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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兵種，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中均有設置。
1930年5月，全國紅軍代表會議討論通過的《中國工農紅軍編制草案》中，統一規定了通信部隊的編制，標誌着初創時期的紅軍通信力量開始從分散配伍向正規化方向發展。1930年7月彭德懷部打長沙，佔領長沙後與黃公略部只隔一條鐵路，但互相不能通信。從那時起，紅軍就感到非要建立無線電通信不可。第一次反「圍剿」時，紅軍總部命令所有部隊必須把繳到的無線電台和俘獲的無線電人員一律保留下來，送總部處理。1930年12月30日，紅一方面軍在龍岡全殲了張輝瓚的第18師師部和兩個旅，配屬第18師的交通兵團無線電第一大隊第五分隊（番號為 KFF )的通信技術人員除沈定外都被俘。在寧都縣小布集中時共有10個電台人員：隊長李仁忠（改名李三毛、第三次反「圍剿」中逃跑），報務員王諍（原名吳人鑒）、吳如生（原名羅世鎔）、韋文宮（原名韓儂冠），機務員劉盛炳，文書李家駒，架線班長李國梁，劉寅（原名劉達端）。
1931年2月初，在江西寧都縣小布開辦了紅軍第一期無線電訓練隊，隊長王諍，政委馮文彬，學員有胡立教、李赤華（女）、李建華（女）、曹丹輝、鍾貞一、溫亮彰、李立田、駱炳林，吳慕林、周淼、肖英、鍾似蘭（女）等共12人。總政委毛澤東和總政治部代主任周以栗常來作形勢報告或上黨課。這批學員最後剰下10人，學了4個月就參加了第二次反「圍剿」作戰。第二次反「圍剿」前，上海黨組織培養的一批報務員和機務員，如伍雲甫、塗作潮、曾三等來到中央蘇區寧都縣的青塘。第二次反「圍剿」戰役時，紅軍的無線電報務員開始上機工作。殲滅第二十八師公秉藩部時，繳到1套100瓦電台。王諍、伍雲甫、曹丹輝、塗作潮等毛、朱前指，劉寅和曾三帶大電台以及公秉藩部過來的人隨葉劍英在後方無線電通信。8月中秋與上海黨中央溝通了無線電聯絡。二次反「圍剿」勝利後，在于都縣舉辦了第二期訓練班，學員20餘人有鄒畢兆、鄭執中、歐陽楓等。曹祥仁在紅三軍團也辦了一個無線電訓練班。
1931年，上海的黨中央派遣無線電人員到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據地。蔡威、宋侃夫、王子綱、徐一新（後改名徐以新）熟記了與黨中央、江西蘇區、贛東北蘇區、湘鄂西蘇區通聯的4個密碼本後到紅四方面軍開展電台工作。1931年12月，紅四方面軍在黃安戰役中繳獲了趙冠英第69師的一部15瓦電台，開始與上海黨中央和中央蘇區台（老康即曾三）、湘鄂西蘇區的無線電通信。1932年5月蘇家埠戰役勝利，繳獲了4部電台和大批無線電器材。開始第一期訓練班培養了20多名無線電人員。川陝蘇區時期，紅四方面軍從2部電台發展到5部電台，台長分別是王子綱、蔡威、宋侃夫兼、游正剛、徐明德。宣達戰役繳獲劉存厚部的2部電台。在通江縣毛浴鎮開辦了第二期通信訓練班，學員30多人。首先破譯了田頌堯的「通密」，後陸續破譯了劉湘、中央軍、滇軍、黔軍的密碼。中央紅軍長征初期還提供敵情破譯通報，有力支援了運動中的紅一方面軍的偵察工作。[1]
1932年6月，軍委曾派一部電台到湘鄂贛軍區工作，由肖英任隊長、徐萍任政委。1932年12月，軍委派閻佩齋(閻知非)、周德元、張有年等隨蕭克軍長帶一部50瓦電台到紅八軍(湘贛軍區)。1933年5月初、5月底，湘贛軍區根據鄒畢兆破譯敵軍密電轉發的《密息》情報，在九渡、棠市兩次設伏，取得兩次大捷，殲敵3個團，繳獲5瓦電台一部，王永浚自此參加紅軍。1933年6月，任弼時帶一部5瓦電台，出任湘贛省委書記兼湘贛軍區政治委員，湘贛軍區成立無線電中隊，閻知非任中隊長，江文任政治委員，明確規定：電台除定時執行聯絡任務外，大多數時間都用來偵收敵人的電報。任弼時具體參加破譯，後調王永浚專門從事無線電偵察工作。[2]1934年4月5日的沙市戰鬥，就是任弼時偵獲了敵人進攻計劃、兵力部署、出動時間和行進路線，我軍事先設伏，而取得了殲滅敵四十三旅600人、俘敵1000餘人、繳槍2000餘支、活捉敵旅長侯鵬飛的勝利。寧都起義的張有年報務技術很強，任弼時高度信任，一直讓其擔任偵察台隊長。1934年8月，任弼時奉命率領紅六軍團西征，與賀龍紅三軍（後恢復二軍團番號）會合。但賀龍部隊沒有電台，聯繫不上。任弼時採取「間接偵察」辦法，從敵軍密電中追蹤「賀龍匪部」動向，歷經78天，跨越湘鄂川黔4省、2500餘公里，一直到1934年10月24日才追上。賀龍率紅二軍團在沒有電台的情況下，以報紙刊載的中外電訊為唯一的消息來源。賀龍、關向應從酉陽東南部的南腰界小學的一份報紙上看到「江西蕭克匪部第六軍團竄入黔東，企圖與賀龍匪部會合」的消息，便立即兵分兩路，主動出迎。終於在黔東印江縣木黃鎮二、六軍團勝利會師。賀龍說：「二軍團有兩年多的時間與中央失去聯繫，弄得我們好苦啊！今後對電台一定要保護好，就是部隊損失一個團，也得保住電台！」任弼時說，二軍團兩年多得不到中央的指示，這確實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任弼時從紅六軍團僅有的兩部電台中調一部給紅二軍團。當時二軍團使用的還是北伐軍時的號譜，六軍團用的是中央紅軍統一制定的號譜，因而雙方在用軍號互相問答時發生懷疑，幸好李達率六軍團一部已先期與二軍團會合，這才消除了誤會。1934年11月16日，在龍家寨殲龔仁傑、周燮卿2個旅，繳槍2000餘支，繳獲了一部電台，紅六軍團又有兩部電台。任弼時決定組建偵察小分隊，張有年為隊長，任命機要科長龍舒林為分隊政委，並選送4名精幹的報務員，破譯能手王永浚也調入小分隊。隨後又成就了陳家河、桃子溪和忠堡殲滅戰。湘贛軍區開辦過兩期無線電訓練班，這些同志都分配在二、六軍團工作。在湘鄂川黔軍區辦過一期無線電訓練班。
1934年8月，成立中央軍委通信團，由軍委通信聯絡局領導，團長王諍，政委伍雲甫兼，轄：
長征之前，中央蘇區和紅一方面軍共有17部電台。長征開始前留下了3部電台，給劉伯堅、項英和江西軍區，帶走其餘14部電台長征，運輸隊有200多人，無線電器材100多擔。與紅四方面軍懋功會師時，中央紅軍共有電台12部，紅四方面軍共有電台5部。兩軍混編，紅四方面軍電務處變成紅軍總司令部三局，局長宋侃夫，副局長兼政委伍雲甫。統一編為第一至第12電台，其中前五個電台來自紅四方面軍。岳夏的第十台為呼號CSR的新聞台。蔡威領導的電台擴編為紅軍總司令部二局，局長蔡威，副局長羅舜初。紅軍總部成立通信訓練大隊（後改為紅軍通信學校），學員300多人，校長伍雲甫兼，政治協理員李庭全。調了幾部電台給紅四方面軍。紅五軍團、紅九軍團又帶走了一些電台。9月10日黨中央率紅一、三軍單獨北上時，留在左路軍和右路軍南下部隊的電台共有12部，黨中央和紅一、三軍帶走小電台5部，報務員23人，見習員4人，機務員3人，機工2人。其電台分佈情況為：隨黨中央行動1部電台（29分隊），軍委縱隊1部電台，紅一軍團兩部電台（率先頭部隊前進的林彪和率主力及軍委縱隊、紅軍大學等機關、學校北進的聶榮臻各1部），紅三軍團1部電台（23分隊）。原來長征路上帶着的百多擔器材，到陝北後只剰下1擔零件了。中央軍委與二、六軍團聯絡的電台及密碼本原來一直都放紅軍總司令部，隨朱德編入了左路軍，電台和密碼本就落入了張國燾的手中。
中央紅軍到陝北後，陝北紅軍有3部電台，加上中央紅軍帶來的5部電台，共8部電台，配屬在前方總指揮部1部，後方總部2部，新聞台1部，紅一軍團2部，紅十五軍團2部。中央紅軍在陝北開始為長征途中的紅四方面軍提供在西北的中央軍、馬家軍的敵情通報。因此1936年7月2日紅二、六軍團抵達西康省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時，任弼時、賀龍等領導並不知道中央與張國燾的分歧。任弼時通過朱德要來了與中央通報的密碼本，溝通了與中央軍委的直接聯絡。
時任中央軍委第一電台隊長的陳士吾在1983年回憶，中央到達陝北後，曾多方努力尋找任弼時的電台，並且在1936年1月接通了聯絡，但密碼本已在張國燾處，電報用的是明碼。中央一來擔心軍情泄漏，二來考慮到電報經四方面軍轉有利於紅軍的團結，最後還是主動終止了聯絡。
1936年10月30日，紅四方面軍三局帶7部電台隨西路軍渡過黃河。三個軍各配一部電台，總指揮部兩部。三局長宋侃夫和王子綱、劉寅等在三局機關工作。電台台長有汪名震、耿錫樣、荊振昌、徐明德、曾慶良等。總指揮部機要科科長陳（黃）學謙，譯電組長高峻。由於紅四方面軍二局沒有過去，徐向前、陳昌浩、李特就叫宋侃夫和王子綱想辦法破譯馬家軍的密電。參考孫蔚如部地下黨員武志平以前送給紅四方面軍的陝軍的密碼底本，西路軍到永昌時才把馬家軍的密碼搞出來。紅五軍的電台由軍政委黃超留在軍部駐地撫彝縣城（今臨澤），軍長董振堂去前沿高台未帶電台，不能及時掌握敵情，西路軍總部也不能及時丁解戰況，只是通過總部電台從敵人通報中了解高台的粗略情況。高台一役，就因未帶電台跟進失去聯絡而留下了慘痛的教訓。1937年2月間高台圍攻董振堂的紅五軍3000人時，敵軍已經不用密碼了，完全用明碼，王子綱就抄一句送一句，電報的主要內容是什麼時候攻城了、打巷戰了、上房了，最後是董振堂軍長犧牲了。西路軍左支隊出祁連山前，陝北的黨中央致電指示去新疆星星峽，共產國際已派人通過新疆關係接應。這對西路軍最後餘部突圍生存至關重要。[1]
抗日戰爭爆發時，無線電工作人員共計196名。組建軍委作戰部第三局作為領導機關。通信和機要工作雖然有嚴格周密的制度規定，但抗戰時期「部隊大部都是新的幹部，多是才提升的，而對機要工作的認識與了解是特別不注意，有些亦不知從何注意起」。速成培訓的報務和機要人員也有類似情況。很多新晉的旅、團級幹部初次接觸電台和機要工作，對機要工作的重要性認知不足，更談不上對機要人員進行嚴格、有效的管理，很多中下級軍事幹部不懂使用電台。如1939年冬季晉察冀軍區反掃蕩戰役中，有部隊對電台使用注意不夠，二團幾天不架線，以致沒有收到軍區給二團的黃土嶺戰鬥的命令。[3]1939年10月，將各種制度簡化為幾項具體辦法，要求部隊首長及譯電員切實執行，如有不注意而發生問題，須由政治委員絕對負政治上的責任。冀中軍區部隊在1937年底電台2部；1938年底至1939年初，各軍分區配備了電台；1939年底各正規團基本上都配備了電台；1941年底部分地區隊配備了電台；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電台共計52部。1941年7月，中央軍委參謀部認為百團大戰的勝利「說明了我軍通信聯絡上的成就。因為沒有健全通信聯絡而欲遂行分散的大軍同時出動與配合作戰的任務是不可能的」。[4]
1942年4月，八路軍供給標準中，師級幹部和正副部長月津貼費5元；電訊人員津貼費：甲、報務員5個等級，分別是20、16、12、10、8元；乙、見習員3個等級，分別是6、4、3元；丙、搖機員2.5元。1942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的文化技術幹部待遇條例，將包括無線電在內的技術幹部分為3類：甲、津貼每月15—30元，伙食以吃小灶為原則，窯洞一人獨住、保證內部陽光空氣之足夠，衣服每年特製棉單衣各一套；乙、津貼每月6—14元，伙食由各機關自行處理，窯洞儘量做到單人居住，衣服照延安一般工作人員標準發給；丙、津貼每月3—6元，伙食、窯洞、衣服由各機關自行處理。[4]
1939年日軍原隸屬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內的特種情報班轉隸華北方面軍，負責密碼破譯、竊聽、探測方向。「以百團攻勢為轉折，首先在方面軍的情報技能上進行了空前的革新和加強」。 1941年2月，日軍破譯八路軍部分密碼。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裏，對中共的密碼破譯工作一直進行。1942年3月，日軍「對以冀中軍區司令部為中心的電報密碼破譯成功，雖然是斷斷續續的，但已能掌握了該司令部的動靜」。 1942年4月中共中央向各戰略區發出警示：「日本在太原、濟南、上海、北平等地均設有龐大的猜譯機關，並猜出我方某些電報。」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再次警示：「最近國民黨猜出我們一些密碼，甚至猜出我們一報一碼制的密碼。」中央機要科認為：1942年「日軍很熟悉八路軍、新四軍的部署，如蘇北戰役、山東部隊位置，甚至司令部遭突然襲擊，或知道總部一二九師電台住哪裏，假冒軍部及二師呼號等」。1943年6月，鄧小平向中央軍委匯報日軍掃蕩太行區時無線電偵察的情況：「空前地加強偵察，以避免無的放矢，求得捕捉不空，並且互相配合。有些間諜並附帶無線電話和電報，故在「掃蕩」前後與「掃蕩」之中，能及時地利用諜報作切合實際的佈置與機動。敵人為要捕捉統帥機關，經常不斷地探測我每個無線電台機器聲音、拍電手法、移動位置、如何改變呼號及波長。」滕代遠指出此次太行反「掃蕩」所繳獲敵軍文件中，有「十八集團軍總部、一二九師師部電台從5日19時以後即不出現」，「一二九師電台於6日12時半又出現」的記錄，「這是在我們改用新呼號、波長三個鐘頭以後敵人就偵察出來了，可見敵人對我無線電偵察是如何迅速詳細而準確」。[4]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通信兵進一步壯大。
為了適應解放戰爭轉入戰略決戰和全面進攻的新形勢，1948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中央軍委三局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會議指示，在平山縣下槐鎮東南部的王家溝召開了「全軍部隊通信會議」，中央軍委作戰部副部長兼軍委三局局長兼三局政委王諍，副局長王子綱、劉寅，局機關辦公室和無線電總台負責人，華北軍區三處處長鍾夫翔、中原軍區三局局長張有年、華東軍區三局局長曹丹輝和副局長黃榮、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通信科科長龍振彪、晉綏軍區司令部通信科科長荊振昌等參加會議，東北軍區通信部門因正值遼瀋戰役未派人參會。[5]9月27日，中央軍委作戰部部長李濤出席會議並作了形勢報告，提出對通信聯絡的新要求。局長王諍主持會議並作了總結，闡述了通信工作 面臨的形勢與任務，目前通信聯絡情 況和改進意見，提出了逐步實行黨、 政、軍通信系統分設、地方電信軍管與發展電信工業的設想等問題；副局長王子綱就當前對敵軍無線電電鬥爭問題，副局長劉寅就在職幹部教育與爭取舊技術人員問題作了專題講話。會議研究了解放戰爭後期的通信工作，對決戰時期通信保障和通信接管工作作出全面部署1948年10月地方電信與郵政合併統一管理。11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建立政府系統電信管理機構與統一電信工作領導問題的指示》，對如何接收管理全國電信行業的工作作出了組織安排和政策規定。中央還決定，各地電信、郵政先分別接管，由軍委三局組建電信接管部，負責新解放區的電信接管工作；由各地財經辦負責建立郵政接管機構。11月2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出了《關於爭取解放電信技術人員問題的指示》，對如何接收管理全國電信行 業的工作作出了組織安排與政策規定。軍委三局相繼組建了晉冀魯豫、東北、華東地區通信學校及電訊工程學校，加速培訓通信人才，陸續培訓電信技術人員5000多人。1948年12月，華北人民政府批准改稱華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郵電總局，主管華北解放區郵政與電信事務。局長蘇幼農，副局長成安玉、馮樹章。
三大戰役期間，為了滿足前線的需要，總台報務員不斷減少，聯絡對象急劇增多，必須同軍委三局通信總台直接聯絡的電台增加到20多個；可越級指揮、越級上報的電台大量增加；電報量急劇增多。毛澤東親自看過的總台收進的各野戰軍的電報達千餘份，總台發出他親自起草的電報即有400餘份。
1949年1月初，中央軍委三局局長王諍和副局長王子綱、劉寅從西柏坡出發，來到河北省獲鹿縣白沙村，與華北軍區司令部三處處長鍾夫翔、政委林偉會合，研究北平、天津解放後的通信業接管工作，明確：軍委三局重點負責北平通信接管工作，華北軍區重點負責天津通信接管工作；通信接管要在兩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進行。1949年1月，中央軍委三局局長王諍兼任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物資接管委員會電訊部部長。李強、王子綱、劉寅兼任軍管會電信接管部副部長。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晚，王諍率領相關人員來到西長安街3號院，接管了原國民黨政府第七區（華北）電信管理局，在此架起電台，設立了電信接管部。西長安街3號院就是後來郵電部、信息產業部及現在的工業和信息化部的機關所在地（新門牌編號為西長安街13號院）。這裏早先是一個王府大院，清末民初郵傳部曾設在這裏，後為國民黨政府華北電信管理局所在地。1949年2月3日，軍代表王子綱、李玉奎和地下黨員李雪等率隊正式接管北平電信局。當時北平電信局的業務主要包括市話、長話、電報和無線，擁有電報電路52路（國內46路、國際6路）；長途線路67路（國內有線54路、國內無線12路、國際1路）；市內電話交換機25330門（自動16100門、共電9000門、磁石230門），共有用戶22451戶。還接管了北平廣播電台和聯勤、剿總、省府、保安四個系統等的電信部門。軍管的主要任務是：立刻着手「安定情緒，恢復業務；保護資財，嚴防破壞；熟習情況，準備接管」；保證通信聯絡「解放一城，通達一地」。1949年3月23日在香山慈幼院理化館舊址設立香山電話專用局開通運營，初裝自動交換機150門，擴充線路60.24公里；後又用一天時間安裝人工交換機一部。[6]
1949年4月，按照中央軍委決定，中央軍委三局壓縮機構，撤銷了原來的三個辦公室和工程處、衛生所等機構，僅保留了軍隊通信聯絡科、軍用器材科和總務科三個科服務軍事通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5月，軍委作戰部第三局改稱軍委通信部，王諍任部長。1951年2月，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批准各軍區成立通信團。1954年，軍委通信部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1954年3月，通信部隊統一整編，又組建了若干通信團、獨立通信營，並且將總部、各軍區、各特種兵的直屬通信勤務部隊統一命名成各級通信樞紐部。1956年4月，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部。1959年3月，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兵部。1961年2月，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部。1975年3月，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通信部。1985年，通信兵部隊精簡整編，撤銷部分通信團，新建指揮自動化工程站，各軍區的通信總站也根據各軍區的調整分別作了相應調整。由此，通信兵部隊的組織編制更適應軍事通信需要。1990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已發展為由多種專業部（分）隊組成的專業技術兵種，保障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各總部的指揮，在戰略、作戰、訓練、科研、搶險救災、支援國家建設中完成各項通信保障任務[7][8]。
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是跨軍種設置的兵種，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中均有設置[9][10][11]。
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設有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參謀部信息通信局，主管指揮通信保障。在各軍種設置通信兵部隊。團以上通信兵部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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