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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華人(緬甸語:မြန်မာတရုတ်လူမျိုး),簡稱緬華,緬語中將華人統稱為德佑(緬甸語:တရုတ်)[4],是指生長於緬甸或移民緬甸的華人(主要指漢族)。他們是海外華人(華裔)一部份。在人口上,緬甸華人的人口少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儘管官方數字認為緬甸漢族佔緬甸總人口8%左右,但實際數字很可能更高,沒有被統計在內的人包括:混血兒[5]、在清朝因滿清鎮壓而來到緬甸的漢族人後裔、許多為逃避緬族人歧視而瞞報華人身份的緬甸華人、自1990年代以來移居上緬甸的中國大陸新住民(據估計多達250萬人[6],但由於缺乏可靠的人口普查,不算在內。[7])截至2024年,緬甸華人人口估計為400-500萬人。[1][2]
緬甸華人 | |||||||||||||||||||
漢語名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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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體字 | 緬甸華人 | ||||||||||||||||||
簡化字 | 缅甸华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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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別稱 | |||||||||||||||||||
繁體字 | 緬甸華僑 | ||||||||||||||||||
簡化字 | 缅甸华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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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語名稱 | |||||||||||||||||||
緬甸語 | təyoʊʔ lù myó |
緬甸華人是公認的中產階級族群,在緬甸社會各個層面都有很好的代表性。緬甸華人也在緬甸的商業領域發揮主導作用,把持着緬甸經濟[8][9],同時也積極融入緬甸當地主流文化。緬甸華人雖然在經濟上取得較大成功,但長期以來一直受到緬甸政府的嚴重壓迫。緬甸華人中除了果敢華人以外,其民族身分基本不被緬甸政府承認。此外,擁有華人血統的人在緬甸政治舞台上有很強的影響力,其中包括欽紐、奈溫、山友等幾位重要的政治人物[10][11]。
緬甸華人一般分為閩南人(福建人)、廣府人、客家人和雲南果敢人。閩粵兩省的僑民多數居住於下緬甸,但因196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中期,長期受到緬甸政府的鎮壓、以及對華校教育的打擊,導致2000年以後出生的下緬甸之華人幾乎喪失了中文能力。而上緬甸則不同,因長期的軍閥混亂,又是少數民族族邦,緬甸政府無暇顧及,這也間接性的影響上緬甸的華人文化得以保全。緬北華人的群居地與中國雲南鄰接,受益於地緣政治的影響(其中果敢,勐穩等華人擁有自己的武裝與自治區,果敢等華人更是高度自治),一直對中文高度保持着語言及書寫能力,大多數目前活躍於中緬兩界的以雲南人居多(包括果敢)。
在緬甸語中,華人(中國人,尤指漢族)被稱作「德佑」(တရုတ်,轉寫Tayoke或tarut,發音:[/təjoʊʔ/],以前拼寫作တရုပ်,轉寫tarup)。這個詞的詞源很不明確,最早的記錄可以追溯到13世紀的蒲甘時代,最初是指緬甸北部和東北部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多種民族。關於該詞的起源有多種看法:源自漢語中的「突厥」一詞;源自南詔首都(今大理市)的古稱;源自漢語「大月氏」一詞;[12]亦有學者考證稱,「德佑」來源於中文的「韃虜」。緬甸坊間對「德佑」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釋。緬族民族主義者傾向於認為緬語中「德佑」的寫法是經過修飾的,換成另一個字母(即所謂原來的拼寫法,發音不變),其意義為「奸人」,他們認為這是因為中緬經貿交流歷史上,「相對淳樸」的緬甸人常受中國人商業欺騙而產生的名詞。雖然這樣的解釋並無歷史根據,卻深入許多緬族人的民心。[13]19世紀以來,「德佑」才作為對漢族的稱呼傳播開來。[12]
在孟語中,華人被稱作Krawk(ကြုက်,/krɜk/)[14];在撣語中,華人Khe(ၶႄႇ,/kʰɛ2/)[15]。在雲南省與撣邦邊境地區的佤語中,稱呼中國人的詞為Hox/Hawx,發音為/hɔʔ/。
中國人移居緬甸的最早紀錄是在宋代和明朝。[16]18世紀,中國商人遍及例如八莫在內伊洛瓦底江城鎮以及首都。其中一部分人在阿瑪拉普拉定居下來並發展了一個華人社區,在1859年,國王敏東遷都曼德勒時,華人社區是唯一留下來的社區。他們的後代與主體民族通婚並融入當地,成為受人尊敬的當地公民。
另一波移民潮發生在19世紀英國殖民統治時期。英國鼓勵印度人和中國人移民到英屬緬甸,為了餬口和發財的中國人紛至沓來。他們主要是經由英屬馬來亞來到緬甸。[16]中國人很快在高利潤的大米和寶石行業中佔據了主導地位。許多人成為了批發商或零售商。與英屬馬來亞不同的是,緬甸的華人大多來自專業工匠和商人階層而非體力工。[17]他們的成功反映在民間諺語之中:「像中國人一樣掙錢,像印度人一樣存錢,不要像緬人一樣浪費錢。」(緬甸語:ငွေကို တရုတ်လိုရှာ၊ ကုလားလိုစု၊ ဗမာလို မဖြုန်းနဲ့)。
華人能夠很好地融入緬甸社會,因為華人也信仰佛教,緬語暱稱「胞波」(ပေါက်ဖော်,轉寫pauk hpaw,意為兄弟)含蓄地表達了這種親近的關係。[18]在英治時期,中國人和緬甸人的婚姻特別是中國男人和緬甸女人的結合是緬甸最常見的婚姻形式,高等法院根據緬甸佛教法律對中緬婚姻的法律地位提供證明。[19]華人可以說是在緬甸歷史上唯一一個受到高度重視的外來民族,不僅是因為古老而不間斷的文明,還因為他們的技能和智慧。從1935年到英國結束統治,華人在殖民政府立法機構——眾議院中還有議員代表。[20]
1911年,緬甸華僑總數約為421,000人。1921年為819,060人。1931年為983,594人。[21]一般估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入緬甸時,緬甸華僑約為130萬人。[22]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一部分中共與國民黨左派人士流落到緬甸,緬甸華人華僑共產主義運動由此肇始。1928年10月,馬來亞共產黨派吳懷世到緬甸開闢工作。[22]1931年1月英屬緬甸政府把認定的馬共組織成員湯道耕(即艾蕪)驅逐出境。1933年5月丘巴寧在仰光成立「勵學社」,成員有鄭祥鵬、陳杰夫、曾冠英等。1935年,反帝大同盟廈門鼓浪嶼區支部書記王琴鶴被派遣到緬甸工作,組織「青年學會」,1937年初被押解出境;楊章熹接替工作。[22]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仰光開設了「生活書店」、「復活書店」、「緬華書報社」等進步團體,傳播各種抗日書刊。在仰光華僑青年中發展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民先隊)等群眾組織。1938年4月緬甸華僑抗日救亡歌詠團在仰光植德堂成立,團長林亭玉女士,至當年底解散。1938年10月日軍登陸大鵬灣,侵佔廣州,廖承志派遣緬甸華僑林望中回仰光做調查研究,團結進步青年,成功掌握了勃生華僑中學。1939年初吳章彬等成立「黎明歌詠團」,後改稱「叱咤合唱團」、1939年底改為緬華救亡歌詠工作者聯合會,簡稱「歌聯」。[23]1939年底,為擴大抗日統一戰線,緬甸6個華僑社團建立「六聯團」,負責人為:「店聯」鄭定遠和馮勵冬,「救宣團」(救亡宣傳工作團)丘廑兢,「婦協」王一芒,「歌聯」吳章彬、杜正平、林育麟,「學聯」王英秀、王楚惠,「業餘社」陳杰夫和李小濤等。1940年下半年,中共南方局派遣曾在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緬甸華僑李國華返緬建立華僑黨組織並與當地本土共產黨接觸,建立起緬甸華僑中共總支委,總支書記李國華,組織部長林望中,宣傳部長鄭祥鵬、委員有楊章熹[24]和馬共派遣來緬的李華。[22]1941年初的皖南事變為標誌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後,中共從雲南、四川疏散了大批進步文化人士撤退到緬甸,包括徐邁進、張光年(即《黃河大合唱》詞作者光未然)、趙渢、李凌、劉惠之、石銘、畢朔望、陶朔玉、任以沛、黃雨秋等,推動了緬甸華僑文教事業發展,並創辦了《新知周刊》、《僑商報》。張光年回憶:「1941年2月,即皖南事變後不久,中共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組織大批文人向香港等地疏散的時候,周恩來同志找我親切談話。當時我想跟我熟識的一些同志去香港。周恩來同志說服我:『你不去香港,你去仰光。那裏人少,需要一些同志去開闢工作。』」[25]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準備侵入緬甸。鑑於日本當局在已經控制的印度支那嚴厲鎮壓華人華僑,中共南方局指示撤退緬甸華僑抗日力量。緬甸華僑共產黨在曼德勒的雲南會館成立「緬甸華僑戰時工作宣傳隊」(簡稱「戰工隊」),總領隊張光年,隊委有魏磊、李凌、趙渢、鄭祥鵬、黃雨秋,第一分隊隊長吳章彬,指導員黃雨秋,負責宣傳演出;第二分隊隊長賈寅鳴(後范正),指導員鄭祥鵬,負責後勤和安全保衛(挖防空壕)。「戰工隊」提出「中緬印英人民團結起來,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保衛緬甸」的口號,開展對緬甸人、英軍、中國遠征軍的抗日宣傳活動,陳杰夫用緬文填詞創作了歌曲《保衛緬甸》和《消滅日本法西斯》,用中緬英文印刷散發標語傳單「保衛緬甸!」、「中國軍隊是來支援我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國軍隊是緬甸的戰友!」「民主力量必勝!」「法西斯必敗!」等,搞「日寇暴行錄」圖片展,使用中緬文演講宣傳抗日,在曼德勒的雲南會館前首次在海外公演《黃河大合唱》[26],緬甸使用英軍提供的交通工具到眉苗、叫脈、西保、實皆、臘戍等地巡迴演出,到醫院慰問中國遠征軍傷員,為中國遠征軍提供英文緬文翻譯。中國名將杜聿明在回憶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時對緬甸華僑抗日力量表示感謝:[27]「緬甸除先進分子積極支援中國遠征軍抗日外,一般都抱着觀望的態度,反動黨派且為日本利用,甘作緬奸,到處進行破壞的活動。同時緬甸人民普遍仇視英軍,遇機即殺,造成當時緬戰中極其錯綜複雜的情況。如不是廣大愛國華僑積極援助,我軍就不免要全軍覆沒了。」在仰光被日軍佔領,在緬各華文報紙停刊情況下,1941年12月16日「戰工隊」在曼德勒創辦《僑商報》,劉惠之從旅緬滇籍中上層人士募集辦報股金,自任社長、主編,畢朔望任編輯負責收聽廣播翻譯英文電訊,任以沛、徐邁進、石銘、賈寅鳴、陳秀仕等任記者。《僑商報》1942年4月終刊,每期發行千餘份。1942年4月3日,向緬北推進的日軍轟炸了曼德勒的雲南會館,「戰工隊」隊部的隊員李乃、尹堅君、炊事員楊師傅遇難,同時當地霍亂流行,「戰工隊」遵循中共南方局指示,陸續經八莫,於1942年5月底陸續撤抵昆明,在雲南地下黨組織和民主人士李公朴、楚圖南、鄭易齋(雲南進步的富商)的幫助下,「戰工隊」人員每人發給零用錢50元救急,妥善安置到滇軍第18師民運隊、編入滇西抗日武裝、擔任教師、調重慶《新華日報》社、回福建原籍、到延安、進入西南聯大學習等。
根據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說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流離失所的緬甸華人(戰前就已定居緬甸)是東南亞地區人數最多的要求遣送回緬甸的海外華人團體。[28]二戰後,鄭祥鵬等從延安返回仰光。1948年元旦前「戰工隊」隊員蕭崗創辦了中國民主同盟緬甸支部,徐四民等華僑上層人士任顧問。蕭崗出面創辦《人民旬刊》、《人民報》(日報)並任主編。1949年5月,蕭崗代表中國民主同盟緬甸支部,陳杰夫代表緬甸華僑共產黨經香港轉赴北平,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活動。1949年12月,緬甸華僑48個社團,包括緬甸華商商會、華僑店員聯合會、華僑興商總會、華僑婦女總會、華僑學生聯合會等,發表通電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2月16日,緬甸外長正式照會中國外長周恩來,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5月蕭崗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緬甸大使姚仲明從北京來仰光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緬大使館,蕭崗為大使館二秘。五十年代中期,隨着華僑政策的調整,中共中央決定解散全部海外華僑共產黨。緬甸華僑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緬甸支部完成歷史使命,宣佈解散。[22]
20世紀50年代,緬甸是第一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之一。但是,緬甸政府將緬甸國內的華人被視作外國人。在政府採用的分級公民制度下,緬甸華人只能領到外僑證(FRC)。當中共發動內戰時國軍與許多百姓逃到雲南邊界的緬甸和泰國。緬甸政府打擊進入緬甸境內的國軍,武裝迫使他們撤離到台灣;[29]20世紀50年代,針對華人的歧視性政策包括公民身份、政府就業、商業規章和許可證的批准、貸款延期和匯款許可。[30]
1952年,慶福宮的刊物曾估計,居住在拉達鎮區Sinohdan路和Maung Khaing街周圍的華人佔佔仰光人口的9.5%[31]。在此期間,緬甸私立華語學校數量大幅增加,主要在緬甸教官話,從1935年的65所增加到1953年的259所,1962年達到頂峰的259所,其中許多這樣的學校分屬中國國民黨派(တရုတ်ဖြူ,意為「白派華人」)或中國共產黨派(တရုတ်နီ,「紅派華人」)。[32]然而,不到10%的緬甸華人學齡兒童就讀華語學校。[33]
1962年,奈溫領導了社會主義政變,建立了遵循緬甸式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委員會。1963年2月,通過了《企業國有化法》,有效地將所有主要工業國有化,禁止了新工廠的成立。這項法律對許多(特別是那些沒有完全公民身份的)工業家和企業家,造成了不利影響。[34]政府的經濟國有化計劃進一步禁止包括非公民華人在內的外國人擁有土地、匯款、領取營業執照和行醫。[35]這樣的政策導致了大量緬甸華人移民到其他國家——大約10萬華人離開了緬甸。[29]
自己雖然也有華人血統,但奈溫卻禁止中文教育,並制定了強制華人離開緬甸的其他措施。在1967年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奈溫政府煽動對華人的種族仇恨,爆發了針對華人的種族衝突事件。[29]包括華語學校在內的所有學校都被國有化。從1967年開始,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反華騷亂持續爆發,許多人相信政府暗中支持他們。[36]同樣,華人商鋪被洗劫一空後還被暴徒縱火焚燒。公眾的注意力成功地被奈溫政府由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消費品的稀缺和大米價格的上漲轉移過來。1982年《公民法》進一步限制了緬甸華人緬甸公民身份(將公民分為三類:普通公民,准公民和歸化公民),嚴格限制特別是沒有完全公民身份的和持有外僑證的華人接受包括醫療、工程、農業和經濟在內的高等教育。[16]在此期間,國家經濟的衰退和廣泛的歧視加速了緬甸華人移民國外。
1988年,國家恢復法律和秩序委員會上台,逐步放鬆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鼓勵私營部門增長和外商投資。雖然國家在經濟中的自由化作用微不足道,但還是給了華人企業額外的空間來擴大和重申他們的經濟實力。如今,大多數零售、批發和進口貿易由緬甸華人經營。[16]舉例來說,1985年在仰光唐人街開張的Sein Gay Har連鎖集團由客家人張麟科創辦。[37]此外,緬甸五大商業銀行中的四家——緬甸環球財富銀行、佑瑪銀行、緬甸五月花銀行和亞洲財富銀行由緬甸華人創辦。[38]
如今,大多數緬甸華人生活在仰光、曼德勒、東枝、勃固等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雖然主要城市都有唐人街(တရုတ်တန်း; tayoke tan),但華人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分佈。緬甸北部地區(簡稱「緬北」)近年來湧入了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工人、貿易商和賭博業人員,尤其是電信詐騙現金網行業十分興起。而在與中國大陸大面積接壤的克欽邦,標準華語變得比較流行。
在上緬甸,近年來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新移民移民到曼德勒省、撣邦[39]和克欽邦[40]。華人現在占曼德勒人口的30%至40%。[41]1984年,曼德勒市中心發生大火,許多華人(其中許多是來自雲南的新移民[42])「廉價」購買了大片房產,這被部分緬甸民族主義者污衊為「趁火打劫」[43]或「蟒蛇吞噬」[44]的行為。
1988年軍政府上台後,華人加速湧入緬甸,但緬甸政府對此並未採取大的限制措施。許多來自雲南(部分來自四川)的華人移民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上緬甸,定居在曼德勒。[45]僅1990年代,估計約有25萬至30萬雲南人遷居曼德勒。[41]他們的到來使曼德勒人口大幅上升,從1980年的50萬增加到2008年的100萬。華人的節日已經牢牢地嵌入到城市的文化日曆中。[42]外來華人來到城市,而本地人則遷居郊區,這種差異引發了民族間的緊張關係。[46][47]
緬甸境外也有大量緬甸華人社區,特別是在臺灣、澳門、香港、新加坡、美國(如紐約市的亨利街[48])和澳大利亞。[16][49][50]臺灣新北市中和區有4萬緬甸華人(2008年),是緬甸以外最大的緬華社區之一。[51]
2016年3月,緬甸政府引誘大勐穩的幾萬名華人以非華人身份加入緬甸籍,以達到徹底同化華人的惡劣效果。該通告沒有給出這批變更民族的入籍華人的準確人數,坊間傳聞的數字則從六萬到十幾萬不等。這些大勐穩華人在加入緬籍後,將以緬族而不是漢族身份登記入冊。[52]
下緬甸仰光附近的華人主要來自福建省和廣東省,而上緬甸曼德勒周圍的華人(包含果敢族)來自雲南省。 閩南人和廣東人佔緬甸華人人口的45%。[16][53]雲南人佔緬甸華人人口的30-40%。[54]
來自福建省漳州和泉州的閩南人(緬甸語:အင်္ကျီရှည်,轉寫eingyi shay;或လက်ရှည်,轉寫let shay,意為「長衫」)大部分都是貿易商。
來自廣州、肇慶二府的廣府人(緬甸語:အင်္ကျီတို轉寫eingyi to或လက်တို,轉寫let to,意為「短衫」),大部分移民是工匠。
客家人(緬甸語:စက,轉寫zaka,意為「中長衫」)主要來自福建省和廣東省,來自福建的客家人稱為eingyi shay haka (緬語:အင်္ကျီရှည်ဟကာ),來自廣東的客家人稱為eingyi to haka (緬語:အင်္ကျီတိုဟကာ)。
又稱果敢華人,是自明代起世居撣邦果敢地區的漢族後裔,被劃分為緬甸官方認可的少數民族之一。果敢地區的文化傳統和語言風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雲南省鎮康縣基本一致,使用果敢語(屬漢語西南官話)。果敢族雖然在緬甸有少數民族的身份,但也一直受到緬甸政府的壓制。
世居於撣邦大勐宜地區的華人,是該地區的主體族群。勐穩人在緬甸的法定民族名稱為勐穩白馬(又譯勐穩帛瑪),緬甸官方將其視為緬族中的一個分支,然而勐穩人大多不會講緬語,而是使用漢語西南官話,但與鄰近的果敢人使用的果敢語亦有區別。
中緬混血(緬甸語:တရုတ်ကပြား,轉寫tayoke kabya,其中kabya意為「混血」)為華人與緬甸當地民族混血而成。大部分遵循中華文化,也有緬甸文化而融入緬甸主流社會。[17]而緬甸華人也被認為有一定程度的緬甸土著血統。
緬甸華人非常重視教育,在緬甸擁有高級學位(醫學、工程學或博士學位)的華人比例相當高。若非緬甸政府長期禁止沒有緬甸公民身份的人追求高等學位,這個比例會更高。奈溫推行1982年的國籍法進一步限制了緬甸華人的緬甸公民身份(該法將公民分為三類:普通公民、准公民、歸化公民),嚴格限制緬甸華人,特別是沒有完全公民身份的人,以及持有FRC(外僑證)的人,他們不能接受包括醫療、工程、農業和經濟在內的高等教育。[16]許多富裕的華人家庭將子女送到市裏的中小學英語學校、中國和新加坡的大學接受教育。目前,許多富裕的華人將他們的子女送往海外,特別是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接受高等教育。[10]此外,臺灣也是一個主要的目的地,中華民國政府提供援助和獎學金,以吸引海外華人到臺灣學習或定居。[10][55][56]
在1963年奈溫政府進行大規模國有化改造之前,大部分華人就讀於以華語為主緬語為輔的學校,當時著名的華語學校有:
歷史上,緬甸華人的身份多為商人、像契約勞工(俗稱「苦力」)這樣的體力勞動者、碼頭工人、市政工作人員、車夫(人力車和運貨馬車)。他們也進入了如公務員、大學講師、藥劑師、眼鏡師、律師、工程師和醫生等領域。[58]
像東南亞的大部分地區一樣,華人企業家從社會各個層面主宰着緬甸商業。[59][60]精明的華人接管了緬甸的整個經濟。[61][59]緬甸華人在經濟上對緬甸土著居民有着巨大的影響力,在維護國家經濟活力和繁榮方面發揮着關鍵作用。[59]在全國各大城市紛紛湧現了以華人為主導的地區。[59]曼德勒是上緬甸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也被認為是緬甸商業文化的中心。大量來自雲南省的漢族移民湧入緬甸,他們不斷地在全國範圍內為經濟注入活力,使曼德勒稱為了今天的貿易中心。[62][63][45]流入緬甸經濟的大部分外國投資資金都來自中國大陸投資者,並通過緬甸的中國大陸商業網絡進行新的創業或海外收購。緬甸華人企業界的許多成員都是緬甸境外中國內地和海外華人投資者的代理人。[64][65]
自1990年代美國和歐盟實行制裁以來,華人企業家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曼德勒經濟中。隨着經濟自由化的開始和緬甸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興起,華人更多地投身於商業,他們堅持以「關係」作為商業成功的基準。隨着緬甸的新市場轉型,中國大陸移民能夠在黑市上獲得身份證件,一夜之間成為了歸化的緬甸公民。[62] [66]如今,大多數外國出生的華人很容易在黑市上獲得緬甸公民卡。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外資流入了房地產市場,因為許多大陸華人能夠通過賄賂或通過中間人與緬甸國民(大部分為緬華公民)結婚獲得緬甸身份證而避免了外國所有者權限的禁令。[67]如今,幾乎曼德勒和仰光的所有商店、酒店、餐館、金融服務網點和主要的住宅和商業房地產都由緬華把持。[68][65][69][67]
曼德勒的華人人口有多種說法。據全球見證統計,曼德勒人口約30%是華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雷克斯·瑞菲爾則認為華人人口佔據曼德勒總人口的40%到50%,和當地緬族人口相當;[6]根據移民與國民登記局(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Registration Department)的說法,曼德勒有將近7萬中國大陸出生的緬甸國民。[70]華人主導了當地的經濟,控制着曼德勒的所有黃金零售店、寶石礦業的特許經營權,以及被英國殖民主義者遺留在郊外,被華人購買的大型維多利亞別墅所環繞的木材貿易公司。[66]寶石和金條是緬甸商品市場上大量銷售的商品,也是許多中國大陸外籍企業家和投資者的典型投資商品。[66]曼德勒的其他主要行業還包括體育運動,這個全國普及的足球風靡全城。雅丹納博足球俱樂部代表曼德勒出戰緬甸國家足球聯賽。緬甸的華人企業家還參與了絲綢編織、掛毯、玉石切割和拋光、石雕和木雕,大理石和青銅佛像製作、食品、寺廟飾品和飾品,金葉和銀葉、服裝、製藥業、火柴製造、釀造和蒸餾。緬甸華人企業家也與許多大型中國大陸企業集團建立了重工業合資企業。這些行業包括造船、銅、鎳、石油天然氣、水泥、賤金屬、煤炭、化肥、噴氣燃料、工業礦產、煤油、鋼鐵、錫、鎢、農業加工、林業、航空、木材和木製品、柚木、大米和建築材料、機械、運輸設備和塑料。[71][55][72]緬華企業家也建立了許多合資企業,使石油管道的建設為全國帶來了數千個就業機會。[73][74] 中國的消費電子、啤酒和時裝也是大產業。[75][76]在仰光,福建人經營着柚木採伐、大米和豆類貿易以及食用油生產的中小型家族企業,而廣東人則專注於手工製品和類似的手工零售產品的小規模製造業。[64]
1895年至1930年間,緬華企業最初集中在三個行業:經紀、製造和承包。英國殖民統治期間,華人的業務份額從製造業的28.5%降至10%,從經紀業的26.6%至1.8%,承包業的31%至4.3%,而印裔緬甸人則顯着提高了經濟地位,在這三個行業里控制了更大比例的業務。1895年至1930年間,其他主要行業也有所下降,包括銀行和貸款,從33.3%下降至零。貿易從13.3變為12.6%。進出口貿易、開採、配送供應和商業夥伴關係的市場份額也出現類似下降。然而,華人在銑削方面的份額從0%上升到4.5%,代理商從13.3%上升到15.6%,店面銷售額從6.7%上升到18.3%,批發從12.3%上升到13.1%。[77][78]在緬甸的47家碾米廠中,有13%是由華人控制,用於大米出口加工。在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裏,華人轉向農村放貸。華商還經營非法鴉片館、賭場、茶館和酒類商店,並擔任銷售石油產品的代理人。[79]
隨着華商的資金變得更加充裕,他們經常匯集大量的種子資金,與華僑華人和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合資開展業務。[65]不過,大多數人留在緬甸,或者集中精力在周邊的東南亞市場,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也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在內的大中華區市場。對於緬甸華人來說,企業的成功和創業活力歸功於靈活適應不斷變化的商業環境和經濟氣候的能力、強烈的獲取財富的欲望、人際網羅技巧、風險承擔、技術性技巧,商業環境中邏輯、理性和謹慎的思考、銷售能力等等。[80][81][82][83]為了保護華商的經濟利益,緬甸華商商會作為同業公會、協會、商業聯絡中心和遊說團體為當地的緬甸華商服務。最引人注目的是,馬來西亞商業巨頭郭鶴年把曼德勒和仰光轉變為緬甸最大的中緬商業網絡和交易的經濟中心。[65]對於小型企業和初創企業而言,許多個體經營的緬華小企業在銷售從中國大陸進口的廉價自行車輪胎方面做得很好。[65]私人經營的礦石開採也是緬甸的一個大型產業,許多特許經營權由緬華企業家控制。目前,緬甸蓬勃發展的寶石行業完全掌握在中國大陸的手中,從金融家、特許經營者到擁有大量新開的寶石市場的商人等各個層面。自20世紀90年代寶石行業私有化以來,緬華珠寶商和企業家將緬甸寶石產業轉變為銷售令人垂涎的昂貴首飾的新零售珠寶店。[84]2011年6月發生了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在一場中國和緬甸商人的爭鬥中,一個寶石市場被迫關閉。據稱,緬甸和中國商人捲入了一場價值5300美元的交易糾紛中。[85]
緬甸華人企業家不僅在大企業領域佔主導地位,他們也是中小企業界的主導者。[85]緬甸華人主導了自行車輪胎銷售、汽車配件、電器設備、紡織品、貴金屬、機械、鐵器、五金、印刷和裝訂、書籍和文具、紙張和印刷油墨、剪裁和乾洗、珠寶、英語輔導和錢幣兌換店等多個典型的行業。餐廳、酒吧、咖啡館、賭場、啤酒廠、夜總會、酒店和卡拉OK酒吧也是華人常見的私產。華人主導了合法與毒品等非法貿易。華人實業家如羅星漢與覺溫(Kyaw Win)繼續控制着主要銀行、航空公司、柚木採伐公司和寶石礦業的特許經營權。羅星漢的兒子羅秉忠也是一位着名的商人。他掌管着緬甸最大的公司集團——亞洲世界集團,該集團的投資包括集裝箱航運、港口建築和收費站。[86][87]羅秉忠也擁有了體育產業, 他是馬圭足球會的大股東。[88]
中國大陸、德國和法國的外資參與了緬甸全國的建設項目。中國大陸為緬甸經濟注入了大量的投資,除了為新啟動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種子資金外,還為緬甸經濟提供了大量的中國大陸商品。[66]在這些基礎設施項目中,有很多都是出自中國大陸建築承包商和土木工程師之手,其中包括灌溉大壩、公路、橋樑、衛星地面站,以及曼德勒的國際機場等大型建築工程。[65]
在緬甸華人變得富有的同時,佔多數的緬甸本地人逐漸遠離市中心,遷往較為貧窮的地區生活。[60][71]受緬甸政府鎮壓而流離失所的緬甸北部少數民族群眾,也清楚地意識到,相較於緬族人,他們更加無法與華人在商業中競爭。[68][65][89]在20世紀90年代的緬甸房地產熱潮中,華人房地產投資者的建設和投機導致房地產價格翻了一番,使得緬族為主的本地人離開祖屋,搬到城市邊緣貧困的棚戶區。[60]由於緬族人在緬甸的商貿中沒有得到實質性的商業權益,以緬族為主的緬甸多數人的潛在怨恨和嫉妒一直在積累。[10][90][91]緬甸華人手中增長的經濟影響力引發了部分緬族人的不信任、怨恨和反華敵意。[92] 幾十年來的市場自由化沒有為大多數緬甸本地人帶來預想的經濟利益,反而導致了大多數下層階級的固化,其中許多人仍然從事農村農業生產或非法的柚木走私。[93][60]許多因緬甸鎮壓而流離失所的緬北少數民族和山地部落也更多聚居生活在曼德勒郊區貧困的棚戶區內。緬甸本地人的貧富懸殊和赤貧導致了敵對情緒。 [65][71][60][94]
多數緬甸華人以方言為母語,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會講標準華語和英語。不同漢語的使用依然存在;使用閩南語的華人主要在仰光和下緬甸,使用粵語台山話和漢語西南官話的華人主要在上緬甸。在奈溫總統執政期間(1962 - 1988年)禁止中文學校教授漢語書面語,導致華人學生的漢語書面語程度下降。由於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華語的重要性增加,中文學校的數量又再次增加。
緬甸華人基本遵奉儒教(家裏會設祖宗牌位, 天地君親師位及各路家神牌位)傳承下來大部分漢族古傳統 祭祀活動等。 相對於全世界大部分華人社區包括中國大陸 保留下了大部分漢族傳統文化 儒教信仰祭祀活動。 也有信奉大乘佛教和道教,如崇拜觀音。在仰光,著名的華人廟宇有福山寺、慶福宮(供奉觀音和媽祖)和觀音古廟(供奉觀音)。
緬甸華人有緬甸名字,許多人也有中文名字。以各種漢語為名,通常使用語音翻譯,將其譯成緬甸語。然而,語言之間轉換的差異確實存在,一些緬甸華人不選擇採用類似的緬甸和中文名字,因為緬甸人缺少姓氏。根據仰光龍山堂宗族協會的統計,仰光前十個最常見的中文姓氏有:
緬甸中國菜以傳統中國菜(主要為閩菜、粵菜和雲南菜)為基礎並融合緬甸當地菜餚特色。常用薑黃,辣椒等香料烹調。此外,也使用醬油、豆腐、豆芽、鹹菜和乾蘑菇。時至今日,緬甸中國菜被視為緬甸料理的一部分而非異國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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