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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條目頁的主題不是三國時代。三國時代（朝鮮語：삼국시대）是朝鮮半島427年到公元660年之間高句麗（前37年－668年）、百濟（前18年－660年）、新羅（前57年－935年）三國鼎立的歷史時期。三國的文化和語言相通。宗教原本共同崇尚巫覡宗教。4世紀時，佛教傳入朝鮮半島，並迅速傳播，一度成為三國的國教。668年，新羅於唐朝幫助下征服百濟後滅高句麗，因而結束三國時代，並進入統一新羅時代。在三國時代之前存在的小國家和民族國家包括東濊、沃沮、扶餘、伽倻、于山國、耽羅等國。
朝鮮三國是在衛滿朝鮮滅亡後而建立的。之後，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國逐漸佔領併吞噬其他小國。古朝鮮滅亡之後，朝鮮半島北部和目前中國東北地區主要分佈着扶餘國、高句麗、沃沮、東濊和其它小國家或部落。
三國時代前，百濟和新羅分別兼併了馬韓、辰韓各部落，從而擴張領土最終建國。弁韓被伽倻所吸收。伽倻後來又與新羅融合。高句麗在鴨綠江流域興起後，陸續兼併了了扶餘、沃沮、東濊，公元313年開始侵略漢四郡，統治着朝鮮半島北部和中國東北部分地區。5世紀末，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個國家發展成熟，形成三雄爭霸的局面。高句麗長壽王在位時期是高句麗的全盛時期。427年，他將高句麗的都城遷至平壤，這標誌着高句麗放棄與其他民族爭奪遼河以東地區，轉至與朝鮮半島上的百濟新羅等國激戰，一度佔領朝鮮半島的三分之二以上的領土。除了三國之外，還有一個叫伽倻的王國，但因為在6世紀中葉被新羅所滅，一般只提到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伽倻位於富庶的洛東江流域，與大海相連並有豐富的鐵礦資源。
朝鮮三國宗教原本共同崇尚巫覡宗敎，但在中國中原文化的日趨影響下，儒家文化和道教傳入。4世紀時，佛教傳入朝鮮半島，並迅速傳播，一度成為三國的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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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高句麗在衛滿朝鮮的隕落後以鴨綠江流域的卒本扶餘為基礎立國，擺脫玄菟郡的控制，並迅速向周邊擴張。313年，高句麗美川王侵略樂浪郡控制整個朝鮮半島北部。很多記載都表明高句麗很可能是三國中最先在漢四郡北部建立起來的國家。
高句麗是三國中最大的國家，歷史上有許多都城，在鴨綠江的上游區域就有2處都城，最後定都平壤。建國初始，國土位於今中國境內，但隨着313年侵略樂浪郡逐漸擴張，延伸至今朝鮮半島的部分地區。政治和文化上一直受到中國的影響，在372年將佛教定為國教。
5世紀好太王和長壽王統治期間，高句麗進入鼎盛時期，之後的一個世紀裏，仍然保持了在朝鮮半島強勢的實力，控制了今朝鮮半島大部分地區及今中國東北的遼東半島。此後，中國隋唐年間，高句麗不斷與中原王朝交戰，開始不斷陷落，668年為唐朝與新羅聯軍所滅。
傳說高句麗建立者朱蒙的兩個兒子因繼承問題逃離王國到馬韓，大致在今首爾的位置建立了百濟王國。
百濟吞併了馬韓部落，並在4世紀時達到鼎盛時期，統治了朝鮮半島西部的大部分地區。後受到高句麗擴張的進攻，都城被迫遷往熊津（今公州），後又再次遷往泗沘（今扶餘郡）
位於濟州島的耽羅服屬於百濟，向百濟納貢，雙方維持着緊密聯繫。百濟的宗教和藝術方面也對高句麗和新羅產生過影響。
佛教在384年從高句麗傳入百濟，受到百濟歡迎，此後，百濟在傳播文化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將許多文化傳播至日本，包括漢字和佛教。660年百濟為新羅和唐朝的聯軍所滅。
據《三國史記》記載，前57年，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東南部地區且吞併了辰韓部族，從而立國，國號為徐羅伐。《三國史記》稱新羅是三國中最先建立的國家，而在其他的記載和考古發現中表明新羅可能是三國中最後一個建立的國家。
503年，王國正式更名新羅。6世紀中葉前，新羅吞併了伽倻。新羅最初是高句麗的盟友。隨着高句麗的南部擴張，新羅改與百濟聯盟。在從百濟搶到漢江流域後，新羅與唐朝聯盟。 新羅和唐朝的聯軍征服了百濟和高句麗後，新羅又將唐朝的軍隊趕出了朝鮮半島，並最終統一了大同江以南的地區。
新羅的都城金城今屬韓國慶州。528年佛教定為國教。新羅的文化與高句麗和百濟一樣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新羅早期的黃金製品也顯示其獨特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徵。
據《三國遺事》記載，前42年，6個載有天子的大蛋從天而降。6個男孩破殼而出，12天後長大成人。其中一個叫首露，成了金官伽倻的國王。另外5人分別建立了大伽倻，星山伽倻，阿羅伽倻，古寧伽倻和小伽倻。
據《三國志》記載，弁韓諸國中有弁辰狗邪國。狗邪和伽倻是對同一個國家或部落的不同的音譯。
Sin, K.C認為伽倻是3世紀末期由弁韓部落發展起來以金官伽倻（狗邪）為中心的6個聯盟。這一時期伽倻的戰爭增加，喪葬習俗也發生變化。Sin, K.C指出導致這些變化的原因是由於這一時期扶餘人進入伽倻的統治層，使伽倻採納更為好戰的思想意識和統治理念。391年至412年之間，伽倻聯盟在高句麗的壓力下瓦解。不過伽倻聯盟的剩餘仍保持着政治上的獨立。由於伽倻與百濟聯盟打新羅，出於報復新羅562年吞併了伽倻的剩餘。
朝鮮三國時代之前及期間內，存在着其他的一些小國：
668年，在唐朝的協助下，新羅在征服伽倻和百濟之後滅亡了高句麗，從此朝鮮半島進入統一新羅時代。隨着北朝鮮主體史學和韓國媒體的大肆渲染，認為此段歷史為南北國時代，即南部為統一新羅，北部為渤海國。
考古學家運用人類學、人種學、人種史和類比等理論方法來描述一種基於國家層面的社會，這種概念與朝鮮歷史研究中使用的「國」並不相同。人類考古學通過對城市中心，歷史建築，手工藝以及能夠反映出該地域政治控制力的例如生產能力，墓葬規模，文學與歷史記錄，政治體制等的研究，針對其中的幾個方面進行歸納整理，才能定論其是否為一個「國家」。在朝鮮三國時代的考古遺址的挖掘中，發現了上百處墓址上千個墓葬。朝鮮三國時代的歷史遺蹟之前幾乎僅限於墓葬，不過在1990年代後，得益於韓國大幅的考古挖掘搶救，一些古工業生產場所、道路、宮殿廣場、統治區域、儀式場所、平民家庭和軍事堡壘的遺蹟不斷被發現，韓國的考古學家推斷正是這些內部發展和外部因素促使了這種基於國家層面的社會出現，朝鮮半島的這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頻繁的戰爭也是促使國家誕生的重要方面。
與這種複雜社會相關的一些發現可以追溯到前700年的扶餘部族，而其中最重要的考古發現可以推斷出酋邦政體形成於前300年至前400年間。然而，考古學家並不就此認定國家政體出現於公元前，但他們提到這種政體在4世紀前形成。能夠反映政體社會的許多發現並不處於同一時期，而是零散地分佈在各個時代，直到許多4世紀的發現達到了空前的數量顯示出這種政體已經初具規模。
李聖周就新羅和伽倻區域出土的多種貴族墓葬進行分析後發現，在2世紀或以前出現的許多貴族墓葬中都存在象徵權貴的陪葬品，卻不存在類似宗教的墓葬等級制度；到2世紀末，貴族墓葬規模變大，還使用了棺木來盛屍；出土的3世紀墓葬中有一定特點，凡涉及很高地位的貴族獨立墓葬都與其他一般墓葬不同，它們建造在高海拔處，或沿山脊或處山頂，此外至高貴族的墓葬規模極為宏大，例如韓國的大成洞遺址等地發現的墓葬就符合這樣的特點。
李聖周認為除了通過墓葬可以分析出地域政治等級制度的發展外，出土的4世紀末的陶器工藝品也能反映這一點。陶器豐富的種類逐漸統一成只有幾個可以辨認的樣式，說明製造工藝逐步標準化同一化旨在規模製造，在慶州的Songok-dong和Mulcheon-ni的考古挖掘也證明了這一點，這兩處遺址位於新羅都城東北郊外，是古代製造工藝龐大規模的縮影，同時也是朝鮮三國時代至統一新羅時代製造業規模化的最好例證。1990年代末在對兩處遺址的挖掘中，發現了許多製造用設備，例如陶窯、屋瓦窯、炭窯以及與製造相關的建築和製作工坊。
1976年以來韓國慶州東南部的考古挖掘一直沒有間斷過，發現了新羅都城的遺址，多達30處的寺廟遺址也在幾年間被發現，其中最著名的是黃龍寺。百濟都城遺址也在首爾被發現，包括風納土城遺址。
三國時期，古朝鮮固有的和從中國傳入的醫學理論得到了融合，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自主的醫學——「鄉藥」，即「國藥」。鄉藥與中醫在醫學模式、體系和用藥上大體相似。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僧人順道、阿道等先後在朝鮮三國傳教和行醫。541年，梁武帝曾派毛詩博士及醫生等前往百濟。561年，知聰攜帶《本草經》、《脈經》、《名堂圖》等醫書赴日本，路徑高句麗時傳授醫藥知識。[8]:6
高句麗借鑑中國建立了侍醫制度，主要負責國王的醫療。百濟設有藥部和負責醫學教育、疾病治療和藥物管理的醫博士、採藥師、祝禁士。三國醫學在人體結構方面借鑑了中醫以五臟六腑為中心的系統學說；在生理、病理方面則借鑑了印度醫學以地、水、火、風四方面說明人體生理和病理的學說；在預防養生方面採納並進一步發展了中國道家導引、按摩、辟穀、納氣、煉丹等方法。朝鮮一方面從中國進口其短缺的藥物，另一方面也向中國輸出當地藥材。中國《本草經集注》記載了人參、款冬花、白附子、昆布等十餘中產自高句麗和百濟的藥物，並對其形態、藥性、作用作了較詳細的記述。[8]:6-7[9]:37
三國時期，朝鮮不僅學習中國醫學還致力於編撰自己的醫學書籍，如《高麗法師方》、《百濟新集方》等。《高麗法師方》記載的是如何用吳茱萸和木瓜治療腳氣入腹證。《百濟新集方》的內容是有關用黃芪治療肺癰和用菊花治療疔腫。這些醫書對朝鮮本土鄉藥的發展影響很大。與此同時，這些書籍也傳人中國和日本。據史料記載，公元645年，日本人安作得志從高句麗學習針灸術後將其帶回日本，推動了日本醫學的發展。[8]:6-7
朝鮮半島在三國時期已經進入相當的文明時期[10]:37-38。高句麗在公元1世紀就已經編纂了大型的記事史書《留記》100卷。百濟在公元375年開始編纂史書《書記》。公元545年，新羅大阿飡居柒夫等開始修撰《國史》。公元600年，高句麗太學博士李文真在《留記》的基礎上，修撰了《新集》五大卷。後世的文獻中還出現了《古記》、《百濟古記》、《新羅古記》、《古史》、《新羅別記》等大量朝鮮三國時期的史書名字[10]:88-89[11]:28。不過，這一歷史時期的文獻大多在歷次戰火中被焚毀，可供參考的留世典籍很少。據李德懋（1741-1793）之《青莊館全書·紀年兒覽序》，「唐李勣平高句麗，聚東方書籍於平壤，忌其文物不讓中國，舉以焚之。新羅之末，甄萱據完山，輸置三國遺書，蕩為灰燼。此三千年來二大厄也。」[10]:37-38[12]:9
朝鮮半島最早的詩歌是與音樂和舞蹈相結合的古代歌謠[10]:65。三國時期，朝鮮國語詩歌在歌謠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形式「鄉歌」，和以朝鮮傳統民族音樂為基礎的歌樂「鄉曲」。「鄉歌」和「鄉曲」中的「鄉」字是本鄉本土之意，以別於唐詩、唐樂。[10]:71-74[11]:21-22
由於年代久遠，保存至今的朝鮮古代歌謠數量很少。記載於《三國遺事》卷二《駕洛國記》的《龜旨歌》，作於公元42年，是迄今古代文獻中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朝鮮古代歌謠。這是古伽耶人按天神旨意在龜旨峰掘土迎接神君時唱的歌，因此也被稱《迎神歌》[10]:65-67[11]:19-20。《箜篌引》是首被翻譯成漢語而保留下來的高句麗歌謠，記載於東漢蔡邕的《琴操·九引》和西晉崔豹的《古今注·音樂》中。此歌全篇僅16字，但意尤深遠。[10]:68-70[11]:20[12]:11-12
現存三國時期的鄉歌只有《薯童謠》、《彗星歌》和《運泥謠》3篇。收錄於《三國遺事》的《薯童謠》是首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鄉歌，作者是百濟武王。傳說武王原本是平民出身的薯童，通過讓群童傳唱這首《薯童謠》，智娶新羅真平王的善花公主[10]:71-74[11]:21-22。鄉歌的創作在新羅是最活躍的。但在文獻中流傳下來的僅有《彗星歌》和《運泥謠》兩首。《彗星歌》作者是新羅真平王時期的僧人融天師，反映了花郎在新羅在國家軍事上的作用和彗星在當時新羅社會不祥之兆的習俗。該詩帶有星怪即滅倭兵自退的咒術性質，開啟了朝鮮半島反侵略愛國主義詩歌的創作先河[10]:74-75[11]:22。《運泥謠》是新羅善德王時期，人們為造靈廟寺佛像運土時所唱的歌謠。雖然歌謠中提到修建佛像是為「修功德」，但實際表現出的是勞動者對被剝削壓迫的悲慘命運的嘆息[10]:76[11]:22-23。
除了鄉歌之外，朝鮮三國時期還興起了以本民族傳統音樂為基礎的歌樂「鄉曲」。鄉曲與鄉歌的區別是鄉歌用鄉札記詞，可以用配樂譜曲，而鄉曲用漢字記詞，大部分情況下配樂唱詞[12]:36-37[10]:77。出現在古代文獻中的朝鮮三國時期的鄉曲數目並不多，也沒有留下歌詞。不過，這些鄉曲在朝鮮文學史上發揮了重要的影響。高句麗的鄉曲主要有《玄鶴》、《來遠城》、《延陽》、《溟州》等。百濟的鄉曲主要有《井邑》、《智異山》、《禪雲山》、《山有花》等。《三國史記·樂志》中記載的新羅鄉曲有18種樂名屬總目，主要的鄉曲包括《碓樂》等[12]:36-37[10]:77-83。
朝鮮三國時期，漢字由中國引入朝鮮半島。三國利用漢字創製了吏讀文和鄉扎標記法，來記錄本民族文學，同時也直接使用漢字和漢文文學體裁進行文學創作[10]:84。古代朝鮮人所創作的漢文文學是當時朝鮮半島社會的產物，屬於當時朝鮮半島的社會意識形態。就像中世紀歐洲一些國家創作的拉丁文作品屬於其本國文學一樣，古代朝鮮人利用漢字創作的漢文文學屬於朝鮮文學，是朝鮮文學史上的珍貴遺產[11]:27。
《黃鳥歌》是朝鮮半島現存最早的漢詩。據《三國史記》記載，該詩由高句麗琉璃明王於公元前17年創作。《黃鳥歌》是首四言詩，與同一時期的中國漢詩在風格上很相似，內容簡單，語言樸實[11]:31。曾到中國北周留學的高句麗僧人定法師在高句麗平原王在位期間創作有五言寫景律詩《詠孤石》，流傳至今[10]:84-85[11]:31-32。朝鮮三國時期有兩首與政治和外交相關的漢詩《遣于仲文詩》和《太平頌》。《遣于仲文詩》是高句麗大將乙支文德在隋與高句麗的戰爭期間，寫給隋將于仲文的五言詩，勸他「知足」退兵。該詩用詞巧妙，不卑不亢，是首被歷代稱頌的作品。《太平頌》是650年新羅真德女王織在錦緞上，贈送給唐高宗的五言排律，以表達對唐朝的敬意和聯唐的願望。該詩對新羅聯合唐朝在660年和668年先後滅百濟、高句麗起到重要的外交作用。該詩在《全唐詩》、《三國史記》、《三國遺事》都有記載。《唐詩品匯》稱其「高古雄渾，與初唐諸作頡頏」[11]:32-33[10]:86-87。
現存最早的朝鮮漢文散文是高句麗大武神王寫給漢遼東太守的一封書函。公元28年，漢遼東太守率兵攻打高句麗，高句麗閉城固守。漢軍原以為城內無水，久守城外期待高句麗不戰自降。猜測出漢軍意圖後，高句麗大武神王從池中釣了一條鯉魚，用水草包裹好，並附了封信和酒，派人一起送到漢營。信上寫道：「寡人愚昧，獲罪於上國，致令上將軍率百萬之軍，暴露敝境。無以將厚意，輒用薄物致供左右。」遼東軍見到鯉魚和水草後，認為城中有水，一時很難攻陷，逐退兵。[11]:28-29[10]:89-90
《諫真平王書》是6世紀新羅兵部金后稷寫給真平王的一封說理性書函體散文。金后稷在信中直言不諱地勸導真平王不要沉溺於打獵而荒廢政務。真平王當時並沒有接受金后稷的諫言。但在金后稷死後，真平王開始悔悟，不再沉溺於打獵，新羅也逐漸開始走向強盛。7世紀中葉，百濟也出現了一位敢於直諫的臣子成忠。當時新羅欲聯合唐滅百濟，百濟正處在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之中，但百濟義慈王卻整日沉溺於酒色之中，不問政事。佐平成忠多次進諫，但義慈王卻惱羞成怒。成忠最後被誣陷入獄。《上義慈王書》是成忠在獄中病危臨終時留給義慈王的遺言，是朝鮮文學史上的書函體散文名篇。但成忠的忠心，並沒有換來義慈王的回心轉意，百濟最終被新羅和唐的聯軍滅亡。[11]:30[10]:90-91
現存的朝鮮三國時期的散文還包括一些碑誌和銘文。現存於中國吉林省集安市的《好太王陵碑文》是高句麗長壽王於公元414年為其父廣開土大王而立。整篇碑文共1800餘字，由高句麗建國神話、廣開土大王南征北伐的豐功偉績、守墓煙戶情況以及有關守墓的教諭和制令四部分組成，是朝鮮古代碑誌的代表作。此外，朝鮮三國的碑誌還有高句麗的《牟頭婁墓誌文》、《新羅真興王巡狩四碑》和百濟的《武寧王墓誌》等。其中立於現今昌寧、北漢山、磨雲嶺、黃草嶺的新羅真興王巡狩四碑碑誌中寫有「聯紹太祖之基，篡承王統，兢身自慎，四方托境，廣獲民土。鄰國誓言，和使交通」，顯示出新羅當時的興盛狀況。[10]:92-93[11]:29-30
公元前37年至1世紀末， 高句麗、百濟、新羅先後在朝鮮半島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國家。朝鮮半島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三國都深受佛教和儒教的影響，並在各自的歷史發展中創造出各自特有的教育制度。[13]:145676年，新羅統一三國大同江以南地區，1世紀後期分裂成為「後三國」。[14]:47-61
公元4世紀左右，隨着中國文字、儒家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傳入，學校教育開始在朝鮮半島出現。據《三國史記》記載，小獸林王二年（372年），高句麗「立太學，教育子弟」。這是朝鮮半島最早的學校教育。太學以貴族子弟為教育對象，傳授中國的古典和儒學。高句麗在地方設有面向百姓的最早私學-扃堂，其教育內容主要是讀書和射箭。[13]:146[15]:290[14]:37
儒家經典在百濟很普及。在近肖古王（346-374年）時期，百濟還開始向日本輸出儒家思想，有阿直岐和王仁前往日本，教授應神天皇太子莬道稚郎子等《論語》、《千字文》等儒家經典，對古代日本明日香文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14]:37[15]:290武寧王時期（501-522年），百濟設立了五經博士官制（博士是教授學問的官職）。此外，百濟還有設有留學生制度和承擔中央教育行政職能的內法佐平行政機構。百濟是否建有像高句麗太學和扃堂一樣的教育機構，目前還無法考證。[13]:146[15]:290[14]:37
新羅有着自己獨特的以人格完美、為國奉獻和尚武為目標的花郎道教育，主要內容有武術、儒學經書和修身等。神文王二年（682年），統一新羅效仿唐建立起國立高等教育機構國學。國學以15-30歲的貴族子弟為招收對象，學制為9年，主要教授《論語》、《孝經》、《禮記》、《周易》、《左傳》、《尚書》、《春秋》、《文選》和算學等。學生畢業後被授予十品或十一品的官職。新羅時代代表性的教育思想家有元曉、薛聰和崔致遠等。[13]:146[15]:29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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