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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化學家（1920—1968）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蕭光琰（1920年9月15日—1968年12月11日），有記載為肖光琰、肖光炎，是中國石油化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催化劑在石油加工工序的應用。蕭光琰原籍福州市，生於日本，青年時期移居美國學習、工作，後來因嚮往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在1951年回國效力。來到中國後，蕭光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化學研究的先驅之一，研究了多種用於加氫裂化、臨氫異構化等石油加工工序的催化劑。他在連串政治運動當中幾次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殺身亡，隨後其妻攜女自殺身亡；1972年起逐漸獲得平反。
蕭光琰祖籍中國福建福州，1920年9月15日生於日本東京[1]。他在1928年至1937年間就讀於上海南洋模範中小學（現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後來在1937年2月到美國留學[1]。蕭光琰入讀帕薩迪納市立學院，1938年完成高中課程，1940年以優異成績完成大一、大二課程；他在1940年進入波莫納學院化學系繼續本科學業，1942年大四畢業[1][2]。同年秋季，他成為芝加哥大學化學系研究生，攻讀博士，師從詹姆斯·弗蘭克，期間曾經擔任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和高等物理化學課程的助教，1946年3月獲得物理化學博士學位[1][2]。
博士畢業後，蕭光琰在1946年1月至1946年8月獲聘為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助理研究員，1946年9月至1947年8月期間任職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研究員，1947年8月至1950年11月期間供職於美孚石油催化基礎研究組[1]。
蕭光琰在美國參加了北美中國學生基督教協會等學生社團活動，社團聚會常在他家裏舉行，他從中接觸到馬列主義等哲學思想，也對新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益嚮往；加上，當時的中國留學生熱烈討論是否歸國參與新中國建設，蕭光琰也有一些熟悉的同學陸續回國，讓他也下了同樣的決心[1]。有美國移民局官員試圖挽留蕭光琰，承諾在兩三個月之內為他完成移民美國手續，但遭他拒絕[1]。蕭光琰後來以芝加哥大學文學系學生身份（而非博士身份，以免移民局阻撓）前往中國，1950年11月出發，在美國洛杉磯登上威爾遜總統號郵輪，途徑美國檀香山和菲律賓馬尼拉，同年12月下旬抵達香港，1951年3月抵達北京[1]。
來到中國後，蕭光琰被安排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工業部工作，得到理想的待遇和尊重[3]。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時間後，蕭光琰移居大連，任職於東北科學研究所大連分所（現為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即「大連化物所」）[3]。韓戰爆發後，中國社會開始不信任從美國歸來的知識分子；隨着1951年思想改造運動開展，人們起初排斥蕭光琰，後來更質疑他回國的動機，又因為談論以前在美國的生活而被人批判為「崇洋媚外」[3]。面對人們批判，當時血氣方剛的蕭光琰大感憤怒，更曾經生氣得摔眼鏡，人們對他也就更質疑了[3]。蕭光琰受到打擊，既氣憤又焦慮，情緒波動，曾經幾天不上班來抗議，又做出把頭撞向暖氣片的自虐行為，有時還會大量服用安眠藥來尋求寧靜[3]。思想改造運動結束後，蕭光琰的生活平靜下來，而研究所的領導也就先前毫無根據的猜測向他道歉，他不計前嫌地努力恢復工作[3]。
1956年初，北京石油煉製研究所成立，並邀請蕭光琰到此供職；他來北京體驗了一會工作環境，最終認為大連那裏有更多基礎研究、環境更適合他，決定拒絕邀請[3]。選擇較理想工作的做法在美國很尋常，但當時的中國社會奉行堅決服從上級分配的思想，令蕭光琰再次被人質疑[3]。1957年，毛澤東發起大鳴大放運動（號召中國知識分子給共產黨提意見），蕭光琰於是向共產黨支部書記提交了一篇文章，批評人們在思想改造運動期間對自己的質疑態度；及後大鳴大放突然轉為反右運動（把先前提出意見的部分知識分子劃為右派，並予以處分），不過蕭光琰沒有被劃為右派[3]。1958年，蕭光琰供職的催化過程研究室計劃遷到甘肅蘭州，但他要求留在科研條件較好的大連，得到研究所同意，不過這個想法又違背了當時社會的主流價值觀[3]。
在大躍進期間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蕭光琰再次面臨批判，人們質疑他的回國動機、工作態度、生活習慣，攻擊他「苛刻」、「養尊處優」、「掛羊頭賣狗肉」、「貪婪」、「學閥」、「奸商」，四處湧現這些內容的大字報；到了新春的時候，人們在新年晚會上演出侮辱蕭光琰的活報劇，把他描繪成小丑，又嘲笑他的言行[3]。對此，蕭光琰極為憤怒，又變得沉默苦惱；他經歷長期的政治批判後逐漸失去自我，不敢再像往日般直抒己見[3][4]。後來，人們停止對科研人員的批判，而研究所領導也在1961年向蕭光琰親自道歉，他又不計前嫌地重新積極工作[4]。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蕭光琰被批判為「反革命特務」，遭受批鬥和大字報攻擊，家裏被強制遷入了幾戶人家[1][3][5]。1968年10月5日，蕭光琰被工宣隊（文革時期派駐各單位的組織）抄家，並被抓進牛棚（文革時期拘禁知識分子的地方）裏面監禁，他深感絕望；為了博取「成功抓住美國特務」的功勞，工宣隊把蕭光琰指稱為特務機構成員，而人們也順應潮流來攻擊蕭光琰[3]。工宣隊鍥而不捨地不斷對他進行審訊，用上拳打腳踢、刑具鞭打的武力方法來逼供，要他不斷寫揭發自己罪行的「檢查」和「揭發材料」來達到轟動大眾的效果，又給他起了「白屎」的外號（源於「博士」方言諧音）[3]。1968年12月11日早上，蕭光琰被發現死亡，驗屍結果證明他服用巴比妥自殺身亡[3]。
蕭光琰主要研究石油化學，當中又以研究催化劑在石油加工工序的應用為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化學研究的先河之一，也是中國石油催化裂化和固體酸催化劑研究先驅之一[2][4]。他在1957年至1965年期間共發表了29篇論文，分別刊於《科學通報》、《燃料化學學報》等期刊[1]。
蕭光琰供職於美孚石油期間參與了多項石油化學研究項目，例如催化裂化、催化重整、水煤氣合成等，合共撰寫過20多篇報告；其中，他在1949年參與了固定床鉑催化重整工業裝置的部分研究項目，這是世界上第一套同類裝置，可用於製取芳香烴，以及用作生產辛烷值較高的汽油[1]。
1950年代初，中國的石油管理部門與石油科學專家就催化重整工序的催化劑配方展開爭論，分為鉬催化劑和鉑催化劑兩個主張：鉬催化劑價格上比較便宜，不需要從外國進口，而且現有技術成熟；鉑催化劑價格昂貴，技術有欠成熟，不過催化效率和收率都較高[1][3][6]。蕭光琰根據自身經驗和參考資料，主張採用鉑催化劑[1]。這項研究起初因爭論而受阻，不過化學工程學家侯祥麟其後出於生產工藝實際要求的考慮而表示支持蕭光琰的意見，令研究項目順利按照蕭光琰提出的方案而行，得以有所進展，更成為日後中國成功開發新煉油技術的基礎[6]。
美國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研製出用於催化裂化工序的矽酸鋁催化劑，而國際上也普遍採用以矽、鋁為主要成分的催化劑，但中國尚未引進[1]。蕭光琰在1953年開始搜集中國各地的天然矽酸鋁礦物（例如高嶺土等），研究它們在石油催化裂化反應上的催化性能；研究成果在1954年發表於中國科學院液體燃料工作報告會議報告上，是中國第一篇同類的系統性研究報告，大受重視，又獲化學家張大煜上報到中國科學院請獎，往後被學術界廣泛引用[1]。此外，蕭光琰也研究不同矽鋁比的催化劑，探討它們的表面性質、酸性、活性、結焦性能，尤其研究了高鋁矽鋁（以矽和鋁為主要成分、但含鋁較多的催化劑）的活性、穩定性與製備方法；這項研究是中國學術界在此方面的先河，為後來的加氫裂化催化劑研究提供基礎[1]。
中國在1950年代的石油產量極少，只有一定產量的頁岩油，但頁岩油含有鹼性有機氮化合物，這些化合物會導致催化裂化反應所用的催化劑出現效能下降（即催化劑中毒）[1]。1955年，蕭光琰開始研究頁岩油的催化裂化工序，尤其是含氮化合物對催化劑造成的中毒作用；這是中國首個同類研究項目，對日後的催化劑研究有所助益[1][2]。
蕭光琰在1958年留意到金屬/酸性複合催化劑（金屬催化劑與固體酸催化劑組成的複合催化劑）同時有加氫、脫氫、異構化、裂化幾種化學性質，只要調節催化劑的金屬和酸性構成，就可以控制化學反應生成不同產品；為此，他系統性地研究了幾種催化劑的物理性質、化學性質，以及它們在臨氫異構化反應與加氫裂化反應的性能[1]。
1960年代，由於中蘇交惡，蘇聯停止向中國供應航空煤油，中國急需掌握透過加氫裂化反應來製取航空煤油、低凝柴油的技術，因此要研製加速加氫裂化反應的催化劑[1]。蕭光琰在1964年中期與另一名石油化學家林勵吾共同承擔這項任務，他根據過往的研究成果而提出兩點主張：一、應採用矽酸鋁為酸性催化劑載體，因為矽酸鋁有較佳的抗中毒性（抵抗催化劑中毒的性能）；二、在各款矽酸鋁載體之中，應採用高鋁矽鋁（鋁含量較高的矽酸鋁），因為高鋁矽鋁有溫和的酸性，適合選擇性生成航空煤油分子，而且它的大孔結構有利石油裏的烴類大分子進出[1]。最終，催化劑研製成功，加氫裂化裝置也在1967年投入生產；蕭光琰等人的研究工作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獎、遼寧省科技成果獎[1]。
除了石油化學以外，蕭光琰也有其他化學研究成果，他的博士論文就以〈小球藻、菜葉及葉綠體的熒光與其光合作用關係〉為題，其後在芝加哥大學化學系研究水的光分解作用，又在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研究黃銅的晶體生長和重結晶[1]。
1960年代，蕭光琰從酶（生物分子）的催化作用聯想到化學催化劑，繼而想到把酶用於催化生物以外的化學反應，提出生物催化的科研方向；由於大連化物所沒有供他研究生物催化的條件，蕭光琰要求兼任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員工作，以便參與生物催化研究，但他的想法最終因條件所限而未有實現[1][3]。
蕭光琰認為科研人員務必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獻資料，也應該懂得善用圖書館[3][4]。他回國前搜集、購買、整理了大量資料來帶到中國，有些是美國嚴格保密、禁止出境的化學文獻，有些是對科研有用的圖書、工具書[1][3][7]。這些資料分批送到中國，一部分由他親自帶到國內，一部分則是委託妻子或其他回國的同學幫忙[1]。例如，蕭光琰乘船回國時途徑日本橫濱，他事先與當地華僑店主串通，輪船停泊後邀請船上的友人常沙娜（日後為知名敦煌學家、藝術家）一起上岸「購物」，到店主處領取藏有美國保密文獻的禮盒，再告訴常沙娜那是聖誕禮物，讓她抱着禮盒上船，從而通過檢查[7]。
蕭光琰抵達中國後，中國石油管理總局（石油工業部前身）的領導和專家審視過他帶來的圖書和資料，認為這些文獻對中國煉油工業的發展有重大價值[1]。蕭光琰在大連物化所工作的時候經常到圖書館，發現藏書大多已經過時，於是決定把自己帶來的書籍交給館方，只收取象徵性款項；由於他提供了大量文獻，館方用這些書建立了一個小型圖書館，吸引很多人前往閱讀[3]。不過，蕭光琰並非無償捐獻，不符當時「樂於無償貢獻國家」的社會風氣，因此受人非議[3]。
蕭光琰治學嚴肅認真，做學問時一絲不苟，對下屬要求嚴格[1][3]。在整理數據、撰寫報告的時候，他每每逐點逐項、逐字逐句檢查，一篇文章最少得修訂三遍，從不因為他人不滿而有所改變；他又認為科研必須嚴謹，強調「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要求實驗數據誤差範圍明確，而且實驗必須要有可重複性、因此必須做好實驗記錄[3][4]。蕭光琰的學生起初抱怨他的嚴肅態度，但後來逐漸接受、欣賞和仿效[1]。不過，這種治學態度也成為政治鬥爭中攻擊他的話柄[3]。
由於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背景，蕭光琰急切地想把美國的實驗室管理系統引進自己的工作環境，又奉行美國人的工作習慣，提倡勞逸結合，嚴謹工作的同時要認真休息；這種作風引起一些同事不滿，也因為當時的社會風氣而被人們批評為「資產階級作風」[3]。此外，蕭光琰會不留情面地直指別人工作上的過失、實驗操作的不嚴格之處，直率地評論他人的工作表現，引起一些同事反感[3]。教育學生時，他注重培養學生們的思維能力，召開例行課題組會的時候老是要求每人都發言，而且總是在學生發言完畢吹毛求疵地評論一番[4]。
蕭光琰認為科學研究的前提是要掌握信息，科研人員為此要學好英文，也務必關注全球科學界的發展動向，並持續積累創新的想法[3][4]。他精於動手操作實驗，擅長吹製玻璃，能夠做出各種精密的實驗室玻璃儀器；他倡議化學和化工研究員儘可能掌握電工、金工、木工、玻璃工等技能，多加親自動手，提升做實驗的能力[3][4]。
蕭光琰的父親名為蕭權宣，是中華民國駐日本國公使館的武官，後來曾在汪精衛政權出任部長職位[1][3]。
蕭光琰有一兄一弟兩妹。兄長名為蕭光灝，他同樣是一名學者，一直居於美國，在保密單位工作[3][8]。蕭光琰在中國遇到困境時幾度寄信給兄長，盼望跟他見面，更希望他一起來中國工作，但往往隱瞞自己的困難，而蕭光灝放不下在美國的事務，因此從來沒有答應會面；後來，蕭光灝得知文化大革命開始，料想到蕭光琰處境艱難，但那時候兩人已經無法聯繫了，這令蕭光灝深感後悔[3]。蕭光琰其中一個妹妹名為蕭光珍，兩人同樣是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的成員[7]。
蕭光琰的妻子名為甄素輝，兩人在1945年結婚，婚後一直感情深厚，妻子對丈夫既熱愛又崇拜[1]。甄素輝在美國土生土長，不會說中文[1]。她的父親曾經是孫中山的秘書，後來被國民政府派駐美國從事僑民工作，曾獲孫中山送贈一隻戒指；這隻戒指本來是傳家之寶，但後來蕭光琰遭到抄家，戒指被負責抄家的人賣到市場，此後不知所終[3]。
甄素輝起初提出語言障礙、政治形勢兩點原因，反對丈夫回國，但蕭光琰主意已決，甚至提出獨自一人到中國、讓甄素輝留在美國；她最終讓步，陪同丈夫來到中國，在大連海運學院（大連海事大學前身）擔任英語教師[3]。在蕭光琰歷次遭到政治鬥爭困擾的時候，甄素輝雖然因丈夫情緒波動而深感壓力，但她總是在旁理解和安慰[3]。兩人在1952年生下女兒蕭洛蓮（小名「洛洛」），她品學兼優，很受父親疼愛[3][7]。
文化大革命時，甄素輝在大連營城子農場接受勞動改造，蕭洛蓮則無人照顧、獨留家中[3][9]。蕭光琰自殺身故後，工宣隊把甄素輝叫到大化所通知丈夫死訊；她反應異常冷靜，要求工宣隊讓她請假兩天照料女兒，獲得批准[3]。1968年12月13日，甄素輝與蕭洛蓮一同服用巴比妥自殺，在家中床上相擁身亡[3][7][9]。
蕭光琰處理人際關係時較為遲鈍、木訥，為人直率而不加掩飾情緒，不過富有人情味，頗為平易近人[1][3]。他關心同事，在同事遇上經濟困難時樂意慷慨接濟[4]。他和妻子也喜歡款待客人，經常邀請年輕人到家裏做客，吃喝談天[3]。蕭光琰的談吐時而充滿書生氣，時而幽默風趣，他曾經開過「在蒸籠里放一個壓力計，控制壓強，就能把饅頭蒸好」、「把豆腐販子的豆腐全部買下，免得他大清早敲梆子叫賣」等等的玩笑，但這些話有時成為人們恥笑、批判的話柄[3]。
蕭光琰興趣廣泛，愛好有舞蹈、網球、音樂等，這種豐富的生活成為政治鬥爭中攻擊他的話柄，被人們批評為「養尊處優」、「資產階級生活」。他熱愛打網球，每當談起打球都十分興奮，經常相約友人白介夫到居所附近的網球場打球；此外，他和妻子都很擅長跳舞，兩夫婦每到舞廳共舞，都吸引駐足觀賞。[3]
為了向蕭光琰遺屬交代，政府部門訛稱蕭光琰與妻兒死於車禍，並為他們一家三口在大連西南路附近山坡上的墓園裏建立一座墓地，不過墓內沒有骨灰；後來，這座墓園由於批地建房而要搬遷，大連化物所的三名研究人員到蕭光琰墓前拍照留念[8]。
蕭光琰死後被指控是「301特務集團」的中心人物，他的死亡因此觸發了「301」案，此案是株連26人的重點大案，其後被視為「工人階級佔領科研部門」的樣板[3]。工宣隊把蕭光琰之死描述為「階級敵人走投無路時的選擇」、「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公佈為「特大喜訊」來通報中國科學院全體成員，又把他定性為「反革命特務分子」[3]。
有說法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得悉蕭光琰之死後極為氣憤、並難過流淚，但此說只是一些文獻記載的傳聞，未得到證實[9]。蕭光琰生前友人白介夫引述有說法指，周恩來就蕭光琰之死親自過問，並追究涉事者，最終當年工宣隊的兩名成員（一名為首領，另一名為毒打蕭光琰的主犯）受到處罰[3]。
1972年8月，蕭光琰生前友人、麥吉爾大學教授林達光到訪中國，獲周恩來接見，期間向周提及蕭在文革期間的經歷；周恩來當時表示，如查明蕭光琰確實含冤，便應予以平反[9]。1972年9月9日，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黨委發表《關於蕭光琰歷史問題的審查結論》，否定文革期間對蕭光琰的「特務」指控，把這些指控定性為誣陷，又認定他回國是出於愛國行為（蕭光琰生前長期被質疑回國動機），讚揚他熱愛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肯定他生前對國家有一定貢獻[1]。1978年3月11日，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禮堂舉行蕭光琰追悼會，研究所所長致悼辭時表示：「蕭光琰同志熱愛毛主席、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是一位有貢獻、有才華的科學家。蕭光琰同志的逝世，對化物所的科研工作是一個重大的損失。」自此，蕭光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徹底平反[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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