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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外關係史即中國外交史，指歷史上屬於中國範疇的所有政權和其他國家交往的歷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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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的中國以絲綢之路來和中亞、歐洲相互交流。唐朝的繁榮時期，長安成為當時世界的最重要城市之一，寬容地接受世界各地而來的文化。明朝的鄭和下西洋是航海史上的壯舉。清朝時，英國使者帶禮品到中國來為乾隆皇帝祝壽時，被中國當以「朝貢」對待，並因英國從東部海路過來，而稱之為「英夷」。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天朝上國」觀念轉變，對外關也從此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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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時，中國認為自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國的皇帝是這個文明世界的領導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說法。以中原為世界的中心，中國視周邊地區為東夷、南蠻、西戎和北狄，詞語帶有蔑視的態度。其實，中國只是東亞地區的中心。當時這種外交政策在東亞、東南亞被迫廣泛接受。
漢匈戰爭初期，漢高祖劉邦率軍白登被圍，接受了婁敬建議，開始了與匈奴的和親政策。
漢武帝時期，大敗匈奴，此外，漢武帝消滅了於朝鮮半島衛滿所建的衛氏王朝，於朝鮮半島設樂浪四郡。
東漢光武帝時，班超率軍蕩平西域，是為西域都護。同朝者馬援，平越南「二徵」叛亂。後三國鼎立、五胡亂華，萬里長城盡烽煙，這種關係便被時間的狼煙所掩蓋，直至第二次大一統，即隋朝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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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唐朝滅東突厥，與波斯薩珊王朝接壤。公元633年，阿拉伯帝國開始對波斯的征服，637年，攻佔其首都泰西封，逐漸將戰線推到了唐朝西部的邊境。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薩珊王朝葉斯德苟特三世遣使向唐朝求援時，唐太宗籌征伐高句麗，故敷衍謝絕[b]。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波斯徹底亡國。龍朔元年（661年）波斯卑路斯王子向唐廷乞援。調露元年（679年），以裴行儉為安撫大食使，領兵護送卑路斯前往波斯建國。裴行儉送至安西一帶即行返回。俾路斯在吐火羅一帶逗留。景龍元年（707年），俾路斯的兒子泥捏師無奈返回唐朝，被授予左威衛將軍。數年後，泥涅師病卒，波斯薩珊王嗣絕。
公元715年，拔汗那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東南）內部政變，阿拉伯倭馬亞王朝武力干涉，拔汗那國王不支，前往唐朝安西都護府求救。安西將領張孝嵩認為：「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率唐軍一萬餘人，西出龜茲（今新疆庫車），長驅而進，推翻拔汗那國傀儡政權。唐開元三年至五年（715年-717年），蔥嶺以東的喀什噶爾被倭馬亞王朝大將屈底波所攻陷。開元七年，粟特人的昭武九姓向唐朝求救。唐朝沒有反應。
波斯薩珊王朝滅亡後整整一百年，唐朝終於與阿拉伯展開了決戰。公元751年，唐朝因石國「無藩臣禮」，對其宣戰。安西都護府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奉命率兵西征。俘獲石國國王那俱車鼻施，送至京師斬首。石國王子逃出，求助於剛剛改朝換代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高仙芝欲先發制人，統帥番漢三萬兵馬西進深入七百餘里，至怛邏斯城（今哈薩克斯坦東南江布爾城），同阿波西林所率大食聯軍相遇。雙方交戰五日，隨同前來助戰的葛邏祿部眾倒戈，背叛唐軍，致使唐軍失敗，戰死或被俘者二萬餘人，所剩不過數千。高仙芝見取勝無望，遂率殘兵敗將撤回安西，是為「怛邏斯之戰」。五年之後，唐朝爆發「安史之亂」，從此再也無暇顧及西域。
唐太宗時期，國內經濟得到發展，唐太宗便心生恢復漢武帝時的大帝國風貌[來源請求]的願望。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唐軍突襲東突厥，活捉頡利可汗。又蘇定方率軍滅西突厥。後唐羅聯軍15萬大軍（唐軍11萬，新羅軍4萬）相繼滅掉高句麗，百濟國。
670～676年，在唐朝聯合新羅先後滅亡百濟和高句麗後，兩國為爭奪對百濟和高句麗故地的統治權而爆發戰爭。唐將薛仁貴平定朝鮮。至唐玄宗時，又冊封南詔國。直至唐玄宗時，唐朝進入繁榮時期，商品貿易極其繁榮。四海昇平，萬國來賀，唐朝首都長安已經是名副其實的世界中心。其中政府各級官員皆有外國人的面龐，各國人才爭相來到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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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外敵頻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針對不同的外交對象，給予不同的館待禮遇，並使之專門化。遼與金國都對宋朝構成巨大威脅，其外交事務主要由樞密院的禮院負責[c]，包括文書往來、使節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豐年間，樞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國信，南宋沿襲之。此外，宋朝專門設置主管往來國信所，作為負責與遼、金交往的具體事務機構。而西夏、高麗、交趾等國的部分，由於宋朝視他們為藩屬國，所以發出的外交文書和禮物等皆稱「制詔」或「賜」，對其國家的外交承認被稱為「冊封」。宋朝在京城設置許多外交接待館驛，作為國家接待各國使節的地方。遼國在都亭驛，西夏在都亭西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鶻、于闐在禮賓院，三佛齊、真臘、大理、大食等國家在瞻雲館或懷遠驛[2]。
宋朝奉行朝貢體制，然而將重心放在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也就是「來則不拒，去則不追」[d]。宋代朝貢制度的完善和發展表現在有較固定的管理機構，明確規定貢期，嚴格貢使的證明，回賜的制度化等。南宋時，還將海外貿易作為朝廷的財政收入預算之一，對於朝貢物並非照單全收，而是只接受其中的一小部分，其餘的按市舶貿易的規則進行抽買。免稅貢物的減少，意味着稅收的增加，這樣既有利於外交往來，又給朝廷帶來實惠，使外交和經濟獲得雙贏[3]。
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與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對大軍壓境的遼國時屢立奇功。他以理挫敗自傲的遼使，迫使遼使行參拜之禮，後又兩次出使遼國，挫敗遼國割地要求。富弼分析宋、遼、西夏三國的關係，認為遼與西夏強盛的原因是獲得中國的資源與人力[e]，並且協助宋朝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下來。沈括以翰林侍讀學士的身分，出使遼國交涉劃界事宜，獲成而還。他在出使途中繪記遼國山川險阻及風俗人情，完成《使虜圖抄》，上於朝廷。《宋史》稱：沈括「使契丹。凡六會，敵人環而聽者千輩，無以駁其議。」洪皓在南宋危難之時出使金國，被拘15年，但仍不願投降金國。洪皓曾屢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縣）的宋徽宗、宋欽宗及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秘密傳遞消息。歸國後，宋高宗稱他「雖蘇武不能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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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族原臣服唐朝，被唐朝設立為松漠都督府。於晚唐五代時建立契丹國獨立，並且屢次入侵河北地區。五代後唐末年，遼太宗接受石敬瑭的請求，協助他建立後晉取代後唐，以獲得燕雲十六州與後晉的臣服。不久又南征中原，滅後晉以建立遼朝。至此遼朝與中原的外交關係首度轉為遼朝居上，中原臣服的狀態[4]:46。之後遼朝衰退，後周與北宋為了燕雲十六州又相繼北伐，雙方恢復對峙的局面。遼朝採取防禦策略，並且扶持北漢對抗中原的北伐，屢次抵禦中原的進攻。直到遼聖宗時，經過充分準備之後，再度發動南征，率遼軍直逼北宋的澶州。最後雙方訂立澶淵之盟，遼朝與北宋建立大致上平等的外交關係，長達120年，雙方並且加強經濟和貿易往來[5]。1042年遼興宗乘宋夏戰爭後北宋內外交困之際，率重兵陳列遼宋邊界，並派蕭特末（漢名蕭英）和劉六符去宋朝索要瓦橋關南十縣地。宋朝派富弼與遼方使節談判，雙方於九月達成協議，此即重熙增幣。最後增加增歲幣銀十萬兩、絹十萬匹以了結這次索地之爭。遼興宗還派耶律仁先和劉六符再次使宋爭得一個「納」字，即歲幣是宋方納給遼方的，不是贈送的。宋臣富弼建議宋仁宗答應要求，並且要求遼朝約束西夏作為條件以破壞遼與西夏的關係，最後使遼興宗兩次親征西夏，勞民傷災[4]:36。遼朝晚期因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入侵，加上朝廷內部分裂與內鬥，使遼朝有意與北宋和談。但是北宋已經與金朝建立海上之盟而共同伐遼，所以拒絕和談，最後遼朝亡於金朝[6]:12。
遼朝於926年滅渤海國後與高麗接觸。942年送給高麗50匹駱駝，但遭高麗太祖拒絕。遼使被放逐到孤島，所送駱駝也都被餓死（萬夫橋事件）。至此遼朝多次襲擾高麗邊界，993年，遼聖宗率大軍越過鴨綠江入侵高麗。最後雙方和談，在高麗同意斷絕與宋的聯盟後，遼聖宗率軍北返，雙方建立友好的睦鄰關係。1009年高麗發生軍變。遼聖宗趁機入侵高麗，最後在攻下開城後北返。1018年，遼朝率大軍再度東征高麗。但不敵高麗軍隊。雙方之後談和，以後遼朝再也沒有入侵高麗[7]。
遼朝與西北諸國保持着較為友好和睦的往來。遼朝西境的主要鄰國西夏，長期以來，一直與遼朝保有朝貢和聯姻關係。一度為遼藩屬，被稱為甥舅之邦。遼朝與西域諸國的關係也源遠流長。早在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時，就曾經率軍西征，使西域諸國相繼臣服[8]。統和年間，王太妃出師西域，1003年建可敦城[f]，作為西北的邊防重鎮，經過多年的經營，使遼朝的勢力範圍涵蓋漠南、漠北與西域之地。遼朝政府對這些降附的部落屬國，均採取「因遷種落，內置三部」的羈縻政策[9]，使得這些國家互相監督，皆不願背叛遼朝[10]。這些都使蔥嶺以東的甘州回鶻、西州回鶻與蔥嶺以西的喀喇汗國，基本上都是親附遼朝，其與北宋的關係較疏。此外，西亞的波斯與大食在遼初也相繼遣使來通好。天贊二年，波斯使來，第二年大食使來。大食國王遣使為王子請婚，未允。次年，復遣使請婚，遼聖宗以宗室之女嫁之[11]。
因此，在唐朝滅亡之後，西域、西亞與東歐地區皆將遼朝（契丹）作為中國的代表稱謂。中亞和西亞的伊斯蘭兵書中，還將中國傳過去的火藥與火器稱為「契丹花」、「契丹火箭」等。直到今日，俄羅斯民族的語言和文字當中，也依舊以契丹作為中國的稱呼[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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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一直沒有專職外交部。明代在因襲唐宋舊制的基礎上，形成禮部主管、其他官衙協辦的管理格局。其中，禮部「主客司」負責全面外事活動，「行人司」負責奉旨出使，「鴻臚寺」負責外事禮儀，「會同館」負責外事接待，「四夷館」負責外事翻譯。
朝貢體系到了清朝達到最成熟的地步。朝鮮、越南和琉球國是朝貢國的典型。
1665年，俄羅斯冒險家來到外滿洲，通過拉丁語（中國人從耶穌會傳教士那裏學到了這門語言），清朝皇帝與俄國沙皇在1689年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劃定了兩國之間的疆界，其中部分沿用至今。
在19世紀後半葉，中國很快學會了歐洲外交的遊戲規則。雖然這期間中國外交的長期目標是重樹中國的強國地位，當時的近期目標則是保住現有領土並推廣洋務運動，在19世紀末面對瓜分中國危機時甚至一度涉及到生存的問題。僅擁有一支相對弱小軍隊的中國，必須依靠國際法與強國之間的矛盾來維持自己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清朝與其他國家簽訂了一系列的條約，如《南京條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在李鴻章的主導下採取親俄政策，以制衡日本。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內戰不斷，經常出現多個政府，聲稱代表中國，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來全力發展外交關係。1912年，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並沒有得到國際承認，直到清帝退位、袁世凱掌控北洋政府後，中華民國才被國際承認。作為一戰的戰勝國，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不能捍衛本國利益，引發了「五四運動」，最終使中國代表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此外，北伐期間還出現三個自稱代表中央政府的政權——南京國民政府、武漢國民政府和北洋政府。但隨着寧漢合流和北伐勝利，南京國民政府獲得英美支持，形式上統一全國，確立了其中央政府的地位。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國際地位才開始顯着提高。開羅會議中國是三大國之一。對日抗戰後期，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廢除了自鴉片戰爭後所簽訂的大部分條約，並陸續與世界各國簽訂平等新約（「修訂新約運動」）。政府還積極與英國交涉，欲收回香港，但被當時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所拒絕。
中華民國也是聯合國的五個創始會員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失敗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至台北。雖然已失去中國大陸治權，但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上仍持續代表中國參與世界交流位置，直至1971年退出聯合國，中國的聯合國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佔有。隨着與美國等國陸續斷交，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個中國」的壓力下，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受到限制。目前中華民國有15個邦交國[g]，部份邦交國的外交關係維持建立在金援而非互惠互利的基礎上，與非邦交國則以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名稱保持接觸。另外，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以中華台北[h]、中國台北或台澎金馬特別關稅領域[i]等名義參與國際組織[j]。為了突破「一中」框架，陳水扁政府主張「一邊一國」，並發動邦交國連署及公民投票，要求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k]和其下屬機構世界衛生組織，但以失敗告終。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政府在外交方面的競爭有所緩和。但2016年民進黨重新上台後，兩岸政府關係重新變得緊張。
隨着國共內戰失利，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但仍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維持外交關係。而在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初期，實行「一邊倒」策略，加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在冷戰中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陣營。1960年中蘇關係破裂，中華人民共和國走上了完全獨立發展的道路，並積極與第三世界的國家建立友好關係。197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取代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當局代表而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相繼與日本、美國等國建交。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影響日漸增強的情況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開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
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中國奉行強調鬥爭精神的「戰狼外交」，外交政策轉為強硬路線，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不斷惡化[13]。由於習近平對西方世界充滿敵意[14]，提出「東升西降」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15]，習近平又實行個人獨裁統治，以及中國出現反西方情緒，被認為是導致激進外交路線出現的因素，中國官方承認這是「戰狼外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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