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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音樂，據目前的考古發現，中國音樂可追溯至9000多年前，禮樂制度被賦予維繫社會秩序的功能。音樂與人心情感間的關係受到很大的重視，《詩經》大序、《禮記·樂記》、《荀子·樂論篇》、《史記·樂書》等描述儒家思想認為音樂對人性具有教化啟迪的作用。同時從唐代的胡琴到近代的西方音樂，中國音樂又在吸收外來音樂要素的過程中不斷充實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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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詩、歌是不分的，即文學和音樂是緊密相聯繫的。現存最早的漢語詩歌總集《詩經》中的詩篇當時都是配有曲調，為人口頭傳唱的，這個傳統一直延續下去。漢代的官方詩歌集成《漢樂府》、唐詩、宋詞當時也都能歌唱。現代亦有音樂家為古詩譜曲演唱，如蘇軾描寫中秋佳節的《水調歌頭》。
歷朝政府皆有專門從事音樂的部門，用於祭祀、宴飲等。為貴族娛樂的「伶人」常常沒有被記載，唐代著名歌手李龜年也只常出現在唐詩中。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琴棋書畫」，「琴」指古琴，古琴音樂往往是士大夫之間欣賞，他們對古琴的研究形成了「琴學」。明清兩代出版了很多的琴譜、琴書，文獻資料非常豐富，並且形成了很多的琴派。
中國古代音樂屬於五聲音階體系，五聲音階上的五個級被稱為「五聲」，分別為宮、商、角、徵、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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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音樂最早可追溯到9000年前。賈湖遺址出土的賈湖骨笛，距今約9000年至7500年。[1]距今約7000年，各地開始出現骨哨、原始陶塤。
葛天氏「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可見遠古音樂文化具有歌、舞、樂互相結合的特點。「敬天常」、「奮五穀」、 「總禽獸之極」反映先民對農業、畜牧業以及自然規律的認識。這些歌、舞、樂互為一體的原始樂舞還與原始氏族的圖騰崇拜想聯繫。例如黃帝氏族曾以云為圖騰，他的樂舞就叫做《雲門》。關於原始的歌曲形式，《呂氏春秋》記塗山氏之女《候人歌》歌詞僅只「候人兮猗」一句，而只有「候人」二字有實意。這便是音樂的萌芽，是一種孕而未化的語言。
傳說"伏羲、神農作琴瑟"。伏羲作琴瑟，大抵出於草創，未能完善，傳至神農時，神農又加於研究，於是琴瑟之制，始漸如後世之制。[2]。又有伶倫制音律、作歌舞，仰延制樂譜，大容作樂，黃帝制笙竽，夔作鼓，伶倫、榮將鑄鐘等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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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舞逐漸脫離「原始氏族樂舞為氏族共有」的特點。從內容上看，它們漸漸離開了原始的圖騰崇拜，轉而為對征服自然的人的頌歌。例如夏禹治水，造福人民，遂有歌頌夏禹的樂舞《大夏》。夏桀無道，商湯伐之，遂有歌頌商湯伐桀的樂舞《大蠖》。商代巫風盛行，於是出現了專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覡（男巫），在行祭時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樂為職業的人。
酋長以樂舞祭祀天、祖先，同時又以樂舞獲得感官的享受，反映出生產力較原始時代進步，從而使音樂文化具備了發展的條件。傳說夏代有鱷魚皮蒙制的鼉鼓，商代有木腔蟒皮鼓、石磐、雙鳥饕餮紋銅鼓、編鐘、編鐃。
公元前5000餘年的陶塤從當時的單音孔、2音孔發展到5音孔，可發出12個半音的音列。根據陶塤發音推斷，五聲音階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而七聲音階至少在商、殷時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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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時期宮廷首先建立完備的禮樂制度，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左‧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公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另服虔《左傳解誼》：「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
具代表性的舞樂有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咸池》，舜時的《大韶》，禹時的《大夏》，商時的《大濩》，周時的《大武》，合稱「大舞」或「六代樂舞」。
周代有採風制度，收集民歌，以觀風俗、察民情。賴此保留了大量民歌，經孔子刪訂，形成了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葉500多年的入樂詩歌共305篇。《詩經》中詩的分類，有「四始六義」之說。「四始」指《風》、《大雅》、《小雅》、《頌》的四篇列首位的詩。「六義」則指「風、雅、頌，賦、比、興」。「風、雅、頌」是按音樂的不同對《詩經》的分類，「賦、比、興」是《詩經》的表現手法。歌曲尾部的高潮部分，已有專門的名稱「亂」。
《詩經》成書前後，屈原所編寫的《九歌》將原為楚國民間祭神時的演唱和表演改編與加工，寫成格調高雅的詩歌，具有濃重的楚文化特徵。
1978年出土的曾侯乙墓裏8種124件樂器，包括重要的曾侯乙編鐘、曾侯乙編磬等，提供大量當時宮廷音樂的資料，包括樂器制式、演奏編制、十二律的理論、音名、旋宮法等。
《管子‧地員篇》所記載的「三分損益法」所生產的自然律能發出自然泛音，它為頻率的倍數關係，因此聽起來是和諧的聲音，但會造成「黃鐘不能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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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開始出現"樂府"。它繼承了周代對採風制度，搜集、整理改變民間音樂，並集中大量樂工在宴享、郊祀、朝賀等場合演奏。這些用作演唱的歌詞，被稱為樂府詩。樂府，後來又被引申為泛指各種入樂或不入樂的歌詞，甚至一些戲曲和器樂也都稱之為樂府。
漢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從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漸次發展為有絲、竹樂器伴奏的「相和大曲」，並且具「艷、趨、亂」的曲體結構，它對隋、唐時的歌舞大曲有着重要影響。漢代時西北邊疆興起了鼓吹樂。它以不同編制的吹管樂器和打擊樂器構成多種鼓吹形式，如橫吹、騎吹、黃門鼓吹等等。它們或在馬上演奏，或在行進中演奏，用於軍樂禮儀、宮廷宴飲以及民間娛樂。今日尚存的民間吹打樂，當有漢代鼓吹的遺緒。而「百戲」是將歌舞、雜技、角牴合在一起表演的節目。
漢代律學上的成就是京房以三分損益法將八度音程華劃為六十律。這種理論在音樂實踐上雖無意義，但體現了律學思維的精微性。從理論上達到了「五十三平均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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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雅樂在東漢桓靈二帝以後宮廷中已經喪失。曹操找到了精通雅樂的杜夔，使雅樂重新恢復了，黃鐘大呂重新在宮廷演奏。禮樂制度得以復歸。
由相和歌中的清商調發展起來的清商樂得到曹操父子的喜愛而得到大發展。曹操留下的大量樂府詩就是當時用於歌唱的歌詞。曹丕時，正式設立音樂機構清商署，到梁陳時期，都設立清商署。兩晉之交的戰亂，使清商樂流入南方，與南方民歌吳歌、西曲結合，形成了不同於相和歌的清商樂。在北魏孝文帝時，對清商樂大加收集整理，使之成為與雅樂、胡樂並重的中國重要樂種，被後世稱為「華夏正聲」。漢代以來，隨着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諸國的歌曲開始傳入。北涼時呂光把在隋唐燕樂中佔有重要位置的龜茲樂帶到中土。
古琴藝術趨於成熟，在漢代已經出現了題解琴曲標題的古琴專著《琴操》。魏晉時嵇康在其所著《琴賦》一書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記載。這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產生。當時大量文人琴家相繼出現，如蔡邕、嵇康、阮籍等，《廣陵散》（《聶政刺秦王》）、《猗蘭操》、《酒狂》等著名琴曲問世。
這一時期律學上的重要成就，包括晉代荀勖找到管樂器的「管口校正數」。南朝宋何承天在三分損益法上，以等差數列、疊加原理，創立了十分接近十二平均律的新律，初步解決了三分損益律黃鐘不能還原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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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兩代，政權統一，特別是唐代，政治穩定，經濟興旺，統治者奉行開放政策，不斷吸收他方文化，加上魏晉以來已經孕育着的各族音樂文化融合打基礎，終於萌發了以歌舞音樂為主要標誌的音樂藝術的全面發展的高峰。
唐代宮廷宴享的音樂，稱作「燕樂」。隋、唐時期的七步樂、九部樂就屬於燕樂。它們分別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國的民間音樂，主要有清商樂、西涼樂、高昌樂、龜茲樂、康國樂、安國樂、天竺樂、高麗樂等。其中龜茲樂、西涼樂更為重要。
燕樂分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白居易《立部伎》詩形容坐部伎的演奏水平高於立部伎。風靡一時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樂中獨樹一幟的奇葩，它繼承了相和大曲的傳統，融會了九部樂中各族音樂的精華，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結構形式。見於《教坊錄》著錄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個，其中《霓裳羽衣舞》為唐玄宗所作，兼有清雅的法曲風格，為世所稱道。白居易寫有生動描繪該大曲演出過程的詩篇《霓裳羽衣舞歌》。
受到龜茲音樂理論的影響，唐代出現了八十四調，燕樂二十八調的樂學理論。唐代曹柔創立的減字譜一直沿用至近代。
唐代末年盛行一種有故事情節，有角色和化妝表演，載歌載舞，同時兼有伴唱和伴奏的歌舞戲。大面、踏搖娘、撥頭、參軍戲等這已經是一種小型的雛形戲曲。
文學史上堪稱一絕的唐詩在當時是可以入樂歌唱的。當時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詩為快；詩人也以自己的詩作入樂後流傳之廣來衡量自己的寫作水平。
唐代音樂文化的繁榮還表現為有一系列音樂教育的機構，如教坊、梨園、大樂署、鼓吹署以及專門教習幼童的梨園別教園。這些機構以嚴密的考績，造就着一批批才華出眾的音樂家。
在唐代的樂隊中，琵琶是主要樂器之一。它已經與今日的琵琶形制相差無幾。現今南管琵琶在形制上和演奏方法上還保留着唐琵琶的某些特點。
宋、金、元時期音樂文化的發展以市民音樂的勃興為重要標誌。隨着都市商品經濟的繁榮，適應市民階層文化生活的遊藝場「瓦舍」、「勾欄」應運而生。在瓦舍、勾欄中有叫聲、嘌唱、小唱、唱賺等藝術歌曲的演唱，以及說唱崖詞、陶真、鼓子詞、諸宮調，雜劇、院本亦相繼出現。當中唱賺中的纏令、纏達兩種曲式結構對後世戲曲以及器樂的曲式結構有着一定的影響。而鼓子詞則影響到後世的說唱音樂鼓詞。諸宮調是這一時期成熟起來的大型說唱曲種。
承隋唐曲子詞發展的遺緒，宋代發展出長短句的「詞調音樂」。「詞調音樂」可以分為引、慢、近、拍、令等詞牌形式。在填詞的手法上有「攤破」、「減字」、「偷聲」等。南宋姜夔能作詞，又能依詞度曲，他有17首自度曲和1首減字譜的琴歌《古怨》傳世。這些作品多表達了作者關人文的心情，並擅描繪清幽悲涼的意境，如《揚州慢》、《鬲溪梅令》、《杏花天影》等。郭楚望的代表作《瀟湘水雲》開古琴流派之先河，作品表現了作者享受山河間的盎然意趣。在弓弦樂器的發展中，宋代出現了「馬尾胡琴」的記載。
宋代是戲曲趨於成熟的時代。它的標誌是南宋時南戲的出現。南戲又稱溫州雜劇、永嘉雜劇，其音樂豐富而自然。最初時一些民間小調，演唱時可以不受宮調的限制。後來發展為曲牌體戲曲音樂時，還出現了組織不同曲牌的若干樂句構成一種新曲牌的「集曲」形式。南戲在演唱形式上已有獨唱、對唱、合唱等多種。傳世的三種南戲劇本《張協狀元》等見於《永樂大曲》。戲曲藝術在元代出現了以元雜劇為代表的高峰。元雜劇的興盛最初在北方，漸向南方發展，與南方戲曲發生交融。代表性的元雜劇作家有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白樸、王實甫、喬吉甫，世稱六大家。典型作品如關漢卿的《竇娥冤》、《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元雜劇有嚴格的結構，每部作品由「四折一楔子」構成。一折內限用同一宮調，一韻到底，常由一個角色（末或旦）主唱，這些規則，有時也有突破，如王實甫的《西廂記》達5本20折。元雜劇對南方戲曲的影響，造成溫州南戲的進一步成熟。出現了一系列典型劇作，如《拜月庭》、《琵琶記》等等。這些劇本經歷代流傳，至今仍在上演。當時南北曲的風格已經初步確立，以七聲音階為主的北曲沉雄；以五聲音階為主的南曲柔婉。隨着元代戲曲藝術的發展，出現了最早的總結戲曲演唱理論的專著，即燕南之庵的《唱論》，而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則是北曲最早的韻書，他把北方語言分為19個韻部，並且把字調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4種。這對後世音韻學的研究以及戲曲說唱音樂的發展均有很大的影響。
南管，大略是在宋元時期成形的，當時的泉州地區商旅雲集，人文薈萃，使得具有唐代大曲遺風的南管得以蓬勃發展。元代北曲傳入南方，其對南管的影響包含曲牌的吸收，以及「一聲四節」歌法的成熟。從樂器發展來看，南管的上四管體製也是在元代出現。此外，南管歌器相分的特徵，即樂器按譜而彈、不隨歌者曲調而變，亦是根於北曲而定型於元[3]。
元代時期三弦的出現值得注意。宋代出現了燕樂音階的記載。早期的工尺譜譜式也在張炎《詞源》和沈括的《夢溪筆談》中出現。近代通行的工尺譜直接導源於此時。
明清社會經濟發展發達，市民階層日益壯大，音樂文化的發展趨向世俗化。明代的民間小曲內容豐富，雖然良莠不齊，但其影響之廣已經達到「不問男女」，「人人習之」的程度。由此私人收集編輯，刊刻小曲成風，而且從民歌小曲到唱本、戲文、琴曲均有私人刊本問世。如馮夢龍編輯的《山歌》，朱權編輯的《神奇秘譜》等。
明清時期說唱音樂異彩紛呈。其中南方的彈詞，北方的鼓詞，以及牌子曲、琴書、道情類的說唱曲種更為重要。南方秀麗的彈詞以蘇州彈詞影響最大。北方的鼓詞以山東大鼓，冀中的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京韻大鼓較為重要。
牌子曲類的說唱有單弦，河南大調曲子等；琴書類說唱有山東琴書、四川揚琴等；道情類說唱有浙江道情、陝西道情、湖北漁鼓等，少數民族也出現了一些說唱曲如蒙古說書、白族的大本曲。
明清時期歌舞音樂如漢族的各種秧歌、維吾爾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瑪、壯族的銅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蘆笙舞等等。
以聲腔的流布為特點，明清戲曲音樂出現了新的發展高峰。明初四大聲腔有海鹽、餘姚、弋陽、崑山諸腔，其中的崑山腔經由江蘇太倉魏良輔等人的改革，以曲調細膩流暢，發音講究字頭、字腹、字尾而贏得人們的喜愛。崑山腔又經過南北曲的匯流，形成了一時為戲曲之冠的崑劇。最早的崑劇劇目是明梁辰魚的《浣紗記》，其餘重要的劇目如明湯顯祖的《牡丹亭》、清洪昇的《長生殿》等。弋陽腔以其靈活多變的特點對各地的方言小戲發生重要影響，使得各地小戲日益增多，如各種高腔戲。明末清初，北方以陝西西秦腔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發展，它影響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陝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這種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經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黃兩種基本曲調構成的皮黃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產生了影響遍及全國的京劇。
明清時期，器樂的發展表現為民間出現了多種器樂合奏的形式。如北京的智化寺管樂，河北吹歌，江南絲竹，十番鑼鼓等等。明代的《平沙落雁》、清代的《流水》等琴曲以及一批豐富的琴歌《陽關三疊》、《胡笳十八拍》等廣為流傳。琵琶樂曲自元末明初有《海青拿天鵝》以及《十面埋伏》等名曲問世，至清代還出現了華秋蘋編輯的最早的《琵琶譜》。
16世紀晚明時期，西洋音樂通過傳教士傳到中國。在利瑪竇進京呈現給萬歷皇帝的禮品單中，有西琴一張，據考這是一張古鋼琴。[4]
中國明代音樂家朱載堉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首次提出「新法密率」（見《律呂精義》、《樂律全書》），推算出以比率 將八度音等分為十二等分的算法，計算出十二平均律的相鄰兩個半音間的長度比值，精確到25位數字，為世界首創。他並依此法製造出符合十二平均律律管及律準的樂器，是世界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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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傳教士徐日升教授康熙皇帝西方樂理，並著有《律呂纂要》一書。五線譜也在這個時候傳入中國。乾隆皇帝的時候，在宮中還組建了一支西洋樂隊，樂器有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木管樂器、豎笛[需要消歧義]、木琴、風琴、古琴，演奏時戴西洋假髮[4]。
1910年代到19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期間，很多到海外留學的中國音樂家回國之後，開始演奏歐洲古典音樂，也開始用五線譜紀錄新作品。大城市裏組成了新興交響樂團，混合歐洲古典音樂和爵士樂，在音樂廳和收音機裏非常流行。在1930年代的上海達到其鼎盛時期。從三十年代興起的上海時代曲，成為中國流行音樂的始祖。
民間音樂家為中國樂器的演奏發展創造了新的階段，劉天華定製二胡把位，改進演奏手法，並創作10首二胡獨奏曲。阿炳創作二胡曲《二泉映月》，《聽松》，琵琶曲《大浪淘沙》。儘管當時時世動亂，但中國民族音樂不論在獨奏和樂隊合奏方面都有很大的發展。
在北伐戰爭時期，中國的音樂家為配合革命，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國民革命軍中廣為傳唱，有的是用國外通俗歌曲旋律直接配以革命歌詞。
在抗日戰爭時期，音樂家創作大量的抗日歌曲。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反映了當時全民抗日的精神。聶耳為電影配曲作的《義勇軍進行曲》，成為抗日軍民的軍歌被到處傳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
1942年延安會議之後，共產黨把其控制地區的民歌改寫成革命歌曲，如陝西民歌《東方紅》。改寫的目的是在大多是文盲的農民人口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
文革期間，音樂為政治所壟斷，音樂家不是服從政治，就是被指控以各種罪名加以迫害。西方音樂皆不合法，而被推出的革命歌曲和所謂的「語錄歌」、「樣板戲」，皆極富政治色彩和立場。在歡迎美國總統尼克遜的宴會上，樂隊演奏美國歌曲《草堆上的火雞》，當時的文化部長竟向總理抗議。中國音樂進入一個低谷時期。
「樣板戲」雖為政治產物，而且主題單一，但在管弦樂團引入京劇的京胡和板鼓，更突出了京劇的音樂特點，也算是一種中西結合的發展。
藏族是個能歌善舞的民族，他們的歌曲旋律優美遼闊、婉轉動聽。藏族音樂大體上可以分為佛教音樂和民間音樂。佛教音樂中最著名的是喇嘛唱的無詞的歌頌曲調。
藏族民歌高亢嘹亮，曲調悠揚，以五聲音階為主。歌舞形式有「果諧」、「果卓」等。
正規戲劇方面，現在已經挖掘整理演出了藏族傳統歌劇《格薩爾王》。
中國的東北和北京等地是滿洲族的聚居地。滿洲族最有名的民間樂器是源自清朝的八角鼓。滿洲族的搖籃曲《悠悠扎》等作品經常被用現代的漢語翻唱。
蒙古族民歌分「長調民歌」和「短調民歌」。「長調」有許多無意義的諧音字拉長唱腔，有草原空闊的風格。特色樂器是馬頭琴，是一種拉弦樂器，由於琴柱上一般都雕刻一個馬頭裝飾，所以由此命名。
壯族聚居區廣西是民歌的故鄉，男女青年經常對歌，有人甚至說壯族人一生唱歌的時間比說話的時間長。壯族民歌和漢族音樂風格基本相似，以五聲音階為主。歌詞有明顯的對仗格式，內容則以象徵、比喻等手法表述，以生活中的交流為主，有時歌詞也引用中國古典故事和典故。
納西古樂是在雲南麗江納西族老人中間演奏的音樂，據說是從明朝時中原地區傳入的，由於當地交通不便，和外界交往極少，將明朝音樂保留下來，現在只有一批老人樂隊可以演奏，正在培養接班人，是中國14世紀音樂的活化石，受到音樂界的廣泛關注。
侗族「大歌」是中國唯一採用和聲的民歌系統，基本為女聲無伴奏合唱，由各聲部嗓音的和聲配合非常和諧，曾在國際引起轟動，並多次獲獎。
維吾爾族音樂基本是中亞音樂風格，非常注重節奏，用手鼓可以打出幾十種不同的節奏，樂器主要是都它爾和熱瓦甫。維吾爾族的傳統音樂《十二木卡姆》包羅萬象，是許多民間音樂的源頭。
塔吉克族音樂和漢族音樂有較大的區別，善於運用半音，旋律婉轉多變。雷振邦為電影《冰山上的來客》配的歌曲，運用了塔吉克民歌的旋律。
朝鮮族音樂和朝鮮/韓國音樂基本相同，主要樂器有長鼓和伽倻琴，伽倻琴類似中國古代的箏，比現代的箏小，彈法也不一樣，是放到盤坐的膝蓋上彈。
中國的戲曲曲藝是在中國較為普及的藝術之一。中國戲曲多以高調的唱腔為主，共有600多個地方戲劇品種，中國各地的戲曲音樂代表有：崑曲、京劇、河北梆子、豫劇、評劇、越劇、粵劇、秦腔、黃梅戲、潮劇、薌劇、梨園戲、高甲戲和儺戲等。崑曲被稱為中國劇曲的源頭，並被聯合國列為世界口頭文化遺產保護目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將蘇聯的流行歌曲翻譯成中文。並於各地建立交響樂團，演奏古典音樂和中國作曲家的新作。東歐的樂團曾多次到中國表演，中國樂團亦曾出國表演。中國音樂家用西方的樂器方法寫作具有中國風味的音樂，比較成功的有《梁祝小提琴協奏曲》。
建了東方歌舞團，專門學習、演唱第三世界的民歌和樂曲，從此第三世界的音樂開始對中國音樂產生影響。
中國民族樂隊的配器、合奏方式也基本定型，生產出不少成功的民族交響曲。為了改善民族樂隊低音聲部不足的問題，樂團加進了革胡，但由於早期的革胡價格昂貴，且效果不如西洋大提琴，故現今有許多樂團使用大提琴當作低音的拉弦樂器。
在胡琴方面，由於使用蟒蛇皮有違動保意識，且容易受到氣候等因素影響造成音色不穩定，因此有些樂團以仿生皮代替蟒蛇皮。
在吹管方面，研發中音、次中音及低音的嗩吶和笙，進而保證管樂也有足夠的低音。引用許多西方打擊樂器，如定音鼓、管鐘，也使樂團的聲響更加豐富。
乾隆組建中國第一個管弦樂團，但只限於個人喜好。1900年代，北京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銅管樂團。成立於1913年的金陵女子大學設有音樂系，對傳播西洋音樂發揮了很大作用。1927年，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在上海成立。1930年代，上海成立了中國第一個交響樂團。
中國音樂從很早已經掌握七聲音階和十二平均律，但偏好五聲音階，追求旋律、節奏變化，輕視和聲的作用。西方音樂從古希臘的五聲音階，逐漸發展到七聲音階，直到十二平均律；從單聲部發展到運用和聲。
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流行音樂首先從香港及臺灣進入大陸。臺灣的校園民歌和鄧麗君的演唱，在中國大陸大受歡迎。中國大陸第一次公開的香港歌曲演出為張明敏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演出的《我的中國心》，並且在中國大陸受到極大迴響。此後，中國大陸的流行歌曲開始吸收世界各種音樂。
近年來，中國大陸與其它地區的華人流行音樂不斷交流，開始出現互相融合的趨勢。開始出現「全球華語流行音樂」的總體稱謂，海外各大流行音樂榜單的發佈和編制開始關注大陸市場。
中國大陸的流行音樂當中，民謠性質的音樂，它們的典型代表是校園民謠、都市民謠、軍營民謠，這些民謠音樂在流行音樂當中亦佔有一席之地，民謠淳樸的曲調，通俗的歌詞感動了很多人。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大陸百姓開始接觸搖滾樂，並組建樂隊，進行模仿與創作。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體育館的紀念「'86國際和平年」中國百名歌星演唱會中，崔健演唱《一無所有》，為中國大陸第一次搖滾樂首次公開演出。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陸續出現唐朝、黑豹、輪迴、超載、指南針、北京1989等樂隊。
1994年，香港舉行「中國搖滾樂勢力」演唱會，演出者皆為來自中國大陸的搖滾樂隊。竇唯、張楚和何勇在當時被稱為魔岩三傑。
隨後，各種中國搖滾樂風出現：流行的鄭鈞、許巍和零點，低保真的朋克樂隊盤古，英式路線的麥田守望者和清醒，民俗搖滾的子曰（現已更名「爻釋·子曰」）和二手玫瑰，以及蒼蠅、左小祖咒和王磊、花兒、新褲子、The Noname等。摩登天空、京文唱片、小子聯盟唱片以及娛樂公司在推出新樂手和樂隊、舉辦演唱會中也做出了很多嘗試。
21世紀以來，電子音樂（EDM）逐漸崛起成為僅次於流行音樂的第二大音樂類型[5]。越來越多中國歌手在創作歌曲的時候加入電子音樂元素。電視台和網絡平台不斷推出新的電音選秀節目，如《即刻電音》、《超感星電音》等等，吸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接觸並認識電子音樂，把電子音樂推向市場主流的位置[6]。
在國內，音樂人正在探索並創造出具有中國風特色的國潮電音品種。在真人騷節目《中國潮音》上，中國電音製作人Anti-General、PANDA組合把電子音樂與中國傳統樂器結合，編寫出《山海經》、《桔梗謠》等具強烈東方色彩的電音作品[7]。
與此同時，中國電音製作人正在努力衝出國際，且獲得不俗的成績。Chace成為第一位在明日世界電子音樂節出場的中國電子音樂人[8]。DJ Carta加入荷蘭的電音廠牌斯賓尼唱片，並成為第一位登上DJ雜誌Top 100的唱片騎師（DJ）[9]。
此外，越來越多的中國音樂人與西方知名歌手合作，創造出跨國合作的音樂作品。電音製作人Zight與美國歌手Chris Willis、意大利電音組合Maximals合力創作《Work It Harder》[10]，電音唱作人CORSAK與艾利索發佈新曲《Going Dumb》等等[11]，預示著中國電子音樂正在與西方連結，逐步走向世界舞台。
現代的中國民族音樂，引入了西方的調性概念，使樂團的音高逐漸的固定，這也讓調性不必侷限於傳統的五聲調式。從較早期的劉文金、彭修文大師等等，到現代如張朝、劉長遠、王丹紅等作曲家，使音樂一步步的規範化，並形成自己的一套風格。
在台灣，樂團的曲子使用了許多爵士和聲，使聲響更加豐富，頗具現代感。並往往大量使用七和弦，使音樂聽起來更加的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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