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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左派是中國大陸自20世紀90年代起出現的多元化的左翼政治理念[1][2][3]。由於運動的多樣性，新左派一詞存在歧義，一般來說，新左翼可以應用於擁護植根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變化的左派理論、理想和傳統的人，以及其他批評後現代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人[4]。
新左派與毛主義或資本主義的關係均較為複雜。儘管一些學派認為新左派希望回歸毛澤東時代的群眾政治運動並放棄資本主義，但還有一部分人認為中國新左派將資本主義的開放市場與社會主義元素（特別是在中國農村）結合起來[5]。
據李揚考證，中國「新左派」的稱謂最早出現在1994年7月21日，這一天的《北京青年報》上，楊平在評價崔之元的文章「新進化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批判法學·中國現實」時表示中國出現了「新左派」[6]。隨後，汪暉在《天涯》上發表的文章《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拉開了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論戰[7]。
一些被認為屬於中國新左派陣營的人曾拒絕使用這個詞描述自己，或對這個詞抱有負面態度。汪暉本人一開始反對用「新左派」和「自由主義」來描述知識界的論戰，表示這是「給別人戴帽子的方式」[8]。崔之元、甘陽、王紹光一開始都不使用這個詞描述自己的立場[9]。
新權威主義理論家蕭功秦在2002年定義中國的「新左派」為「以西方左翼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為基礎，以平等與公平為核心價值，把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分層化、社會失范與社會問題理解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體現，並以平均主義社會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選擇的社會思潮」[10]。馬立誠2012年在《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一書中表示中國的新左派不是一個目標明確的統一群體，他們的大部分理論來自於西方的新左派，但也有繼承本土老左派的思想，其與老左派的區別在於更注重新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相對輕視階級鬥爭、計劃經濟[11]。
區龍宇在2018年時將新左派劃分為兩類，新左派學者和新左派學生[12]；趙鼎新在2019年時則將中國當代的左派思潮大概分為四類（新左派、老左派、學生左派和雙面人左派），同時表示四類人之間存在一定重疊[13]。自由亞洲電台2023年2月報道，在白紙運動後，一些左翼青年開始以「新新左派」自稱，以示與汪暉等人的國家主義傾向不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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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民主化運動失敗、1992年鄧小平南巡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後，學者和媒體人物開始對市場化及其後果採取更為批判的立場——包括（但不限於）沿海和內陸地區、城市和農村地區以及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社會地位及經濟上的不平等[15]。根據新左派理論，市場經濟的挑戰源於中國經濟改革下的市場經濟已成為佔主導地位的經濟體系；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已將中國帶入全球資本主義領域[16]。
中國新左派的發展與鄧小平時代在世界舞台上低調存在後中國民族主義的增強有關。它被視為對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其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的回應，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導致了沿海和腹地之間以及貧富之間的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17]。有學者認為，基於20世紀獨特而劇烈的經濟和政治變革，中國不能採用許多西方國家的社會民主、資本主義模式。[16]中國新左派關注國家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有學者認為，雖然運動尚不成熟，但很可能在21世紀嵌入中國社會（假設兩極分化繼續下去）[18]。罷工、靜坐、溫和的公民不服從等行動，由於政府鎮壓而零星出現，並且可能隨着新左派的發展而變得更有組織[18]。
中國新左派對現行資本主義體系大體均持懷疑態度和批評態度，但在政治和經濟觀點上存在着明顯不同的分野。一方面，崔之元、汪暉等新左派支持者對自由主義和民主資本主義持懷疑態度[5]。另一方面，根據張旭東的說法，「中國學術界提倡新政式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學者在1980年代被認為是『自由主義』的，但到20世紀末又被認為是『新左派』的。」 這種流變表明，部分新左派提出的理想與1980年代的民主社會主義有相似之處[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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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在中國新左派中佔有重要地位，其發展與中國的經濟改革密切相關。許多新左派的支持者普遍認為，應該找到一種左翼經濟模式來解決中國對出口和儲蓄的依賴，縮小城鄉之間日益擴大的經濟差距，並通過公有製和國家計劃刺激私營企業。在大多數社會民主計劃中應用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模式是不可取的，因為它沒有挑戰和改革現有的市場經濟和代議制民主，而是試圖緩和結構分裂和等級制度的社會後果。一個合適的、可持續的市場模式對中國的左翼運動至關重要。[21]例如，新左派經濟學家崔之元認為，基於詹姆斯·米德和約翰·凱恩斯的勞資合夥關係可以為勞動力市場引入一些靈活性：外部股東持有股權證書；工人擁有勞動證和股票證，取代了固定工資，減少了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利益衝突，因為任何改善一個群體的決定（通過提高其股票的股息）都會自動提高另一組股票的股息[21]。同時，許多新左派知識分子對集體計劃經濟充滿信心，期待農村工業化[16]。
新左派學者對於中國農村的情況同樣存在不滿，他們視市場經濟改革對農村造成的破壞為其最大缺陷，並引其為論據[22]。
中國新左派的政治觀點存在不同分野。汪暉、甘陽、崔之元等都贊成民主，但關於如何實現民主則看法不一[23]。一些中國新左派主張採用文化大革命時代的經驗和《鞍鋼憲法》實現民主和經濟民主[24]。王紹光認為普選並不民主，而群眾路線反倒更貼近民主[23]。許紀霖寫道，新左派不滿意「自由主義」者所強調的「消極自由」和「間接民主」，批評稱這些表面平等的「消極自由」只是少數權貴能夠享受的「自由」，而與廣大民眾無涉，他們要進一步落實能夠保障一般平民廣泛參與公共生活的「積極自由」和「直接民主」，並通過國家強有力的干預真正落實自由與民主的基本條件[25]。陳子明在文章中批評新左派不注重民主，同時批評汪暉在《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對民主這一論題的迴避[26]。而另一部分中國新左派自次貸危機以來傾向於拒斥人權和普世價值等海外被認為具有重要地位的概念，這些理論家主張建立一個與西方知識傳統分開的威權主義政府[27]。丁學良在2010年時批評中國新左派過度注重國家干預，稱「中國根本就沒有新左派」，因為「新左派的首要主張就是人權大於主權」[28]。
中國的新左派和老左派之間的關係也較為複雜，蕭功秦在文章中寫道：
| “ | 一般而言，他們並未表現出在現體制條件下參與政治的直接興趣與動向，而只是作為學者、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形成過程的參與者在學術思想界活動。他們中的一些人經親朋介紹、與基本教義派的左派（即老左派）建立了若即若離的私下接觸，前者要求復甦社會主義的觀點也受到一些老左派人士私下的讚賞。但迄今為止，從總體上說，新左派知識分子與老左派官僚之間並不存在政治上的合流與合作。這首先是因為，在改革開放的大趨勢下，老左派在社會上名聲並不好，新左派若公開與之合流，會損害自己的社會名聲，而且在政治上此舉也頗犯忌。其次，對於受過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訓練的新左派博士們來說，老左派使用的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陳舊意識形態話語和教義已沒有什麼吸引力了。再次，老左派的黨官僚主義式教條思想模式與新左派更具浪漫主義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之間，其實存在着相當大的差異。最後，多數新左派學人並沒有直接參與政治的意願，因而對老左派擁有的政治資源也缺乏興趣；即使個別新左派學人有興趣參與政治，但老左派官僚已是退出政治中心的邊緣人物，並沒有多少政治資源可提供[29]。 | ” |
朱學勤[30]、任劍濤及馬立誠[31]則稱新左派和老左派之間存在合作，任劍濤寫道：
| “ | 此外，學術界的「極左派」與「新左派」已經混合為一體。以「第二次思想解放」命名的「新左派」學術探究，其實就是要對中共主導的改革開放進行清算，以走出所謂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迷思為鵠的。他們的思想資源，當然是國際學術界的左傾思想[3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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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1960年代海外新左派反傳統文化、提倡國際主義的情況不同，1990年代的中國新左派運動與新儒家產生了一定的交集，後者主張恢復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如孝道。這兩種意識形態都出現在1990年代後期，均是由於當時新自由主義在中國佔主導地位而產生的民族主義產物，這導致部分新左派和新儒家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互惠。2015年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研究人員的一篇論文寫道，中國網民傾向於聚集成兩個陣營，自由市場派傾向於國際主義和民主，而社會主義派傾向於親傳統文化和民族主義，這與海外保守派傾向於民族主義、進步派傾向於國際主義的現象相反，且中國網民的每個陣營都表現出高度的思想統一[33]。
據《金融時報》報導，2016年，幾位專家估計，如果中國舉行自由選舉，新毛主義候選人將獲勝。這場毛主義復興運動先於習近平上任，他自己在表面上復興毛時代元素似乎是為了向新毛主義妥協。人們認為，新毛主義的日益流行是由於市場改革和全球化下日益嚴重的經濟錯位和不平等。[34]海外觀察認為，新毛主義者首先在胡錦濤時期聲名鵲起，當時他們通過烏有之鄉等網站對中共政策進行毛主義角度的攻擊。他們通過與太子黨出身的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聯繫擴大為政治運動，並成功地在鎮壓中倖存下來。相信中共領導層不願剷除這些團體，因為他們與中共歷史和意識形態有關。[35]
2004年12月，張正耀、張汝泉等四名毛派在河南鄭州散發了指責共產黨拋棄工人階級、嚴重腐化，呼籲回到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道路」的傳單，並在隨後不久因此被逮捕並被秘密審判。該案隨即引起轟動，中國全國各地的左派紛紛來到鄭州抗議裁決結果[37]。
一群工人和學生於2008年成立了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這是一個地下的、未被承認的政黨，反對執政的共產黨政府。[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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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執政後，毛主義和新毛主義在千禧一代和中國貧困人口中越來越受歡迎，外國媒體對他們的報導也越來越頻繁。[40][41][42][43]由於中共對無產階級運動和抗議的鎮壓，黨與新左派之間的緊張局勢日益加劇。[44]
2015年2月，來自中國全國各地13個省的毛主義者在洛陽召開會議，呼籲人民群眾發動革命，扭轉「修正主義上台所造成的資本主義復辟」，並聲稱得到了黨內元老的支持。不久後許多參與會議的毛派被逮捕[34]。
2017年11月，毛派學生張雲帆等人和一些工人因組織毛派沙龍在廣州被捕。[45][46]
2018年文革開始52週年之際，來自中國各地的數十名新毛主義者聚集在香港舉行紀念活動，稱他們的活動在中國大陸被禁止。他們身着毛澤東時代的藍色軍裝，揮舞著鐮刀旗。這些毛派團體高度批評中共的市場經濟，他們聲稱這是造成不平等和腐敗加劇的罪魁禍首。[47]
一些毛派學生參加了2018年7月至8月的佳士事件，支持工廠工人的權利。[48]學生們組成了佳士工人聲援團，其中包括＃MeToo倡導者岳昕。[43][49]五十名學生隨後被捕；他們下落不明。[50]
習近平當局在對企業實施政治控制的同時，還推動了深圳更大程度的經濟自由化，深圳隨後被視為中國其他地區的典範。2020年9月，深圳市前市長、市委書記厲有為在香港《文匯報》上發表了一篇措辭嚴厲的評論，警告說由於左翼再次開始討論階級鬥爭，中國正處於經濟改革的十字路口[51]。2021年6月，《紐約時報》報道稱，受中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和996工作制影響，毛澤東思想正在中國的Z世代青年中復興，他們呼籲打倒資本家、「用路燈吊死資本家！」，甚至直接挑戰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52]。
對中國新左派的批評主要集中於部分派別在發展過程中帶有的民族保守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成分是否有悖於左翼意識形態體系，以及以此引申出的是否真正存在新左派的質疑。
北京大學哲學教授趙敦華在2019年時認為，中國語境中的「左」和「右」與西方大不相同，甚至相反，必須打引號。例如，「列奧·施特勞斯和卡爾·施密特的政治哲學在美國被用於強化傳統宗教價值和國家權威，屬於右派，但轉口中國後，與批判現代性和反對啟蒙主張相結合，成為『新左派』重要的西學資源」。西方「新左派」把中國打着同樣旗號的人引以為同道，乃「滑天下之大稽」[54]。媒體人郭宇寬主張區分「左派」和「中國新左派」，因為「秦暉、艾未未等如果在西方的話，應被劃為純正的左派」，而法國極右翼勒龐的政治綱領放在中國一定會被當作「新左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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