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沈川（1900年4月2日—1991年7月25日），原名張燕銘，曾用名張沈傳，化名「沈哲」，湖南省慈利縣陽和鄉楊家坪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共無線電通信事業的創始人之一。中共第一位無線電報務員。[1]
生平
幼年讀私塾，後與袁任遠、張一鳴[註 1]、佘愛生（即余惠[註 2]）等就讀家鄉的陽和漁浦書院（漁浦高等小學）。[2]1918年被土匪綁架，三天後用錢才得以贖回。1922年到長沙考入湖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長沙發生六一慘案時，積極參加反日愛國運動。1923年到北京補習準備報考大學，住在西直門內蕭忠貞開設的「石門會館」，結識了湖南同鄉羅榮桓。1924年與同在北京的石門人伍家宥[註 3]、蕭忠貞、蘇清卓[註 4]等人共同發起組織「甲子社」(時為甲子年)。[3]1924年6月，與同鄉羅榮桓、彭明晶[註 5]考取了私立青島大學預科。1924年8月到青島大學讀書。張沈川回憶，時任膠澳商埠督辦兼校長的高恩洪之所以創辦並堅持將青島大學為私立性質，是為了使學生不捲入「政治漩渦」。[4]在青島大學發起組織了「三民實業社」，生產紗布、藥棉、墨水、肥皂、蠟燭等用品，以此來抵制日貨。1925年5月青島日商紗廠工人罷工遭血腥鎮壓後（史稱青島慘案），私立青島大學帶頭成立了聲援日商紗廠罷工運動的青島大學學生自治會、青島學生聯合會，任學聯主席，在王倫（即李慰農）領導下，與同學羅榮桓、胡信之、彭明晶等組織「青滬慘案後援會」，支援日本紗廠工人運動，被張宗昌的山東地方當局通緝，潛逃到山東的高密、即墨一帶農村躲避了一段時間。1926年6月從青島大學預科結業後，南下廣州考入中山大學文學院。參與創辦社會科學研究社，得到魯迅的讚揚與支持。課餘時間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為毛澤東等校對講稿。1926年10月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軍人部宣傳幹事，隨國民政府從廣州到武漢，途中（1926年10月在南昌）經朱雅林（即朱佩我[註 6][5]）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初被派到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副主任郭沫若），任總政治部先遣隊（隊長劉百川）文書股長。1927年7月下旬隨北伐軍總政治部先遣隊從九江前往南昌參加八一起義，追到吉安未追上南下的起義部隊，被清黨追殺，遂回家鄉慈利。[6]
1928年2月參加中共黨員余惠控制的中國國民黨慈利縣改組委員會任宣傳委員。又到澧縣任第十四軍新編教導第五師（師長唐振鐸）任宣傳科長（羅瑞卿任師政治部上尉宣傳員，余惠任秘書，任伯芳任參謀），1928年6月該教導師縮編為教導團，清洗革命分子，地下黨員全部離開。1928年7月到上海找到黨組織，任上海法租界地方黨支部書記，住在法租界拉都路一個理髮店的樓上。支部下屬黨員錢壯飛（行政院全國建設委員會下屬的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負責營銷工作）匯報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是官辦的收發國際電報的營業機構，還是中統創辦人徐恩曾正在籌辦的特務機關。這一情況層報給上級後，周恩來、陳賡、顧順章把錢壯飛調入中央特科，按照周恩來的「拿過來，打進去」的指示，與李克農、胡底組成3人特別支部，由陳賡單線聯繫。1928年下半年，改任中共上海法南區委（書記李富春）街道支部書記，支援上海法商電車公司3000多名工人大罷工。1928年11月28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主任周恩來在上海公共租界三馬路惠中旅館與張沈川談話，先是詳細詢問了其個人情況「過去在什麼地方念書？參加過哪些政治活動？什麼時候入的黨？由誰介紹的？」，然後通知「組織上決定讓你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從明天起，你就歸黎明（即顧順章）同志領導」，組織關係調入中共中央特科交通科，黎明派中央特科交通科科長李強聯繫領導張沈川，每月的生活供給也由李強代交。1928年11月底，化名「張燕銘」考入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無線電台開辦的上海無線電學校第一期。聘兩名交通大學教授講無線電基礎知識外，其他一律用第六軍電台報務員教技術課。李強為其買了自學的應用工具電鍵、蜂鳴器、乾電池等，還花了12塊銀元買了個礦石收音機和一副耳機，由李強裝了天線與地線。台長兼校長劉鶴年是在青島反帝鬥爭組織「青島慘案後援會」中的舊識，劉時任青島測候所（即氣象站）當報務員。因此1929年5月結業後得以進入第六軍司令部電台室實習，從同住的楊姓機務技工學會了簡單的機務保養工作，並趁單獨值夜班複寫了軍用密碼表交給黨組織，成為周恩來編制「豪密」的最直接參考資料。1929年7月以「六軍電台見習生漸多，練習機會少了，他需四處走走，尋個差事做做」為託詞離開第六軍電台，在上海公共租界赫德路(今常德路)租一間房子和留法的賀果(賀培真)同住，特科的李強在特科黨員蔡叔厚的專營霓虹燈生意的「紹敦電機公司」（福煦路403號，現延安中路569號)掩護下，到從蘇氏兄弟開辦的亞美無線電公司偷學技術、借到大華無線電公司的樣機進行拆卸並畫出結構圖，順利購買到美國RCA各種無線電配件器材，在「紹敦電機公司」樓上，李強參照《無線電雜誌》上的線路圖樣安裝出一台50瓦的發報機和一部3燈收報機。這是中共第一部無線電台。周恩來指示儘快開通與香港黨組織的無線電通信。中央特科1929年秋在滬西極司菲爾路(現萬航渡路)福康里9號（今延安西路420弄9號）租下一幢石庫門房子，與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三一八慘案」被開除的六名學生中的蒲秋潮假扮夫妻「住機關」。1929年12月，李強和黃尚英到香港九龍彌敦道靠海邊的一小樓里建立了中共第二個秘密無線電台。鄧小平和機要員龔飲冰從上海經香港前往廣西領導百色起義時，龔飲冰向李強要了該電台的呼號和密碼本。1930年1月初實現了上海黨中央張沈川台與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局電台的通聯，這是中共首次遠距離無線電通信。[7]1930年3月，中央特科辦了第一期無線電訓練班，由李強負責，張沈川與李強分別化名「張振聲」和「沈哲」執教，採取分散居住、單線聯繫、登門教學的辦法，有黃尚英（1930年因肺癆在杭州病逝）、王子綱、伍雲甫、曾三、曾華倫、王有才、喻傑生、劉光慧(女)、趙蔭祥(女)、蒲秋潮(女，1936年在滿洲病逝)等近十名學員。[8]1930年5月，因3個月前隔壁開了妓院往來人員複雜，為安全起見，中央特科將福康里9號的電台轉移到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赫德路福德坊1弄32號，繼續與中共南方局香港台通報。1930年八九月間，得了傷寒病加肺結核，長時間高燒不退，40多天臥床不起；周恩來指示聶榮臻、陳賡看望張沈川，中央特科採取了許多辦法進行救治，終於治癒。1930年9月第二期無線電訓練班由顧順章領導，在上海巨籟達路(今巨鹿路391弄12號)四成里一座三層石庫門設立「福利電器公司」為掩護，採取集中訓練方式辦班，實際負責人李強兼管機務，張沈川管報務，吳克堅為中央與特科之間的交通聯絡管組織和經費，從蘇聯學習無線電回國的塗作潮、方仲如（方廷楨）、毛齊華、沈侃夫（陳保禮）、李元傑、程祖怡等6人參加集訓班的教學和領導。16名學員由各省、市委選送，計廣東8人、江蘇5人、湖南2人、福建1人。雖然招牌上寫着「工廠」，但進進出出的教員和學員有的穿長袍，有的穿西裝，有的穿工人裝，還有的穿學生裝，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一起，又沒有明顯的業務和產品，很容易引起懷疑。[9]1930年12月17日，法租界巡捕突襲「福利電器公司」，所有在場人員（教員張沈川、沈侃夫、方仲如、李元傑等4人，與任機等16名學員）被捕入獄，學員謝小康趁敵不備，悄悄將窗簾拉開，對外發出警報。到毛齊華家吃午飯的宋濂、李強因而倖免，穿了一身工裝外出買油漆的塗作潮回來時在門口被巡捕盤問也僥倖得脫。宋濂經此一事後，開了小差，從此脫離隊伍。當晚20人被引渡至上海市公安局偵察科，兩度被上「老鷹架」酷刑，以致肩膀和腰部受重傷。1930年底轉入南京小營子第一陸軍監獄，反覆被上電刑，以致昏死過多次。1931年2月轉押南京江東門中央軍人監獄。數月審訊，20人都不承認是共產黨，未泄漏黨的秘密、未暴露真實身份。1931年上海黨中央曾委託一位代號「妹夫」的人三次前往南京監獄看望張，黨中央曾組織過多批次營救，但最終沒能成功。1931年4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軍政部陸軍署軍法司會審，依據《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判處其中17人有期徒刑九年七個月，另外三人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不發判決書、不准上訴。其中沈侃夫、麥建平、張慶福、謝小康4人，因受刑過重或惡性痢疾不治死於獄中。
1936年8月張沈川等經友人蕭忠貞多方打點，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的身份將其提前保釋，帶任機回湖南家鄉養肺癆病。方仲如經友人關中哲保釋出獄回家鄉陝西[註 7]，張沈川通過方仲如與陝北取得了聯繫。11月在長沙經岳雲中學教師王厚基[註 8]介紹，經在長沙中共代表徐特立同意，到常德的湖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王育瑛為其漁浦高小同學）掛名為建設科長（一說特派員、視察員），安身養病數月，身體基本恢復，給已到延安的方仲如去信，要方向周恩來請示。方仲如從延安回信，傳達了周恩來要張沈川「就在地方工作，不必去延安」，並允派人來幫助工作的指示。方仲如又告張：黨組織同意他「在沒有革命種子的地方散播革命種子」的工作想法。後專署遷慈利又回遷常德，受黨組織安排，張沈川辭去專署掛名職務，和任機留在慈利縣立初級中學（校長於知雄，今慈利一中）任英文教員，以二十四班、二十五班學生為骨幹提議組織「慈利抗敵流動劇團」，開展抗日救亡群眾宣傳募捐工作[10]；以「慈利學生自治會」名義創辦抗日刊物《慈中旬刊》，共發行7期，發行範圍為九澧各縣中學和縣內各小學。[11]1938年初代理慈利教育局局長，認為澧水流域教育資源匱乏，澧水及沅水下游一帶初中畢業生就近無學可上，積極倡議「在澧水流域興辦職中、高中」，1941年在重慶開源銀行積極支持創辦了「九澧中學」（今石門縣第一中學）。多次秘密前往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向中共駐湘代表徐特立匯報慈利的情況，並提出去延安的請求。徐特立向張沈川介紹了黨在湖南的工作任務是「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推動各界愛國人士參加抗日鬥爭；動員群眾募集物資支援抗日鬥爭；同時為秘密恢復和發展黨的組織創造條件」。徐特立對慈利的情況作了分析後指示：「根據你的情況，廣大青年群眾還是支持你的，教育廳的態度也比較明朗，還是繼續回去搞，實在搞不下去了再說。我現在指定我們辦事處的王凌波(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主任)同你聯繫，你還是回去工作。」[12]1938年5月張沈川介紹了慈利中學(初中)二十四班學生於棠章[註 9]、於蔚章、楊復俊（楊帆）3人，在慈中教師任機[註 10]帶領下，帶着張沈川給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介紹信和慈利縣教育局開的護照，輾轉經武漢《新華日報》社長潘梓年、八路軍駐陝辦事處處長伍雲甫轉接介紹信，赴延安入讀抗日軍政大學。[13]1938年6月蕭忠貞就任永順行政督察專員，張沈川把蕭忠貞引薦給王育瑛，王育瑛借給蕭忠貞1000大洋，300支槍，蕭忠貞得以在湘西立腳、查辦匪患，修公路，安裝電話，設立銀行，興辦永順鄉村師範學校 （後為省立第八師範），整頓永郡聯立中學。武漢淪陷後，王凌波給張沈川來信指示工作，並告之他已從桂林、重慶去延安，要張同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聯絡。1938年10月慈利縣長向大偉調任第198師團長，繼任縣長魏雲十分仇視張沈川的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11月，張沈川辭去教育局代局長職務，應邀到石門縣的第198師（師長王育瑛）擔任秘書。張趁協助王整訓部隊、恢復政治部建制的機會，將慈利、石門等地一批進步青年吸收到該師，作為統戰工作骨幹力量，建議王師長組織「話劇團」、成立「無線電訓練班」加強抗日宣傳，提高部隊抗戰能力。王採納了張之建議。張沈川隨第198師到大庸剿匪後，慈利、大庸士紳聯合大庸縣黨部書記長李佐麟、第198師政治部主任楊恆業，指控張沈川通共；但大庸縣長程為筠看在專員蕭忠貞、第198師師長王育瑛的面子上力挺張沈川。[10]1939年9月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密令王育瑛緝拿張，王育瑛通知張沈川，張遂逃匿常德。[14]不久隨赴中央訓練團受訓的王育瑛去重慶，順利到達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經湖南特科周怡、張玉琴證明，恢復黨的組織關係[10]，從此在周恩來、董必武直接領導下，以國軍軍官、重慶開源銀行（董事長陳公孟，總經理吳夢茵）經理等身份開展工作。1946年8月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在解放區特別設立的煙臺辦事處副主任，主任王師良常駐上海，張沈川大力援助山東解放區，萊蕪戰役期間從該處56台美制十輪大卡車借出48台，由膠東軍區配上卡車司機執行緊急支前運輸任務。1948年8月在上海遭追捕，轉移至香港乘船到解放區。
1949年5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輕工業接管處研究組組長。因嚴重肺病，左肺壓縮，不能呼吸，先後三次行胸廓改形術，割去左胸八根肋骨，臥床一年。[15]1952年調任最高人民檢察署任檢察員。1954年11月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命最高人民檢察院首批31名檢察員，張沈川為其中最長者。[16]歷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廳長、第五檢察廳廳長、黨委委員。1960年10月屆齡退二線，任湖南省政協常委、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湖南歷史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黨總支書記，所長謝華由湖南省委統戰部長調任兼任湖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7]1966年3月12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佈任免人員決定，其中免去張沈川等15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員職務。「文革」中下放五七幹校7年半。恢復工作後，將補發的數萬元工資全部交了黨費。1980年6月，調回北京，住木樨地部長樓。1981年正省級待遇離休後，被聘為國家安全部特約諮詢委員。陳雲召見了當年中共特科的同志，要他們為黨的歷史留下珍貴的史料。張沈川自費四處發函、親自登門走訪，搜集整理幾十萬字的回憶錄《1929～1949我黨地下無線電通訊發展概況》。
紀念
張沈川故居：位於慈利縣陽和鄉楊家坪村。[18]「張沈川同志紀念館」在建。
家人
- 子張有典，1923年生
- 女張克利
- 女張僧寶：1938年生,大校軍銜
- 丈夫金傳璽：1935年生,大校軍銜
備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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