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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學者、思想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農，號薑齋、又號夕堂，或署一瓢道人、雙髻外史，自署船山病叟、南嶽遺民[1]，湖廣衡陽縣人，明末清初大儒，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晚年隱居於石船山麓，世遂稱船山先生。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讀通鑑論》等，後匯編為《船山遺書》[2]。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末三大思想家。
王夫之出身於太原王氏，但因戰亂，元代至正年間之前的家譜已經失佚。王夫之的始祖王仲一是江南高郵州人，因參加元末農民起義的功勞，授予山東青州左衛之職。王仲一的一個兒子王成，在永樂年間，因為擔任衡州衛指揮僉事，遷往衡州府。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萬曆年間兩度中副榜，王夫之的母親為譚氏，譚時章的女兒。王朝聘還有一前妻綦氏，是綦文佳的女兒，生子三歲早逝，萬曆甲午年綦氏也過世[3]。
王夫之出生於萬曆四十七年 (1619年) 九月初一子時，出生地為衡州府城南回雁峰王衙坪[註 1]。此時父親王朝聘已經五十歲，母親譚氏也有四十三歲[4]。王夫之為第三子，有長兄王介之和次兄王參之[3]。王夫之三歲時，父親王朝聘第一次中副榜，赴武昌省應鄉試，繼而入國子監。因為父親在京城，王夫之五歲起，跟隨年長十餘歲的長兄王介之學習。九歲時，才跟着從京城回來的父親學習[4]。
崇禎六年 (1633年) ，十五歲的王夫之跟着兩位兄長去武昌府應鄉試，當時的主考官為錢謙益。十六歲時，湖廣提學僉事水佳允在衡郡舉行歲試，將王夫之列為一等第一名。十九歲時，王夫之娶陶萬梧的女兒為妻[4]。
明末求學於嶽麓書院，並師從吳道行，吳教以湖湘家學，「以朱（熹）張（栻）為宗」，與曠鵬升等結「行社，聚首論文，相得甚歡」。崇禎十二年（1639年）秋，赴武昌參加鄉試，落第。是年十月，和郭風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設「匡社」，意指互相匡正。崇禎十五年（1642年）中鄉舉第五名，以《春秋》試卷列第一。十二月到南昌等候北上會試。當時李自成的大順軍已進入承天（今湖北鍾祥），張獻忠取黃梅。會試被迫延期，王夫之由南昌返衡陽。
清兵南下時，王夫之上書明朝湖北巡撫，力主聯合農民軍共同抗清，其二兄、叔父、父親均死於戰火，崇禎十六年 (1643年) 張獻忠攻佔衡州時，招賢納士，王夫之隱匿衡山，拒不受聘[5]，大順軍攻入北京時，作《悲憤詩》一百韻，吟已輒哭[6]。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聞明安宗在蕪湖被俘，續寫《悲憤詩》一百韻。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開始研讀《周易》，後來編為《周易稗疏》。
王夫之曾經和管嗣裘、管嗣箕、夏汝弼和南嶽僧人性翰、造紙工人、農民等近百人在衡山方廣寺參加抗清活動，被湘譚人尹長明擊敗，方廣寺被焚，管嗣裘家中老小全部遇難，性翰受重傷，王夫之事敗逃亡肇慶，投奔南明永曆政權，堵胤錫薦為翰林院庶吉士。又結識瞿式耜、金堡、蒙正發、方以智等人，永曆三年（清順治六年、1649年）春，離開肇慶，赴桂林暫居。永曆四年（清順治七年、1650年）二月十八日，任永曆政權的行人司行人。
永曆四年朝廷深陷黨爭，吳黨得勢，為營救楚黨，夫之和董雲驤上疏，謂「大臣進退有禮，請權允輔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國而灰天下之心」。永曆帝以王夫之「職非言官」而奏事，嚴詞加以指責[7]，魯可藻又奏請逮治王夫之，以致夫之「憤激咯血」[8]，幸好焦璉、馬進忠、趙印選、曹志建等上疏反對大興黨獄，由於焦璉等人握有兵柄，永曆帝只得將金堡、蒙正發、丁時魁等人除罪，改為削職遠戍。七月，王夫之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不久與襄陽鄭儀珂之女結婚[9]。兵敗後潛回廣東、廣西。李定國收復衡陽時，派人招請王夫之，「進退縈迴」，始終未去成[10]。永曆九年（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因清軍搜捕，被迫流亡零陵、郴州一帶，變姓名為瑤人，授徒著書，「為常人說《周易》《春秋》…常寧文士來者益眾」，這期間著有《周易外傳》，《老子衍》。
日後王夫之多往來長樂、庫宗橋、新塘等地。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春，舉家遷居衡陽金蘭鄉高節里，於茱萸塘（今船山鄉湘西村）築茅屋，名「敗葉廬」。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在衡山石船山麓定居著述，築草堂而居，人稱「湘西草堂」，「棲伏林谷，隨地托跡」，「安之若素，終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勵，潛心著述。」，自題堂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終未剃髮。康熙三年 (1664年)，在「敗葉廬」設館講學。又重訂《讀四書大全說》。晚年貧病交迫，連紙筆都靠朋友周濟。吳三桂稱帝，請王船山寫《勸進表》，遭嚴辭拒絕；王夫之認為「以其入國讎也，不以私恩釋憤」。事後，逃入深山，作《祓禊賦》，對吳三桂表示深切蔑視。[1]自題墓石：「抱劉越石之孤忠」，「希張橫渠之正學」。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衡州府知府崔鳴鷟受湖南巡撫鄭端的囑咐，攜帶糧食和錢幣會見王夫之，請求王夫之「漁艇野服」與鄭端「相晤於嶽麓」，並且希望能夠得到王夫之的著作刊行天下，王夫之以「病不能往」的理由拒絕，但是看到鄭端心誠，接受糧食，但退回錢幣，且致函表示感謝。[1]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去世，終身沒有剃髮。
王夫之生前著有《周易外傳》、《黃書》、《尚書引義》、《永曆實錄》、《春秋世論》、《噩夢》、《讀通鑑論》、《宋論》等書[14]。但他的著作只是手稿，未曾刊行。王夫之說過：「吾書兩百年後始顯。[11]」
鄧顯鶴是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著名詩人，他博涉群書，還樂於搜集湖南本地的文學作品[15]。王夫之的六世孫王世全在長沙城南書院探訪了鄧顯鶴，開始同鄧顯鶴合作整理王夫之的手稿，於1839年在長沙刊印《船山遺書》一百五十卷[11]。
以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為首的湘軍集團推崇王夫之的思想，繼續主持刊刻王夫之遺著，1865年《船山遺書》刻竣，共計56種288卷，是第一部較為系統全面的船山著作匯編[11]。
民國後，劉人熙搜輯散佚，又有補刻本。1930年，譚延闓、胡漢民、于右任等重刊船山遺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凡七十種，共三百五十八卷。1971年，臺北船山學會重印《船山遺書全集》，為二十二冊。嶽麓書社有《船山全書》十六冊。
王夫之繼承了以前思想家的唯物思想，並加以發展。王夫之認為，世界是物質的，一切事物都是客觀存在的實體；物質是不斷變化的，其發展變化有規律可循[2]。
王夫之的研究領域包括天文、曆法、數學、地學，專精於經、史、文學。認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以為「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是客觀規律。又用「絪蘊生化」說明「氣」變化日新的性質，認為「陰陽各成其象，則相為對；剛柔、寒溫、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同時也又「互以相成，無終相敵之理」。他強調「天下惟器而已矣」，「無其器則無其道」，從「道器」關係建立其歷史進化論。在知、行關係上，強調行是知的基礎，反對陸王心學「以知為行」和禪學「知有是事便休」的論點。[1]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氣不後」的理論。[1]在社會歷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觀點，認為人類歷史是不斷進化的。他反對天命觀，認為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是「理勢相成」。
王夫之篤信程朱理學，但不贊成「存天理，滅人慾」，認為「人慾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慾之或異」。王夫之思想沒有超出時代的範疇，他堅持維護集權帝制，他認為階級制度不能變，能變的只是手段，又主張「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
後代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學術流派，被稱為船山學。所著後人編為《船山遺書》。
王夫之的哲學思想概括起來有七點：
首先、反禁欲主義，提倡不能離開人慾空談天理，天理即在人慾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傳》、《尚書引義》等書中對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提出了批評。
其次、均天下、反專制、愛國理想。王夫之在《讀通鑑論》與《宋論》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觀點。
其三、氣一元論，王夫之認為氣是唯一實體，不是「心外無物」。王夫之還指出，天地間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體的實物，一般原理存在於具體事物之中，決不可說具體事物依存於一般原理。王夫之認為「形而上」與「形而下」雖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間有界限可以分割開來。從知識的來源上看，原理、規律是從對事物的抽象而得來的，因此，應該是先有具體形器，後有抽象觀念。道家佛家都把「虛無」視為無限和絕對，而將「有」視為有限和相對。王夫之認為這把相對、絕對的關係弄反了，在他看來，「有」是無限的，絕對的，而「無」是有限的，相對的。王夫之是這樣論證的：人們通常講無，是相對於有而言。就象相對於犬有毛而說龜無毛，相對於鹿有角才說兔無角。所以，講「無」只是講「無其有」。王夫之認為，廢然無動、絕對的靜即熄滅，這是天地間所沒有的。王夫之說，「動而成象則靜」，「靜者靜動，非不動也」，「動而趨行者動，動而赴止者靜」。王夫之的這些話表明，靜止里包含着運動，靜止是運動在局部上的趨於穩定而成形象的暫時狀態，所以靜止的東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動靈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辯——反對「生而知之」的先驗論。王夫之說，「耳有聰，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聲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聰必歷於聲而始辨，明必擇於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豈驀然有聞，瞥然有見，心不待思，洞洞輝輝，如螢乍曜之得為生知哉？果爾，則天下之生知，無若禽獸。」（《讀四書大全說·論語·季氏篇》）意思是說，憑藉感官心知，進入世界萬物聲色之中，去探尋知曉事物的規律，這才是認識世界的途徑。也就是說，知識是後天獲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辭」、推的辯證性質。王夫之認為，真知識一定是名與實的統一。「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對於概念能否如實地模寫現實，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展法則，這是認識論上的大問題，老子講「無名」，莊子講「坐忘」，禪宗講「無念」，共同之處都在於認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達變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達到與本體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說人能夠進行正確的思維。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個過程，既不可執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運動看作是剎那生滅，不留痕跡。
其六、理勢合一的歷史觀。王夫之提出「理勢合一」，並在其著作《讀通鑑論》對前人所提出的「復古論歷史觀」、「循環論歷史觀」等歷史形式進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16]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論。王夫之在其《四書訓義》一書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同時，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動的，人可以主動地權衡和取捨。他說：「生之初，人未有權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後，人既有權也，能自取而自用也。[17][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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