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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壽枏(1868年—1948年12月7日),枏,同「楠」字。初名壽棫,字味雲,晚號苓泉居士,江蘇省無錫縣人,清朝及中華民國政治人物、詩人、實業家。[1]
清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868年),楊壽枏生於一個書香世家。從6歲起,楊壽枏開始讀四書五經及資治通鑑,12歲隨父親楊宗濟在溧陽學署讀書,14歲學習制義和試帖詩。17歲返回家鄉應試,獲頭名入泮。光緒十七年(1891年)應順天鄉試,中舉人。此後,他三次應會試,但未中,乃放棄參加科舉,專治史學,特別偏重於財政史。他取《九通》所列錢幣、賦稅、鹽法、漕運各方面分別纂錄,積累了豐富的分類資料。[1]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伯父楊宗濂署山西按察使,楊壽枏在楊宗濂的幕府中任文案。不久,楊宗濂升任山西布政使,時逢山西巡撫胡蘄生推動新政,同楊宗濂商議後設立了山西武備學堂、商務局、紡織廠等。楊壽枏所擬的奏摺和函牘受到胡蘄生的欣賞,遂被胡蘄生召至山西巡撫署,負責文案。[1]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楊壽枏回到家鄉葬親。他出錢捐內閣中書,但由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義和團事件發生,被迫暫不赴北京。其三伯父楊宗瀚當時正在無錫籌建業勤紗廠,楊壽枏佐理廠務。[1]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八國聯軍退出北京,楊壽枏到北京就任內閣中書。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他入大學士孫家鼐幕府,負責奏章。[1]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設立商部,楊壽枏應商部考試獲得錄取,分補保惠司主事。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調補平均司。同年七月,清政府派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赴各國考察憲政,楊壽枏被載澤派為二等參贊隨行,於同年十一月初出發,次年六月回到上海,七月回到北京復命。楊壽枏奉命率領譯員在法華寺翻譯論述東西洋各國政治制度的著作,楊壽枏任總纂,編纂六十多種專書,咨送憲政編查館,擇其精要者分別撰寫提要,進呈內廷。九月,清廷令載澤會同各部院尚書及北洋大臣、南洋大臣擬訂立憲官制,載澤負責,楊壽枏協同編纂。[1]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楊壽枏改補農工商部工務司主事,兼商律館纂修。同年十月,他隨農工商部侍郎楊士琦到南洋群島撫慰華僑,他們乘坐海圻艦、海容艦,先後經過小呂宋、暹邏、爪哇、新加坡等地,翌年春初,回到北京復命,上《考察南洋各島華僑商務摺》。楊壽枏隨即補工務司員外郎兼公司註冊局總辦、商標局會辦。楊壽枏受到農工商部堂官器重,當時清政府推行「獎勵工藝」政策時頒訂的《獎勵公司章程》、《辦理實業爵賞章程》等多為楊壽枏擬定。[1]
宣統元年(1909年),載澤任度支部尚書,設立財政清理處,楊壽枏任度支部丞參兼財政清理處總辦。任內,楊壽枏派監理官分別駐各省監督財政,並要求各省上呈財政報告以作編制全國預決算的依據,還擬出了六年內清理全國財政辦法草案以及分年辦理的程序。楊壽枏採用歐美各國辦法,並參考中國過去的辦法,開創了中國此前從未有過的全國收支預決算制度。他還親自擬定相關條例。[1]
宣統二年(1910年),楊壽枏派充崇陵監修官兼鹽政院參事,旋補度支部左參議。預備立憲期間,楊壽枏主張在改革官制方面效仿日本,設立地方議事會,成立立法機關。他代度支部所提出的說帖成為此後內閣會議制定官制的藍本。他積極支持採用君主立憲的責任內閣制,稱「歷經歐美各國考察,封建專制已不能適合世界潮流,唯君主立憲猶可系維人心。」他還同勞乃宣、吳士鑒等幾十人成立了憲政實進會,陳寶琛任會長。[1]
宣統年間,慶親王奕劻任首任內閣總理大臣,載澤為支持奕劻的「慶黨」 忌妒。楊壽枏受載澤賞識提拔,對「慶黨」十分不滿。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清朝官員紛紛辭職離開北京,楊壽枏仍留北京繼續任職,直到清室遜位才遷居天津。[1]
1912年7月,北洋政府任命周學熙為財政總長,楊壽枏經楊士琦推薦任鹽政處總辦。當時,張謇上鹽務改革條陳,認為應當廢除運商引票制度,撤銷定岸引界。袁世凱在這一問題上持保守立場,但對張謇提出的建議又覺得難以駁回,便同楊壽枏商議。楊壽枏稱張謇言之成理,不應正面駁斥,宜由財政部另擬鹽務改革計劃,主旨定為清除鹽場積弊,降鹽價,減鹽稅,並將該計劃同張謇的提議一併提交參議院。結果,財政部擬定的鹽務改革計劃獲得通過,張謇的提議遂取消。[1]
1912年9月,楊壽枏任長蘆鹽運使。任內,他將鹽稅徵實銀法改為一條鞭法,改兩為元。通過整頓鹽場產業,在稅率未變化的情況下,使稅收年增長200多萬元。由於他抵制財政部不正當提款,遭到財政部主管的厭惡。但袁世凱認為楊壽枏籌餉有功,調其任粵海關監督。數月後,改任總統府顧問兼財政委員,專門負責整理舊稅事宜。1914年8月,改任山東省財政廳廳長,任內獲得山東將軍靳雲鵬、山東巡按使蔡儒楷的尊重。楊壽枏還致電財政部,要求緩辦雜稅,稱「民間不苦稅則之重,而苦稅目之繁。請擇稅收豐富科目簡單者踏實舉辦。」於是,他在山東省專門辦理驗契、田賦、公債,使山東省稅收較此前增加了1000餘萬元,居當時中國全國第一位。[1]
1917年2月,段祺瑞內閣時期,楊壽枏任財政次長,後因財政總長李經羲因病未到任,楊壽枏代理部務。當時,各省各自為政的情況十分嚴重,稅收常不解往國庫,國庫入不敷出。楊壽枏以量入為出的原則制訂了臨時預算,並提出開源節流,核定中央政府每月支出700萬元。[1]
1917年7月1日張勳復辟,楊壽枏任度支部左侍郎,不久署理度支部尚書。楊壽枏雖然「心懷舊君」,但因病在家休養,沒有參與復辟。事後,他在筆記和雜文中稱,「張勳此舉磊磊落落,功雖未成,亦足為歷史上有名人物。」[1]
1919年,楊壽枏當選國會參議院議員,並任財政理事,負責審核中國全國預算。他還接替周學熙任全國棉業督辦,任內為改良棉種而訂購了美國棉花種籽,分發各省種植,還辦了棉業傳習所。1922年秋,江蘇省將無錫闢為商埠,楊壽枏任無錫商埠局督辦。同年冬,內閣改組,劉恩源任財政總長,楊壽枏復任財政次長兼鹽務署署長。1923年4月,總稅務司安格聯(英國籍)上整理中國內債說帖,企圖以華盛頓會議議定的值百抽五所增加的新關稅(每年約1000多萬兩)改充「金融」等六項公債的基金,但實際上該項新關稅已被批准為九六公債基金,而安格聯企圖同時控制新舊關余。楊壽枏堅決反對安格聯的提議,並同財政部部員張競仁撰文,分析安格聯提議的荒謬性,遭安格聯聯絡各報紙指控楊壽枏破壞公債。結果,安格聯的提議遭到全體內閣會議的反對而未能實行。[1]
當時北洋政府成天靠借債維持,後來債務竟累積到全國財政年收入的十分之四。楊壽枏對此十分憂慮,認為外國發行公債是為了補充財政不足,而中國發行公債則是用國庫年收入改充抵押物,實質上是將財政交給銀行,政府失去了平衡調節的權力。因對政治失去興趣,1923年後,楊壽枏離開政界,專心投入實業界。[1]
1919年,楊壽枏被推為天津華新紗廠經理。此前袁世凱執政時,擬在北方五省官商合辦紗廠,但僅建起了華新紗廠這一個廠,而且因為資金不足,很久都未能開工生產。任華新紗廠經理後,楊壽枏推行「包工制」,僅用三個多月便開始生產,紗廠年終盈利150多萬元。1920年,楊壽枏一方面派員學習,一方面訓練藝徒,逐漸淘汰了原來的包工頭。在融資方面,楊壽枏設立大同銀號,使金融和產業方面共同盈利,為華新紗廠擴大資本提供了方便。他先後成立了青島、唐山、衛輝三個紗廠,各廠資本分別獨立,但又互相合作,還成立了興華資團。[1]
1927年華新紗廠改組,楊壽枏退任專董。他經常和僚屬作詩唱和,他的駢體文尤佳。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作《秋草》詩四律以抒發憤懣,引起百餘人和詩,輯錄為《秋草唱和集》。時人乃稱其「楊秋草」。[1]
1935年後,楊壽枏閒居天津,和老朋友們結社作詩。1937年7月七七事變後,他拒絕了舊日北洋政府同僚們提出的出任親日政府職務的邀請。晚年,他專心輯錄自己所寫的古文、詩詞、筆記、書札等作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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