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巴特勒·葉芝
愛爾蘭詩人（1865－1939）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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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巴特勒·葉芝（英語：William Butler Yeats，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或稱葉慈、耶茨等，是出身愛爾蘭的詩人、劇作家、散文作家。他是 20 世紀文學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曾參與創始艾比劇院，並在晚年擔任兩屆愛爾蘭自由邦參議員。他與格雷戈里夫人、愛德華·馬丁（Edward Martyn）等一同推動愛爾蘭文學復興。
他出生在愛爾蘭的桑迪蒙特（Sandymount），並在那裏和倫敦受教育。他是一名新教徒，也是盎格魯-愛爾蘭社群的成員。他在斯萊戈郡度過了童年的假期，並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學習詩歌，當時他對愛爾蘭傳說和神秘學着迷。這些主題出現在他工作的第一階段，大約持續到 20 世紀之交。他最早的詩集於 1889 年出版，其慢節奏的抒情詩展現了對埃德蒙·斯賓塞、珀西·比希·雪萊和前拉斐爾派詩人的感激之情。從 1900 年開始，他的詩歌變得更加真實和現實。儘管他仍然專注於身體和精神面具以及生命週期理論，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他年輕時的超驗信仰。 1923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葉芝出生於距離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不遠的山迪蒙（Sandymount）。他的父親約翰·巴特勒·葉芝是亞麻商人傑維斯·葉芝（Jervis Yeats）的後裔。這位商人卒於1712年，他的孫子本傑明娶了基爾岱爾郡的望族之女瑪麗·巴特勒。約翰·葉芝結婚的時候正在學習法律，但是很快他便轉而學習繪畫[1]。約翰的母親（即威廉·巴特勒·葉芝的祖母）蘇珊·瑪麗·波雷克斯芬來自斯萊戈郡上一個盎格魯－愛爾蘭裔家族。葉芝出生後不久，便遷至位於斯萊戈的大家族中，他本人也一直認為是斯萊戈郡孕育了自己真正的童年歲月[2]。巴特勒·葉芝家族是一個非常具有藝術氣息的家族。葉芝的弟弟傑克後來成為一位畫家，而他的兩個姐妹伊利沙伯和蘇珊則均參加過工藝美術運動[3]。
為了葉芝父親的繪畫事業，葉芝的家庭後遷至倫敦。起初，葉芝和他的兄弟姐妹接受的是家庭教育。葉芝的母親由於非常思念故地斯萊戈，經常給孩子們講家鄉的故事和民間傳說。1877年，威廉·葉芝進入葛多芬小學（Godolphin），並在那裏學習了四年。不過威廉似乎並不喜歡在葛多芬的這段經歷，而且成績也並不突出。由於經濟上的困難，葉芝全家於1880年底遷回了都柏林。起初住在市中心，其後搬到位於郊外的皓斯（Howth）。
在皓斯的時光是葉芝重要的發展階段。皓斯周圍是丘陵和樹林，相傳有精靈出沒。葉芝家雇了一個女僕，是一個漁人的妻子，她熟知各類鄉野傳奇，娓娓道來的神秘冒險全都收錄在後來出版的《凱爾特曙光》裏。
1881年10月，葉芝在都柏林的伊雷斯摩斯·史密斯中學（Erasmus Smith）繼續他的學業。他父親的畫室就在這所學校附近，於是葉芝經常在那裏消磨時光，並結識了很多都柏林城的藝術家和作家。在這段時間裏，葉芝大量閱讀莎士比亞等英國作家的作品，並和那些比他年長許多的文學家、藝術家們討論。他於1883年12月從這所中學畢業，其後他便開始了詩歌的創作。1885年，葉芝在《都柏林大學評論》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部詩作，以及一篇題為《賽繆爾·費格森爵士的詩》的散文。從1884年到1886年，他就讀於位於基爾岱爾大街的大都會藝術學校（Metropolitan School of Art），也就是如今愛爾蘭國家美術與設計學院的前身。
在開始進行詩歌創作之前，葉芝便已經嘗試將詩歌和宗教觀念、情感結合起來。後來，他在描述自己童年生活的時候曾說過「……我認為……如果是一種強大且悲天憫人的精神構成了這個世界的宿命，那麼我們便可以通過那些融合了人的心靈對這個世界的欲望的詞句來更好的理解這種宿命。
葉芝早年的詩作通常從愛爾蘭神話和民間傳說中取材，其語言風格則受到拉斐爾前派散文的影響。這一時期，雪萊的詩對葉芝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後來的一篇關於雪萊的文章中葉芝寫道：「我重讀了《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在世界上的所有偉大著作之中，它在我心裏的地位比我預想得還要高得多。」
葉芝早期還受到彼時愛爾蘭著名的芬尼亞組織（Fenian）領袖約翰·奧里亞雷的影響。詩人晚年曾說，奧里亞雷是他所見最「風流倜儻的老人」，「從奧里亞雷的談話以及他借我或送我的愛爾蘭書籍中，成就了我一生的志業。」在奧里亞雷的介紹下，葉芝認識了道格拉斯·海德和約翰·泰勒。前者於1893年成立蓋爾聯盟，致力於保存並增加愛爾蘭語言的使用。
葉芝的第一首重要詩作是《雕塑的島嶼》，是一首模仿埃德蒙·斯賓塞詩作的夢幻般的作品。這首詩發表在《都柏林大學評論》上，其後沒有再版。葉芝第一部公開出版的作品是一本小冊子《摩沙達：戲劇化的詩》。這篇文章也同樣在《都柏林大學評論》上發表過，而且只是由他的父親出資印刷了100冊。此後，他完成了敘事長詩《烏辛之浪跡》（The Wanderings of Oisin），並在1889年出版了詩集《烏辛之浪跡及其他詩作》。這是即使在葉芝風格成熟之後也仍未否定過的第一部作品，取材於愛爾蘭古代勇士的傳說和神話故事。為完成這首詩，詩人花費了整整兩年的時間，其風格清晰的體現出費格森和拉斐爾前派對詩人的影響。這首詩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葉芝以後詩作的主題風格：追求冥思的生活抑或追求行動的生活。這本詩集的前八首抒情詩和歌謠的主題，是源自葉芝少年時代對印度人及阿爾卡迪亞世外桃源的想像——神祇與女神、王子與公主、殿堂、孔雀與神秘的蓮花等等。詩歌中流露出明顯的浪漫主義和拉斐爾前派的痕跡[4]。在《烏辛之浪跡》之後，葉芝再未創作過長詩。他的其他早期作品多半是以愛情或神秘事物為主題的抒情詩。隨着葉芝的作品讀者群的不斷擴大，他結識了當時愛爾蘭和英國的很多著名文學家，包括蕭伯納和王爾德。
葉芝的家庭於1887年重新搬回倫敦。1890年，葉芝和歐那斯特·萊斯（Ernest Rhys）共同創建了「詩人會社」（Rhymer's Club）。這是一個由一群志同道合的詩人們組成的文學團體，成員們定期集會並於1892年和1894年分別出版過自己的詩選。葉芝的早期作品還包括詩集《詩集》、《神秘的玫瑰》和《葦間風》。事實上，「詩人會社」的文學成就並不高，葉芝幾乎是唯一取得了顯著成就的詩人。
1889年，葉芝結識了昴德·岡昂。她是一位熱衷於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的女性。岡昂小姐非常仰慕葉芝早年詩作《雕塑的島嶼》，並且主動和葉芝結識。葉芝深深的迷戀上了這個女人，而這個女人也極大的影響了葉芝以後的創作和生活[5]。經過兩年的密切交往後，葉芝向岡昂小姐求婚，卻因二人在民族主義上的意見衝突，葉芝遭到拒絕[6]。其後，他又共計向她求婚三次，分別是在1889年、1900年和1901年，均遭到了拒絕。儘管如此，葉芝對岡昂小姐仍然魂牽夢縈，並以她為原型創作了劇本《凱絲琳女伯爵》。在劇中，凱絲琳將靈魂賣給了魔鬼，好讓她的同胞免於饑荒，最後上了天堂。此劇直到1899年才得以上演，引發了宗教及政治上的諸多爭議。終於，在1903年，岡昂小姐嫁給了愛爾蘭民族運動政治家約翰·麥克布萊德，葉芝後來在信件和詩作中多次對麥克布萊德予以嘲諷[7]。此外，他和奧莉薇亞·莎士比亞有過短暫的戀情。他們在1896年結識，卻在一年之後分手。
也正是在1896年，葉芝結識了格雷戈里夫人，介紹人是他們共同的朋友愛德華·馬丁。格雷戈里夫人鼓勵葉芝投身民族主義運動，並進行戲劇的創作。儘管葉芝受到法國象徵主義的影響，但顯然他的創作具有清晰而獨特的愛爾蘭風格。這種風格在葉芝與愛爾蘭年輕一代的作家的交往中得到強化。葉芝和格雷戈里夫人、馬丁以及一些其他愛爾蘭作家共同發起了著名的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
除了作家們的文學創作外，學院派的翻譯家們對古代傳奇故事、蓋爾語詩歌以及近代的蓋爾語民歌的翻譯和發掘工作也對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代表人物是後來成為愛爾蘭總統的道格拉斯·海德，他編纂的《康諾特省的情歌》倍受推崇。
這場運動最不朽的成就之一便是艾比劇院的成立。1889年，葉芝、格雷戈里夫人、馬丁和喬治·摩爾創立的「愛爾蘭文學劇院」（Irish Literary Theatre）。這個團體僅僅存在了兩年，而且並不成功。在兩位擁有豐富戲劇創作經驗的愛爾蘭兄弟威廉·費依和弗蘭克·費依以及葉芝不計報酬的秘書安妮·伊利沙伯·弗萊德里卡·霍爾尼曼（一位曾經於1894年參與過蕭伯納《武器與人》在倫敦首演的富有的英國女人）的鼎力協助下，這個團體成功打造了一個嶄新的愛爾蘭國家戲劇界。在著名劇作家約翰·米林頓·辛格參與進來以後，這個團體甚至在都柏林靠戲劇演出賺到了不少錢，並於1904年12月27日修建了艾比劇院。在劇院的開幕之夜，葉芝的兩部劇作隆重上映。從此以後一直到去世，葉芝的創作生涯始終和艾比劇院相關。他不僅僅是劇院的董事會成員之一，同時也是一位高產的劇作家。
在1902年，葉芝資助建立了丹·埃默出版社，用以出版文藝復興運動相關的作家作品。這個出版社在1904年更名為庫拉出版社。出版社存在至1946年，一直由葉芝的兩個姐妹經營，總共出版了70本著作，其中的48本是葉芝自己寫的。1917年的夏天葉芝和當年的岡小姐重逢，並且向她的養女求婚，但是遭到了拒絕。九月份，葉芝轉向一位英國女人喬芝·海德-李斯(Georgie Hyde-Lees)求婚，她答應了，在1917年10月20日，葉芝52歲多時成婚。不久，葉芝買下了位於庫爾公園附近的巴列利塔，並很快將其更名為「圖爾巴列利塔」。葉芝餘生中的大部分夏季都是在這裏度過的。1919年2月24日，葉芝的長女安·葉芝在都柏林出生。安繼承了母親的智慧、寧靜與友善，以及父親不凡的藝術天賦，後來成為一位畫家。
葉芝一生都對神秘主義和唯靈論有濃厚的興趣。1885年，葉芝和一些朋友創立了「都柏林秘術兄弟會」（Dublin Hermetic Order）。這個組織在6月16日召開了第一次集會，葉芝是領袖。同年，都柏林的神智學會館在通靈法師婆羅門·摩西尼·莎特里的組織下正式開放，葉芝於次年參加了他的第一次降神會。後來，葉芝沉溺於神秘主義和通靈術之中不能自拔。1900年，他甚至成為「黃金黎明協會」的領袖。他於1890年參加了這個組織。在結婚以後，葉芝夫婦曾經嘗試過風靡一時的無意識寫作。
葉芝的神秘主義傾向在他的名詩《麗達與天鵝》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這首短詩從希臘神話中取材，講述得是宙斯幻化成天鵝與美女麗達結合併生下兩個女兒的故事（一是著名的海倫，引發了特洛伊戰爭；一是克呂泰涅斯特拉，希臘軍隊統率阿伽門農的妻子）。這一母題在西方文學藝術作品中曾反覆出現。關於葉芝創作這首名作的初衷，西方評論界曾有過各種不同的詮釋和解讀，有的認為是「歷史變化的根源在於性愛和戰爭」，有的則認為是「歷史是人類的創造力和破壞力共同作用的結果」。西方主流的文學史將《麗達與天鵝》作為象徵主義詩歌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葉芝的神秘主義思想形成過程里，嘉芙蓮·泰楠的影響不可謂不大。泰楠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女詩人，葉芝早年和她過從甚密。正是在泰楠的影響下，葉芝頻繁的參加各類神秘主義組織的活動。泰楠一生都很仰慕葉芝的才華，而葉芝卻在後來逐漸疏遠了她。
葉芝的神秘主義傾向受印度宗教的影響很顯著，他晚年甚至親自將印度教《奧義書》譯成英文。通靈學說和超自然的冥思則成為葉芝晚期詩歌創作的靈感來源。一些批評家曾抨擊葉芝詩作中的神秘主義傾向，認為其缺乏嚴謹和可信度。W·H·奧登就曾尖銳的批評晚年的葉芝為「一個被關於巫術和印度的胡言亂語侵佔了大腦的可嘆的成年人的展覽品」。然而正是在這一時期，葉芝寫出了他一生中很多最不朽的作品。若想理解葉芝晚年詩作的奧妙，就必須要了解他於1925年出版的《靈視》一書的神秘主義思維體系。葉芝認為人類歷史是一個迴旋(gyre)。如蚊香式的旋轉。至於迴旋的終點。那就是『神性』(Divinity)。這個概念與尼采的『永劫回歸』相近。只是比較樂觀一點。今天，人們通過閱讀這本書來理解葉芝後期的詩作，卻不把它當作一本宗教或哲學的著作。
1913年，葉芝在倫敦結識了年輕的美國詩人艾茲拉·龐德。事實上，龐德來倫敦有一部分便是為了結識這位比他年紀稍長的詩人。龐德認為葉芝是「唯一一位值得認真研究的詩人」。從1913年到1916年，每年冬天葉芝和龐德都在亞士頓森林（Ashdown Forest）的一個鄉間別墅中度過。這段時間裏龐德擔任葉芝名義上的助手。然而當龐德未經葉芝的允許擅自修改了他的一些詩作，並將其公開發表在《詩》雜誌上後，兩位詩人的關係便開始惡化了。龐德對葉芝詩作的修改主要體現出他對維多利亞式的詩歌韻律的憎惡。然而很快兩位詩人都開始懷念雙方共事、互相學習的日子。尤其是龐德從歐內斯特·費諾羅薩的寡婦處學到的關於日本能樂的知識為葉芝即將創作的貴族風格的劇作提供了靈感。葉芝創作的第一部模仿了日本能樂的劇作是《鷹之井畔》。他於1916年1月將這部作品的第一稿獻給龐德。
葉芝通常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用英文寫作的詩人之一。然而，不同於大多數現代主義詩人在自由體詩領域不斷做出嘗試，葉芝是傳統詩歌形式的大師。現代主義對葉芝詩作風格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隨着時間的推移，詩人逐漸放棄早期作品中傳統詩歌樣式的寫作，語言風格也越來越冷峻，直接切入主題。這種風格上的轉變主要體現在他的中期創作中，包括作品集《七片樹林》、《責任》和《綠盔》
1923年葉芝獲諾貝爾文學獎，由瑞典國王親自頒獎。他在兩年之後發表了一首短詩《瑞典之豐饒》，以表達感激之情。1925年，葉芝出版了一本嘔心瀝血的散文作品《靈視》，其中他推舉柏拉圖、布列塔諾以及幾位現代哲學家的觀點來證實自己的占星學、神秘主義及歷史理論。
葉芝通過龐德結識了很多年輕的現代主義者，這使得他中期的詩作已經遠離了早期的《凱爾特曙光》時的風格。他對政治的關注也已經不再局限於文藝復興運動早期他所醉心的文化政治領域。在葉芝早期的作品中，他靈魂深處的貴族立場體現無餘。他將愛爾蘭平民的生活理想化，並且有意忽視這個階層貧窮孱弱的現實。然而一場由城市中的下層天主教徒發起的革命運動迫使葉芝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創作姿態。
葉芝新的政治傾向在《1913年9月》這首詩中得到了體現。這首詩抨擊由詹姆斯·拉金領導的著名的1913年都柏林大罷工。在《1916年復活節》中，詩人反覆吟誦：「一切都已改變/徹底改變/一種恐怖的美卻已誕生」。葉芝終於意識到復活節起義的領袖們的價值就在於他們卑微的出身和貧困的生活。[8] 整個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葉芝無可避免的受到他的國家以及整個世界動盪局勢的影響。1922年，葉芝進入愛爾蘭參議院。在他的參議員生涯中，葉芝最主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曾擔任貨幣委員會的主席。正是這一機構設計了愛爾蘭獨立之後的第一批貨幣。在1925年，他熱心地倡導離婚的合法化。1927年，葉芝在他的詩作《在學童中間》裏如此描述作為一名公眾人物的自己：「一位花甲之年的微笑的名人」。1928年，由於健康問題，葉芝從參議院退休。
葉芝的貴族階級立場以及他和龐德之間的密切關係使得這位詩人和墨索里尼相當接近。他曾在許多場合表達過對這位法西斯獨裁者的仰慕。他甚至寫過一些歌頌法西斯主義的讚歌，儘管這些作品從未發表過。然而當巴勃羅·聶魯達於1937年邀請他到馬德里時，葉芝在回信中表明他支持西班牙革命，反對法西斯主義。葉芝的政治傾向非常曖昧。他不支持民主派，在晚年卻也有意疏遠納粹和法西斯主義。然而縱觀葉芝的一生，他從未真正接受或贊同過民主政治。同時，他深受所謂「優生運動」的影響。
進入晚年後，葉芝逐漸不再如中年時一樣直接觸及和政治相關的題材，而是開始以一種更加個人化的風格寫作。他開始為自己的家人兒女寫詩，有的時候則描繪自己關於時間流逝、逐漸衰老的經歷和心緒。收錄在他最後一部詩集中的作品《馬戲團動物的大逃亡》生動的表現了他晚期作品的靈感來源：「既然我的階梯已經消失/ 我必須平躺在那些階梯攀升的起點」。1929年之後，葉芝搬離了圖爾巴列利塔。儘管詩人一生中的很多回憶都在愛爾蘭國土之外，他還是於1932年在都柏林的近郊租了一間房子。晚年的葉芝非常高產，出版了許多詩集、戲劇和散文，許多著名的詩作都是在晚年寫成的，包括一生的顛峰之作《駛向拜占庭》。這首代表性的詩作體現了葉芝對古老而神秘的東方文明的嚮往。1938年，葉芝最後一次來到艾比劇院，觀賞他的劇作《煉獄》的首映式。同年，他出版了《威廉·巴特勒·葉芝的自傳》。
晚年的葉芝百病纏身，在妻子的陪伴下到法國休養。然而最終還是於1939年1月28日在法國芒通的「快樂假日旅館」逝世。他的最後一首詩作是以亞瑟王傳說為主題的《黑塔》。逝世之後，葉芝起初被埋葬在羅克布呂訥-卡普馬丹。1948年9月，愛爾蘭海軍輕巡洋艦瑪查號（LÉ Macha）將他的遺體運回祖國，葬在斯萊戈郡鼓崖村的聖高隆巴堂（St Columba's Church）中[9]。他的墳墓後來成了斯萊果郡的一處引人注目的景點。他的墓志銘是詩人晚年作品《班磅礴山麓下》的最後一句：「冷眼看生/死。騎士，策馬向前！」(Cast a cold Eye.On Life,on Death.Horseman,pass by! )葉芝生前曾說斯萊果是一生當中對他影響最深遠的地方，所以他的雕塑和紀念館也將地址選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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