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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法典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大清律例》，原名《大清律》（滿語：ᡩᠠᡳ᠌ᠴᡳ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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ᡴᠣᠣᠯᡳ，穆麟德轉寫：Daicing gurun i fafun i bithe kooli），是清朝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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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草創於順治三年（1646年）五月，以《大明律》為基礎，再加以修飾。前後經歷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訂後才定型。及後《大清律例》一直都在清朝版圖內奉行，直到清朝滅亡為止。
於香港割讓予英國之後，新通行的英式普通法並無足夠條例涵蓋所有法律，因此基於香港通行的英國習慣法模式，成文法條所能涵蓋範圍以外均以《大清律例》中相應法律條文作為習慣法生效。故即使於大清滅亡後，部分大清律例條文仍繼續於英屬香港應用。直至1971年，香港最後一條關於婚姻習俗的大清律例條文為成文法《婚姻制度改革條例》取代之後，大清律例自此正式走入歷史，歷時327年。
大清律例是清朝完整的法律條文。所謂律例，是法、律、令、例之簡稱。法是國家的基本政策及政府的組織方式，例如歷朝的祖宗大法，帶有現代憲法的成分；律是一條條的法律條文，以刑事法為主。令是行政命令。例則是判例。綜合法、律、令、例，即為律例。
所有涉及死刑的案件，地方官吏無權判刑，必須將死刑文件上呈供皇帝定奪，御筆勾決批准，方可執行。
地方官吏可以嚴刑迫供，但何種案件要用上何種刑具，也有嚴格規定，越嚴重的案件，可以使用的迫供手段就越重。而一個人假如有官職或功名在身，在大部份的案件，均享有免受嚴刑迫供的特權。
官府判案，需要依據法律條文和先前判例，亦要注重訴訟程序，刑責也不具追溯權。不過，這些原則並非凌駕性的，因此不一定會因為程序錯誤或追溯權錯誤而推翻証據確鑿的判決。
大清律例中，並非人人平等。每個階級在不同刑責中可以有不同程度的量刑。當中有所謂的八議，是八種特別階級，除犯了十惡不赦的罪行外，其它罪責通通可以獲得減刑。
中國的律法，始於商朝的雛形法律和刑罰，以及後繼於周朝的《九刑》及《呂刑》，但當中所寫的只是大原則，內容粗糙。目前已知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是戰國時期魏國宰相李悝所寫的《法經》。後來法家的代表人物秦國商鞅以《法經》為基礎改革秦國法制，將原則性的法，細分成着重實則行為的律。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整個中國採用了秦律，而中國的歷朝的法律，乃以秦律為濫觴。
《大清律》源自《大明律》，比《大明律》刑罰更重，清朝對於謀反大逆處斬的範圍與明代相當，但擴大了謀反罪的範圍，例如奏疏不當或犯聖違逆者，加以「殊屬喪心病狂」、「妄議朝政」之罪以謀反罪論。凌遲罪在大明律基礎上又增加九條十三種罪，而絞、斬等傳統死刑也增至七百二十三條。所以論及高壓統治，清遠甚於明。
根據《大清律例》開首的《世祖章皇帝御製大清律原序》所記載，在清朝入關以後，由於「中夏人民既眾，情偽多端，每遇奏讞，輕重出入頗煩」，為「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增損劑量，期於平允」，清世祖敕纂，召集司法官員在朝廷上商議，對喀納等校訂，並以《大明律》作參考，多番修訂之後才得以成書付梓刊布，並命名為《大清律集解附例》。《大清律》全三十卷，十冊（1函），律文458條。首冠世祖御製序，繼載剛林疏，吳達海疏，對哈納疏，《大清律總目》。總目之後是順治二年（1645年）奏定的《大清律附》。其後，在順治十二年（1655年）又頒發「內院校訂譯發」的滿文本。
《大清律》的特點是「集解附例」，律文之後附相關條例四百三十餘，希望透過各種判例作參考，使官吏能夠作為量刑的依歸。
順治律頒行後，惟於律外增修條例，而於律文未嘗更易。康熙九年（1670年），刑部尚書對哈納等以舊律內參差遺漏，請詳酌校正，奉旨依議，遂有康熙九年校訂刻本傳世。
至康熙十八年，由於發現後立之新法與原有之舊法有所衝突，所以康熙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又再作修訂，但直到康熙駕崩時，修訂還未完成。於是繼任的世宗下令官員繼續完成修訂，「務期求造律之意，輕重有權，盡讞獄之情，寬嚴得體」。從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開始，到三年（1725年）八月完成，並於九月初九刊行。此為雍正五年刻本。
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五月，律例再作大幅修訂，這些訂正增刪改併，合計有1456條之多。
此次改例源自清末新政中的法律改革。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修訂，宣統二年（1910年）頒行，定名《大清現行刑律》。大清現行刑律共有389條，並連同附例1327條。至晚清，大清律例中明定的死刑，仍有斬監候、斬立決、絞監候、絞立決四種。
之後清廷於宣統二年12月25日（1911年1月25日）頒佈由日本法學家岡田朝太郎參考日本刑法編而成的《欽定大清刑律》（俗稱：大清新刑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效法歐美啟蒙精神、保障諸多刑事被告人權的刑法典。不過因為當時僅三讀通過總則編，尚待分則編三讀後才要施行，但在此事完成之前，清朝即滅亡，所以本律頒佈後從未施行。
清朝於1912年滅亡，取而代之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刪除一些與民國共和體制不合的條文後――主要是關於保護皇權和傳統倫理的部分――，大體沿用宣統二年底頒佈的欽定大清刑律。於法院體制方面，中華民國政府也沿用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設立的大理院。
1928年國民政府北伐結束後，進行法制改革。大理院改稱最高法院，並將法律條文改為憲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等六法，編集成《六法全書》。
《六法全書》也大量參考了《大清新刑律》而製。由於《大清新刑律》由日本法學家岡田朝太郎以日本法律改編，而日本法律由德國法律改編，因此《六法全書》所採用的乃是歐洲的歐陸法系，而非英國、美國的英美法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開始實行蘇聯的社會主義法系法律（仍基於歐陸法系）。1978年中國大陸施行改革開放後，正逐漸回到歐洲的歐陸法系法律。而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則繼續實行原有的歐陸法系法律。
清朝雖於1912年滅亡，但大清律例的部分原則，被認為在香港法律中依然存在。自從香港1841年起由英國統治之後，英國一直奉行習慣法。查理·義律於1841年登陸香港島後宣佈華人仍依當地習慣治理。所以，在當時的香港出現了一種怪現象：同樣的謀殺罪，若罪犯為歐洲人，則按照當時的英格蘭法律會被判處絞刑，但若罪犯是華人的話，就會被斬首。即使在清朝覆亡後60年間，原來香港通行的《大清律例》在華人社會當中依然通行。
1970年代香港政府開始着手將所有參照《大清律例》的案例重新編寫成為成文法，與此同時亦利用合適的法例來取代過時的舊法。最後一條《大清律例》的條文已於1971年頒佈的《婚姻制度改革條例》被取代，正式確立一夫一妻制，結束香港男性納妾及休妻的權利。但在1971年10月7日前依《大清律例》訂立的妾侍若仍然在世，她們、她們的子女與後代仍然有繼承權（但繼承權分攤比例少於妻子[來源請求]）。在此以前香港仍有部分社會名流按照《大清律例》合法納妾，如何鴻燊、霍英東、林百欣等。
胡林翼說：「《大清律》易遵，而例難盡悉。」，胥吏都諳熟例案，常可執例以壓制長官。清代制度規定，生員讀書期間不准過問政治，即使是新科狀元對於《大清律例》也是不甚了解。實際政務其實已經發展成了一項專門知識，官員極為生疏，如「丟失東城門鑰匙比照丟失印信處理」這樣的「例」文，有一千八百九十餘條之多。清朝的胥吏、幕賓卻可以在卷宗檔案中迅速查找出「有關的律條」，又稱「找簽」，官員只好「奉吏為師」。嘉慶帝曾在一次諭旨中說到：「自大學士、尚書、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諾成風，而聽命於書吏，舉一例則牢不可破，出一言則惟命是從，一任書吏顛倒是非，變幻例案，堂官受其愚弄，冥然不知所爭之情節。」書吏權力既大，便可大肆索賄納賄，《文明小史》說，書辦「在裏頭最好不過是吏部、戶部，當了一輩子，至少也有幾十萬銀子的出息，刑部雖差些，也還過得去」。戶部書吏因而有「闊書辦者必首戶部」、「戶部書吏之富，可埒王侯」的說法。
《清稗類鈔》記錄晚清官僚郭嵩燾的史論：「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胡林翼就曾感嘆：「六部之胥，無疑宰相之柄。」
《大清律例》對越南阮朝的律法影響很深。1809年，阮朝大臣武楨以如清正使的身份出使大清國，祝賀嘉慶皇帝五十大壽，在華期間留心律法，回國後建議阮世祖仿照《大清律例》制定新律。1815年，由阮文誠、武楨等編修的《皇越律例》（嘉隆法典）正式頒行。嘉隆帝為其所作的序中寫道[3]：
披閱歷代刑書，我越李、陳、黎之興，一代有一代之制，而備於洪德；北朝漢、唐、宋、明之興，律令之書代有修改，而備於大清。爰命廷臣准歷朝令典，參以洪德、清朝條例，取捨秤停，務止於當，匯集成編。朕親自裁正，頒行天下。
雖然《皇越律例》宣稱是參酌《洪德律例》和《大清律例》而編成的，但實際上絕大部分內容是照搬《大清律例》，正如越南學者陳仲金所指出的那樣：「這部律書雖說根據洪德律，然其實是照抄大清律，只多少作了些修改而已」。[4]越南學者阮玉輝（Nguyễn Ngọc Huy）統計，《皇越律例》398個條文中397條來自大清律，只有1條來自洪德法典[5]。所以越南對《大清律例》的運用雖然不像朝鮮用大明律那樣直截了當，但也可以說是全盤照搬了。
根據《中山世譜》記載，琉球原先沒有一部成文法，而是按照各地成規的「內法」進行審判，因此判決往往有失公平，經常出現「事同刑異，輕重不均，難以剖決」的現象。有鑑於此，在1775年，三司官馬國器（與那原親方良矩）、馬宣哲（宮平親方良廷）、向邦鼎（湧川親方朝喬），以及攝政尚和（讀谷山王子朝恆）四人，聯名請求編纂一部成文法，獲得尚穆王的批准。向天廸（伊江親方朝慶）、馬克義（幸地親方良篤）被任命為編纂法律的奉行。1786年，編成第一部法律《琉球科律》，頒行於全國。
《琉球科律》共18卷103條，參照清朝的《大清律》、日本的刑法以及琉球的習慣法而編成。1831年，為補充其不足，還制定了《新集科律》。
1810年英國人士丹頓譯有《大清律例》[6]，關於律文的436條全部翻譯成英文，但關於例文卻只有節譯。此書甫出版即大受好評，後來《大清律例》的法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版本皆依英文版轉譯出版，如英譯本出版隔年，法人 M.Renouard de Sainte-Croix 即據英文版翻譯成法文。1876年有霍道生譯本[7]，1924年法國人布萊斯又推出法譯本[8]。
大清律例許多規定，在今日看來相當嚴苛。例如從事革命者的子孫，不分有無參與，「無論已未成丁，堩解交內務府閹割」，剝奪其生殖能力。另一方面，亦有人認為大清律例部分條文能照顧弱勢者利益，例如在乾隆51年（1786年）已經規定謀殺未滿10歲幼童的犯罪人首犯須斬立決，從犯擬絞立決，反映清廷已經懂得因應受害人的弱勢性質而加重判罰[9][10][需要較佳來源]。又如從淡新檔案等縣級的實例檔案來看，很少案件會完全依律處理。英國的士丹頓在1810年翻譯《大清律例》的導言中指出，律例實際運作與其理論上的輝煌相去甚遠，但盛讚律例是人類智慧的傑作。《大清律例》雖然與現代法律仍有距離，沒有體現人人平等的精神，但其完備程度，乃是中國歷朝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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