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原住民(英語: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Americas)是指在前哥倫布時期已生活在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民族及其後裔。在距今約一萬到兩萬年前,這些族群可能從西伯利亞遷徙至美洲,並逐漸擴散到整個美洲大陸。遺傳學研究證實,他們是古西伯利亞人的後裔[3]。美洲原住民並非單一民族或單一語系,而是擁有數十種以上的語系,使用至少1000種不同的語言,包括克丘亞語、艾馬拉語、瓜拉尼語、瑪雅語和納瓦特爾語等,迄今仍有數百萬母語使用者。不同族群因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差異逐漸形成了多樣的語言、習俗和文化。
美洲原住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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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人口 | |
超過七千萬 | |
分佈地區 | |
墨西哥 | 27,500,000(2019)[1] |
危地馬拉 | 8,000,000(2019)[1] |
玻利維亞 | 5,500,000(2019)[1] |
美國 | 4,300,000(2019)[1] |
秘魯 | 4,000,000(2019)[1] |
加拿大 | 1,630,000(2016)[2] |
智利 | 1,600,000(2019)[1] |
哥倫比亞 | 1,500,000 (2019)[1] |
厄瓜多爾 | 1,100,000 (2019)[1] |
阿根廷 | 1,000,000 (2019)[1] |
巴西 | 950,000 (2019)[1] |
委內瑞拉 | 900,000 (2019)[1] |
語言 | |
美洲原住民語言,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語,荷蘭語 | |
宗教信仰 | |
美洲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多樣,一些族群傳統上是狩獵採集者(特別是在亞馬遜盆地中,很多族群至今仍維持這種生存方式),另一些族群則從事水產養殖和農耕(部分以農耕為主,另一些則綜合了農耕、狩獵和採集等多種方式)[4]。此外,原住民在部分地區發展出複雜的社會結構,如紀念性建築、組織化的城市、城邦、酋邦、王國甚至帝國。阿茲特克、印加和瑪雅文明在16世紀前被視為其中最為先進的代表。他們在政治、工程、建築、數學、天文學、文學、物理學、醫學,農業、灌溉、地質、採礦、雕塑和冶金等方面表現出深厚的知識。
在現代,美洲許多國家仍有大量原住民,主要分佈在玻利維亞、加拿大、厄瓜多爾、格陵蘭、危地馬拉、波多黎各 、墨西哥、秘魯和美國等地。原住民在滿足現代需求的同時保留了許多傳統習俗,如宗教、社會組織、生活模式。部分原住民群體仍與西方文化保持距離,甚至有少數未接觸部落仍存在。
美洲也有大量擁有部分原住民血統的群體,如拉丁美洲的「混血人」(mestizos)。這些群體在中美洲、墨西哥、秘魯、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委內瑞拉、智利和巴拉圭等國尤為普遍。在一些國家,原住民後裔的身份往往以文化認同或親屬關係為準,而非僅依據血統。近年來,許多美洲原住民後裔在自我認同上逐步重視並認同自身文化傳統,受到原住民運動的推動,許多人參與了相關的文化重建和社會正義活動。
名稱
在15世紀末之前,美洲原住民沒有統一的稱謂。1492年,哥倫布到達美洲時誤以為是東印度群島(後來稱為「西印度群島」或「安地列斯群島」),於是將當地原住民稱作「印度人」。儘管這一誤解後來被韋斯普奇糾正,該稱呼已廣泛使用,因而在英語及其他歐洲語言中,仍將美洲原住民稱為「西印度人」,而稱真正的印度人為「東印度人」以示區別。在漢語中,「西印度人」被直接譯作「印地安人」或「印地安人」,以避免混淆,這一稱呼沿用至今,是最普遍的用法之一。
「印地安人」(西班牙語:indios;葡萄牙語:índios;法語:indiens;荷蘭語:indianen)一詞作為美洲原住民的統稱,隱含了外界對這些群體在民族或文化上的某種統一性的看法。儘管這一稱呼逐漸在法律、宗教和政治體系中被使用,但美洲原住民最初並不接受。然而,經過兩百年的演變,許多原住民群體逐漸接受或容忍了這一稱呼。
通常,「印地安人」不包括北極地區的阿留申人、因努伊特人或尤皮克人,這些群體與西伯利亞原住民在基因和文化上更為相近,屬於第二波遷徙浪潮進入美洲的群體,但仍被視為「美洲原住民」。
早期殖民者有時採用了部落之間相互使用的稱謂,然而這些稱謂往往是敵對部落之間的貶義詞。
20世紀以來,美洲許多國家開始改善原住民的地位,一些政府和民間組織也逐步嘗試更改「印地安人」一詞。
1902年,美國人類學會創造了「Amerindian」一詞(「American Indian」的合成詞),但該術語並未得到廣泛普及。儘管原住民社區中很少使用,一些加拿大及講英語的加勒比地區的學者仍偏好該稱謂。
在加拿大,「加拿大原住民」用於統稱「第一民族(英語:First Nations;法語:Premières Nations)、因努伊特人和梅蒂人(Métis)」;而「土著(Aboriginal peoples)」一詞在一些法律文件(如1982年憲法)中具有特定含義。隨着社會觀念和政府與原住民關係的轉變,許多歷史稱謂的定義發生變化或逐漸被取代。例如,「印地安人」逐漸被認為有強加色彩,而「Native」和「Eskimo」則被視為貶義詞,除非特定場合外較少使用。目前,「原住民」是更常用的稱謂,但許多個人或社區也選擇其他名稱來表明身份。
自20世紀後期起,美洲的原住民越來越重視如何被稱呼,逐步抵制那些被認為過時、不準確或帶有種族歧視的詞彙。在20世紀後半期及印地安人權利運動興起之時,美國聯邦政府提出使用「Native American」一詞,以承認原住民在這個國家中的優先地位。由於在美國擁有超過400種不同文化,任何一種稱謂都無法被所有原住民群體普遍接受。大多數原住民在非特指美洲土著/印地安人整體時,更願意使用其具體部落或民族的名稱。
一些人認為,在「Indigenous」後加上「American」等殖民地國籍並不合適,因為原住民文化在歐洲殖民之前就已存在。原住民的領土主張與現代國家邊界不同,若將他們納入某個國家的稱謂中,可能會忽略其傳統土地的獨立性。一些指導原則建議使用「生活在」或「來自」美洲來描述原住民,而不是稱其為「American」,或者直接使用「Indigenous」一詞而不加任何殖民國家的詞彙。
歷史
美洲的最早人類遷徙始於舊石器時代的狩獵採集者(古印地安人)通過白令陸橋進入北美。白令陸橋在末次冰盛期(約26,000至19,000年前)因海平面下降而形成,連接了西伯利亞東北部和阿拉斯加西部。這些群體越過勞倫泰德冰原(Laurentide Ice Sheet),迅速向南擴展,到約12,000至14,000年前已遍佈北美和南美。美洲原住民與西伯利亞族群在語言、血型分佈及DNA數據方面存在聯繫。
儘管普遍認為美洲最早的定居者來自亞洲,遷徙的具體路線及歐亞大陸的起源地尚不明確。傳統理論認為,古白令人因第四紀冰期海平面顯著降低而遷徙,沿勞倫泰德冰原和科迪勒拉冰原(Cordilleran ice sheet)之間的無冰走廊(ice-free corridors)追隨現已滅絕的更新世巨型動物群。另一種假設則認為,他們可能沿着太平洋海岸向南遷徙至南美,甚至遠至智利。由於海平面在冰河期後上升百米以上,任何沿海居住的考古證據如今已被海水淹沒。
美洲人類定居的確切時間長期未解,但考古、地質學、體質人類學及DNA分析逐步揭示更多信息[5][6]。一般認為北美和南美是人類最晚抵達的大陸[5]。約在50,000至17,000年前的威斯康辛冰期(Wisconsin glaciation),海平面下降使水淺的白令海峽露出陸橋,連接亞洲東北部和阿拉斯加,成為亞美兩洲的天然通道[7][8]。據推測,以猛獁和鹿類為主要獵物的古西伯利亞狩獵採集者由此進入美洲,成為美洲人的祖先。阿拉斯加當時成為避難所,因降雪量低而未被冰層完全覆蓋。勞倫泰德冰蓋覆蓋了大部分北美,使人類可能在阿拉斯加滯留了數千年[9][10],直到約16,500年前冰川開始融化,人口向東和南方移動,進入今天的加拿大[6][11][12]。
科學家認為,這些遷徙者跟隨更新世巨型動物群,穿過無冰走廊進入美國本土,並一路向南[13]。另一種可能的路徑是沿北太平洋海岸步行或划船南下,最終進入南美[14]。考古證據顯示,海平面在上次冰河期後上升約120米[15]。
「克洛維斯優先理論」(Clovis first theory)認為克洛維斯文化(約在13,000年前)代表了美洲最早的人類活動。然而,前克洛維斯文化的證據將人類首次進入美洲的時間進一步提前。學界普遍認為,人類在15,000至20,000年前便已抵達勞倫泰德冰原以南的北美,而一些具有爭議的證據甚至暗示,人類可能早在末次冰盛期之前、超過20,000年前就已進入美洲。
儘管「前哥倫布時期」嚴格來說指的是1492至1504年間哥倫布的航行之前,但實際上這一術語通常涵蓋了美洲原住民文化的歷史,直到歐洲人征服或顯著影響這些文化為止。特別是,在討論美洲原住民接觸歐洲人之前的文化時,「前哥倫布時期」常常被用來描述中美洲的奧爾梅克(Olmec)、托爾特克(Toltec)、特奧蒂瓦坎(Teotihuacán)、薩波特克(Zapotec)、米斯特克(Mixtec)、阿茲特克(Aztec)和瑪雅(Maya)文明,以及安第斯地區的複雜文化,如印加帝國(Inca)、莫切文化(Moche)、穆伊斯卡聯盟(Muisca Confederation)和卡納里文化(Cañari)。
「前哥倫布時期」涵蓋了美洲在受到歐洲和非洲重大影響之前的所有歷史和史前時期,時間跨度從上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首次抵達美洲,直到近代早期的歐洲殖民時期。卡勞爾文明(位於今秘魯)是全球六大獨立興起的文明之一,與古埃及文明幾乎同時出現。許多後來的前哥倫布文明發展出高度複雜的社會結構,特徵包括永久性或城市定居點、農業、工程、天文學、貿易、公共和紀念性建築,以及複雜的社會等級。有些文明在歐洲和非洲人首次大量抵達之前已逐漸消失,我們只能通過口述歷史和考古研究了解它們。另一些文明在歐洲人接觸與殖民期間仍然存在,並在當時的歷史記錄中有所記載。少數文明如瑪雅、奧爾梅克、米斯特克、阿茲特克和納瓦特爾人擁有自己的文字和文獻。然而,當時的歐洲殖民者試圖消除非基督教信仰,焚毀了大量前哥倫布時期的文字記錄,僅有少量藏匿的文獻倖存下來,為當代歷史學家提供了對古代文化和知識的片段性了解。
根據土著和歐洲的文獻記錄,美洲文明在與歐洲接觸前後都已達到高度的社會複雜性,成就顯著。例如,阿茲特克人建立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特諾奇蒂特蘭(即未來墨西哥城的歷史所在地),市區人口約為20萬,而整個帝國的人口接近五百萬。相比之下,16世紀歐洲最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和巴黎人口分別為30萬和20萬;而倫敦、馬德里和羅馬的人口甚至不足五萬。1523年西班牙征服美洲時,英格蘭全國人口還不到三百萬。這顯示了特諾奇蒂特蘭在農業、政府管理和法治方面的高度發達,以支持如此龐大的市民。美洲原住民文明在天文學和數學上也取得了顯著成就。玉米的馴化經歷了數千年的選擇性培育,女性普遍負責多種玉米品種的持續栽培、規劃和篩選。
因努伊特人、尤皮克人、阿留申人和其他原住民的創世神話各有不同的起源敘述。有些神話認為人類「自始便在此地」或由神明或動物創造,有些則記載了來自特定方向的遷徙,還有些講述了從「海洋彼岸」而來的起源。
歐洲對美洲的殖民根本改變了原住民的生活和文化。儘管美洲在殖民前的確切人口未知,學者們估計原住民數量減少了80%至90%。大多數學者認為,殖民前的美洲人口約為五千萬,另一些估計接近一億,甚至高達一億四千五百萬。
16世紀,歐洲殖民者的入侵對美洲原住民造成了毀滅性打擊。如今,拉丁美洲的混血後代(麥士蒂索人)大多是歐洲殖民者與當地原住民的後裔。而北美的原住民則被趕入印地安保留地。
戰爭和引入的外來疾病是導致原住民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歐洲人對許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有免疫力,但原住民卻沒有接觸過這些病毒,因此遭受嚴重影響。此外,某些只在美洲傳播的疾病(如梅毒)也向舊大陸傳播,導致歐洲人感染。
殖民者對原住民的暴力行為也加劇了死亡人數的增加。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1894)的資料,19世紀北美印地安戰爭的已知死亡人數約為19,000名歐洲人和30,000名美洲原住民,總死亡人數估計達到45,000。
哥倫布首次遇到的原住民群體是海地的25萬泰諾人,他們是大安地列斯群島和巴哈馬的主導文化。在短短三十年內,由於缺乏對歐洲疾病的免疫力,約70%的泰諾人因麻疹和天花的爆發而死亡。一場疫情在一個被奴役的非洲人營地中爆發,導致附近的泰諾人數量減半。儘管監護征賦制(Encomienda)試圖採取措施保護他們,但由於強迫勞動的懲罰加重,泰諾人最終於1511年至1529年間爆發了最後一場大規模反叛(Spanish–Taíno War of San Juan–Borikén)。
經歷多年的虐待後,泰諾人開始表現出自殺傾向,女性選擇流產或殺死嬰兒,男性則選擇極端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最終,泰諾酋長恩里基洛(Enriquillo)在巴烏魯科山脈(Baoruco Mountain Range)堅持了十三年,給西班牙人及其印地安輔助部隊(Indian auxiliaries)造成了嚴重損失。查理五世皇帝派遣船長法蘭西斯科·巴里奧紐埃沃(Francisco Barrionuevo)與叛軍進行和平談判,恩里基洛獲得了在島上和平生活的權利。
1512年至1513年的《布爾戈斯法》(Laws of Burgos)是第一部規範西班牙定居者在美洲行為的法典,特別是關於原住民的法律。這些法律禁止虐待原住民,並支持他們皈依天主教,但西班牙王室發現很難在遙遠的殖民地執行這些法律。
天花、麻疹和霍亂等流行病在美洲肆虐,這些疾病是早期殖民者從歐洲帶來的。雖然傳染病的傳播起初較慢,因為大多數歐洲人並無顯性感染,但隨着大量西非和中非人口被奴役,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1520年,一名感染天花的非洲人抵達尤卡坦,至1558年,該病已傳播至南美洲。
流行病是原住民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在與歐洲人和非洲人首次接觸後的150年內,舊世界的疾病導致新世界90%至95%的原住民死亡。1518年,天花造成海地原住民死亡人數達到三分之一至一半。天花的傳播還引發了印加內戰,隨後,斑疹傷寒、流感、白喉和麻疹等多次疫情進一步打擊了印加文化。
天花在墨西哥也造成了數百萬原住民死亡。1520年,潘菲洛·德·納爾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抵達韋拉告魯斯(Veracruz),天花意外傳入墨西哥,可能在特諾奇蒂特蘭造成超過15萬人死亡,從而促進了靴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征服阿茲特克帝國的勝利。
原住民遭受如此巨大損失的原因包括:許多舊世界疾病源於非美洲的馴化動物,而歐洲人口經過多代接觸這些疾病而適應並積累了抵抗力。兒童感染這些疾病通常較輕,能在餘生中保持免疫,但與沒有先天免疫的成年群體接觸時,疾病則會致命。
加勒比地區的殖民導致小安地列斯群島的阿拉瓦克人(Arawaks)滅絕,1650年他們的文化徹底消亡,1550年僅剩500人。亞馬遜的原住民社會經歷並繼續遭受殖民和滅絕的痛苦。
與歐洲疾病的接觸使北美原住民人口在歐洲人到達後的前一百年內減少了50%至67%。1617年至1619年的一次疫情中,馬薩諸塞灣殖民地附近的原住民人口約90%死於天花。1633年,在奧蘭治堡,當地原住民因與歐洲人接觸而暴露於天花,病毒迅速消滅了整個原住民群體。到1770年代,天花導致西海岸原住民至少30%死亡。1775年至1782年和1837年的天花疫情對平原印地安人造成了毀滅性打擊。1832年,美國聯邦政府為原住民設立了天花疫苗接種計劃(1832年印地安疫苗法,The Indian Vaccination Act of 1832)。
巴西原住民人口從前哥倫布時期的估計三百萬下降至1997年的約30萬人。
西班牙帝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重新將馬匹引入美洲,這些馬匹在野外繁殖並數量增加。馬匹的引入對多個地區的原住民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馴化馬匹使一些部落能夠擴展領土、與鄰近部落進行貿易,並更輕鬆地捕獲野生動物。
根據埃琳·麥肯納(Erin McKenna)和史葛·L·普拉特(Scott L. Pratt)的說法,15世紀末美洲的原住民人口為1.45億,到17世紀末因流行病、戰爭、大屠殺、強姦、饑荒和奴役等原因減少至1500萬。
原住民歷史創傷(Indigenous historical trauma,IHT)是指因殖民化的歷史後果而在不同世代間累積的創傷,且與心理和身體健康問題以及人口下降相關聯。由於原住民社區及其歷史的多樣性,IHT對不同人群產生了多種影響。
許多研究評估了IHT對美國和加拿大原住民社區健康結果的影響。由於原住民及其社區的多樣性和變化性,IHT這一術語難以標準化和衡量。因此,在研究IHT時,賦予其操作性定義並系統性收集數據是一項艱巨的任務。許多包含IHT的研究採用不同的衡量方式,使得匯總數據和整體回顧變得困難。這一點非常重要,為後續研究提供了背景,這些研究試圖理解IHT與潛在不良健康影響之間的關係。
一些衡量IHT的方法包括「歷史損失量表」(Historical Losses Scale,HLS)、「與歷史損失相關的症狀量表」(Historical Losses Associated Symptoms Scale,HLASS)和寄宿學校祖先研究。HLS採用調查形式,包含「12種歷史損失」,如語言喪失和土地喪失,並詢問參與者他們多頻繁想到這些損失。HLASS包含12種情感反應,並詢問參與者在思考這些損失時的感受。最後,寄宿學校祖先研究詢問受訪者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或「社區中的長者」是否曾就讀於寄宿學校,以了解家庭或社區在寄宿學校的歷史是否與健康不良結果相關。在對相關研究文獻的全面回顧中,Joseph Gone及其同事匯編並比較了使用這些IHT測量方式的研究結果與原住民健康結果之間的關係。該研究將負面健康結果定義為焦慮、自殺意念、自殺嘗試、多種物質濫用、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抑鬱、暴飲暴食、憤怒和性虐待等概念。
IHT與健康狀況之間的聯繫是複雜的,原因在於IHT的測量困難、IHT與健康結果之間的不確定因果關係,以及在不同樣本中「原住民」這一術語所涵蓋的個體經歷和歷史的巨大差異。儘管如此,一些研究發現,與寄宿學校有聯繫的原住民受訪者相比,那些沒有寄宿學校聯繫的受訪者更容易出現負面健康結果(例如自殺意念、自殺嘗試和抑鬱)。此外,具有較高HLS和HLASS分數的原住民受訪者出現一項或多項負面健康結果的可能性更大。儘管有許多研究發現IHT與不良健康結果之間存在關聯,學者們仍然認為理解IHT的影響依然困難。IHT需要系統性地進行測量。同時,原住民應根據相似的經歷、地點和背景進行分類,而不是作為一個單一的整體群體進行分類。
儘管今天的美洲原住民大多都是混血,但仍然能夠在一些人口稀少、瀕臨消失的未接觸部落中尋找原始美洲人的遺傳證據,以進行相關的研究。
在 Patrick Tierney 所著的 Darkness in El Dorado 書中指出,原始部落居民不斷被現代外來文明侵擾,成為了礦工或被傳教士欺騙引誘等。[16]亞馬遜河流域的原始部落不僅人口數稀少,也面臨巴西政府的開疆計劃,壓迫其生存空間,隨着巴西軍隊的駐紮,不守規矩的士兵與部落婦女有染生下麥士蒂索人,並可能傳播現代人的疾病。
農業
幾千年來,美洲原住民培育、馴化和種植了大量植物物種。這些物種現在構成了全球耕種作物的50%到60%之間。包括玉米、馬鈴薯、番薯、木薯、鳳梨、辣椒、番茄、煙草、古柯、可可、藜麥、酪梨、火龍果、熱情果、黑龜豆、棉豆、花生、番荔枝、番石榴、芡歐鼠尾草、南瓜、雲呢拿、草莓等。在某些情況下,原住民通過人工選擇開發出了全新的物種和品種,例如在南美墨西哥的山谷中馴化和培育的玉米。許多這樣的農產品在英語和西班牙語中仍保留其原名。這些作物在15世紀後散播到全世界,對全球現代社會影響深遠。
南美高原是早期農業的中心,基因檢測表明,馬鈴薯起源於南秘魯,屬於Solanum brevicaule 複合體。全球99%以上的現代栽培馬鈴薯源自智利南中部的一個亞種Solanum tuberosum ssp. tuberosum,這種馬鈴薯早在10,000年前就開始被栽培。Linda Newson指出,在哥倫布到來之前,一些群體面臨糧食短缺與饑荒,而另一些則享有豐富的飲食。
公元850年左右的持續乾旱與古典期瑪雅文明的衰落同時發生,而1454年的「兔子之饑荒」(the famine of One Rabbit)是墨西哥的一場重大災難。16世紀的阿茲特克古籍記錄了至少13個乾旱年。近期的樹木年輪研究證實了其中9個乾旱日期,尤其與1454年相關的長期乾旱。「兔子之年」(One Rabbit)是阿茲特克52年曆法周期的第一年,民間傳說認為其回歸時常伴隨饑荒和災難。數據表明,在阿茲特克時代(公元882年至1558年)及之前的13個「兔子之年」中,有10個「兔子之年」之前經歷了嚴重乾旱。這一關係在統計上顯著,暗示「兔子之詛咒」可能源於真實的氣候因素。
北美原住民大約在4000年前,即北美文化的古代時期晚期開始進行農業。技術的發展使得陶器開始普及,小規模砍伐樹木變得可行。同時,古代原住民開始以受控的方式使用火。他們有意點燃植被,以模仿自然火災的效果,這種火災往往會清理森林下層植被。這使得旅行更加便利,也促進了草本植物和漿果植物的生長,這些植物在食物和藥物方面都十分重要。
在密西西比河流域,歐洲人注意到,北美原住民在村莊和城鎮附近管理着堅果和水果樹的林地,以及他們的花園和農田。他們在較遠的森林和草原地區進行過計劃性的縱火。
許多最初由原住民馴化的作物如今在全球範圍內生產和使用,最顯著的是玉米(或「玉米」),無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作物。其他重要作物包括木薯、奇亞籽、南瓜(包括南瓜、意大利青南瓜、香瓜、橡子南瓜、巴塔哥尼亞南瓜)、斑豆(Phaseolus豆,包括常見豆、泰帕里豆和利馬豆)、西紅柿、土豆、甘薯、鱷梨、花生、可可豆(用於製作巧克力)、香草、草莓、菠蘿、辣椒(Capsicum的種類和品種,包括甜椒、墨西哥辣椒、紅辣椒和辣椒)、向日葵種子、橡膠、巴西木、樹膠、煙草、可可、藍莓、蔓越莓以及某些棉花種類。
對當代原住民環境管理的研究——包括危地馬拉伊察瑪雅的農林實踐以及威斯康星州梅諾米尼族的狩獵和捕魚——表明,長期存在的「神聖價值觀」可能代表着可持續的千年傳統的總結。
美洲的許多土著犬種被美洲人民使用,例如加拿大愛斯基摩犬、卡羅萊納犬和吉娃娃。一些大平原的原住民使用犬只拉動旅行車,而像塔爾坦熊犬這樣的犬種則是為狩獵大型獵物而培育的。一些安第斯文化也培育了奇里巴亞犬以放牧美洲駝。絕大多數美洲的土著犬種因被歐洲犬種取代而滅絕。
火地島犬(Fuegian dog)是一種馴化的山狐,由火地群島的幾種文化(Fuegians)飼養,如瑟爾科南人和雅加人。它被阿根廷和智利的移民滅絕,因為被認為對家畜構成威脅。
幾種鳥類,如火雞、疣鼻棲鴨、普納鴴(Puna ibis)和斑翅鸕鶿,已被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不同民族馴化,以供肉類消費。在安第斯地區,原住民馴化了美洲駝和羊駝,以生產纖維和肉類。在歐洲殖民之前,美洲駝是美洲唯一的負重動物。豚鼠是從野生豚鼠馴化而來的,在安第斯地區被飼養供肉用。如今,豚鼠在西方社會中廣泛飼養,成為家庭寵物。在Oasisamerica,一些文化飼養了從中美洲進口的緋紅金剛鸚鵡以獲取其羽毛。在瑪雅文明中,馴化了無刺蜜蜂(stingless bee)以生產巴爾切酒(Balché)。中美洲和安第斯文明收穫了胭脂蟲,以通過胭脂紅酸染色織物。
文化
美洲原住民經歷了超過兩萬年的分化與發展,形成了眾多不同的民族和語言。美洲的文化實踐主要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內共享,這些區域的民族群體採用了共同的文化特徵、相似的技術和社會組織。例如,中美洲的文化由於數千年的共存與共同發展,形成了相對同質的文化,擁有複雜的農業和社會模式。另一個例子是北美的大平原,直到19世紀,這裏的多個民族以野牛狩獵為基礎,分享游牧採集者的特徵。
歷史上,美洲原住民建立了多個帝國,其中最發達的是中美洲的阿茲提克帝國和南美洲的印加帝國。瑪雅人發明了瑪雅文字,在天文學方面有着深厚的研究。
然而,自從西方開始殖民美洲後,原住民人數大幅減少,許多文明也隨之衰落。殖民者對原住民文化的迫害、殺戮和毀滅,導致現在殘存的古代文明遺蹟相對較少。目前,考古界對美洲原住民文化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各國也開始積極挖掘和保護古代原住民文化。
此外,美洲原住民曾被誤稱為「紅種人」,因為他們的皮膚常顯現出紅色。後來發現,這其實是歐洲人對美洲原住民面部塗紅顏料習俗的誤解。
知名美洲原住文明有如下
北美的原住民語言被劃分為56個語系或語言組,多個民族的口語通常以這些語言為中心。在語言交流中,手勢語言在該地區的某些部分高度發展,值得關注。另一種同樣引人關注的是,安尼希納貝(Anishinaabe)和萊納佩(Lenape)民族之間特別發達的圖畫文字。
從公元前一千年開始,中美洲的前哥倫布文化發展了幾種獨立於其他地區書寫系統的原住民書寫系統。卡斯卡哈爾塊(Cascajal Block)可能是美洲已知的最早書寫文本之一。奧爾梅克象形文字的石板經過間接測定,約可追溯到公元前900年,這一時間與奧爾梅克對聖羅倫索(San Lorenzo Tenochtitlán)的佔領開始減弱相近。
瑪雅文字系統是標誌音節式的,結合了音節符號和表意符號。它是唯一一種被知曉能夠完全代表其社區口語的前哥倫布書寫系統,擁有超過一千個不同的象形符號,但有些符號只是同一符號的變體或意思相同,許多符號僅在特定地區或情況下使用。任何特定時期內,使用的符號不超過約五百個,而其中似乎只有約兩百個(包括變體)代表特定的音素或音節。
扎波特克書寫(Zapotec script)系統是美洲最早的書寫系統之一,主要是表意文字,推測為音節式。扎波特克文字的遺留存在於一些古代建築的銘文中,但由於現存銘文數量極少,難以全面描述其書寫系統。現存的最古老的扎波特克文字例子約可追溯至公元前600年,發現於聖何西·莫戈特(San José Mogote)的一座紀念碑上。
阿茲特克古籍(Aztec codex)是由前哥倫布及殖民時期的阿茲特克人書寫的書籍。這些古籍是描述阿茲特克文化的一手資料。前哥倫布時期的古籍主要是圖畫形式,不包含表示口語或書面語言的符號。相比之下,殖民時期的古籍不僅包含阿茲特克象形符號,還使用拉丁字母書寫多種語言,包括古典納瓦特爾語、西班牙語以及偶爾的拉丁語。
在16世紀,西班牙的乞丐教士教導原住民抄寫員使用拉丁字母書寫他們的語言,這使得在殖民時代產生了大量使用納瓦特爾語、扎波特克語、米斯特克語和尤卡坦瑪雅語的地方性文檔,許多文檔涉及訴訟和其他法律事務。儘管西班牙人最初教授原住民抄寫員使用字母書寫,但這種傳統在地方層面上逐漸自我延續。西班牙王室收集了這類文檔,並為法律案件進行了當代西班牙語翻譯。學者們通過新語言學研究翻譯和分析這些文檔,從原住民的視角書寫其歷史。
維戈薩巴克(Wiigwaasabak),即白樺樹皮捲軸,記錄了奧吉布瓦人(Ojibwa,又稱阿尼希納貝人)複雜的幾何圖案和形狀,也可以視為一種書寫形式,米克馬克(Mi'kmaq)象形文字同樣如此。
原住民音節書寫,或簡稱音節書寫,是一種用於書寫阿爾岡昆語、愛斯基摩-阿留申語和阿薩巴斯卡語中某些原住民語言的元音附標文字。
原住民音樂在不同文化中有所不同,但存在顯著的共性。傳統音樂通常圍繞鼓聲和歌唱展開,沙錘、拍擊棒和刮擦樂器也是歷史上和當代文化中常見的打擊樂器。長笛多由河藤、雪松及其他木材製成。阿帕奇人(Apache)有一種小提琴,許多原住民和梅蒂(Métis)文化中也發現了小提琴。
中美洲和中墨西哥的原住民音樂,如北美文化的音樂,往往與精神儀式相關,通常包括多種打擊樂器和吹奏樂器,如鼓、長笛、海螺(用作喇叭)和「雨管」。在考古學家發現的關於晚期經典時代(公元600至900年)的瑪雅人製作的一個陶罐中,才發現了前哥倫布時期的弦樂器的殘餘;該陶罐上裝飾着一件描繪弦樂器的圖像,這種樂器後來被復原。這種樂器是美洲在引入歐洲樂器之前為數不多的弦樂器之一;演奏時發出的聲音模仿美洲豹的咆哮。
美洲原住民的視覺藝術是世界藝術寶庫中的一個主要類別,包含陶器、繪畫、首飾、編織、雕塑、編織籃子、雕刻和珠飾等。由於許多藝術家假冒土著美國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利用美國原住民藝術的聲望,1990年,美國通過了《印地安藝術與工藝法》,要求藝術家證明他們是州或聯邦認可的部落成員。為了支持美國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和夏威夷原住民藝術與文化的持續實踐,福特基金會、藝術倡導者和美洲原住民部落於2007年建立了國家原住民藝術與文化基金會。
隨着西班牙人的到來,精神征服的過程在其他方面得到了促進,例如在禮儀音樂服務中,原住民以其出色的音樂天賦令傳教士驚訝。原住民的音樂才能如此卓越,以至於他們很快掌握了對位法和復調音樂的規則,甚至能夠熟練使用樂器。這幫助確保不再需要從西班牙引入更多音樂家,這令教士們感到相當惱怒。
因此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在音樂服務中僅僱用一定數量的原住民,不教授他們對位法,不允許他們演奏某些樂器(例如在墨西哥瓦哈卡地區的銅管樂器),並且最終不再進口更多樂器,以阻止原住民接觸這些樂器。儘管如此,這並沒有妨礙原住民享受音樂,他們依然製作樂器,尤其是摩擦弦樂器(如小提琴和低音提琴)或撥弦樂器(如三弦琴)。這正是現在稱為傳統音樂的起源,其樂器具有典型的調音和西方音樂結構。
基因
目前有關美洲原住民的遺傳學研究,包含了對Y染色體單倍群(Y-DNA haplogroup)和線粒體單倍群(mtDNA haplogroup)的研究。Y-DNA由父親傳給兒子,mtDNA則由母親傳給兒女。[18]常染色體「atDNA」標記亦會被用作研究,但有別於mtDNA和Y-DNA,它們會顯着地混合,[19]主要是用於量度和比較整個基因組中來自不同大陸族群的基因混合比例和相關的種群瓶頸。[19]
目前的科學研究,認為美洲原住民是古西伯利亞人的直系後裔,古西伯利亞人是由早期東亞人與北歐亞人混合形成。[17]
美洲原住民的DNA與歐亞大陸人有着緊密關係,尤其是西伯利亞人如凱特人、塞爾庫普人、楚科奇人、科里亞克人等民族父系單倍群與美洲原住民相近[20]。人類學家普遍同意美洲原住民的祖先最早生活在葉尼塞河以東一帶,此地區目前亦為最大比率的單倍群Q-M242攜帶者凱特人(92.8%)的聚居地[21][22]。
在父系血緣上,美洲原住民男性的Y染色體主要屬於單倍群Q(源自古西伯利亞人,在歐亞大陸上常見於西伯利亞人、土庫曼人、阿卡人等)、亦有少部分為單倍群C2a(來自新西伯利亞人,是哈薩克人、蒙古人、通古斯人的常見父系)。
另外受到與歷史時期歐洲人通婚的影響,使現代美洲原住民亦混有單倍群R1(歐洲人的主要單倍群)。
但也有少數一些民族例外,如加拿大的奇佩瓦揚人有62.5%男性屬於單倍群P1(這個單倍群為Q和R的共同祖先,見於西伯利亞舊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但罕見於其他歐亞大陸人。)[23]。
以下為目前所知的美洲原住民男性的Y-DNA單倍群分佈:
族群 | 語言 | 地區 | n | 單倍群C百份比 | 單倍群Q百份比 | 單倍群R1百份比 | 其他單倍群百份比 | 參考文獻 |
---|---|---|---|---|---|---|---|---|
阿爾岡昆人[註 1] | 阿爾吉克語系 | 北美洲東北部 | 155 | 7.7 | 33.5 [24] | 38.1 | 20.6 | Bolnick 2006[25] |
阿帕奇族 | 納-德內語系 | 美國西南部 | 96 | 14.6 | 78.1 | 5.2 | 2.1 | Zegura 2004[26] |
阿薩巴斯卡人[註 2] | 納-德內語系 | 北美洲西部 | 243 | 11.5 | 70.4 | 18.1 | Malhi 2008[27] | |
切羅基人 | 易洛魁語系 | 美國東南部 | 30 | 50.0 | 46.7 | 3.3 | Malhi 2008[27] | |
夏延族 | 阿爾吉克語系 | 美國 | 44 | 16 | 61 | 16 | 7 | Zegura 2004[26] |
奇布恰人[註 3] | 奇布恰語系 | 巴拿馬 | 26 | 100 | Zegura 2004[26] | |||
奇佩瓦揚族 | 納-德內語系 | 加拿大 | 48 | 6 | 31 [28] | P1(xQ) 62.5%。但另有研究鑒定為R(xR2)或R1b,科學家目前還在爭論中 .[29]) |
Bortoloni 2003[30] | |
歐及布威族 | 阿爾吉克語系 | 北美洲東部 | 97 | 4.1 | 15.9 [31] | 50.5 | 29.9 | Bolnick 2006[25] |
多格里布族 | 納-德內語系 | 加拿大 | 37 | 35.1 | 45.9 [32] | 8.1 | 10.8 | Dulik 2012[33] |
節人[註 4] |
節語系 | 巴西 | 51 | 92 [34] | 8 | Bortoloni 2003[30] | ||
瓜拉尼人 | 圖皮語系 | 巴拉圭 | 59 | 86 [35] | 9 | 5 | Bortoloni 2003[30] | |
印加人 | 克丘亞語系 | 祕魯 | 11 | 78 [36] | 11 | 11 | Bortoloni 2003[30] | |
因紐特人 | 愛斯基摩-阿留申語系 | 美洲北極地帶 | 60 | 80.0 | 11.7 | 8.3 | Zegura 2004[26] | |
因紐維特人 | 愛斯基摩-阿留申語系 | 加拿大 | 56 | 1.8 | 55.1 [37] | 33.9 | 8.9 | Dulik 2012[33] |
瑪雅語系 | 中美洲 | 71 | 87.3 | 12.7 | Zegura 2004[26] | |||
墨西人 | 墨西-索克語族 | 墨西哥 | 12 | 100 | Zegura 2004[26] | |||
墨西特克人 | 歐托-曼格語系 | 墨西哥 | 28 | 93 | 7 | Zegura 2004[26] | ||
穆斯科吉人[註 5] | 穆斯科吉語系 | 美國東南部 | 36 | 2.8 | 75 [38] | 11.1 | 11.1 | Bolnick 2006[25] |
納瓦人 | 猶他-阿茲特克語系 | 墨西哥 | 17 | 94 | 6 | Malhi 2008[27] | ||
納瓦霍人 | 納-德內語系 | 美國西南部 | 78 | 1.3 | 92.3 | 2.6 | 3.8 | Zegura 2004[26] |
托荷洛奧登族 | 猶他-阿茲特克語系 | 美國東南部 | 13 | 61.5 | 38.5 | Malhi 2008[27] | ||
塞米諾爾人 | 穆斯科吉語系 | 北美洲東部 | 20 | 45.0 | 50.0 | 5.0 | Malhi 2008[27] | |
蘇族 | 蘇語系 | 北美洲中部 | 44 | 11 | 25 | 50 | 14 | Zegura 2004[26] |
塔納納族 | 阿爾吉克語系 | 北美洲西北部 | 12 | 42 | 42 | 8 | 8 | Zegura 2004[26] |
提庫納人 | 提庫納-由里語系 | 亞馬遜盆地西部 | 33 | 100 [39] | Bortoloni 2003[30] | |||
特林吉特族 | 阿爾吉克語系 | 北美洲太平洋西北地區 | 11 | 18 [40] | 82 [41] | Dulik 2012[33] | ||
圖皮–瓜拉尼人[註 6] | 圖皮語系 | 巴西 | 54 | 100 [42] | Bortoloni 2003[30] | |||
瓦勞人 | 瓦勞語(為孤立語) | 加勒比 | 12 | 100 [42] | Bortoloni 2003[30] | |||
瓦尤人 | 阿拉瓦克語族 | 瓜希拉半島 | 25 | 8 | 36 | 44 | 12 | Zegura 2004[26] |
雅瓜人 | 佩巴-雅瓜語系 | 秘魯 | 7 | 100 [43] | Bortoloni 2003[30] | |||
尤帕族 | 加勒比語系 | 哥倫比亞 | 12 | 100 [42] | Bortoloni 2003[30] | |||
薩波特克族 | 歐托-曼格語系 | 墨西哥 | 16 | 75 | 6 | 19 | Zegura 2004[26] | |
鍚努人 | 已滅絕 | 哥倫比亞 | 30 | 81 [44] | 19 | Bortoloni 2003[30] |
在母系血緣方面,美洲原住民最主要的mtDNA單倍群為常見於東亞人的A、B、C、D[45]。這四個高頻率出現在美洲原住民身上的單倍群都是被認為在西伯利亞南部的阿爾泰-貝加爾地區一帶衍生出來的[46]。部份美洲原住民族群所屬的mtDNA單倍群C和D的分支則與蒙古人、赫哲人、日本人、韓國人和阿伊努人最為接近[45][47]。
1996年7月,肯納威克人在華盛頓州肯納威克市哥倫比亞河畔被發現,據碳同位素分析,其年齡在距今8900至9000年左右[48][49],根據科學家的研究,肯納威克人的顱骨和現代美洲原住民的顱骨不同,肯納威克人外貌更接近波利尼西亞人或是日本阿伊努人,然而後來的基因測序表明,肯納威克人和現代北美原住民居民的聯繫比與其他人種之間的聯繫更為密切。
丹麥哥本哈根大學人類遺傳學家艾斯克·威勒斯列夫(Eske Willerslev)博士,在2013年11月20日的《自然》雜誌上提出了新見解:西伯利亞中東部地區在1920年代發現的2.4萬年前的「瑪爾塔小孩」(The Mal'ta Child),所屬的族群來自歐洲,卻為美洲原住民貢獻了14%~38%的基因組。瑪爾塔小孩所屬的部落最早是從歐洲遷徙而來,並在西伯利亞遇到了另一支來自東亞的族群,兩者發生了大量基因交流[50]。
科學家在分析6號染色體上的人類白細胞抗原HLA I、HLA II,以及HLA-A、HLA-B和HLA-DRB1的基因頻率後,發現生活在日本北部和俄羅斯東南部的阿伊努人與部份的美洲原住民有關,特別是美國、加拿大西岸的特林吉特人。科學家推測,阿伊努人和這些美洲原住民的主要祖先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的南西伯利亞族群上[51]。
圖集
註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參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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