外，蔡廷鍇意識到其指揮的部隊與中國共產黨關係緊密，部隊大量官兵呼應葉挺號召，決定坐視態勢發展，消極參與共產黨發動的反國民政府戰爭。
蔡廷鍇出身貧苦家庭，為改變家境，他參加了舊軍隊。由於作戰英勇，他從一個士兵一步步「打」到了師長的職位。他原屬陳銘樞的部下，後投誠蔣介石，蔡廷鍇的部隊就歸北伐名將張發奎指揮。舊軍隊中，派系鬥爭頗為激烈，故蔡廷鍇雖升任師長，但對張發奎仍懷警戒之心，擔心張會撤換或解決掉他的隊伍。1927年時，張發奎隸屬的汪精衛集團，開始逮捕和殺戮革命黨人，這種政局的變化，使蔡廷鍇感覺前景渺茫。
此時，武漢當局以張發奎為第一方面軍，向南京蔣介石政權發起攻擊。全軍以葉挺率領的二十四師為先鋒，先行佔領九江、湖口，以掩護大軍集結。此時蔡廷鍇率領的十師，也歸葉挺指揮跟進。到達九江後，葉挺便開始做蔡廷鍇的工作。他告訴蔡：我們就算攻下南京，也屬互相殘殺，於革命前途毫無意義，且唐（唐生智，此時總轄武漢方面部隊軍權）之革命比蔣介石相差更遠，不如我軍回粵休養為高。蔡廷鍇是廣東人，所率軍隊也多為廣東子弟，此話正中下懷，便向葉挺表示完全贊同。但他也知道葉挺是共產黨，與自己主張信仰不同，當時他就存有「待機定進退」的打算。
當得知蔡部扣有數位共產黨員後，張發奎命令立即就地槍斃，蔡廷鍇不忍加害便一邊將張發奎的電報拿來給這幾位共產黨員看一邊發給各人百數十塊光洋不等，等於給彼此將來見面留個念想。
蔡廷鍇當時說：張發奎太無人情，蔡某願保留爾等合作餘地，並僱小舟送你們幾人他避。這樣幾位共產黨員得以順利脫逃。
為敷衍張發奎，蔡廷鍇發電報過去，告訴他這幾個共產黨員已經處決。張信以為真，隨後在多家報紙發佈了消息。當年8月23日的北京《晨報》，就刊載了這樣一份張發奎發給武漢軍事委員會的急電：「賀(龍)葉(挺)倡亂，蹂躪南昌，脅迫十師附和共黨。幸蔡師長廷鍇，忠於黨國，陽順陰違，師次進賢，即轉赴餘江，脫離賀葉，並將共黨分子範孟聲、徐石麟等盡行扣留，本日來電請示進止，除已電飭即將範孟聲、徐石麟等槍決，以泯亂源……」
逃脫的幾個共產黨員，後在九江等地，還見到上海、北京報紙刊載的餘江電訊，言蔡廷鍇槍決共四人，姓名等言之鑿鑿。逃脫的這幾人，1949年後仍在為革命工作。可是，不熟悉內情的人們，依照當時報紙提供的消息，認定蔡廷鍇當時將幾位共產黨員殺害，以致1949年後許多研究文章還持這種看法。後來當事人之一的徐石麟（後更名徐石林）與黨史研究者通信，才大致說清了當時的情況。
不僅這幾位共產黨員領導沒有被殺，其餘一般黨員，也確實發放川資讓他們回去了。陳毅從九江追趕南昌起義隊伍時，曾在李家渡遇見幾位軍人。他後來回憶：「過李家渡後……在路上碰到了幾個軍官，是蔡廷鍇的第十師的。蹲在路邊吃西瓜，我們一打聽，才知道蔡又叛逃過去了。到了進賢，蔡就把不穩的營連乾部清出來送走了。這幾個軍官就是從進賢來的。我們問他們出了什麼事，他們說：蔡廷鍇把我們趕出來了。」這應是一個有力的旁證。[3]
8月3日，中共部隊撤離南昌。7日，張發奎率第四軍入南昌，接着追擊中共部隊。蔣光鼐、蔡廷鍇師在南進廣東途中即脫離中共部隊，投奔陳銘樞。
1931年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蔡廷鍇聽到消息後，率第十九路軍三萬多官兵，在贛州宣誓反對內戰，團結抗日。
1931年底，蔡廷鍇召集全軍旅長以上幹部密商，打算在1932年2月率部沿津浦線奔赴東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馬占山，丁超，李杜。但此時日本蓄意擴大對華侵略，派遣軍艦三十餘艘和陸戰隊數千人在上海登陸，並且不斷製造事端，上海局勢緊張，蔡廷鍇留在淞滬加緊備戰。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軍發動對上海的進攻，製造了一·二八事變。第二天，蔡廷鍇與蔣光鼐，戴戟三人聯名向全國各界發出抗日通電，表示身為軍人，「惟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衛國抗戰而抵抗，雖犧牲至一卒一彈，絕不退縮。「十九路軍全軍約3萬人，再加上2月中旬來援的張治中第五軍，總共也只有4萬多人。而日方不斷增兵最後達七八萬人，並且還配有大量大砲，坦克，飛機，戰艦。蔡廷鍇率領十九路軍經過近四十日的浴血奮戰，粉碎了日軍「四小時佔領上海」的狂言，使其四度易帥，增加援兵。
由於堅決主張抗日到底，蔡廷鍇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不願繼續與紅軍作戰，1933年11月20日，蔡廷鍇與陳銘樞，蔣光鼐等人一起，發動了著名的福建事變，建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鍇任軍事委員會委員，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他們抵抗合圍福建的國民黨嫡系部隊，與紅軍簽訂了抗日反蔣的初步協定。這一行動，在當時產生了巨大影響。
事變失敗後，蔡廷鍇流亡海外。
1935年，蔡廷鍇在香港與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等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大同盟，主張聯合各黨各派一致團結抗日。
1935年蔡廷鍇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參加抗日戰爭。
全面抗戰初期，蔡廷鍇領導軍隊參加了崑崙關戰役等。但後來被蔣介石奪去了軍權。
1937年－1945年抗戰期間，蔡廷鍇曾任粵桂邊區總司令等職。1939年與羅西歐結婚。
1940年後蔡廷鍇回故居從事抗日活動。
抗戰結束後，蔡廷鍇積極倡導和平。
抗日戰爭勝利後，蔡廷鍇與李濟深，何香凝等一起籌組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此後，他積極反對蔣介石統治，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
1946年在廣州與李濟深等共組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1947年1月6日，國民政府令：經核准退役之陸軍中將蔡廷鍇任為陸軍上將[4]:8258。蔡廷鍇赴香港組織了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代表會議。
1948年1月，蔡廷鍇與李濟深等人在香港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蔡廷鍇任中央常務委員兼財政部部長。5月5日，蔡廷鍇代表民促，與其他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聯名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響應中共「五一口號」，擁護召開新政協會議。1948年7月1日的豫東戰役龍王店戰鬥中，負責鎮守開封的蔡廷鍇外甥區壽年（第七兵團中將司令），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所俘。後被釋出。
1949年後，蔡廷鍇先後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後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家體委副主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及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等重要職務。
韓戰爆發後，蔡廷鍇擔任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委員會常務委員。1951年，蔡廷鍇被推為慰問團總團的副團長赴朝鮮。
原配妻子彭惠芳，長子蔡紹昌，次子蔡紹輝，長女蔡紹芬，次女蔡紹芝，三子蔡紹基。第二任妻子羅西歐。
上世紀50年代定居北京後，蔡廷鍇和第二任妻子、兩個女兒、兩個孫子和孫女一起住，在院子裏種起花和養起雞禽來。雞最多時有30多隻，最大的有七八斤重，下的蛋也經常出現雙蛋黃。他又喜歡滿園種植花草，最喜歡茶花，還種了冬瓜、南瓜、玉米等，最大的一個冬瓜有40斤重。蔡廷鍇做菜也非常拿手。蔡醒民10歲出頭，爺爺便教他做飯燒菜，說無論在哪裏，學會煮東西至少不會餓死，「他還教我，記住每個菜煮完再燜一會的話，就更好吃。」
1950年-1963年，長孫蔡醒民到北京與祖父一起生活。蔡廷鍇對這個孫子的教育很簡單，既沒期待他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也不要求他參軍：「你們過不了生死關，我們可是打仗打出來的膽子。最初當兵也因為家窮迫不得已。現在過上安樂日子了，你不要當起大少爺來，不要學壞和做對國家不住的事情就行。」蔡廷鍇生活上非常節儉，在家裏平常喜歡穿舊式唐裝，覺得很舒服。
蔡醒民說，1948年9月起，在港民主黨派負責人陸續北上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蔡廷鍇和李立三、沈鈞儒、章伯鈞等乘坐一艘蘇聯貨船「波爾塔瓦」由香港向北哈爾濱解放區偷渡航行。貨船上的生活異常枯燥。9月18日，那天正好是中秋節，蘇聯船主決定殺豬加菜。蔡廷鍇、林一元自告奮勇下廚幫忙。他們把蘇聯人準備拋入大海的豬肚豬腸撿起，洗得乾乾淨淨，紅燒出兩盤地道的粵菜來。大家邊吃邊贊，有人還請他們傳授廚藝。
文革時，蔡廷鍇因感冒引起肺炎，儘管在政府中地位屬於四副二高，仍被嚇得不輕。1967年，看病不能像往常一樣叫警衛請專家醫生來，要自己去醫院排隊，而且心力衰竭，更得了白內障。1968年秋天，肺炎越演越烈，人便去世了。「能夠真正理解孫中山的意思的國民黨軍隊，就只有十九路軍。」蔡醒民說。
1957年，蔡廷鍇率國家代表團到日本參加第三屆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時表示：「日本雖然侵略我們，但日本人民還是友好的，中國人民受到很大的災難，但日本人民也同樣受到災難。」
蔡醒民說，蔡廷鍇當年違反軍令抗日打仗，或者違反「剿共」軍令不打仗，都是為了一個理想，世界和平，民生安康。他知道，許多老百姓想要的也不過是這些。[2]
蔡廷鍇故居位於廣東省羅定市羅鏡鎮龍巖雙輪閣村。這座灰色磚瓦砌成的老房子兀自立在大片空地前，在夕陽斜照下格外像一張老照片。走近去，發現略顯破舊的門楣上有幾個新寫上去的字：蔡廷鍇將軍故居。一位65歲的老人蔡紹賢拄着拐杖向我們走來，他是蔡廷鍇的侄子。上世紀80年代起，他就一直守在這裏。據他介紹，故居門楣上本來寫有李濟深題寫的「德門長慶」四個大字。目前，這座老房子樓高約15米，面積大概有200平方米。門一打開，就看到穿堂中間立着一尊蔡廷鍇的半身雕像。從穿堂到裏面的房間，牆壁上掛滿了蔡廷鍇生前的照片以及當年十九路軍抗戰的歷史照片，「這些都是他臨去世前從北京寄回來的，一共有兩車。」蔡紹賢說。
這座故居建於1912年，原為三進院落合院式佈局，佔地7000多平方米。如今，偶爾會有些學校組織學生來這裏參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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