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亞弗列·基辛格[a]（英語：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2023年11月29日），美國政治人物、外交官、政治學家，在李察·尼克遜政府受到重用，先後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並在水門事件之後留任於傑拉爾德·福特政府，持續主導美國的外交政策。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KCMG | |
|---|---|
 官方肖像，攝於1973年 | |
| 第56任美國國務卿 | |
| 任期 1973年9月22日—1977年1月20日 | |
| 總統 | 李察·尼克遜 傑拉爾德·福特 |
| 副職 | 肯尼思·拉什 羅伯特·因格索爾 查爾斯·羅賓遜 |
| 前任 | 威廉·P·羅傑斯 |
| 繼任 | 賽勒斯·萬斯 |
| 第8任國家安全顧問 | |
| 任期 1969年1月20日—1975年11月3日 | |
| 總統 | 李察·尼克遜 傑拉爾德·福特 |
| 副職 | 李察·阿倫 亞歷山大·黑格 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 |
| 前任 | 禾特·惠特曼·羅斯托 |
| 繼任 | 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 |
| 個人資料 | |
| 出生 | 海因茨·亞弗列·基辛格 Heinz Alfred Kissinger 1923年5月27日  魏瑪共和國巴伐利亞邦菲爾特 |
| 逝世 | 2023年11月29日（100歲） 美國康涅狄格州根德[1] |
| 公民權 | 德國（直到1935年） 無國籍（1935－1943年） 美國（1943年起） |
| 政黨 | 共和黨 |
| 配偶 | 安妮·弗萊舍爾（1949－1964） 蘭茜·麥金尼斯（1974－2023） |
| 兒女 | 2 |
| 母校 | 紐約市立學院 拉法葉學院 哈佛大學 |
| 職業 | 政治人物、外交官、政治學家 |
| 獲獎 | 諾貝爾和平獎 |
| 簽名 |  |
| 軍事背景 | |
| 服役 |  美國陸軍 |
| 服役時間 | 1943年－1946年 |
| 軍銜 | .svg){kind=small} 中士 |
| 部隊 | 第970反情報軍團 |
| 參戰 | |
| 軍事獎勵 |  銅星勳章 |
基辛格是出生在德國的猶太人，15歲時為逃離納粹迫害隨父母移民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美國陸軍服役，戰後在哈佛大學接受教育，成為政府系教授，並作為核武和外交政策專家贏得了國際聲譽。在被任命為國家安全顧問之前，曾任政府機構、智庫以及納爾遜·洛克菲勒和尼克遜總統競選活動的顧問。
基辛格奉行現實政治，在1969年到1977年之間在美國外交政策，尤其是「三角外交」中發揮中心作用。在這段時期內，他倡導緩和政策，使美蘇之間緊張關係得到緩解，並在1971年秘密訪問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會談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為1972年尼克遜訪華鋪路，促成新戰略性中美反蘇聯盟。他與越南政治家黎德壽一同獲得1973年諾貝爾和平獎。1976年在福特總統連任失敗後，基辛格成為喬治城大學沃爾什外交學院教授[2]。基辛格2023年11月29日於家中辭世，享嵩壽100歲[3][4]。
基辛格被公認為是國際關係學中世界秩序與現實主義權力平衡大師，其理論主要聚焦在美蘇兩極對抗的國際環境下如何運用國家外交手段建立政治聯盟，對抗蘇聯一極的壓力，即美國聯合各種力量遏制蘇聯，從而達到兩極力量的相對的平衡。基辛格理論後來被廣泛運用於國家外交活動中，作為國家對外關係理論來源，典型表現在美國總統李察·尼克遜以及朗奴·列根任內的外交政策之中。
早年
海因茨·亞弗列·基辛格出生於魏瑪共和國巴伐利亞邦菲爾特的一個猶太人家庭。他是來自洛伊特斯豪森的家庭主婦保拉（Paula，1901—1998）[b]和一名教師路易斯·基辛格（1887—1982）的兒子。他有一個弟弟沃爾特（Walter，1924—2021），是一名商人。基辛格的家族是德國猶太裔[5]；他的曾曾祖父邁耶·勒布（Meyer Löb）於1817年採用「基辛格」作為自己的姓氏，取自巴伐利亞溫泉鎮巴特基辛根[6]。基辛格童年時喜歡踢足球。他效力於菲爾特SpVgg青年隊，該隊是當時全國最好的足球會之一[7]。
1938年，基辛格15歲，為了逃避德國迫害，舉家移居到紐約市。基辛格在1943年6月19日歸化成為美國公民。
儘管中學年代在曼克頓北部華盛頓高地度過，但他始終保留着顯著德語口音。基辛格晚上在喬治·華盛頓高中上學，白天則在一家剃鬚刷工廠打工，高中畢業後，一邊在工廠工作一邊在臨近的紐約市立學院用部分空閒時間學習會計。在繼續工作的同時，作為兼職學生在學業上表現出色。1943年初，他的學業被中斷，當時他被徵召入伍美國陸軍[8]。
1943年，當他就讀於紐約市立學院的時候，受徵召入伍，在84步兵師（第970反情報軍）擔任德語翻譯兵，以諜報部隊身份被派遣到歐洲戰場，於戰略情報局所屬。在部隊中，他優越的洞察力獲得賞識，成為了北約間諜學校的教官。這也為越南戰爭時期他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下自設諜報委員會埋下伏筆。
1946年回國復員後，進入哈佛大學學習，在1950年以一等榮譽取得政治學學士學位。他分別於1952年及1954年獲得哈佛大學的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他題為《被修復的世界：梅特涅、卡蘇里及和平的問題1812—22》的19世紀的歐洲外交史研究，常被說為是哈佛博士論文中最長的一篇（魏登菲爾德和尼科爾森出版長達365頁）。論文主要觀點認為，維也納會議之後歐洲協調國際秩序下的百年和平，主要歸功於梅特涅和卡蘇里並沒有對戰敗的拿破崙法國採取過多的報復，而是更重視國際體系下的力量均衡。
基辛格在哈佛是師從威廉·楊德爾·艾略特的指導，他的這位老師是有名的美國歷史學家，曾為六任美國總統擔任過政治和歷史問題的顧問。在老師的關照和學院的有利條件下，他多次出席戰後對國際形勢的研討會，積攢起了進入華盛頓從政的人脈，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日後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就在這時候與其相識。
博士畢業之後的基辛格開始在政治學部的教學工作，通過參加美國政府舉辦的外交問題評議會，為同時代的外交政策提出了積極的建議。
作為一個渴望能對美國外交政策有更大的影響的開明的共和黨人，基辛格成了紐約州州長納爾遜·洛克菲勒的支持者和顧問，後者在1960年、1964年及1968年爭取成為共和黨總統提名人。1968年，當李察·尼克遜明顯地會成為共和黨總統提名人的時候，基辛格擔任了尼克遜的顧問。在尼克遜當選之後成為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總統顧問，當時，尼克遜對他的提名甚至排在國務卿和國防部長之前，被認為是尼克遜對其抱有很大的期待。
外交政策
在擔任總統尼克遜的國家安全顧問時，基辛格制定了對蘇聯的緩和政策以求緩解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他參與了戰略武器限制談判，並在1973年與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達成了《第一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和《反彈道飛彈條約》。
當基辛格1969年開始擔任國家安全顧問時，最初對中國興趣不大，與中國和解的推動者是總統尼克遜[9]。1970年4月，美國總統理查·尼克遜和基辛格向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承諾，他們永遠不會放棄台灣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妥協，儘管尼克遜確實含糊地談到了他希望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10]。
為了繼續對蘇聯施加外交壓力，在1971年7月和10月，基辛格兩度秘密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協商，並負責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承諾美國將逐步減少駐台的軍事力量。這為1972年尼克遜訪華的中美高峰會議鋪路以及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奠定了基石，結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兩國間23年的敵對與隔閡，從而完成了戰略性的外交政策轉變。基辛格亦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見面。基辛格常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與多任中國領導人都有交情（日後基辛格曾多次訪華並得到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歷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接見）。基辛格的外交對兩國的經濟文化都帶來了很大影響，在1979年美國放棄承認中華民國，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基辛格和越南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尼克遜上任之前。在大選期間，他是尼克遜陣營的秘密線人，曾給尼克遜競選團提供了詹森政府在巴黎和談中的機密內容。1968年尼克遜憑藉儘快結束越南戰爭的口號當選總統，並在就任伊始就開始執行所謂的越南化計劃——逐漸撤走駐越美軍的同時，扶持南越的越南共和國軍以繼續獨立抵抗北越的越南人民軍和南方游擊隊。與此同時，基辛格在尼克遜支持下，主持了轟炸柬埔寨（當時是主權獨立國家）境內的越南人民軍和游擊隊目標的行動。雖然行動計劃一開始是秘密進行的，然而在美國國內，消息一經流出還是激起了一片片的反戰浪潮。不僅如此，轟炸行動還間接引發了柬埔寨內戰，導致後來的柬埔寨共產黨崛起。
基辛格和越南勞動黨中央組織部領導人黎德壽同獲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以表揚他們為巴黎和平協約所作的努力。然而黎德壽以尚未達至和平為由，謝絕領獎。1975年北方的越南人民軍攻滅越南共和國，並在南越成立越南南方共和國。1976年北越吞併南越，統一越南。
1971年孟加拉國解放戰爭期間，美國在南亞的外交官向尼克遜和基辛格清楚無誤地匯報了關於（尼克遜扶持的）阿尤布·汗領導的巴基斯坦政權在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國）的暴行。然而2002年12月6日喬治·華盛頓大學出版的解密檔案卻披露，基辛格建議尼克遜低調處理這些事件。由於當時美國忌憚和蘇聯關係密切的印度，需要維持自己在巴基斯坦的利益；同時中國一向支持巴基斯坦，此舉也有助於進一步改善和中國的關係。
另一份解密文件顯示因為美國害怕印度進犯巴基斯坦，基辛格曾希望中國在中印邊境加強軍事部署，然而美國期望中國參與戰爭的想法被中國婉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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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5年葡萄牙的非殖民化進程使美國關注前葡萄牙殖民地葡屬帝汶，位於印度尼西亞群島內的東帝汶1975年宣佈獨立。印尼總統蘇哈托是美國在東南亞地區一個強有力的盟友，並開始動員印尼軍隊，準備吞併這個新生的國家，當時左派革陣黨越來越佔主導地位。1975年12月，蘇哈托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與基辛格和福特總統在會議期間討論了入侵計劃。福特和基辛格明確表示，美國與印尼關係將保持強勁，並表示不會反對擬議的吞併。他們只是想完成得「快」，直到他們回到了華盛頓提出延遲入侵。[11]因此蘇哈托延遲操作一天。終於在12月7日印度尼西亞軍隊入侵這塊前葡萄牙殖民地。美國對印尼繼續給予軍方軍事援助，蘇哈托徑自與兼併計劃。基辛格默許印尼的軍事行動，印尼軍隊佔領東帝汶後美國繼續給予印尼軍方軍事援助。
1973年的贖罪節（10月6日），以埃及為首的阿拉伯聯軍對以色列發動了突然襲擊，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了。雖然以色列隨後奪回了失地，基辛格要求以色列放棄部分領土以換取和平，並在停火談判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在1978年以色列和埃及在戴維營簽署了條約，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島，以換取埃及承認以色列獨立和長久的和平。
儘管蘇聯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極力在中東地區擴張，擴大了蘇聯在中東的勢力範圍，但當蘇聯支持的埃及和敘利亞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東戰爭中再次敗給以色列之後，基辛格在以、阿之間的穿梭外交談判，哈菲茲·阿薩德領導下的敘利亞開始謀求在美國與蘇聯之間進行平衡外交，不再專一依賴蘇聯。薩達特領導下的埃及與蘇聯徹底鬧翻、反目成仇。[12]
1970年的智利總統大選中，來自社會主義陣營，左派的阿連德以微弱優勢勝出，他的馬克思主義和親古巴政策令華盛頓非常擔心。尼克遜政府曾考慮授權中情局組織軍事政變來阻止阿連德就職並重新進行大選，不過計劃因政府對反對派的信心不足而流產。基辛格是否支持這個計劃已經不得而知。在阿連德執政期間美國和智利的關係一直處於冰封狀態，許多涉及美國利益的智利企業被收歸國有，其中包括有美資的銅礦，美國國際電報電話公司（AT&T）在智利的分公司等。美國以此對智利實施經濟制裁，中情局也資助了1972和73年的反政府大罷工。在這期間，基辛格關於智利政府的一些言論頗具爭議，他說「情況已經太嚴重了，我們不能再放手讓他們的選民自己決定前途」，「我看不到有什麼理由放任一個國家因為其不負責任的人民而走向共產主義」。這些言論激起了很多媒體的憤慨，認為這是對智利主權的干涉和踐踏。在1973年9月11日，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阿連德政權。在政變中阿連德是被殺還是自殺直到現在仍無定論。
自1962年美國與古巴斷交之後，基辛格是最先提出和古巴重新建立關係正常化。然而他很快改變想法並追從甘迺迪的政策。在古巴共產黨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參與了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反殖民鬥爭後，基辛格支持了安哥拉全國獨立聯盟，莫桑比克抵抗運動等反共產主義組織的暴動，以及中情局支持的南非軍隊進駐安哥拉。基辛格很清楚的表明除非古巴從兩國撤軍，否則美國和古巴的關係將無法正常化。
基辛格對智利採取了類似的立場。1976年，在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領導的阿根廷武裝部隊通過一項名為「國家重組進程」推翻伊莎貝爾·裴隆的民選政府後實施了一系列的報復行動，包括令一些政治對手「失蹤」。《國家》1987年10月的一份調查報告揭露了這樣的故事：1976年6月，基辛格在聖地牙哥卡雷拉酒店舉行的一次會議上，為鄰國阿根廷的軍政府秘密鎮壓左翼遊擊隊和其他異見人士開了「綠燈」數以千計的人在被處決前被關押在 400 多個秘密集中營中。在與阿根廷外交部長塞薩爾·奧古斯托·古澤蒂會面時，基辛格向他保證美國是盟友，不過敦促他務必在美國國會重新開會並有機會考慮制裁之前，盡快「恢復正常程序」[13][14][15][16]。
根據解密的國務院文件，基辛格還作為魏地拉的私人客人訪問該國參加1978年國際足協世界盃並讚揚該政權，從而阻礙了卡特政府制止1976-1983 年軍事獨裁政權大規模屠殺的努力[17]。
1976年9月，基辛格曾積極參與有關羅德西亞叢林戰爭談判。基辛格和南非總理約翰·沃斯特曾迫使羅得西亞總理伊恩·史密斯加速羅得西亞政治過渡至黑人多數統治的地位。並在莫桑比克解放陣線控制莫桑比克，甚至導致南非取消對他的支持，使得羅得西亞幾乎完全被孤立。根據史密斯的自傳，基辛格與其會面時告訴史密斯說，其夫人對他非常仰慕；但史密斯表示，他認為基辛格要他所做等於簽署羅得西亞的「死亡證明」。最後基辛格使美國加大力度並聯合其它有關各方力量向羅得西亞施加壓力，迫使其結束政治上的少數白人統治。
後期生涯
1976年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占美·卡特擊敗傑拉爾德·福特，由此基辛格亦退出內閣。基辛格持續活躍於政策團體（如三邊委員會）中，並參與政治顧問、演說及著作等活動。
1989年，基辛格在日本《讀賣新聞》和西德《星期日世界報》上分別發表文章《天安門事件是內政問題》和《美國不能放棄中國》[來源請求]，支持中國政府處理六四事件的措施，認為「對北京發生的事不可只用善與惡的觀點去看」，「當時的衝突變得無法解決了」[來源請求]。
2002年11月，時任美國總統小布殊任命基辛格為對美恐怖襲擊國家調查委員會主席，以調查九一一襲擊事件[18]。2002年12月13日，在被訊問其潛在利益衝突後，基辛格無意公佈其商業客戶詳情，故宣佈辭去這一職位。[19]
2015年1月3日，基辛格在日本《讀賣新聞》說，「日本對本國安保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對國際安保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是難免的；總而言之，日本將成為一個普通國家」，普通國家意味着日本將和其他國家一樣可以擁有軍隊並參加戰爭，但「如果日本推行獨斷且具有攻擊性的外交政策，將成為地區隱患」；就亞洲局勢，基辛格說，「亞洲地區缺乏一個可以關懷弱小國家、維護地區平衡的國家，中國周邊國家都通過與美國合作來保持（和中國之間的）平衡」，「我反對美國對中國建立包圍網，也不贊成以中美關係為核心的外交政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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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6日烏克蘭危機期間，基辛格透過視訊方式出席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在關於烏克蘭的言論上引起了強烈反彈。在談及俄烏戰爭的問題上，基辛格表示，由於未能與俄羅斯重啟談判，西方與克里姆林宮的關係會進一步疏遠，這將對歐洲的穩定產生可怕的長期後果。他認為，在理想情況下，俄烏戰爭的分界線應該恢復到開戰的原狀，即烏克蘭邊界恢復到2022年2月份戰爭開始前的狀態。這意味着他認為俄羅斯應該被允許保留2014年吞併的克里米亞。他又稱，在俄烏兩國恢復分界線之後繼續的戰爭將不是為了烏克蘭的自由的戰爭，而是一場針對俄羅斯本身的新戰爭。基辛格的言論立刻在社交媒體及其他國家引起了強烈反對[21]。包括烏克蘭在內的許多批評者不同意他的觀點，指出基辛格明顯在發表一些不切實際的東西[22]。8月13日，基辛格改變此前對烏克蘭的看想，承認不支持烏克蘭加入歐洲-大西洋的願望是錯誤的，並補充說烏克蘭應在戰後被視為北約國家[23]。
2023年7月，時年100歲的基辛格訪問中國，並在北京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和中國國防部部長李尚福會面。[24][25]這也是基辛格最後一次訪華。基辛格曾訪華100多次。[26]
個人與社會影響
政治上基辛格傾向於要淡化普通民眾的反應，以達成政治妥協，基辛格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政治和情報應該並駕齊驅，以便在國際舞台上實施明智的政策。他主張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使他受到左派人士爭議，英國記者克里斯多弗·息金斯在他的著作《基辛格的審判》中指責他犯下「戰爭罪、危害人類罪以及串謀謀殺、綁架和酷刑」[27][28][29][30]。2013年4月，維基解密曝光170萬份基辛格時代美國機密文件，曝光了美國敢死隊、秘密轟炸戰爭、暗殺等基辛格幕後操縱的醜聞。[31][32][33][34][35]
2018年特朗普政府下的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95歲的基辛格出席再度強調表示中國崛起是政策和歷史的必然，中美兩國在維持權力平衡上都有審視的必要，不計代價阻止大國間的直接對抗是世界運轉的底線，一個兩大強權對抗的世界不會讓人類得利，只有全世界皆輸的結局。[36]
家庭和個人生活
高中時，基辛格認識並約會了安·弗萊舍（Anneliese "Ann" Fleischer，1925年11月6日—），但由於戰爭，他們一度疏遠，兩人於1949年2月6日結婚，當時亨利25歲，安·弗萊舍23歲。婚禮在亨利位於華盛頓高地的公寓舉行，約有12人參加。婚禮儀式按照猶太教正統派舉行。他們的大女兒出生於1959年，大兒子出生於1961年，但他們於1963年分居，並於1964年離婚。安妮隨後加入了婦女解放運動。1973年，她與化學家索爾·科恩結婚。
1955年，基辛格在哈佛大學的一次研討會上認識了奧地利女詩人英格博格·巴赫曼；兩人的戀愛關係持續了幾年[37]。
1974 年，基辛格與前哈佛大學學生、納爾遜·洛克菲勒的秘書蘭茜·莎朗·馬金尼斯（Nancy Sharon Maginnes，生於 1934 年）再婚[38][39]。他前妻的兩個孩子也出席了儀式。他們住在康涅狄格州根德郡和紐約市。基辛格的兒子大衛(David) 曾擔任NBC環球電視工作室的高管，隨後於2005 年成為柯南·奧拜仁的製作公司Conaco 的負責人[40]。
據報道，基辛格在離婚和再婚之間曾有過很多戀情，此時合眾國際社報道稱「搖擺不定的亨利結束了他的單身時光」（Swinging Henry Ends His Days of Bachelorhood）。
達里爾·格羅夫（Daryl Grove）將基辛格描述為對美國足球發展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43]。1978年，基辛格被任命為北美足球聯賽董事會主席[44]。
基辛格自童年起就是家鄉球隊「菲爾特SpVgg」（現為格雷特霍夫體育會）足球會的球迷。即使在他任職期間，德國大使館每週一早上都會向他通報球隊的結果。他是榮譽會員[45]，擁有終身季票[46]。2012年9月，基辛格觀看了菲爾特隊以0-2 輸給沙爾克的主場比賽，此前他曾承諾，如果他們從德國足球乙級聯賽升入德甲聯賽（德國頂級足球聯賽），他將觀看菲爾特隊的主場比賽[47] 。
主要著作
註釋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參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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