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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语言学家、思想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字慎修,號東原,徽州府休寧縣(今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人,中國清代語言學家、思想家。曾六次會試未中。[1]晚年因學術成就顯著,乾隆帝特招入館任《四庫全書》纂修官,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戴震生於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1724年1月19日),小時聰敏,過目成誦,十歲讀《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私塾老師說:「此何以知其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說。」但戴震接着指出周朝離宋朝有兩千年之遙,為什麼朱子能知道這些事呢?問得老師無言以對。[2]十七歲時,戴震讀完了私塾,客居南豐。
戴震是音韻學家江永的弟子。他對經學、天文、地理、歷史、數學、機械、水利、生物及古代器物都有研究,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乾隆七年,前往徽州府婺源與江永相識,因為戴震與其表字相同,從此專字東原。二人並沒有明確的師徒關係,而是亦師亦友。乾隆十九年,往北京避難與錢大昕相識。乾隆二十年(1755年)夏,戴震初識紀昀,戴震後來幾次到京師都住在紀昀家。紀昀出資將戴震的《考工記圖》付梓,並為之作序。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設館於禮部尚書王安國家,教授王念孫讀經。次年,結識惠棟於揚州轉運使盧文弨署內。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中式舉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成《原善》三卷。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因紀昀的推薦為《四庫全書》纂修官。乾隆四十年(1775年),為乾隆帝特許,經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未及散館授官而病卒。紀昀有詩懷念:「披肝露膽兩不疑,情話分明憶舊時。」洪榜為戴震寫行狀稱:「抱經世之才,其論治以富民為本」。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去世,享年五十五歲。
戴震對於漢語音韻學很有研究,創立了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以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此外,他也精通訓詁學。四十歲後開始質疑宋學,進而力抨宋代理學家。[3]以為程、朱論理摻雜佛老,不復先秦儒學宗旨,晚年所著《孟子字義疏證》,全面否定了程朱思想。
戴震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中批駁了程朱理學的「存天理,去人慾」主張,並指出,宋儒輕言天理、公義,而輕「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4]於是,理學以理殺人,「適成忍而殘殺之具」,極大地壓抑了人的天性,扭曲了道德、文章:「夫詖辭邪說之深入人心,必害於事,害於政,天下披其禍而莫之能覺也。」[5]可謂是「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6]。
戴震對道學的批判,延續了清初王夫之等人的套路,在文字、考辨的基礎上,提出了人乃血氣之軀,道德也無非「不過」、「不及」之論,是人類天性的合理調節,是自然需要的合理表達,由此改變了體用兩分,倫理為體,人慾為氣,由私慾害理推導出理慾對立的本體論,恢復儒學本來面目和倫理的原初意義。
在否定了朱熹的形而上學本體論的過程中,戴震發揮了張載以來所形成「天道-性-人道」體用一體的説法,形成了「天道論」這一世界圖式。由此戴震得出結論:天道無非氣化流行之變,「氣」即「道」,體用唯一的説法:「形而上」之「道」,即「未成形質」以前之「氣」;「形而下」之器,即「已成形質」以後之物,形式與質料互為條件,陰陽消長相為基礎,理學所謂「理在事先」不過是私心自用,偏執形式而已。戴震這一對體用一體的繼承所發展出來的「天性論」充滿了人性的關懷和肯定,極大地解放了籠罩「去人慾、存天理」的理學桎梏之下的人心思想。同時,戴震與章學誠並稱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上兩大高峰,以漢學為宗,發揮了六經皆史的治學方法,開創了儒家學術思想由「尊德性」向「道問學」的歷史轉向。
章太炎是推重戴震的第一人,「銓次諸儒學術所原,不過惠、戴二宗」。[7]又說戴學源於荀子。從章太炎開始,戴震的哲學才進一步為人所注意。胡適著《戴東原的哲學》,認為戴震建立起「清朝學術全盛時代的哲學」,「可說是宋明理學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說是新理學的建設——哲學的中興。」
姚鼐與戴震共修《《四庫全書》時,欲事戴為師遭到拒絕,[8]姚鼐於是攻擊戴學「破碎不通」,甚至罵戴將「身滅絕嗣,此殆未可以為偶然也」。[9]戴震「反宋儒」、「反朱熹」,故不為錢穆所喜。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認為︰「然東原斥程朱即所以發揮程朱,實齋(章學誠)宗陸王即所以叛離陸王,取徑雖異,旨則歸一,則兩家之貌異緩和疼不能掩其心同。」戴震撰有《汾州府志》和《汾陽縣誌》,其間與章學誠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余英時謂:「東原謂方志當重地理沿革,這裏顯然表現出了一種狹義的考證觀點。蓋東原治《水經注》有年,即移《水經注》之法於方志之纂修也。」後世出版有《戴震文集》、《戴震集》等。
戴震從乾隆三十年(1765年)起,開始研究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直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才最終校定《水經注》,前後十年。他三次校訂《水經注》,為《水經注》總計補缺漏字2128個,刪妄增字1448個,正臆改字3715個,使得《水經注》正本清源,還其本來面貌。
戴震在四庫全書館中校勘《水經注》時,曾捲入抄襲趙一清成果的公案。段玉裁認為趙書襲戴。[13]王國維對於戴震的《水經注》是否剽竊問題,撰寫《書戴校水經注後》一文,指斥其非,王國維憤然道:「凡此等學問上可忌可恥之事,東原胥為之而不顧。」胡適則為戴震辯護,認為戴震在《水經注》研究方面沒有抄襲的嫌疑,一般認為胡適是白費二十餘年心力。楊守敬《水經註疏》每每點出:「此戴襲趙之確證。」例如卷五寫道:「趙氏不撿……而……以訂酈氏,大謬。戴氏亦不加詳考,竟依改,可哂也。」陳橋驛則認為,與其說是「氣矜」,不如說是「功名之欲」。[14]
戴震的學生有很多都是著名的文字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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