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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暉（1959年10月10日—），中國大陸學者，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所長。
1959年10月10日生於中國江蘇省揚州市[1]。1976年畢業於魯迅中學，後做了兩年工人。1978年錄取為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1977級本科生。1981年本科畢業，1982至1984年為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導師是章石承。師承章石承、曾華鵬、李關元。1984年獲南京大學碩士學位。1984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讀博士，導師是唐弢。1988年獲博士學位。汪暉參與了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事後調查沒有發現嚴重問題。他被送往陝西商洛「鍛煉」一年。[2]
1988年—2002年先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1991年底，汪暉同陳平原、王守常一同創辦了《學人》叢刊。1996—2007年任《讀書》雜誌主編，2002年受聘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3]2013—2018年，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4]2018年，成為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5]2024年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6][7]
汪暉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國以來形成了一條獨立自主、不斷試錯、不斷糾錯的中國道路，既不同於西方新自由主義模式，也不同於已經崩潰了的蘇聯模式，「使中國在一次次危機後仍能煥發活力」。他還認為，「中國的現代國際主義的傳統需要被重新提出來——不是那種輸出革命式的國際主義，而是真誠關心和尊重第三世界國家的生存、發展和社會權利，在全球範圍內探索一條平等、民主和共同發展的道路。」[8]像一帶一路「這樣的模式應該成為全球共同參與的模式，一個思考新空間的模式。」[9]
汪暉被稱為中國新左派領袖。但他不願接受這個據他說「由敵人貼上的」標籤，「部分原因是我們不希望與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或者與改革時期中共的所謂「老左派」聯繫在一起。 但也是因為新左派這個詞是西方的，在歐洲和美國具有非常不同的代際和政治內涵。我們的歷史背景是中國的，而不是西方的，照搬這個概念是否對今天的中國有用是值得懷疑的。」[10]
汪暉認為，在西方學術界，藏學不屬於中國學，「與其說是一種自然的存在，毋寧說是一種人為創造的體系」。[11]
汪暉主張「有必要保持中國古老的文明」，在西方中心世界裏保持中國文化的自主性，提倡英雄主義、集體主義、利他主義等價值觀，說「反傳統反得最激烈的就是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認為只有西方是對的，我們自己的傳統是錯的，只有打破傳統，才能趕上西方。結果就是，我們事事學西方。對於這種現象，我認為非常有必要重新思考。」[12]
六四運動時，汪暉在天安門廣場上，他2013年回憶說，「我們打出的標語是：「我們要58，我們不要85」，因為在當時戈爾巴喬夫58歲，鄧小平是85歲。歷史證明了當時85歲的鄧比58歲的戈爾巴喬夫或許要聰明一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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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瑞士蘇黎世大學高級研究員韋伯博士（Ralph Weber）評價說：「在過去二十餘年裏，汪暉在中國一直是學術、文化和政治論壇中一個響亮的聲音， 而近年以來，他在歐洲和美國也愈來愈是如此。」[14]
2013年10月20日，汪暉被授予年度「盧卡·帕西奧利獎」（Luca Pacioli Prize）。和汪暉同時獲獎的是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15]2014年10月1日，東方出版社編輯出版了《探尋中國的現代性：汪暉學術思想評論集（一）》和《理解中國的視野：汪暉學術思想評論集（二）》，收入評論汪暉的文章。
2011年，葉蔭聰在《明報》發文指汪暉、強世功、甘陽等都屬於國家主義者。[16] 許紀霖在2011年發文指，汪暉等激進左翼的保守化是近年來思想界出現的一個令人驚異的現象，但他又指，當代中國新左派一開始便具有某種國家主義的內在趨勢，所以「集體右轉並非晴天霹靂，而有其內在的思想與歷史邏輯。」[17]
關於汪暉的爭議有1999年長江讀書獎事件和2010年汪暉涉嫌抄襲事件。
1997年海南《天涯》雜誌發表汪暉的文章《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成為「中國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的導火索。[18]
2017年10月25日，《批判亞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雜誌的主任和編輯就該雜誌兩篇未經作者或出版商許可的文章進行再版和政治審查一事發表聲明。[19]這兩篇文章分別是Claudia Pozzana和Alessandro Russo的《中國的新秩序與過去的混亂：從汪暉的分析開始的對話》（2006），[20]和他們的《連續性/不連續性：中國在當代世界中的地位》（2011）。[21]聲明稱，2006年的文章受到政治審查並於2015年在汪暉親自主編的中文輯刊上重新發表，[22]而2011年的文章於2014年未經授權被再版。在被政治審查的兩篇論文中，有關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內容被刪除。
汪暉早期的學術生涯圍繞着魯迅研究展開，一直到1988年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為這個時期的標誌。[23] 其後他的研究工作轉向現代中國思想的研究。寫於1988年的《預言與危機——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分析了五四運動得以形成的思想和社會條件，以及這個文化運動的內在思想矛盾。
汪暉主要中文著作有：
- 《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紀的終結與九十年代》，北京：三聯書店，2008
- 《別求新聲：汪暉訪談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四卷本），北京：三聯書店，2004；增訂版2008
- 《死火重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 《汪暉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 《舊影與新知》，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 《真實的與烏托邦的》，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
- 《無地彷徨：「五四」及其回聲》，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
- 《反抗絕望：魯迅及其〈吶喊〉〈彷徨〉研究》，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北京：三聯書店，2008。
翻譯成外文的著作有：
- 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 translated by Theodore Hu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The End of Revolution: China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2010).
-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translated by Ted Hu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思想空間としての現代中國（《作為思想空間的現代中國》，日文），村田雄二郎、小野寺史郎、砂山幸雄翻譯，東京：岩波書店，2006。
- Il Nuovo Ordine Cinese, translated by Anna Maria Poli, (Roma: Manifesto Libri Srl., 2006).
- El Nuevo Orden de China, Sociedad, Política y Economía en Transición, Traducido por Olga Curell Sanmarti, Carles Prado-Fonts y Lin Longbo, (Barcelona: Bellaterra, 2008).
- 《死火重溫》（韓文）: 首爾: Samin Publishing Co., 2005.
- 《新亞洲想像》，首爾: 創批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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