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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因宗法问题引起的政治斗争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大禮議是明朝嘉靖年間因明世宗欲為其生父興獻王朱祐杬追尊上號所引起的一場政治鬥爭，發生於世宗登基不久之時。當時，世宗與楊廷和、毛澄為首的正德舊臣們之間發生矛盾。群臣認為世宗繼承了明武宗的帝位，理應以武宗之父明孝宗為尊，故要求世宗承認自己是過繼給孝宗，要認孝宗為嗣父，但世宗只認孝宗為伯父，故造成了以何者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義上的父親），以及世宗生父尊號的皇統問題發生了鬥爭。
大禮議歷時三年（1521年至1524年），以世宗施加皇權壓迫獲勝而告終。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廷議追尊生父朱祐杬為睿宗獻皇帝，祔於太廟，並改其陵墓名為顯陵。反對一方的官員被悉數削職致仕，許多官員因而感到不滿。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憲宗之孫，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興獻王朱祐杬次子。明憲宗生十四子，長子次子早夭，三子為明孝宗，四子為興獻王。弘治七年，興獻王前往其封國安陸州就藩，正德二年八月初十日，朱厚熜生於興獻王邸。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興獻王薨。朱厚熜以世子身份居喪並決策封國政務。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武宗特旨令其襲封。五天後（三月十四日），武宗駕崩，此時，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
三月十四日，太監谷大用、張永抵達內閣，稱武宗在豹房去世。然而武宗無嗣，而明孝宗也無其他皇子在世。根據皇太后張氏之命，移殯到大殿，並交與內閣大學士討論由誰繼承皇位[1]。內閣首輔楊廷和舉出《皇明祖訓》出示，並稱：
| “ | 兄終弟及的祖訓，誰能褻瀆呢？興獻王的長子，是憲宗的孫子，孝宗的侄子，大行皇帝的堂弟，按倫序應當繼承皇位。[2] | ” |
梁儲、蔣冕、毛紀等人都贊同，於是命令宦官入內宮啟奏皇太后，楊廷和等人在左順門下等候。不久，宦官奉遺詔與皇太后懿旨，宣諭群臣，全部按照楊廷和請求辦理，皇位之事遂定[3]。三月十五日，皇太后派定國公徐光祚、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太監谷大用等前往安陸迎接朱厚熜，到北京即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達安陸。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日，朱厚熜拜別其父陵墓，次日辭別母妃啟程。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抵京師，止於郊外。當時朝廷官員就有關於以什麼禮儀迎接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的爭論。禮部尚書毛澄根據楊廷和的授意，定議以皇太子即位的儀式。
正德年間，大學士楊廷和曾幫武宗起草遺詔，這時卻被世宗利用，成為迫使楊廷和改變立場的利器。因為遺詔的內容是以武宗的語氣表示：
| “ | 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次子厚熜，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詞，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 | ” |
| ——武宗遺詔 | ||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為關鍵。朱厚熜對其右長史袁宗皋說：「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楊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禮部的方案（由東華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但未行，最後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箋勸進，朱厚熜在郊外受箋，當天中午，從大明門入，隨即在奉天殿即位，是為明世宗。詔書曰：「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以明年為嘉靖元年。
四月廿七，世宗下令群臣議定武宗的諡號及生父的主祀及封號。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漢朝定陶恭王劉康（漢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趙允讓（宋英宗生父）先例，認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繼大宗，就應該尊奉正統，要以明孝宗為皇考，興獻王改稱「皇叔考興獻大王」，母妃蔣氏為「皇叔母興國大妃」，祭祀時對其親生父母自稱「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為興獻王之嗣，主奉興王之祀。五月初七，禮部尚書毛澄和文武群臣60餘人將此議上奏皇帝，並聲稱朝臣中「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
對世宗而言，這等於背棄親生父親，絕對是不可接受的，雙方產生僵持。年方十五歲的世宗試圖優撫楊廷和，並向毛澄厚贈黃金，欲使其改變主意，但兩人都不為所動，幾次下詔尊加其父徽號也被楊廷和等大臣封還。但毛澄亦修改意見，認為將來世宗有子時，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為興王，繼承其父親的王統。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進士張璁上疏支持世宗，認為世宗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而且漢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預先立為太子，養在宮中，實際上已經是過繼給漢成帝和宋仁宗，「其為人後之義甚明」。張璁建議世宗仍以生父為考，在北京別立興獻王廟。世宗見此奏章後大喜，稱「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張璁人單勢孤，難以動眾，世宗唯有先行妥協。但在奉迎生母蔣妃入京的禮儀上，世宗堅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禮，遭到楊廷和反對後痛哭流涕，表示願意辭位，奉母返回安陸，楊廷和無奈之下只得讓步。當年十月，世宗以皇太后禮迎母親入宮，並追稱父親為帝。
三年之後，世宗的地位已穩固，試圖為父母封號加「皇」字。這時已被貶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張璁與同僚桂萼等揣測帝意，便紛紛上書重提舊事。兩人得以宣詔入京，委為翰林學士，專負責禮儀事項。以張璁和桂萼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議禮派」，將議禮當作起家的政治資本，因此在醞釀了一段時間後，又重新挑起了議禮之爭。當時，湖廣總督席書曾草擬奏疏，附和張璁、霍韜的意見，稱興獻帝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也上疏，提出「繼統不繼嗣」之論。但兩封奏疏都沒能上呈。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世宗將二人的奏疏交付群臣再次集議，楊廷和見世宗有意變更前議，上疏請求致仕。此時，世宗的地位已穩固，早已厭惡楊廷和跋扈難制，就順水推舟同意楊廷和致仕歸里。
此時，頗感群龍無首的禮部尚書汪俊醞釀再一起集體諫諍。適逢主事侯廷訓據宗法作《大禮辨》，吏部尚書喬宇等人遂據此率羣臣近兩百五十人一同進言，反對世宗以興獻王為皇考。世宗不悅，下令更多的官員參與進議論中來。於是，給事中張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鄒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論。狀元唐皋也上疏說：「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表面上是在調停，實際上傾向於反對。因為鄒守益是王陽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狀元，在朝中都屬於影響較大的文臣，世宗因此惱羞成怒，此次進言之人均被斥責、罰俸甚至罷黜。最後，汪俊等只好妥協：「於興獻帝、興國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備尊稱。」三月，世宗勉強同意稱父親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母親為「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憲宗貴妃）為壽安皇太后，孝宗皇后張氏為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夏氏為莊肅皇后。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1524年8月11日），世宗詔諭禮部，去除父母尊號中的「本生」，十四日為父母上冊文、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群臣譁然。正逢早朝剛結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導眾人道：「憲宗時，百官在文華門前哭請，爭慈懿皇太后下葬禮節，憲宗聽從了，這是本朝的舊事。」楊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楊慎亦稱：「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隨後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在金水橋南攔阻挽留群臣，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等又號召群臣。隨後兩百餘位朝廷大臣在左順門跪請世宗改變旨意[4]。
世宗在文華殿聽聞門外哭聲震天，命太監傳諭大臣們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圖迫使世宗屈服。楊慎等人撼門大哭，「聲震闕庭」。世宗震怒，令錦衣衛逮捕為首者八人，下詔獄。此舉令其他人更為激動，沖至左順門前擂門大哭，世宗再下令將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下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八十六人停職待罪。七月十六日，世宗為母親上尊號「章聖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錦衣衛請示如何處理逮捕的大臣，世宗下令四品以上官員停俸，五品以下官員當廷杖責。因廷杖而死的共有十六人。
左順門廷杖後，反對議禮的官員紛紛緘口，為時三年的「大禮議」以世宗獲勝告終，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禮，改稱孝宗為皇伯考，生父為皇考，並編纂《大禮集議》和《明倫大典》。嘉靖十七年，世宗給太宗朱棣上尊號為「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父親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簡敬文獻皇帝」，並將睿宗獻皇帝神主升袝太廟[5]，大禮議事件至此最終結束。
由於世宗重視父子天倫之情，後世普遍認為世宗的主張本來較合乎人性與倫理。
大禮議最後以世宗的君權高壓結束，確立世宗羽翼豐滿，並且由議禮的過程體會到了如何行使皇權的無上威嚴，此後變得獨斷獨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會下獄廷杖。大禮議加強及建立了世宗的皇權專制，促成了世宗剛愎自用的政治作風。
大禮議使得議禮派「以片言至通顯」，因迎合世宗而從下級官員升至首輔、六卿，使朝廷官員看到奉迎君主帶來的好處，世宗亦通過這些大臣制約其他權臣。嘉靖十七年後，明朝內閣14個輔臣中，如徐階、顧鼎臣、嚴訥、夏言、郭樸、嚴嵩、袁煒、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過撰寫道教的青詞起家。
世宗的父親獻皇帝陵寢遠在湖北安陸，世宗在大禮議取勝後，朝中也有人開始提議將顯陵北遷到北京天壽山安葬，但因可能勞民傷財而爭議多年，在張璁的力諫下，遷陵最終做罷。
明太祖登極前後，曾命儒士、儒臣考禮、議禮，纂修了《大明集禮》。大禮議中，世宗本人也研讀了許多有關禮制的書籍，因此明朝的許多祀典在嘉靖朝實行了更改，例如廢除天地合祀，在北京四郊分設地壇、日壇、月壇，以及更改祭孔祀典和宗廟制度等。嘉靖元年三月，世宗在追尊興獻王為帝之後，並下令將興獻王園寢按帝陵規制進行改建。嘉靖二年（1523年）將陵區建築黑瓦改為黃琉璃瓦。嘉靖三年三月，將興獻帝之陵定名為顯陵。嘉靖六年十二月，「命修建顯陵如天壽山七陵之制」，對顯陵進行擴建，並親自撰寫顯陵碑文。嘉靖七年建成方城明樓，立獻皇帝廟號碑，並建紅門、碑亭、石像生，共花費白銀60萬兩，先後徵用湖廣布政司各府州縣民夫兩萬餘人。[來源請求]
嘉靖十年（1531年），北京歷代帝王廟建成。翰林院修撰姚淶上《論元世祖不當與古帝王同祀疏》"請罷元世祖祀"，從禮法和民族矛盾出發，稱「聖祖建廟以祀古帝王，崇德報功。不專以一統論也，故隋晉之主無與焉」；「仁覆天下之謂德，利濟羣生之謂功。……彼元世祖者、於夷狄信有功德矣、中國何賴焉？……古語有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同時，從政治對立角度痛陳元政權與明政權之對立，指出故元暴政，"太祖高皇帝，聲罪而掃之"，「惟其猾夏之罪深、故聖祖攘夷之功大；惟其亂華之禍慘，故聖祖誅暴之義彰；既以大義驅之，當以大義絕之」。"而今若在胡元故都崇祀元世祖，尤為不可，……使燕之遺民故老，復指其位而稱之非，所以樹風聲、垂典則、明大分、而嚴大防也"。世宗發下禮部複議，但禮部認為宜遵循舊制，於是奉祀如故。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禮科右給事中陳棐再度上疏，強烈要求取消對元世祖的祭祀，陳棐主要從政治對立的角度出發，表示「胡元為中國之所當驅，是中國決非胡元之所當居矣；中國非胡元之所當居，是胡元決非中國之所當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後驅胡之功彰。臣固知祀忽必烈於帝王廟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則當黜也。」這次上疏得到禮部認可，未引起任何爭議。世宗隨即下詔廢除南北兩京對元世祖的一切祭祀，毀去其神主，永罷廟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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