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社會主義是由一些穆斯林領袖以滿足社會主義更多的精神需求，在調和伊斯蘭教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上而創造的一種思潮。穆斯林中的社會主義者認為，《古蘭經》和「穆罕默德聖訓」中的思想（尤其是天課）與社會主義中追求社會平等和財富再分配的原則存在相通之處。甚至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思想來源於《古蘭經》。而一些原教旨的伊斯蘭學者則聲稱，把對私有財產的沒收等做法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做法，是對伊斯蘭教義的歪曲和褻瀆。一些社會主義者則認為，在伊斯蘭社會主義的形成發展過程中，由於糅合了宗教與民族主義的成分，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歪曲與誤讀[1]。伊斯蘭社會主義者們從穆罕默德建立的倡導福利的麥地那國汲取了靈感，並將思想根植於反帝國主義。薩拉馬·穆薩是其中的代表，他撰寫了許多有關社會主義與反對英國殖民的埃及民族主義的文章。[2]
伊斯蘭社會主義者們相信政府的合法性來源於大眾，並希望建立一個基於福利制度和天課概念的政府。在實踐中，這些通過收入保障、養老金和福利來體現。伊斯蘭社會主義思想的實際應用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和最初的幾位哈里發，以及20世紀70年代建立的現代政黨。
伊斯蘭社會主義者經常用古蘭經捍衛他們的立場。例如，在巴基斯坦，「各人只得享受自己的勞績」[注 1]和「大地確是真主的」[注 2]等經文通常被用來支持伊斯蘭社會主義，並作為反對通過操作資本以增加財富的論據。[3]土耳其伊斯蘭社會主義組織反資本主義穆斯林公開挑戰右翼對《古蘭經》解讀以及「試圖反駁它的左翼色彩」的行為。[4]
歷史
穆罕默德的同伴阿布·達爾·吉法里被穆罕默德·沙卡維和薩米·阿亞德·漢納等學者認為是伊斯蘭社會主義的重要先驅。[5][6][7][8][9]他反對奧斯曼哈里發統治時期統治階級積累財富的行為，並敦促公平的分配財富。第一代哈里發阿布·伯克爾引入了有保障的最低收入標準，每年給予每個男人、女人和兒童10第爾汗，後來增加到20第爾汗。[10]
根據薩米·阿亞德·漢納和哈尼夫·拉邁的說法，伊斯蘭社會主義的最早表現之一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韃靼斯坦的瓦伊斯運動。該運動反抗俄羅斯帝國的統治，並得到了穆斯林農場主、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支持。20世紀初，該運動遭到沙俄當局鎮壓，並轉入地下，此時它開始與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合作進行反政府運動，並在1905年俄國革命後開始將自己定義為伊斯蘭社會主義運動。該運動在1917年俄國革命期間與布爾什維克結盟，[11]在此期間，它還組建了第一個伊斯蘭公社。喀山穆斯林社會主義委員會在此時也很活躍。1924年列寧逝世後，該運動宣佈獨立於蘇共；20世紀30年代，該運動在大清洗期間被鎮壓。[11]
蘇俄的決策者們認識到，如果在蘇俄南部的鄰國發動革命，會引起資本主義列強的注意，這些國家會邀請列強們干預。正是這種認識促使蘇俄代表在1920年9月的東方被壓迫民族會議上駁斥了民族共產主義者的論點，認為這些論點不切實際，對整個革命起反作用，但卻沒有詳細說明他們擔心俄國的安全受到威脅。此外，俄國布爾什維克不希望看到另一個革命中心，這也促使他們採取行動反對民族共產主義者。[12]
伊朗知識分子穆罕默德·納赫沙布被認為是什葉派與歐洲社會主義之間第一次結合的代表人物。[13]納赫沙布的運動基於伊斯蘭教和社會主義相容的信條，因為這兩者都追求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他的理論在其倫理法文學學士的學位論文中得到了闡述。[14]1943年，納赫沙布建立了拜神社會主義者運動，該組織是伊朗民族陣線的六個創始成員之一。[15]該組織由兩個團體合併而成：納赫沙布在達拉弗農理工學校的高中生圈子和賈拉勒丁·阿什蒂亞尼在德黑蘭大學工程學院的一個約25人的圈子。該組織最初稱為愛國穆斯林聯盟，是宗教感情、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結合。[16]1953年，伊朗發生政變以反對穆罕默德·摩薩台領導的民族陣線政府後，該國的伊斯蘭社會主義變得更為激進。在阿里·沙里亞蒂的影響下，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組織利用馬克思主義思想與沙阿的政府進行武裝鬥爭，並參與了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17][18][19]然而，革命後建立的伊斯蘭共和國與該運動的宗旨背道而馳。[11]
賈拉勒·艾哈邁德和阿里·沙里亞蒂等有影響力的人物也被描述為伊斯蘭社會主義者。
在南亞，迪奧班迪學者、印度獨立活動家烏拜杜拉·信德於20世紀10年代經阿富汗前往俄羅斯。此後，他一直留在革命後的俄羅斯，直到1923年。在俄羅斯，他學習了社會主義，並與共產主義革命家進行了討論。這之後，他從俄羅斯移居土耳其，在那裏他發展了自己的伊斯蘭社會主義思想，將伊斯蘭教與共產主義相提並論，強調財富的公平分配。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除了信德之外，另一位鮮為人知的學者希夫祖爾·拉赫曼·西奧哈維也提出伊斯蘭教和馬克思主義是相容的，在社會結構和經濟方面有着諸多相同的理念。[11]
伊斯蘭社會主義對巴基斯坦的意識形態也至關重要，正如巴基斯坦國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納於1948年3月26日在吉大港對人群說的那樣：「當你說巴基斯坦應該建立在社會正義和伊斯蘭社會主義的堅實基礎之上時，你只是在表達我和數百萬穆斯林的情緒，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兄弟情誼」。[20]1949年8月25日，巴基斯坦第一任總理利雅卡特·阿里·汗以同樣的方式說：
現在人們討論着許多種「主義」，但我們相信，只有一種「主義」，那便是伊斯蘭社會主義。簡而言之，這意味着這片土地上的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獲得食物、住所、衣服、教育和醫療設施。不能確保其人民獲得這些服務的國家永遠無法進步。大約1350年前制定的經濟綱領仍然是我們最好的經濟綱領。事實上，無論人們嘗試什麼制度，他們最終都會回到伊斯蘭社會主義，無論他們採用什麼名稱稱呼它。[21]
真納領導的穆斯林聯盟是巴基斯坦的第一個執政黨，其中包括一些伊斯蘭社會主義者，儘管這些人在黨內處於相對邊緣的地位。在巴基斯坦也很有影響力的還有古拉姆·艾哈邁德·佩爾韋茲,他是一位伊斯蘭學者，提倡唯獨古蘭經，專注於現代科技的研究。儘管他受到更保守的學者的批評，但他與真納和穆罕默德·伊克巴勒結盟，真納任命他為《Tolu-e-Islam》雜誌的編輯，在其中他撰寫並發表了支持用社會主義解釋《古蘭經》的文章，認為「社會主義最好地執行了《古蘭經》關於財產、正義和財富分配的格言」，倡導一個進步的、非神權的政府，並用科學和土地改革來促進經濟的發展。[11]佩爾韋茲在將《古蘭經》思想應用於政治意識形態的過程中提出，地獄是一個「……人們其被邪惡的經濟制度所支配，拼命積累財富的社會」。[22]20世紀60年代，在阿尤布·汗擔任巴基斯坦總統的時期，哈尼夫·拉邁在拉合爾領導了一批知識分子，借鑑了佩爾韋茲與哈利法·阿卜杜勒·哈基姆以及米歇爾·阿弗拉克等阿拉伯復興黨社會主義思想家的思想，發展了伊斯蘭社會主義思想。當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和賈拉勒丁·阿卜杜勒·拉希姆一起創立巴基斯坦人民黨時，拉邁和其同伴影響了布托，他們也是該黨宣言的主要影響者。拉邁闡述了巴基斯坦人民黨伊斯蘭社會主義的優先事項，包括清除封建主義以及不受控的資本主義，加強國家對經濟的監管，將主要銀行、工業和學校國有化，鼓勵工廠中的參與式管理並建立民主制度。他們將這些政策視作對《古蘭經》中包含的平等和正義原則的現代延申，這些原則也曾在穆罕默德的權威下在麥地那和麥加施行。然而，20世紀70年代布托執政期間，他縮減了改革計劃，並在1973年石油危機後加深了巴基斯坦與保守的、石油資源豐富的波斯灣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係，清洗了巴基斯坦人民黨內的激進左翼，並向伊斯蘭政黨做出讓步，以安撫它們。該黨於1967年通過了「伊斯蘭教是我們的信仰，民主是我們的政治，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經濟，一切權力歸於人民」的口號。[23]
儘管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阿富汗人民民主黨（在四月革命後掌權）在其改革激起宗教反對派和地主的反對後，開始利用強調社會主義和伊斯蘭教之間相似性的言論。[11]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面臨的最尖銳的兩難境地便是建立針對伊斯蘭教的政黨路線，在尊重伊斯蘭教原則的同時在其與馬列主義理想之間取得平衡。儘管領導了齋月祈禱並發表了和解講話，但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秘密章程的第一條肯定了該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塔拉基旨在通過提出一個「進步、現代、純粹的伊斯蘭教」來調和兩者，擺脫「不良傳統、迷信和錯誤信仰」。這表明塔拉基努力將伊斯蘭價值觀與社會主義原則相結合，反映了伊斯蘭社會主義的一種形式，儘管其面臨着伊斯蘭神職人員和農村人口的強烈反對。[24][25]
在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者陳馬六甲是該國獨立鬥爭期間富有影響力的伊斯蘭社會主義思想家。他認為共產主義和伊斯蘭教是相容的，它們應當成為印尼民族革命的基礎，並相信伊斯蘭教可以用來團結整個穆斯林世界的工人階級。儘管陳馬六甲於印尼獲得獨立的同一年，1949年，去世，但該國第一任總統蘇加諾借鑑了他的思想：他擁護融合了宗教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如建國五項原則、瑪爾哈恩主義和納沙貢。[11]
1969年6月，也門民族解放陣線的激進馬克思主義派系在一場被稱為「糾正行動」的政變中獲得了權力。1970年11月30日，這個激進派系將南也門國名更為「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26]隨後，所有政黨都被合併進民族解放陣線，民族解放陣線更名也門社會黨，成為唯一合法政黨。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與蘇聯、東德、古巴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建立了密切聯繫。1968年的東德憲法甚至成為其第一部憲法的藍本。[27]
主要的共產主義勢力協助南也門建立了武裝部隊。在莫斯科的大力支持下，蘇聯海軍得以進入南也門的海軍設施。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索科特拉島上用於在印度洋行動的蘇聯海空軍基地。[28][29][30]
想法和概念
作為伊斯蘭教的五功之一，天課基於所積累的財富（約佔一回曆年內所擁有的所有金融資產的2.5%）的施捨行為。與賽德蓋不同，天課是所有有經濟能力德穆斯林成年人德義務，被認為是一種虔誠的行為。穆斯林通過天課表達對同胞福祉德關注，並維護富人和窮人間的社會和諧。[31]天課促進了財富更公平再分配，並培養了烏瑪成員之間的團結意識。[32]
天課旨在阻止資本囤積，並有助於刺激投資。由於個人必須為其淨資產支付天課，富有的穆斯林被迫投資於有利可圖的企業，否則他們的財富就會慢慢衰減。此外，設備、工廠和工具等生產資料免徵天課，這進一步鼓勵人們將財富投資於生產性企業。[33]衣物、家具和一處住宅等個人資產也免徵天課。
根據《古蘭經》，有八類人（阿拉伯語：الأصناف）可以獲得天課的資金：[34][35]
- 赤貧者（阿拉伯語：الفقراء）：那些生活在赤貧中的人；
- 貧窮者（阿拉伯語：المساكين）：那些雖然有一些收入，但仍然不足以滿足基本需求的人；
- 管理賑務者（阿拉伯語：العاملين عليها）：那些負責收集和分發天課的人；
- 心被團結者（阿拉伯語：المؤلفة قلوبهم）：那些新近歸信伊斯蘭或有可能歸信伊斯蘭的人，需要通過物質幫助來穩定其信仰；
- 無力贖身者（阿拉伯語：في الرقاب）：那些希望通過支付贖金來獲得自由的奴隸；
- 不能還債者（阿拉伯語：الغارمين）：那些因合法或正當原因負債且無力償還的人；
- 為主道工作者（阿拉伯語：في سبيل الله）：那些為真主的事業而奮鬥的人，例如學生、傳教士或聖戰者；
- 途中窮困者（阿拉伯語：ابن السبيل）：那些在旅途中遇到困難且無力返回家鄉的人。
根據聖訓，穆罕默德的家人不應享用天課。天課不應交給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子女、孫子女或配偶。此外，禁止將天課資金用於投資，而不是直接捐給需要的人。[36]一些學者對符合條件的窮人是否應包括非穆斯林存在分歧。一些學者指出，可以向非穆斯林支付天課，但必須在穆斯林的需求得到滿足之後。[36]在東南亞穆斯林社會中，為主道工作者是最重要的天課享用者，它被廣泛地解釋為包括資助傳教工作、《古蘭經》學校以及其他任何服務於社會的活動。[37]天課可用於資助聖戰。只要是為了高舉伊斯蘭教的旗幟，就應該使用天課。[38][39]此外，天課資金還可用於中央天課徵收系統的管理。
從歷史上看，阿布·阿拉·毛杜迪倡導天課的概念。[40]毛杜迪認為，天課應主要以稅收的形式由財政部徵收，財政部負責管理徵集的天課，並確保天課的正確分配。[40]如果有人去世後沒有家人繼承其財富，那麼這些財富將交給財政部管理。[40]
在英國，根據扎林·卡拉斯對4000人進行的自我報告研究，今天的穆斯林比其他宗教的信徒對慈善事業的捐贈更多。[41]今天，保守估計每年的天課數量是全球人道主義捐款的15倍。[42]
福利與養老金的概念在早期的伊斯蘭教法中以天課或慈善的形式引入。天課是伊斯蘭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創立於7世紀的正統哈里發時期。這種做法一直持續到阿拔斯王朝的時代。伊斯蘭政府國庫中徵收的稅款（包括天課和吉茲亞）用於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收入，包括窮人、老人、孤兒、寡婦和殘疾人。根據伊斯蘭法學家阿布·哈米德·加札利的說法， 政府還應在每個地區儲備糧食，以防備災害或饑荒。[43][44]
在正統哈里發時期，歐麥爾一世推出了各種福利計劃。在他的統治下，平等延伸至所有的公民，甚至包括哈里發自己：正如歐麥爾所認為的，「任何人，無論多麼重要，都不應該以與其他人區別開來的方式生活」。歐麥爾一世本人過着「簡樸的生活，遠離一切世俗的奢侈品」，比如他經常穿着「破舊的鞋子和縫補過的衣服」，或者他睡在「清真寺光禿禿的地板上」。此外，政府還對總督和官員設定了財富限制，「如果他們表現出任何可能使他們與人民區分開來的驕傲或財富的外在跡象，就會被解僱」。這是抹去「可能不可避免地導致衝突的階級差異」的早期嘗試。歐麥爾一世還確保公共財政不會被浪費在「不必要的奢侈品」上，因為他認為「如果這些錢用於人民的福利，而非毫無生氣的磚頭上，那會更好」。[44]
正統哈里發時期歐麥爾一世引入的創新福利改革還包括社會保障。其中包括失業補助，這項福利直到19世紀才出現在西方世界。在正統哈里發時期，每當公民受傷或失去工作能力時，國家有義務確保他們的最低需求得到滿足，失業者及其家人從公共財政中獲得津貼。[44]退休金則發給已退休的且可以「指望從公共財政中獲得津貼」的老人。[43]被遺棄的嬰兒也得到照顧，每年每個嬰兒會花費100第爾汗。歐麥爾一世在實施瓦合甫（一種慈善信託）制度時還引入了公共受託人和公有制的概念，該制度將「財富從個人或少數人手中轉移為社會集體所有制」，以便「為整個社群提供服務」。例如，歐麥爾一世從貝努·哈里斯部落手中購買了土地，並將其轉化為慈善信託，這意味着「土地的利潤和產品都用於造福窮人、奴隸和旅行者」。[44]
在伊斯蘭曆18年（公元638年）的大饑荒時期，歐麥爾一世引入了進一步改革，例如引入食品券的食物配給，這些食品券可以分發給有需要的人，用以兌換小麥和麵粉。他引入的另一個創新概念是貧困線，努力保障最低生活水平，以確保整個帝國的公民都不會遭受飢餓。為了確定貧困線，歐麥爾一世下令進行一項實驗，已測試需要多少西爾的麵粉才能養活一個人一個月。他發現25西爾的麵粉足夠30個人一次的食用，由此他得出結論，50西爾的麵粉足夠養活一個人一個月。因此，他下令窮人每人每月獲得50西爾麵粉的口糧。此外，窮人和殘疾人還可以獲得現金補貼。然而，為了避免一些公民利用政府福利，「乞討和懶惰是不能容忍的」，且「那些接受政府福利的人應該是社群的貢獻者」。[44]
在倭馬亞王朝時期又進行了一些改革。在服役期間致殘的註冊士兵可以領取傷殘撫恤金，而對殘疾人和一般窮人也有類似的規定。哈里發韋立德一世為有需要的人分配了款項和服務，其中包括為窮人提供金錢、為盲人提供嚮導、為肢體殘障人士提供僕人以及為所有殘疾人提供養老金，以便他們永遠不需要乞討。韋立德二世和歐麥爾二世為盲人和肢體殘障人士提供金錢和衣服，並為後者提供僕人。這些改革在阿巴斯王朝的馬赫迪時期繼續實行。[45]阿巴斯王朝的呼羅珊總督塔希爾·伊本·胡塞因在給其子的一封信中表示，應該從國庫中拿出養老金給盲人，照顧一般的窮人及赤貧者，確保不會忽視那些無他提出訴求、不知如何主張自己的權利的受壓迫者；還應將撫恤金分發給受災者及他們留下的寡婦和孤兒。伊斯蘭哲學家法拉比和伊本·西那所描述的「理想城市」也為殘疾人分配資金。[46]
當社群遭受饑荒時，統治者通常會通過減免稅款、進口食物和慈善捐款等措施來支持難民，確保每個人都有足夠的食物。然而，通過信託機構進行的私人慈善在緩解饑荒方面的作用往往比政府措施更大。[47]從9世紀開始，國庫里的資金也被用於慈善信託，用以建設和支持公共機構，這些通常是伊斯蘭學校和伊斯蘭醫院。[48]
法拉·安頓的妹夫，敘利亞社會主義者尼古拉·哈達德來自一個東正教家庭，他被認為寫了第一本關於社會主義的阿拉伯語書籍，題為al-Ishtirakiyah。[2]哈達德相信可以打造一個福利國家，由政府提供就業、醫療、教育和養老金。[2]哈達德、安頓和天主教出身的希布利·舒邁伊爾三人被認為影響了埃及著名作家薩拉馬·穆薩的作品。薩拉馬·穆薩出身於一個寫埃及民族主義書籍的科普特人家庭，他後來在埃及成立了一個短命的社會主義政黨。[2]
最低所得保障是一種社會福利制度，其保證所有公民或家庭只要民族某些條件，就能獲得足夠維持其生活的資金。資格通常由公民身份、經濟狀況調查以及勞動力的可用性或參與社區服務的意願決定。最低所得保障的首要目的是消除貧困。如果公民身份是唯一要求，那麼該系統就會變為全民基本收入。第一位哈里發阿布·伯克爾引入了有保障的最低收入標準，每年向每個男性、女性和孩子授予10第爾汗——後來增加到20第爾汗。[49]一些（但非全部的）伊斯蘭社會主義者主張更新和擴大這一政策。
伊斯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穆斯林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與伊斯蘭教教義相容，並且通常接受世俗形式的社會主義。然而，一些穆斯林社會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應在伊斯蘭框架內實施，並且存在着許多伊斯蘭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在現代，伊斯蘭社會主義可以分為左翼和右翼兩種形式。左翼（穆罕默德·西亞德·巴雷、穆罕默德·米斯巴赫、阿里·沙里亞蒂、亞西爾·阿拉法特、阿卜杜拉·阿萊利和賈拉勒·艾哈邁德等）主張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實施伊斯蘭教法，同時鼓勵穆斯林加入或與國際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運動合作。右翼（穆罕默德·伊克巴勒、阿古斯·薩利姆、賈邁勒丁·阿富汗尼、穆薩·薩德爾和馬哈茂德·沙爾圖特等）則在意識形態上更接近第三位置主義，不僅支持社會正義、平等主義社會和普遍平等，還支持伊斯蘭復興主義和伊斯蘭教法的實施；他們拒絕完全採用階級鬥爭，並與其他社會主義運動保持距離。
穆阿邁爾·卡扎菲在《綠皮書》中概述了他對伊斯蘭社會主義的看法，該書分三部分出版（1975年、1977年、1978年）。[50][51]《綠皮書》深受泛阿拉伯主義領袖、埃及領導人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的影響，並成為伊斯蘭軍團的基礎。[52]
《綠皮書》拒斥基於選舉代表的現代自由民主制及資本主義，而是提出了一種由全體人民委員會監督的直接民主，允許所有成年公民直接參與政治。[53]該書指出，「言論自由是每個人資產人的權力；即使一個人的行為不夠理性，他也應該有表達其荒唐行為的權力」。《綠皮書》指出，言論自由的基礎是圖書出版商、報紙、電視台和廣播電台的公有制，理由是私有制是不民主的。
書中關於廢除貨幣的一段話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中的一段很相似。[54]卡扎菲寫道：「最後一步是當新的社會主義社會達到利潤和金錢的消失的階段時。它是通過將社會轉變為一個充分生產性的社會，並通過在生產中達到滿足社會成員的物質需要的水平實現的。在最後階段，利潤將自動消失，也就不需要貨幣了」。[55]
實際上，儘管卡扎菲反對伊斯蘭主義運動，但他奉行社會保守政策，例如禁止銷售和消費酒精、關閉夜總會以及壓制大學和學院中的馬克思主義活動。[11]
切爾凱斯·埃特海姆是安納托利亞伊斯蘭社會主義最早的支持者。他是一名有切爾克斯血統的奧斯曼民兵領袖，最初因在一戰後的土耳其獨立戰爭期間與入侵安納托利亞的盟軍作戰並取勝而聲名鵲起。[57][58][59]
人民支隊是一支由切爾凱斯·埃特海姆領導的切爾克斯和阿布哈茲志願者組成的部隊。該組織將自己視為一支警察部隊，與那些製造騷亂威脅安納托利亞的更大利益作鬥爭。[60][61]隨着時間推移，埃特海姆的伊斯蘭社會主義觀點愈發明顯，該組織與凱末爾·阿塔圖爾克的土耳其國民運動保持距離，並最終反對後者。[61][62][63]
伊斯蘭經濟
瓦伊斯運動由巴哈韋提丁·瓦伊塞夫創立，是一場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生在韃靼斯坦和其他韃靼人聚集地的宗教、社會和政治運動。瓦伊斯運動主張不服從俄羅斯法律和當局，只遵循《古蘭經》和伊斯蘭教法。該運動的支持者逃避兵役，拒絕支付稅款，不使用俄羅斯護照。該運動還融入了階級鬥爭和民族主義元素。瓦伊斯運動將韃靼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團結在一起，在整個地區有着廣泛的支持。
1884年，巴哈韋提丁·瓦伊塞夫被捕，該運動遂轉入地下，但仍保持着強大的追隨者。巴哈韋提丁的兒子蓋南·瓦伊塞夫在巴哈韋提丁1893年去世後繼續領導該運動。1897年，約有100名成員在鼓勵人們拒絕參加人口普查後被逮捕流放。1905年—1907年第一次俄國革命後，瓦伊斯運動的規模得到擴大；到了1908年，該運動在喀山省、奧倫堡和中亞的其他省有着將近15000名追隨者。瓦伊斯運動的追隨者在十月革命後支持蘇維埃政府，並在俄羅斯內戰期間為紅軍組織了一個團。該運動的成員與俄羅斯布爾什維克保持距離，並於20世紀20年代在奇斯托波爾成立了自治公社新保加爾運動。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期間，該運動受到迫害並解散。
伊斯蘭馬克思主義試圖在伊斯蘭教的框架內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理論。傳統形式的馬克思主義是反宗教的，支持無神論，這導致許多穆斯林拒絕馬克思主義。然而，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和伊斯蘭社會正義理想之間的相似性導致一些穆斯林接受了他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形式。伊斯蘭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伊斯蘭教滿足了社會的需求，可以容納或指導馬克思主義希望實現的社會變革。伊斯蘭馬克思主義者也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和宗教觀不屑一顧。[64]
作為一個術語，「伊斯蘭馬克思主義」被用於描述阿里·沙里亞蒂（在阿塞夫·巴亞特所著《伊斯蘭教法與馬克思：對阿塞夫·巴亞特的馬克思主義的「伊斯蘭」批判》中），有時也被用於討論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
索馬里革命社會黨由穆罕默德·西亞德·巴雷於索馬里民主共和國建立，接受蘇聯的指導。該政黨試圖通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進行調整以適應當地情況，用來調和官方國家意識形態與國教。政府強調穆斯林的社會進步、平等和正義原則，認為這些這些原則構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並強調自給自足、公眾參與和人民控制以及對生產資料的直接所有權。作為巴雷社會主義政策的一部分，主要工業和農場被國有化，包括銀行、保險公司和石油分銷農場。雖然索馬里革命社會黨鼓勵有限規模的私人投資，但政府仍然認為自己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
著名人物
- 穆罕默德·伊克巴爾，巴基斯坦詩人（1877年11月9日－1938年4月21日）
- 蘇加諾，印度尼西亞國父，第1任總統（1901年6月6日－1970年6月21日）
- 穆罕默德·達烏德汗，阿富汗第1任總統（1909年7月18日－1978年4月28日）
- 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埃及第2任總統（1918年1月15日－1970年9月28日）
- 穆罕默德·西亞德·巴雷（1919年10月6日－1995年1月2日）
- 穆阿邁爾·卡扎菲，利比亞國家元首（1942年6月7日－2011年10月20日k
- 穆罕默德·納吉布拉（1947年8月6日－1996年9月28日）
- 侯賽因·胡塞（1959年8月20日－2004年9月10日）
伊斯蘭社會主義或左翼組織
祖國黨
伊斯蘭聯盟
巴基斯坦人民黨
喀山穆斯林社會主義委員會
索馬里革命社會主義黨
社會主義合作黨
人民支隊- 綠軍協會
青年布哈拉人- 青年希瓦人
穆斯林社會民主黨
伊斯蘭國家黨- 伊朗人民解放運動
- 敬神社會主義者運動
- 人民與總統合作辦公室
- 伊朗人民的黨
參見
註釋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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