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學

程朱理學，是宋明理學的一派，又稱性理學，有時會被簡稱為理學，與心學相對。是指宋朝以後由程頤、朱熹等人發展出來的儒家流派，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它有不同的名稱，如天、道、上帝等），而且它是善的，它將善賦予人便成為本性，將善賦予社會便成為「禮」；而人在世界萬物紛擾交錯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稟賦自「理」的本性，社會便失去「禮」。^{[來源請求]}

朱熹《四書集注》，明朝成化十六年吉府刻本，藏於山東博物館

如果無法收斂私慾的擴張，則偏離了天道，不但無法成為聖人（儒家最高修為者，人人皆可達之），還可能會迷失於世間。所以要修養、歸返、並伸展上天賦予的本性（存天理），以達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時完全進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這時人慾已融入進天理中（滅人慾，不是無欲，而是理欲合一），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從「毋」變成「無」），則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偏離天道了。

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所以萬物「之所以然」必有一個「理」；而通過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致知）。

發展

理學在中國古代又稱「義理之學」或「道學」，其創始人為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及張載。繼後有程顥和程頤等人繼續發展，最終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這種理學常被稱為「程朱理學」，在元朝及其後的朝代中均為國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學的學者稱為「理學家」。

理學初起於北宋，盛極於南宋與元朝、明朝時代，清朝中葉以後逐漸沒落。它是宋朝以後才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儒學思想，除了傳統儒學的自身更張和社會形勢所迫之外，還大量融入了佛家、道家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學名家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朱熹、呂祖謙、楊簡、真德秀、魏了翁、許衡、吳澄、曹端、薛瑄、吳與弼、邱濬、陳獻章……等。細分來講，陸王（陸九淵、王守仁）、濂溪（周敦頤）與理學有所差異，而更背道而馳，萬不可混為一談。

魏晉南北朝玄學盛行，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獨尊於一家。但是朱熹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處在於，把孔孟置於正宗，同時又把董仲舒五行，把張載、周敦頤、二程的觀點，以及佛學高度一元化的哲學和道家無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細緻地構造出內容精深的新儒學體系。儒學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短處被克服了。這使佛、道等學說再也不會動搖它了。類似於同時期文藝復興運動大大改革了萬事以宗教為重的思潮，宋以後七百年間，理學一直被奉為正統，與宗法制十分的適應。

朱熹，理學的集大成者，他認為倫理道德便是三綱五常，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主張。

朱熹而將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為儒家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一提到理學，人們馬上會想到「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在理學發達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雖然是一種有等級尊卑的愛，但仁是以人性為基礎。雖然傳統儒學也主張孝道和貞潔，但其禁慾色彩並不濃厚。儒學發展到理學階段以後，已帶有濃厚的禁慾主義色彩。二程說「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並稱「無人慾即皆天理」。《朱子語類·卷十三》，朱熹用飲食為例闡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慾也。」在宋朝以後，中國很少再出現像李白這樣「我本楚狂人」的詩人了。

程頤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程頤答，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藉口，然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氏遺書》卷二十二）程頤以此作為衡量賢媛淑女的標準，朱熹在〈與陳師中書〉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腐；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朱熹主張婦女「從一而終」、壓抑「人慾」^[1]。

程朱理學反對佛道的虛無主義，認為它忽略了倫理道德秩序；但同時又從道家思想裏借鑒了許多關於道的論述，作為儒家形而上學體系的材料。其實這正是儒家經典《大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具體表現。

朱熹的思想體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較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是繼孔子後儒學集大成者。朱熹的許多著作都是下細功夫的，他與呂祖謙共同編撰了一本著作《近思錄》作為理解四子書（指周敦頤、二程、張載）的階梯；而他認為，四子書是通往五經的階梯，《近思錄》曾為後世儒生必讀。熊賜履大肆鼓吹程朱學說，強調：「朱子之學，即程子之學。程朱之學，即孔孟之學。若程朱非，則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學，孔孟之學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學孔孟而不宗程朱，猶欲其出而不由其戶，欲其入而閉其門也。」^[2]。乾隆五年（1740年）下詔，程朱之學「得孔孟之心傳……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繼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陽明（王守仁）將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個極致——心學。

對程朱理學的批判

明末，李贄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慾」的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認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正統思想提出了挑戰。

清朝以後，「反理學」的態勢一度形成。顏元此後力反程朱的守靜與虛學，痛斥朱熹是「滿口胡說」、「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3]；「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着」^[4]；又批程朱「徒見道於紙，談道於口，考道於筆」^[5]。他深感「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6]，他說：「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7]。

清代戴震認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義疏證》卷上）「凡事為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為，又焉有理？」（《孟子字義疏證》卷下）。

五四運動後，知識份子極力破除「吃人的禮教」^[8]，甚至對理學有一致的觀點，主張中國的衰落自宋開始，其中，朱熹的理學曾被認為是所有這些衰落的罪魁禍首^[9]。

宋明理學的主要學派

宋明理學的主要學派包括周敦頤的道學派（以「道」為核心概念）、邵雍的數學派（以「數」為核心概念）、張載與王夫之的氣學派（以「氣」為核心概念）、程（程顥、程頤）與朱熹的理學派（以「理」為核心概念）、陸九淵與王陽明的心學派（以「心」為核心概念）、陳亮與葉適的事功學派（以「事功」為核心概念）等。陸王心學於程朱理學日趨僵化之際，而盛於明代中後期。張載與王夫之氣學則於心學日趨式微之際，與事功學派合流而盛於清代。

宋代傳入日本，形成了日本朱子學。

註釋

1. 清道光年間《休寧縣志》卷一、卷十六記載，休寧縣在明代有「節婦」、「烈婦」四百餘人；自清初至道光年間多達兩千餘人。
2. 熊賜履：《下學堂札記》卷之一
3. 《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4. 《習齋記餘·未墜集序》
5. 《習齋記餘·曲阜祭孔子文》
6. 《習齋年譜》卷下
7. 《朱子語類評》
8. 「吃人的禮教」一語出自吳虞〈吃人與禮教〉一文：「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功，這真是殘酷極了！一部歷史裏面，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時機一到，他就直接間接地都會吃起人肉來。就是現在的人，或者也有沒做過吃人的事，但他們想吃人，想咬你幾口出氣的心，總未必打掃得乾乾淨淨。……我們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該文發表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1919年11月1日出版）。
9. 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最終章

研究書目

• 陳榮捷：《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 Hoyt Tillman（田浩）著，阮東升等譯：《旁觀朱子學：略論宋代與現代的經濟、教育、文化、哲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出版社，2011）。
• 島田虔次著，蔣國保譯：《朱子學與陽明學》（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 山下龍二：《朱子学と反朱子学：日本における朱子学批判》（東京：研文社，1991）。
• 鍾彩鈞：〈二程道德論與工夫論述要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鍾彩鈞：〈二程心性說析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鍾彩鈞：〈二程本體論要旨探究──從自然論向目的論的展開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吾妻重二：〈朱子學的知識體系及其在東亞的普遍意義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陳曉傑：〈朱子學公私觀的一種政治史考察——以「霅川事變」為線索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