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文化啟蒙運動（波斯語：روشنگری ایرانی）指的是19世紀中至20世紀初，伊朗傳統社會中，在第一代伊朗知識分子的主導下，湧現的大量新思潮，因此也稱伊朗第一代知識分子運動（波斯語：نسل اول جنبش های روشنفکری در ایران）。在卡扎爾王朝治下，伊朗文化間交流繁榮的環境，為國內受教育階層中形成新思想提供基礎，伊朗在俄羅斯-波斯戰爭的最終失敗激化了這一過程。這場失敗也讓卡扎爾統治階層決心改變伊朗的落後面貌，促成了德黑蘭工學館的建立，這座伊朗的第一所現代化大學，首次將歐洲的啟蒙思想帶到伊朗，此亦是文化啟蒙運動的先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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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時期中，伊朗知識分子秘密結成社團，其中較著名的有米爾扎·馬爾庫姆汗以共濟會的會所為藍本[2]的遺忘之屋會；受聖西門的自由人文主義與孔德的激進實證主義啟發，並在波斯立憲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性會；以及婦女參政論者反帝國主義社團穆達拉特·維但會等。這些社團通過散發傳單和報紙來傳播新思想，強調改革土地所有制與行政管理體系；削弱神職人員的社會地位並將統治者的權力置於法律框架之下[3]。
世俗派思想家則將對抗本國的宗教傳統作為己任。他們認為，監護下的什葉宗教，在宗教人士的嚴格管制與偏見下，造成了伊朗科學與思想上的倒退[4]。
知識分子通過詩歌、小說、通俗故事與寓言，這些易於大眾接受的形式作品的創作，來表達並傳播自己的思想，助啟蒙思想得以在伊朗全國範圍內擴散，而這些活躍的第一代伊朗知識分子也跨越國境，影響了周邊鄰國如阿富汗的賈邁勒丁·阿富汗尼，以至阿拉伯世界國家，如埃及[5]。
背景
1826-1828年與俄羅斯帝國戰爭的失敗與土庫曼恰伊條約的簽訂標誌兩國數年的衝突告一段落，也使伊朗軍事、科學技術與經濟上的落後昭然於世。在此背景下，包括學生、文人與掌握法語的王公貴族在內的一眾留學生於1843年開展了赴法的學習考察，其中不乏未來的思想大家如米爾扎·馬爾庫姆汗與塔里伯夫·塔比利茲[6]。
引領這趟思潮的重要人物，以生於高加索汗國中舍基汗國的舍基、祖籍大不里士但長居於俄羅斯統治下的格魯吉亞的阿塞拜疆族伊朗人米爾扎·法塔利·阿洪多夫首當其衝，他以波斯語寫就的著作在有極大的影響力，而其中《穆卡塔巴特》強烈抨擊了卡扎爾時代的伊朗傳統，被視為他最有力的反抗宣言[7]。
卡扎爾王朝的經濟受薩非王朝崩潰後的動亂影響，由於兩朝之交持續的叛亂，伊朗國內經濟一直處於混亂狀態。這個卡扎爾王朝接手的國家，經濟長期以地稅與農業為支柱。卡扎爾統治者尋求穩定經濟，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擴張國內產業，將重心導向製造業、毛毯編織、國內貿易與有限的國際貿易以及畜牧業。在沙阿法特赫·阿里統治時期，伊朗國內行省分封頻繁，同時俄波戰爭的失敗導致北方高加索汗國的喪失，沙阿集權的弱化造成王公貴族割據一方的局面[8][9]，導致經濟模式轉向封建經濟[10]。
在這種封建經濟下，殖民實體如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影響力不斷擴大[11]，最終造成納賽爾丁沙阿在位期間，經濟崩壞，民生凋敝[12]。當時各地的長官每年能通過貪污收取100土曼，而一名普通工人作為比較每月只能得到1土曼的工資外加一條麵包。領主或地主用他們的權勢侵佔了大量農田。親王馬蘇德·米爾扎·策爾·索爾坦，竟通過下毒、僱傭刺客刺殺工商業者等方式攫取了他們的資產，從而佔有侵吞了整個伊斯法罕及周邊地區[10]。
在這種慘狀下難以維持生計的伊朗人，更無從談起科學與進步。因此在卡扎爾王朝，尤其是自納賽爾丁統治時期開始，伊朗的本土科技發展就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停滯與倒退，改變勢在必行[13]。
由於在當時的伊朗，要創立一個由知識分子主導的組織乃至社會未有先例可循，早期的知識分子就將目光投向了當時的法國。對於他們而言，法國在伊朗於伊朗的發展沒有直接的干涉，而且是英國殖民者的主要競爭對手，因此法國就成為了求學、移居與借鑑的首選[14]。從那時起直到禮薩·巴列維時代，掌握法語就成為伊朗人受教育程度高的標誌，並且法語在事實上取代了阿拉伯語的特別語言教育地位，而那個時期幾乎所有西方文學作品的波斯語譯作，都是由法語翻譯而來[15]。
於是，伊朗知識分子們模仿法國文人的風尚，引進了開辦沙龍等習慣。這些逐漸發展成了秘密社團。最初這些社團是在對西方科學有興趣的一小群貴族家中舉辦的沙龍聚會，隨後，越來越多的人士帶着他們對政治的不同見解被吸引進來。1859年，伏爾泰的著作被首次譯為波斯語，譯者是32歲的賈拉爾丁·米爾扎·卡扎爾，一位自由派貴族[16]。
賈拉爾丁在1843年前往法國學習，期間他接觸了西方哲學，並立志要把伏爾泰的著作譯為母語波斯語。在完成翻譯後，他也向納賽爾丁沙阿進獻過一份翻譯的手稿[17]，而他的譯著很快在知識分子間傳播開來。翻譯西方哲學著作也是伊朗文化啟蒙運動勃興的導因之一，伏爾泰的思想則在其中影響最為廣泛[16]。
克爾曼、戈爾甘、亞茲德與大不里士是伊朗文化啟蒙運動時期的重要中心[18]。因為諸多原因，這幾座城市未受當時全國社會經濟倒退的嚴重波及。克爾曼是前代桑德王朝末任沙阿盧圖夫·阿里汗最後負隅頑抗之地，而阿里汗在當地得到的支持，也因此觸怒卡扎爾開國君主阿迦·穆罕默德汗，使克爾曼遭到他帶領軍隊的嚴重掠劫與毀壞，這種仇視態度一直延續到他在位期間，直至去世。穆罕默德汗的繼任者們嘗試重建克爾曼，並通過委任長官治理、新建工程等平息當地歷史遺留的民怨。在易卜拉欣汗·扎伊爾·奧-道萊及其前任穆罕默德·伊斯邁爾汗·努里等人的治理下，當地得到長足發展[19]，成為了一座有着濃厚科學氛圍的城市，誕生了旗手式的啟蒙人物如米爾扎·阿卡汗·克爾馬尼[20]。
戈爾甘在此時期處於薩達爾·拉菲·揚薩里及其家族的治下。拉菲試圖使戈爾甘成為一座現代化城市，這主要受它的家庭影響，他來自一個科學與藝術世家，且本人遊歷過聖彼得堡這樣的歐洲大城市[21]。他邀請歐洲的東方學家來到戈爾甘及周遭進行考古調察。1900年前後，當地首次開展了大規模的挖掘活動，在戈爾甘近郊的一座假山下發現了大量古代文物，專家相信這些文物的時期屬於公元前3000年前後，與特佩-希薩爾遺址的發現有相似之處。在這次發現後，戈爾甘吸引了大量東方學家前來，並且西方的科學文化也隨他們的到來而在當地傳播[22]。拉菲則抱着對本國古代歷史的興趣，希望將本國古老歷史的價值重新引介到世界[23]。
亞茲德是波斯祆教的中心，在當時擁有一座造幣廠與一座圖書館。在祆教實業資本家凱霍斯羅、賈姆西迪與印度巴斯族的塔塔等人的投資下，該城發展迅速，甚至一度超越首都德黑蘭[24]。
大不里士作為與鄂圖曼和俄羅斯兩大帝國的貿易樞紐而繁榮，在19世紀初是伊朗全國人口第二多的城市，根據東方學家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維奇·巴托爾德的說法，共有24萬人之多[25]。立憲革命前夕，全國15%的出口與25%的進口都要經由大不里士，而大不里士商人則在俄羅斯、鄂圖曼的往來間萌生了對現代化的訴求，而其中擁有較高的文化水平的一些人，則成為了參與問政與以現代法律體系為基礎的政治體系建構的知識分子中的一員。大不里士因此形成了本地的立憲派與反君主制陣營，主要成員多是教師、神職人員與商人出身。大不里士與德黑蘭間擁有兩條電報幹線，一條是伊朗國營電報，另一條則是西門子（Telegraphen-Bauanstalt von Siemens & Halske）鋪設的印歐電報線路中的伊朗境內段。因此大不里士人常常可以第一時間知曉首都與國外的新聞與發展狀況。立憲革命爆發前，出現了大量阿塞拜疆族在內的伊朗人出走北部高加索的情況，這主要是受俄國1905年革命的影響所致。這都證明了地區內社會民主主義的廣泛傳播，最終形成支持立憲的核心組織如社會民主黨和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協會等[26]。
卡比爾改革
阿米爾·卡比爾在1848年受納賽爾丁沙阿任用為首任首相，他實施了一場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這項計劃包括建立德黑蘭工學館、以個人名義開辦報紙《V-E報》（Vaqayeʿ-ye Ettefaqiyeh）、宗教改革[27]、廢止酷刑以及廣泛的社會改革[28]。在他失勢下台的兩天後，德黑蘭工學館落成，這座以現代化為目標的大學聘請了多位歐洲教授前來講學，其中包括來自奧地利的醫學家雅各布·愛德華·波拉克、法國軍人出身的音樂家阿爾弗雷德·讓-巴斯蒂·雷馬爾等人，他們的到來使這座大學成為了伊朗傳播西方科技與文化的重要基地[29]。時任波斯駐英國大使的馬爾庫姆汗，也從不列顛島回國，到工學館講學[30]。
卡比爾同時也為波斯語成為現代化的傳播語言媒介做出了重要貢獻[31]。他開辦的《V-E報》成為第一份刊載國際新聞的伊朗報紙，該報同時下設「事件與活動」版、「兒童與青少年」版、「翻譯與外文文萃」版等幾個版塊。他倒台後，報紙的所有權轉交他人，但直到停刊，該報都未曾受到任何當局的審查[32]。
卡比爾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對政府中廣泛存在的貪腐進行打擊整肅，他下令貴族和官員不得從公職機構收受高額的金錢、禮品或享有違常理的特權，並將沙阿的月供削減至每月兩千土曼。他作為首相終止了前任哈吉·米爾扎·阿加西任上的腐敗之風，重新編制了稅法，使其適應當時的財政收入狀況，並剝奪了不納稅者們的權利[33]。
卡比爾任上也與烏理瑪們產生了諸多矛盾，他們批評開辦工學館有違傳統，相反應該嚴格遵循教法，在古蘭經學校（Maktab Khaneh）中開展教育。作為廚師之子，卡比爾沒有接受過教士監督下的傳統教育，然而他依然對社會上教士的迂腐刻板、死守經文與濫權厭惡至極[34]。當他着手限制教士權力時，一位教士公開頂撞了他的法規，並躲進聖所阿卜杜勒·阿齊姆沙阿聖陵尋求庇護，而他照樣闖入其中，將其逮捕軟禁[35]。
卡比爾因其廣泛得罪既得利益者的改革而在納賽爾丁沙阿的宮廷中遭到排擠，反對他的人不乏沙阿的母親、太后瑪利克·賈漢·卡儂這樣的來自卡扎爾家族的實權者，以及出身自政治世家卡傑·努里家族、最終在卡比爾倒台後接棒的阿卡汗·努里等人。強大的反改革勢力導致卡比爾在上台三年後遭到解職與流放，而同時反對改革的人中又有人進讒言指卡比爾密謀篡位[36]，而卡比爾對沙阿一貫的態度也令沙阿心生疑竇[37]。1852年1月10日，卡比爾於流放地卡尚菲恩花園的浴池中被刺殺[31]。
前立憲時代的知識分子
這段時期的知識分子的文化背景中，常常可以看到同時代最具影響力的三位作家、思想家的身影。他們分別是阿洪多夫、塔里伯夫與尤素福汗。他們寫作的關於民族主義、世俗主義與立憲主義的著作影響巨大[38]。
阿洪多夫是第一位系統地闡釋伊朗民族主義的理論家[39]。他提出了伊朗人僅作為「伊朗」國家的一部分忠於「伊朗」，而非作為伊朗-伊斯蘭文化的一部分忠於此概念下之「伊朗」的設想[40]。他在專著《穆卡塔巴特》中，闡述了他富有爭議的自由主義理論，他認為：每個誕生於世的人應該享有完全的自由，而「完全」的自由則由兩種自由構成，分別是精神自由，以及人身自由；在現實中，宗教神學將人的精神自由剝奪，在專制政權下，統治者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將人的人身自由剝奪。他指出，西方書籍中蘊含並表露露着這一總的思想，同時，他也認為亞洲的人民已被剝奪了完全之自由，完全被剝奪了享有平等與天賦人權之賜，且無法認識到這種剝奪[41]。
塔里伯夫在55歲，於阿洪多夫之後開始寫作關於社會、宗教與民族主義的批評。他的前半生有大量時間在法國度過，這個被許多伊朗人作為政治、社會與經濟生活榜樣的國家，給予了他在西方文明觀上的啟發[42]。他著作的主題也因此多聚焦於如何在吸收西方先進文明成果的同時，能夠將殖民主義的影響拒之門外。他的作品《艾哈邁德之書》受讓-雅克·盧梭的《愛彌兒》啟發，在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兩個改良社會的目標：第一，要將社會引向科學與新知；第二，要將對於社會的批判，尤其是對於下一代的批判性眼光制度化。與傳統的教育制度相反，塔里伯夫在書中認為應鼓勵讓孩童在教育中學會提問與對話、交流，而不是在課堂甚至社會上禁止異議與批評，並應將平等對話作為對待孩童的唯一正常方式[43]。塔里伯夫亦對民族主義這一概念展露出極大的興趣，他以伊朗人的身份有先見地在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建構中發現了確立「自由」的土壤，並預見了民族主義不應建立在種族主義的狹隘基礎上，而應以「了解每一個人的歷史與過去」為前提。他也認為，每一位住在伊朗土地上的人，都是伊朗古老文化的傳承者[44]。
尤素福汗在第一代與第二代伊朗知識分子間，被視為伊朗「受壓迫的自由主義者」之代表[45]。他是生活於納賽爾丁時代的自由主義先驅，《一個詞》的作者。這本書寫於1868年的巴黎，是首部以伊朗近代早期社會為背景的紀實文學作品。他也在該書中摘錄了《法國憲法》和《人權宣言》的部分內容，並嘗試在書中向教士們論證這些文件與《古蘭經》的經文，在內容與精神上並不相違背。據尤素福本人說，寫作這部書的主旨之一，是意在表明不論地位高低如國王或乞丐，其為人一律平等。由此可見這部作品中的世俗主義[46][47]。
尤素福汗的思想不為納賽爾丁沙阿所樂見，這也導致尤素福汗遭受了同時代伊朗其他自由主義者同樣的命運。1891年，他在家中被逮捕，遭沙阿單獨囚禁在加茲溫的監獄中，與外界甚至其它囚犯完全隔離。飽經折磨後，他於1895年於獄中去世[48]。
國內教育體系的發展
新式學堂的建設與新教育理念的傳播，是當時最為重要的文化發展成果，儘管面對着來自國內保守勢力的反對，這種進步最終還是融入了伊朗社會[49]。
哈桑·羅許底埃是伊朗現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50][51]，他將現代教育理論在新式學堂的教學中投入應用，他創新了字母表的讀法、寫作兒童文學作品，並介紹新知。在開明貴族法羅克汗等人的支持下，羅許底埃推進新式教育的普及，使國內教育體系能夠跟上與適應時代的變化[52]。
羅許底埃在大不里士開辦了八所學校，其中前七所都被教士毀壞。但在法羅克汗支持下建起的第八所學校卻最終得以留存。羅許底埃對伊朗教育的貢獻還在於，在他之前只有貴族與官員家庭出身者能得到學堂的准入，一般民眾則無法在學堂接受教育，只能接受古蘭經學校中嚴格古板的宗教教育，而他創辦的學校，使一般民眾也有機會接受更加注重人的發展的世俗教育[53] 。
立憲與文化啟蒙的拓展
立憲運動興起於穆扎法爾丁沙阿在位期間，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參與其中，包括商人、教士、農民、官員等。波斯立憲革命後，穆扎法爾丁沙阿簽署1906年憲法，相對的言論與表達的自由便隨條文的成立確立了下來。這段時期，國家舉行議會選舉，選舉產生的第一屆馬吉里斯（議會）開始行使職能，報紙與新聞出版受到更少的審查，而也鮮有人會再像數年前一樣因言獲罪乃至受刑。立憲運動動搖了傳統的伊朗國家體系，使對現代化的訴求由理論化為政治實踐[54]。
馬吉里斯的首次召開，不僅對伊朗的政治進程有着重大意義，這也是中東首次出現了一個將權力的執行下放至由不同社會階層人士代表組成的民意機關，並實現首部世俗憲法制定的國家[55]。
立法機構的設立與憲法的應用標誌着反對王權的立憲運動初步勝利，但隨之而來的是新一輪圍繞保守傳統與現代性之辨的爭論[56]。
議會成立後，各式新知與思想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知識分子間傳播，這在納賽爾丁時代絕無可能。時代背景下的議會充斥着民族主義及現代主義色彩。同期爆發的1905年俄國革命，也使北方的南高加索地區成為了政治思想傳入的前哨。1904年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巴庫的支部成立奮進黨（Hümmət），吸納當地的穆斯林工人[57]，同一時期，社會民主黨亦成立於巴庫。1909年，以社會民主黨組織為基礎的波斯民主黨成立，這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主導的政黨斷絕了與巴庫的聯繫，從名稱中淡化了革命色彩，成為官方認證的政黨組織。同年第二屆馬吉里斯召開並進行選舉，民主黨與以保守立憲派和較開明教士為成員主體的溫和社會主義黨，並列為議會的兩大政黨[58][59][60][61]。
1904-1905年成立的社會民主黨是伊朗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政黨組織，成員為數不多，亞美尼亞裔如對阿里·阿斯加爾汗的成功謀殺[62]。在穆罕默德·阿里沙阿攻擊憲法、解散議會期間，社會民主黨人在北部的吉蘭和阿塞拜疆號召農民和手工業者反抗專制君主，並在大不里士組織了，最終演化為持續近1年的1908年大不里士圍城事件的抗議活動[63]。此外，社民黨也是首個提出自身在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路線圖與日程表，並詳細解釋自身在行為準則指導下的組織形式的政黨。與競爭對手政黨溫和社會主義黨不同，社民黨人認為應效仿西方政府的風格對伊朗進行大刀闊斧的徹底改革[64][65]。
塔齊扎德常以他激情的演講與政治見解，被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喬治·雅克·丹東相類比[66]。他作為少有的參政文人，在立憲革命時期於政治鬥爭之外，還參與了關於新政治思想與建立西式政府架構之必要性的討論[67]。對他在卡扎爾時期的政治觀點與實踐的評價不一，他讚頌西方在各個領域取得的科學進步，同時也認為應選擇無條件的倒向西方文明之路作為克服伊朗落後的解藥[68]。
伊朗婦女長久以來的許多基本權利都因各種因素的影響而被剝奪。但在立憲革命時期，成立了許多地下與公開的婦女組織，這些組織的目標多是為婦女在社會上爭取更多自由與平等權。同時，許多立憲派知識分子，比如米爾扎底·埃什基、穆罕默德-塔吉·巴哈爾與伊拉吉·米爾扎等人，也加入了聲援婦女爭取權利的行列，尤其是對婦女獲取教育的支持和反對婦女佩戴頭巾[69]。
當時，婦女被禁止閱讀與書寫，而女性從事學習與研究更被認為是一種罪。瑪莉亞姆·阿米德於1910年創辦了伊朗第一份婦女雜誌《綻放》，這份出版物的宗旨，是讓婦女群體獲取文學、科學、家務、幼教保育等領域的小知識，並寄望能以此給予此前不斷被荒廢的婦女們鼓舞[70]。後來，雜誌逐漸轉向對壓迫女性的傳統與社會現狀的尖銳批評，指出當時伊朗存在的童婚問題、甚至是外國勢力對國內的過度干預與呼籲爭取民族獨立自決等等[71]。在第三屆議會選舉，作為雜誌總編輯的瑪莉亞姆首次引入了女性候選人[71]。她還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和一個婦女權益組織，並致力於消除迷信陋俗和抵制洋貨輸入等活動[72][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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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憲運動造成的另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出身社會中下層知識分子的湧現。當中不乏亞茲德的法羅齊·亞茲迪、加茲溫的阿雷夫·加茲維尼，以及米爾扎底·埃什基等詩人，他們通過詩歌創作，猛烈地批判了當時廣泛存在的對人民的壓迫與英俄在伊朗的殖民主義。而在上層階級中，也出現了以伊拉吉·米爾扎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通過在報紙上撰寫作品，來抒發自己對社會問題的見解[75]。立憲運動時期的文化環境下，詩人被激勵去在詩歌創作中，探索新的修辭、詩體、用詞、題材與內容，時下的政治話題則成為了詩歌創作的焦點；而傳統詩歌中隱晦委婉的表達與複雜的意象運用，也為不加修飾而直接的話語所取代，即使在含蓄如抒情詩中亦是如此，往往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社會議題，與其背後的那些舊秩序的擁護者[76]。
他們憤怒於富人與貴族通過貪污、壓榨與剝削，中飽私囊、擴大權力。1908年，19歲的法羅齊·亞茲迪在波斯歷新年的慶祝活動上，當眾背誦了一首要求終結穆罕默德·阿里沙阿不公統治的詩作。在場的官員大受震驚，使亞茲德王公加什加伊（Zeygham al-Dawla Qashqa'i）顏面盡失。法羅齊被施以將嘴用針線縫合的刑罰，並被投入監牢，據說是加什加伊親自下令。他在此後繼續從事直言不諱的批評寫作，反對英波協定、自辦報紙，並撰寫社論攻擊禮薩汗的統治政策。他在1939年遭巴列維當局逮捕，同年死於德黑蘭卡斯爾監獄。官方文件將他的死因列為瘧疾與腎炎，但廣泛認為他是受獄醫艾哈邁德·阿馬迪向靜脈注射空氣折磨致死[77]。
阿雷夫·加茲維尼「為人民而創作」[78]，他是立憲革命的堅定支持者，精於譜寫塔斯尼夫的詩人與音樂家。年輕時，他因不願隨父親意願成為經文訟師而與家庭產生矛盾。1898年，他離開家鄉加茲溫前往德黑蘭，憑他的嗓音，獲穆扎法爾丁沙阿錄用為宮廷僕人，但他發現自己無法忍受這份工作的摧眉折腰，最終獲准辭職離開。然而這使他失去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婚姻上的挫折更令他一度酗酒、揮霍，自暴自棄；雪上加霜的是，他又因出言不遜被開除伊斯蘭教教籍。他在沉鬱消極中度過了晚年，支氣管疾病讓聊以慰藉的歌聲也離他而去，他也變得更加多疑、暴躁、歇斯底里，最終，他在哈馬丹的孤獨與貧困中，於1934年離世。生活上的挫折化為了他投身政治與創作的動力，他的作品在傳達政治觀點的同時又極富感情，易使人產生共鳴[79]。
一戰期間的1916年，阿雷夫與幾名激進派同行者一同前往伊斯坦布爾。1921年，回國的阿雷夫加入了佩斯揚上校在呼羅珊成立的親德政權呼羅珊自治政府[79]。身為當地憲兵長官、鐵十字勳章獲得者的佩斯揚上校，曾在1915年與其他愛國將領自德黑蘭前往戰況激烈的西部省份，成立獨立於英俄土勢力的自治政府，然而這場民族主義運動最終仍因不敵強大的外國軍隊而被瓦解，隨後英軍支持的部落武裝開到設拉子，令他一度意欲自盡[80]。他後來選擇前往柏林進修軍事教育，並獲頒鐵十字勳章。1920年，他獲委擔任呼羅珊憲兵指揮官。翌年2月，波斯哥薩克兵團軍官禮薩汗發動政變，成為國家的實際掌權者。同年4月，佩斯揚上校率部200餘人，驅逐呼羅珊省長艾哈邁德·蓋瓦姆，成立呼羅珊自治政府。然而，被押送至德黑蘭的蓋瓦姆反被任命為總理，在禮薩汗的首肯下，他派兵前去鎮壓呼羅珊的叛亂。10月，勢單力薄、沒有穩固根基的起義很快被鎮壓，為首的佩斯揚上校被斬首，時年28歲[81][82]。
阿雷夫寫了數首悼念佩斯揚上校的詩歌，包括他的一首塔斯尼夫名作。他同時也支持禮薩汗在稱沙阿前廢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國的主張。他曾抄寫並研習過薩迪·設拉茲與哈菲茲的詩作。除了創作格韻詩詞，他還寫有一些通俗詩歌，同樣蘊含着鮮明的主題與情感的迸發。他寫詩反映時代的政治潮流，也為熱情高漲的民眾而謳歌，使他得到「平民詩人」的稱號[83][79]。《囚鳥的呢喃》（波斯語：- ناله مرغ اسیر）是他的一部重要詩作，他用詩歌語言激勵人民為實現自由奮鬥到底。在詩的首六節中，他描繪了一隻向同伴號召為自由而掙扎的籠中之鳥；隨後，作者表露出伊朗應自立自決，而非倚靠外國勢力的決定實現發展，同時伊朗人也應為保衛與拯救祖國做出犧牲的思想；在詩的末尾，他指名沙阿，這位全伊朗最有影響力之人，實為人民之敵。他也在詩中化用了「風」，這個波斯古典詩歌中的常用意象，象徵着自由與傳遞自由之希望。在詩中，風無一例外地吹拂過每一個人，這被解讀為意在表明在拯救國家於水火的過程中，人人均不可或缺[84]。阿雷夫在詩歌與音樂上的造詣為他收穫了大量聲名，但他從未將其歸功於自己的才能，他認為這是時代的精神與他的詩恰能產生共同的作用所造就[79]。
米爾扎底·埃什基，原名賽義德·穆罕默德-禮薩·庫爾德斯塔尼（Sayed Mohammad Reza Kordestani）是伊朗重要的自由派詩人、作家、新聞工作者與劇作家，早年他先後在家鄉哈馬丹的一所西式學校與猶太統一聯盟設立的學校學習，並在此期間學會法語，但最終可能因家庭經濟緊張，而未能完成學業。後來，他以求學德黑蘭為名離開家鄉，在伊斯法罕等各地徘徊。1915年他返回哈馬丹，創辦了一份雜誌，然而可能從未正式出版[85]。埃什基在這段時期結識了阿雷夫·加茲維尼在內的其他波斯知識分子，他們正醞釀向西前往伊斯坦布爾的計劃。目睹了一戰期間俄軍的鐵蹄踏入家鄉，哈馬丹不斷惡化的形勢也使他開始籌備遠行；同時他對青年土耳其黨人革命的興趣或是其它的個人因素，也促成了他的成行[86]。前往伊斯坦布爾的途中，行經泰西封時，在塔克基思拉宮遺址的一次參觀為他帶來了靈感。在伊斯坦布爾期間，他參加了一所大學的哲學社科課程，而經濟並不寬裕的他往往需要在塔克西姆蓋齊公園的長椅上露宿。他還曾隨幾名德軍民兵，前往波斯庫爾德斯坦遊歷[86][85]。
埃什基在伊斯坦布爾創作了輕歌劇《國君的復生》（Rastakhiz Salatin Iran Opera）。埃什基以折衷主義融合西方歌劇與波斯傳統戲劇與音樂，吸取西方歌劇在戲劇性上的優勢、波斯戲劇在敘事上的特色，並融入了土耳其與高加索風格。劇中，瑣羅亞斯德、居魯士、大流士等一眾波斯前伊斯蘭時期的歷史-神話人物的出場，在營造史詩氛圍的同時以此戲劇化的手法表達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而作者本人也在劇中，作為一位旅行者，也是唯一被賦予現實人格的角色而出現。劇中利用了伊朗國歌的旋律，並在一個段落中出現了1908年在巴庫首演、于澤爾·哈策貝育夫與傑亨·哈策貝育夫兄弟譜寫的歌劇萊拉和瑪吉努中的一段旋律[87]，這齣劇目在海外的波斯僑民間大獲成功[86][85]。他也創作了浪漫主義詩歌如《瑪莉亞姆的三幅肖像》（波斯語：سه تابلو مریم）等[88]。
埃什基在伊斯坦布爾生活了兩年，期間思想轉向激進。自伊斯坦布爾回國後，他在哈馬丹與家人共度了一段時光，之後開始在報紙上尖銳地批評伊朗國內的政治體系[85]。他發表了題為《二十世紀》的文章，在其中他反覆預言自己將不久於人世[89]。1924年8月24日，埃什基在德黑蘭的住宅中，被闖入的兩名身份不明的槍手殺害，年僅30歲。埃什基在打破波斯傳統詩歌總體形式限制上，進行了自我的獨特嘗試，他試圖將詩歌的重心，放在以平實的語言表達情感的呈現之上，這被詩人尼瑪·尤希吉所繼承與擴展，成為後世伊朗現代派詩歌的重要特點[85]。埃什基也是伊朗婦女權利的堅定捍衛者，他批評伊朗國內婦女得不到尊重的狀況，並指出強制女性佩戴頭巾實是遺留的陳舊陋習[84]。
伊拉吉·米爾扎受過良好教育，但由於政見與輿論及多數政客相左，因此並未積極投身政治活動，而是偶爾作詩，或專心於公務員與新聞工作者的職業[90]。但在立憲運動時期，他開始在詩作中表露對運動平民的支持，這也是他的主要創作時期。雖出身貴族，他並未避諱對穆罕默德·阿里沙阿與其繼任者艾哈邁德沙阿的批評[91]。儘管他是立憲革命的積極支持者，但在懷有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與民主意識的同時，他的立場也偏於保守[92]。在文學領域，他被認為是伊朗白話詩的先驅，善用口語化、無拘束，卻不失節奏與格韻的語言在詩歌中進行詼諧的諷刺，尤其是針對當時存在的社會問題。他的重要作品還包括數首讚頌母性的詩作，受到了評論家的高度評價，令他收穫了「母親詩人」的美名。他也以當時流行的體裁敘事雙韻體（manẓuma），寫有一部改編自莎士比亞敘事詩《維納斯與阿多尼斯》的愛情故事題材詩歌《佐蕾與馬努切爾的故事》（Daastan-e Zohreh o Manouchehr，佐蕾與馬努切爾分別是維納斯與阿多尼斯的波斯化名字），參考了洛特夫-阿里·舒拉特加爾（Loṭf-ʿAli Ṣuratgar）所不充分翻譯的譯文。米爾扎及他詩歌的語言風格，與其對古典詩歌的創新，對後世有着極強大的影響力，是為伊朗新式詩歌之先河[76]。
啟蒙之父馬爾庫姆汗
馬爾庫姆汗以他提出的思想被譽為「伊朗啟蒙之父」[93]，立憲分子繼承其精神之衣缽，成為立憲運動的重要理論指導。阿洪多夫在1863年曾與馬爾庫姆汗有過書信往來，他抄錄了馬爾庫姆汗的部分信件，其思想在其中可見一斑，以下是節錄段落[94]的大致譯文：
我們已處在一個嶄新世紀的開端，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米拉波，以及其他人，他們早已明白，向那些壓迫者費口舌最終都只會是徒勞無功；但對那些受到壓迫的人，我們應該對他們說：「傻瓜們！與那些騎在你們頭上的人相比，你們的力氣更大、人數更多，財富加起來也要勝過那些傢伙，那為什麼，還要對這殘暴的凌駕忍氣吞聲？」當被壓迫者學會了用如此之理性看待現實，就不會再留給壓迫者繼續胡作非為的餘地。他們會為了自身的健全而制定法律，然後讓每一個人都加入到這法律的施行中來，如此以來對下層人民的壓迫將不復存在。
馬爾庫姆汗受盧梭的激進啟蒙思想影響，他認同盧梭提出的，要創建一個真正有價值的社會，應該重視人的喚醒，而人則應被賦予自主性與自由。但他很快發現，若要在伊朗完全照搬實踐盧梭思想絕無可能[95]，因此，他轉而開始尋找更加可行的，使社會向現代化轉型的方法[96]。
官僚機構、編制稅法、建立民意機關、建立法治、實現科技進步、新聞自由、軍隊改革，馬爾庫姆汗嘗試在討論與尋求實現這些議題的同時，提出一條可行的政治路線。馬爾庫姆汗的現代化理論，建立在限制伊朗已延續數個甚至數十個世紀的絕對君權之上，然而，若沒有得到來自各階層，包括勢力強大的王公貴族、教士在內的有力支持，此一目的幾乎無法實現。鑑於此，馬爾庫姆汗在《甘文報》第二號上指出，需要建立聯合教士與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才能實現對君主制支配的衝破[97]。
馬爾庫姆汗致力於在伊朗傳播現代化思想。與愛爾維修的觀點類似，他認為，政治鬥爭首先應以廣泛的社會動員為基礎；而愛爾維修則認為，由於長年被專制統治支配，民眾能夠理解改革主張的能力尚無法形成，因而改革者不宜與民眾進行言語、思想上的爭論或乃至爭執，與之相反，他們應通過行動，着手維護並提升民眾的利益，來使自己的改革主張得到民意基礎。他窮其一生冀望能實現伊朗社會與政治的現代化建構，並在晚年愈發強調號召人民運動的重要性[98] 。馬爾庫姆汗推動了伊朗國家政治的現代化進程，然而圍繞他留給20世紀的政治遺產，卻有着極大爭議[99][100]。
1859年，馬爾庫姆汗參照共濟會的組織形式，創立了地下社團遺忘之屋會，其吸收了來自從年輕城市中產階級到貴族的不同階層的成員，專門傳播馬爾庫姆汗個人對歐洲，尤其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政治思想的見解，包括自由主義、人文主義等[101][102] 。受法國大革命時期推動革命的名人多是共濟會會員的說法影響，早期的伊朗知識分子常將共濟會視作一個現代的自由主義革命組織。而法國大革命對於伊朗的借鑑意義，也使他們將建立遺忘之屋會或加入共濟會組織這些行為，作為推動國家轉型甚至革命的方式。馬爾庫姆汗的積極籌備組織，卻仍使該社團在不久之後遭到了取締。1861年，聽聞該社正在籌劃推翻君主制的納賽爾丁沙阿收回了對社團存在的默許，首相阿卡汗·努里取締社團並將馬爾庫姆汗放逐至伊拉克[103]。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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