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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大中央直轄市之一，全國九個中心城市之一，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四川成渝經濟圈的中心城市之一。重慶定名於南宋，自南宋升為重慶府後逐漸發展成為四川地區政治與經濟中心城市之一，並在近代因地理位置的優越又率先接觸資本主義從而發展成為全國中心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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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前時期 前200,000 – 前2,500 | ||||||||
| 蜀國 約前2,500 – 前316 • 蠶叢柏灌朝（傳說） 約前2500 – 前1700 • 魚鳧朝 約前1700 – 前1200 • 杜宇朝 約前1200 – 前600 • 開明朝 約前600 –前316 • 甌雒國 ? –前207 | ||||||||
| 巴國前？年 – 前316 • 廩君巴國前？年 – 前？年 • 周屬巴國 前？年 – 前316年 | ||||||||
| 秦國及秦朝 前770 – 前207 • 秦國（秦人） 前316 – 前221 • 秦朝（統一中國） 前221 – 前207 | ||||||||
| 楚國復國及西漢新朝更始帝劉盆子時期 前206 – 25 • 西楚諸侯漢國前206 – 前202 • 西漢（統一中國）前202 – 9 • 新朝（統一中國） 9 – 23 • 更始帝與劉盆子時期（統一中國） 23 – 27 | ||||||||
| 成家 25 – 36 | ||||||||
| 東漢 25 – 220 • 東漢（統一中國）36 – 188 • 漢獻帝時益州牧（割據） 188 – 214 | ||||||||
| 蜀漢 214 – 263 | ||||||||
| 曹魏西晉時期 263 – 316 • 魏國（三國） 263 – 266 • 西晉（統一中國） 266 – 304 | ||||||||
| 成漢 304 – 347 | ||||||||
| 南朝十六國統治時期 347 – 405 • 第一次屬東晉時期（南朝） 347 – 373 • 前秦（十六國，氐族） 373 – 383 • 第二次屬東晉時期（南朝） 383 – 405 | ||||||||
| 譙蜀 405 – 413 | ||||||||
| 南朝時期 413 – 553 • 第三次屬東晉時期（南朝） 413 – 420 • 劉宋（南朝） 420 – 479 • 蕭齊（南朝） 479 – 502 • 蕭梁（南朝） 502 – 552 • 蕭紀（割據） 552 – 553 | ||||||||
| 西魏、北周、隋朝及唐朝 553 – 907 • 西魏（北朝，鮮卑） 553 – 557 • 北周（北朝，鮮卑） 557 – 581 • 隋朝（統一中國） 581 – 618 • 唐朝（統一中國） 618 – 907 • 劉闢（割據） 806 – 806 • 陳敬瑄（割據） 885 – 892 | ||||||||
| 王建及前蜀 892 – 925 • 王建（割據） 892 – 907 • 前蜀 907 – 925 | ||||||||
| 後唐及後蜀 923 – 965 • 後唐（五代，沙陀） 925 – 934 • 後蜀 934 – 965 | ||||||||
| 後周及宋朝951 – 1279 • 北宋（統一中國）965 – 994 • 李蜀 994 – 995 • 北宋（統一中國）995 – 1126 • 南宋（南朝）1127 – 1274 • 吳曦（割據）1207 – 1207 | ||||||||
| 大蒙古國及元朝 1206 – 1388 • 元朝（統一中國） 1234 – 1363 | ||||||||
| 明夏 1363 – 1371 | ||||||||
| 韓宋及明朝 1351 – 1644 • 明朝（統一中國） 1371 – 1643 | ||||||||
| 大西 1643 – 1660 | ||||||||
| 後金及清朝 1616 – 1912 • 清朝（統一中國） 1660 – 1912 | ||||||||
| 中華民國（官方中國） 1912 – 1949 • 熊克武（割據） 1918 – 1925 • 劉湘（割據） 1920 – 1937 • 劉文輝（割據） 1920 – 1933 • 楊森（割據） 1918 – 1937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中國） 1949 – 今 | ||||||||
在重慶市巫山縣發現了原始人類的頜骨和牙齒，這一被定名為巫山人的發現表明在200多萬年前重慶地區即有人猿的生存（巫山人屬人還是猿仍有爭論）[1][2]。到新石器時代，位於今重慶市巫山縣的大溪遺址（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3300年）屬於長江中游文化。而在今重慶市忠縣發現的哨棚嘴遺址和文化則是重慶地區土著文化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代表，與山東的龍山文化，長三角的良渚文化屬於同一時期。在重慶市巴南區發現的熊家灣遺址是重慶主城發現的最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從文化屬性上熊家灣遺址屬於哨棚嘴文化，明確了重慶主城區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屬於渝東新石器文化系統。
《華陽國志》記載：巴族「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春秋戰國時期遷入今重慶境內定都於江州（今重慶市渝中區）的是姬姓巴國[3]，起源於漢江上游地區，其國境東至魚復（今奉節縣），西至焚遭（今宜賓市），北接漢中，南極黔涪，覆蓋了今重慶市、湖北西部、陝西南部和四川東部的廣闊土地，堪比其他七國。
殷商時期，姬姓巴國與殷王朝相互之間戰事頻發。商王武丁時與巴方發生過多次戰爭，均未能獲勝，最後一次，武丁親自統率商朝中期著名的女將婦好、名將沚震出征，還在國內徵發村社眾人參戰，最後幾乎是傾其全部兵力，才把巴國打敗，但也因此，巴國與殷王朝結怨。商末周武王伐紂時，巴國也出兵參加伐紂聯軍，成為滅商的主力之一。《華陽國志》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實得」二字，把巴國軍隊在滅商戰爭中的突出作用講得非常清楚[4]。
公元前316年，秦滅巴國，自此重慶地區便由中原諸王朝所控制。秦滅巴國後，於前314年於其故地建巴郡，為三十六郡之一，治所在江州城（今重慶市渝中區）。 公元前206年漢劉邦取得巴蜀之地後，仍依秦制設巴郡。東漢時又增設涪陵、巴東兩郡。並於今江北嘴一帶新建一城，稱北府城。巴郡太守一度於此辦公[5]。
曹魏滅蜀漢之後，四川地區分置益州和梁州，重慶屬梁州。此後重慶地區先後隸屬於西晉、北秦、南朝宋、南朝梁和北周。這一時期由於中原大亂，人口流動頻繁，使中原文化對四川的影響達到了空前水平，而重慶地區則是首當其衝。
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年），以渝水（嘉陵江古稱）繞城，改楚州為渝州。這就是重慶簡稱渝的來歷。
宋代時，重慶主城屬夔州路管轄。1102年，宋徽宗改渝州為恭州。公元1189年，宋孝宗皇帝的第三個兒子、封在恭州為恭王的趙惇，因為孝宗讓位給他而當上皇帝，他就是宋光宗。按照皇家制度規定，凡是皇帝繼位前受封並居住的地方，都要由州升為府，光宗認為：他受封恭王是一喜慶，由恭王繼承皇位又是一喜慶，一共是兩重喜慶，所以他下令改恭州為重慶府。重慶得名至今已有八百餘年了。
宋太宗時（976年～997年），重慶西部地區僅4個軍州（渝州、合州、昌州、南平軍），只有6萬戶；到1080年已是11.2萬戶；到1102年已是13萬戶，30萬人。今整個重慶市境內當時共有１２個府、州、監（軍），1102年達71萬餘人，到公元1162年的南宋時，已猛增到110餘萬人了。
宋時重慶地區的交通是非常重要的。從四川運往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市）和江南的物資多走水路，渝州便是一個中繼站；四川中部的物產要首先經過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渠江運出，合州是第一個集中地，然後再運往渝州集結，等到其他地方的物資匯集後再一道裝船出川。在陸上交通方面，從荊襄入蜀到成都的人，多先乘船到萬州（今萬州區）上岸，經梁平、墊江，過鄰水而達合州，再北上遂州（今遂寧市）、飛鳥（在今中江縣境）、資陽，直到成都，這是當時一條省時省費的捷徑，而合州則是中轉站。南平軍則是四川向貴州的出發點和由貴州進入四川的入口，也是商業要道。
不僅是農業和工商業，宋代重慶地區的文化和理學也達到了巔峰狀態。重慶地區現今唯一的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就雕刻完成於宋代，而涪陵則是宋代理學研究的中心，形成了對朱熹等中國後世理學家有重要影響的涪陵學派，現涪陵區北山坪仍保留着點易園。
宋朝期間重慶地區和四川地區經濟的蓬勃發展對抗擊蒙古入侵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軍隊首次入川，於次年再攻四川，陷成都，全川震動。時任四川制置副使兼重慶知府彭大雅遂加固重慶城，並派部將於合州釣魚城築寨。淳祐三年(1243年)宋廷命余玠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淳佑四年正月，以余玠華、文閣待制，依舊四川安撫制置使兼四川總領財賦、夔路轉運使、知重慶府，四川軍事、政治、財政等主要機構都集中到了重慶。此後直到南宋滅亡共36年(1243年-1279年)，宋廷在成都府均未設制置使。
余玠在釣魚山築城，屯兵積糧，抗擊南侵的蒙古大軍，並作為保衛重慶的屏障。同時根據川南、川東的地形特點，攻防得失，於各地興建城寨20座，構造了完整的山城防禦體系，對支撐南宋半壁江山起到重要作用。[5][6]。
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其弟忽必烈和大將兀良合台分三路大舉進攻南宋。1259年蒙哥大汗親自率領80萬軍隊出征，在親自督戰攻打合州釣魚城時被守軍重炮擊傷，於農曆七月二十七日死於重慶縉雲山下的北溫泉[7]。
蒙哥死後，在湖北前線的忽必烈匆忙和進攻潭州(今湖南長沙)的塔察兒，以及佔領了大馬士革、正在與埃及馬木留克王朝軍隊作戰的旭烈兀，為爭奪汗位而匆忙回師重慶治喪，蒙古貴族集團即開始了長期的內部爭戰爭奪汗位，而金帳汗國與伊兒汗國也於不久後開戰。
釣魚城抗蒙的勝利，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世界局勢，在蒙古西征已經到達敘利亞的時刻被迫回師，成功中斷了蒙古第三次西征，避免了北非文化可能被蒙古軍隊徹底摧毀的滅頂之災。
此後，一直到南宋滅亡，守將王立在元朝接受其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縣誌的條件下，有尊嚴的帶領合川居民開城降元，並將合川縣保留至今，結束了釣魚城36年抵抗歷史。
明清兩代，重慶府之稱延續。
元末時農民起義軍將領明玉珍領兵入川，平定巴蜀。於1362年稱帝，建都重慶，國號大夏，年號天統，史稱明夏。今江北區江北嘴附近仍存明玉珍之睿陵。
1371年明夏被已取得元大都的明朝所滅。明代，重慶府領3州、17縣。明攻重慶後，因久經戰亂，城牆破損，守城指揮使戴鼎乃重修重慶城，新城共辟有城門十七座，甚至比明京應天（今南京）多出四道（南京內城原有城門十三道），但有八道門徒具形式，無法開關，俗稱「九開八閉」。[8]而戴鼎所建新城，之後無多大更改，奠定了明清600多年重慶城的規模。
至清代，設川東道於重慶府，轄3府(重慶、夔州、綏定)、2個直隸州(忠、酉陽)和1個直隸廳(石柱)，完全成為四川東部的政治經濟中心。清朝前期四川總督曾短暫駐於重慶。
清光緒2年（公元1876年），英國以馬嘉理事件為藉口，強迫清政府簽訂《煙臺條約》，其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又四川重慶府可由英國派員駐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輪船未抵重慶以前，英國商民不得在彼居住，開設行棧。俟輪船能上駛後，再行議辦」，為重慶的正式開埠埋下了伏筆[9]。1890年3月，中英再簽《新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其第一款規定：「重慶即准作為通商口岸，與各通商口岸無異。英商自宜昌至重慶往來運貨，或僱傭華船，或自備華式之船，均聽其便」。1891年3月1日，重慶海關正式開關收稅，標誌重慶正式開埠[10]。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根據當年4月簽訂的馬關條約中規定清朝須把重慶(連同蘇州、杭州、沙市)開放為通商口岸[10]，重慶開始面向世界。
1898年2月，英商立德樂經長期準備後，駕駛「利川」號輪船抵達重慶，第一次有汽船抵達重慶[9]。
早在1897年，改良主義思想家、四川的宋育仁在重慶創辦了四川第一家報紙《渝報》，宣傳維新思想，《渝報》於1898年4月停刊。而革命軍的作者鄒容則出生於重慶，今解放碑的一條路還被命名為鄒容路[11]。
1903年，四川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組織公強會在重慶成立。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重慶公強會代表童憲章、陳崇功等，在日本東京加入同盟會。並奉孫中山命令返回重慶建立重慶同盟會支部[12]，為同盟會9個支部之一。
1911年武昌起義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同盟會重慶支部亦發起起義，與四川夏之時所率的起義新軍聯合，於11月22日進入重慶，宣佈重慶獨立。23日，成立蜀軍政府，推重慶同盟會負責人張培爵為都督，夏之時為副都督[12]。重慶遂進入民國時代。
1911年，由於修建成渝鐵路案擱淺，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保路運動。
辛亥革命後，1913年，四川軍政府廢府設道，以道統縣。廢重慶府，置川東道，以川東道領導巴縣、江津縣、長壽縣、綦江縣、南川縣、永川縣、榮昌縣、銅梁縣、大足縣、壁山縣、武勝縣、合川縣、江北縣、奉節縣、巫溪縣、巫山縣、雲陽縣、萬縣、開縣、達縣、宣漢縣、開江縣、渠縣、大竹縣、萬源縣、忠縣、酆都縣、墊江縣、梁山縣、酉陽縣、秀山縣、黔江縣、彭水縣、石砫縣、城口縣、涪陵縣等36縣。今重慶主城區，隸屬巴縣。今重慶轄區內除潼南縣以外，悉隸屬川東道。
1921年，劉湘在重慶設置商埠督辦處[13]，任命楊森為督辦，籌辦市政。其時重慶市區範圍未定，權以巴縣城關即今渝中半島部分及原江北縣城附近一帶居民區為轄區。1922年，將商埠督辦處改為市政公所。1926年，又改為商埠督辦公署，拓展城區，開始進行城市建設。1927年，又將商埠督辦公署改為市政廳，潘文華任市長，劃定重慶兩江上下游南北兩岸30華里為市區。但無明確邊界。
1929年重慶從巴縣分離，正式建市，編制為國民政府二級乙等省轄市，首任市長潘文華[14]。
民國五年（1916年）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升為院轄市之前，先後7次在重慶設立四川省長行署、四川省長公署、四川督軍公署、四川省政府。是當時四川省實際上的政治中心。
1936年改設四川省代為管理的一等院轄市（即地區代管的直轄市），並管理貴州省桐梓、遵義地區。
1939年5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頒令，將重慶升格為甲等中央院轄市（即直轄市），重慶亦是既南京、上海、天津、青島、北平後第六個中央院轄市，轄區範圍大致為今重慶主城區，即渝中區、九龍坡區、沙坪垻區、九龍坡區以及江北區、南岸區，而北碚市（今北碚區）為中央行政院和臨時政府所在地。
抗日戰爭爆發後，抗戰前線每況愈下，1937年7月淞滬會戰打響後不久，國軍便陷入被動，為防止首都被攻陷後陷入混亂，中華民國政府於1937年11月頒佈《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定重慶為戰時首都。16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遵循遷都大計，交代屬下的文官、參軍兩處幹員，清點好中華民國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連夜登船，先離南京而首途重慶。並於12月1日正式辦公，僅僅13天後日軍便攻破南京。
在1937年到1944年間，重慶作為中華民國戰時首都，來自浙江、湖南、安徽、湖北、江蘇、上海等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百萬移民遷往重慶及其周邊地區，這一群體被重慶本地居民稱作「下江人」[17][18]。同時，數以萬計的企業、學校，近8萬噸黃金都搬遷至重慶[19]，因此重慶成為戰爭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20]。
另外，國民革命軍空軍的作戰飛機[21]，美國志願飛行團「飛虎隊」都曾經駐紮在重慶[22][23]。
在抗戰中，重慶共組織川軍62萬人，占川軍總數的一半還要多，是川軍的絕對主力。出川作戰的57個師中，有一半以上的部隊均是重慶籍士兵。
重慶是中國戰場最激烈，雙方損失最嚴重的空戰戰場之一。據統計，在重慶大轟炸中，日機空襲重慶共達218次，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彈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傷14100人，炸毀房屋17608幢，有30所學校曾被轟炸[24]。國民革命軍空軍出動3117架次，擊落日機191架，擊傷400餘架，擊斃日軍飛行員375人，中國軍隊損失飛機277架，有224名空軍飛行員在空戰中犧牲。重慶是中國戰場上最大規模的空戰戰場。
後蔣中正在渝中區鄒容路與五四路口設立「精神堡壘」昭示國民政府與重慶人民抗戰到底，願戰敗而亡不願投降而亡的決心[25]。在渝中區人民公園有重慶市消防人員殉職紀念碑[26]，在臨江門都市廣場附近亦有重慶大轟炸紀念遺址[27]。
1941年6月5日，位於重慶市渝中區公共防空大隧道中，躲避日軍地毯式戰略轟炸的7764名市民窒息死亡，釀成「大隧道慘案」，是重慶作為首都3年來單日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天。
據1980年代不完全統計，重慶的陪都遺蹟有近400處，隨着重慶數十年大規模建設，有些遺址已不復存在。現存有代表性的遺蹟主要有兩類，一是蔣介石、宋美齡等要人的官邸、舊居；二是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戰在渝留下的紀念地，如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的舊址。位於重慶南山上的黃山國民政府遺址與總統官邸和位於渝中區的紅岩村遺址（原屬沙坪垻區）是重慶抗戰文化中具有代表性、保存最完整和相對集中的一處文物大遺址。
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隔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28]
總統令 三十八年十月十一日
政府遷廣州辦公，為時半載，在此時期中，政府為鞏固廣州及西南大陸反攻根據地，已有既定之部署，現匪軍雖已侵入粵境，但政府保衛我革命策源地廣州及西南大陸之決心，絕不因此而稍有動搖。茲為增強戰鬥力量，減少非戰鬥人員對軍事上之不必要負擔，中央政府定於本月十五日起在陪都重慶開始辦公，所有保衛廣州之軍政事宜，着由華南軍政長官余漢謀負責統一指揮。此令。
代 總 統 李宗仁
行政院院長 閻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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