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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清世祖，通稱順治帝（滿語：ᡳᠵᡳᠰᡥᡡ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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ᡥᡡᠸᠠᠩᡩ᠋ᡳ，穆麟德轉寫：ijishūn dasan hūwangdi；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愛新覺羅氏，名福臨（滿語：ᡶ᠋ᡠᠯᡳᠨ，穆麟德轉寫：fulin）[2]，中國清朝第2位皇帝，也是清朝入關後的首位皇帝。1643年在瀋陽即位，1644年又在北京定鼎登基[3]，正式取代明朝[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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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臨 | |||||||||||||
|---|---|---|---|---|---|---|---|---|---|---|---|---|---|
| 世祖章皇帝 | |||||||||||||
乾隆年間製清世祖章皇帝朝服像 | |||||||||||||
| 清朝皇帝（第2位）[註 1] | |||||||||||||
| 統治 | 1643年10月8日－1661年2月5日（17年120天） (1644年11月8日定鼎登基，正式取代明朝） | ||||||||||||
| 前任 | 清太宗皇太極 明思宗朱由檢（明朝） | ||||||||||||
| 繼任 | 清聖祖玄燁（康熙帝） | ||||||||||||
| 儲君 | 玄燁（皇三子，遺詔立儲） | ||||||||||||
| 出生 | 清崇德三年（明崇禎十一年）正月三十日 1638年3月15日 大清盛京皇宮永福宮（今瀋陽故宮） | ||||||||||||
| 逝世 |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1661年2月5日（22歲） 大清順天府紫禁城養心殿 | ||||||||||||
| 安葬 | |||||||||||||
| 王后 | 廢后博爾濟吉特氏 孝惠章皇后博爾濟吉特氏 孝康章皇后佟佳氏 孝獻端敬皇后董鄂氏 | ||||||||||||
| 妃嬪 | |||||||||||||
| 妃 | 貞妃董鄂氏 淑惠妃博爾濟吉特氏 恭靖妃博爾濟吉特氏 端順妃博爾濟吉特氏 寧愨妃董鄂氏 恪妃石氏 | ||||||||||||
| 子嗣 | 子： 皇長子牛鈕（母庶妃巴氏） 皇二子福全（母寧愨妃） 皇三子康熙帝玄燁（母孝康章皇后） 皇四子和碩榮親王（順治帝追封，諡號榮，早殤，母孝獻端敬皇后） 皇五子常寧（母庶妃陳氏） 皇六子奇授（母庶妃唐氏） 皇七子隆禧（母庶妃鈕氏） 皇八子永幹（母庶妃穆克圖氏） 女： 皇長女（早殤，母庶妃陳氏） 皇二女和碩恭愨長公主（母庶妃楊氏） 皇三女（早殤，母庶妃巴氏） 皇四女（早殤，母庶妃烏蘇氏） 皇五女（早殤，母庶妃王氏） 皇六女（早殤，母庶妃那拉氏） 養女： 養長女和碩和順公主（父承澤親王碩塞） 養二女和碩柔嘉公主（父安郡王岳樂） 養三女固倫端敏公主（父簡親王濟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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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 | 太宗文皇帝皇太極 | ||||||||||||
| 母親 | 孝莊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 | ||||||||||||
| 首都 | 順天府 | ||||||||||||
| 皇宮 | 紫禁城 | ||||||||||||
1643年9月，清太宗皇太極駕崩，議政王大臣會議推舉五歲的福臨承襲其父皇太極帝位，同時命努爾哈赤第十四子睿親王多爾袞和努爾哈赤之侄鄭親王濟爾哈朗二人助小皇帝輔理國政。自1643年至1650年，政治權力主要掌握在多爾袞手中。在多爾袞的領導下，清朝於1644年成功入關，逐步征服原明朝的大部分領土，並深入西南省份追剿南明政權。1645年，多爾袞頒佈「剃髮令」，建立一系列面臨漢人激烈抵抗但被後世清代皇帝所沿襲的政策。1650年，多爾袞逝世，13歲的順治帝開始親政，他試圖打擊腐敗，整頓吏治，削弱滿洲貴族的政治影響力，但結果成敗參半。順治帝在位期間，反清復明運動此起彼伏，國家政權稍欠穩定，直至南明政權被圍剿覆滅方才真正實現對全國的統治。
1661年，順治帝因感染流行病天花去世，得年22歲。皇位由皇三子玄燁（即康熙帝）承襲。順治帝死後被供奉於太廟，廟號「世祖」，諡號「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統稱世祖章皇帝（滿語：ᡧᡳᡯ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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ᡥᡡᠸᠠᠩᡩ᠋ᡳ，穆麟德轉寫：šidzu eldembuhe hūwangdi），葬於清東陵的孝陵。
順治帝出生於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為清太宗皇太極第九子，其時皇太極與愛妃海蘭珠之子（皇八子）剛夭折兩天。福臨母親布木布泰是海蘭珠的妹妹，同是皇太極的福晉。她在1636年至1651年的封號為「永福宮莊妃」，她在兒子親政後尊為皇太后，後世習稱她為孝莊文皇后。
崇德七年（1642年）十二月初二日，皇太極率諸王貝勒及文武大臣行獵於葉赫地方。同月十二日，到達噶哈嶺。聖汗皇太極之五歲幼子方喀拉章京射殺一狍。學者楊珍在《順治朝滿文檔案札記》認為方喀拉即為福臨的原名或乳名，章京即為方喀拉在此次隨皇太極行獵時，臨時得到的職位[8]。
1643年9月21日，50歲的皇太極去世，他生前未指定儲君，清朝面臨着可能出現的嚴重分裂危機[9]。皇太極34歲的長子、和碩肅親王豪格，其生母為福晉，是有繼承權的嫡子。同時，他廣有戰功，但與戰功彪炳的叔叔多爾袞不合。除長子豪格外，皇太極尚有葉布舒、碩塞、高塞、常舒、韜塞、福臨（5歲）、博穆博果爾七名兒子。其中葉布舒、高塞、常舒、韜塞四人中，有三人年長於福臨，但皆生母地位低微，無法越過福臨、博穆博果爾繼承皇位。而碩塞的生母葉赫那拉氏則早被皇太極賜給大臣，博穆博果爾則年幼於福臨。
此時，數名親王與貝勒爭奪皇位——努爾哈赤的次子兼在世的長子和碩禮親王代善、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和第十五子和碩豫親王多鐸（兩人為同母所出）以及皇太極之長子豪格——開始逐鹿皇位[10]。皇太極的弟弟多鐸、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及多爾袞（31歲）掌有正白及鑲白旗，代善（60歲）掌有兩紅旗，而豪格（34歲）則獲得其父兩黃旗的支持[11]。
議政王大臣會議着手議立新帝，此會議直到軍機處在出現以前一直是清廷的主要決策機構[12]。許多親王、貝勒主張多爾袞這個久經考驗的軍事將領成為新皇帝，但多爾袞拒絕為帝，而是堅持讓皇太極的一個兒子承襲父位[13]。
會議接受具有權勢的多爾袞的主張，繼續讓皇太極的後裔繼承大統。最終商議決定立皇太極第九子福臨承襲父位為新皇帝，但亦決定立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努爾哈赤之侄，他掌有鑲藍旗）和多爾袞作這個五歲孩子的攝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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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爾哈朗是一位驍勇善戰、受人尊敬的將領，但對多爾袞手中的日常行政事務毫無興趣。1644年2月17日，濟爾哈朗召集內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的官員，向他們宣佈：「嗣後，凡各衙辦理事務或有應白於我二王者，或有記檔者，皆先啟知睿親王檔子，書名亦宜先書睿親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禮儀，注俱照前例行[15]。」此後在同年5月6日，豪格暗中動搖攝政統治的陰謀暴露。豪格的黨羽全部被處死，豪格本人被褫奪親王爵位[16]。多爾袞在此後不久，以自己的支持者接替取代了豪格的擁護者（大多來自黃旗），從而掌控了兩白旗以外的旗[17]。至1644年6月初期，他已牢牢地把清政府及其軍政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18]。
1644年初期，正當多爾袞與其謀士苦思鑽研如何攻明朝之時，民變逼近北京。同年4月24日，民變領袖李自成攻破明都城牆，促使崇禎皇帝朱由檢在紫禁城後的萬歲山（今北京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19]。多爾袞的漢人謀士洪承疇和范文程聞訊，敦促滿洲親王抓住此機遇，給明朝報仇雪恨，進而為清朝奪取天命[20]。駐紮在長城東端山海關的明朝總兵吳三桂，是多爾袞進入北京的最後一道障礙[21]，此時他正被滿洲人與李自成軍間的武力夾得左右為難。吳三桂請求多爾袞幫助他驅逐土匪，恢復大明[22]。當多爾袞要求吳三桂替清朝效力之時，吳三桂除了接受之外別無選擇[23]。清兵因此得到了吳三桂的精兵的輔助，後同李自成軍進行一片石之戰，在多爾袞最終選擇用騎兵介入此戰鬥前，吳三桂的精兵就已和李自成軍交戰了數小時。5月27日，清朝取得此戰的決定性勝利[24]。戰敗的李自成軍在北京洗劫數日，直至6月4日攜帶着所能帶走的財物離京[25]。
1644年6月5日，被叛軍之手肆虐了六周的北京市民，派出了一批士紳及官吏迎接他們將要來到的解放者[26]。可當他們見到的是騎着馬、把前額頭髮剃光並自稱攝政王的滿洲人多爾袞，而不是大明皇太子朱慈烺及其保護者平西伯吳三桂時，吃了一大驚[27]。在此場動亂之中，多爾袞將自己安置在武英殿，武英殿是李自成在6月3日火燒大內後，唯一未被損壞的建築[28]。旗軍們被命令不許搶劫；他們的紀律約束使統治過渡到清朝「出奇地順利」[29]。然而在同時，多爾袞卻聲稱他是為報復大明而來。他下令將大明皇族（包括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的後裔）及其擁護者全部處決[30]。
6月7日，進城僅兩天的多爾袞向首都的官員發佈諭告。該諭告向官員們保證，如果本地居民剃髮易服並且接受歸降，那麼他們則可以官復舊職[31]。可是在此諭告發佈後的三周內，北京爆發數場農民起義，威脅清朝控制首都地區。面對威脅，多爾袞不得不將此諭告廢除[32]。
1644年10月19日，多爾袞在北京大門迎接福臨[33]。10月30日，六歲的福臨被帶到北京南郊的天壇祭拜天地[34]，並親自宣告祝文稱「茲定鼎燕京，以綏中國」[35][36]，標誌着清王朝成為統治全中國的中央王朝[37]。此前一年，順治帝剛在瀋陽履行過大清皇帝祭天登基儀式，此時他二度祭天登基，意在向天下鄭重昭示他和他的叔父攝政王實現了其父祖得天佑的遺願，正式成為中國的主人[38]。11月8日，福臨的登基儀式正式舉行。同日，年幼的皇帝將多爾袞的功績同周公進行比較，後者為古時一個受人尊敬的攝政[39]。在登基儀式上，多爾袞的官銜由「攝政王」升為「叔父攝政王」。滿語「叔父」（ecike）在此表示高於親王的一級身份[40]。三天後，多爾袞的攝政同事濟爾哈朗的官銜由「攝政王」降為「輔政叔王」[41]。多爾袞在1645年6月發佈儀注規定，今後所有公文均應書寫「皇叔父攝政王」稱呼他，這使得多爾袞距離皇帝權威僅剩一步之遙。最終多爾袞在1648年更凌駕於小皇帝之上，稱「皇父攝政王」[41]。
多爾袞進入清朝新首都後的最初的一個命令是，將北京北部全部騰出，然後把它分給旗人。兩黃旗分得榮耀的宮殿北部，其次，東部為兩白旗，西部為兩紅旗，南部為兩藍旗[42]。八旗的此種佈局，是為了使京城同滿洲在征服中原前的故鄉保持一致。此種佈局「按照羅盤的指針指向，給顏色不同的旗人分配在一個固定的地理位置[43]。」儘管清朝為了加快過渡而減免稅收，推遲大型建築建造計劃。但到了1648年，新來的旗人與共同生活的漢人百姓間仍有敵意[44]。而首都以外的農業用地則全部被清軍圈佔[45]。昔日的地主，現在卻成了給外居旗人地主支付租金的佃戶[45]。這種土地用途的轉變導致了「數十年的中斷和苦難[45]。」
在1646年，多爾袞還下令重建選任政府官員的科舉考試。從那時起，他們效仿明朝，每三年定期舉行一次科舉。同年，清朝統治下的第一次殿試舉行，大多數報考者為北方漢人，他們被提問如何使滿漢同心合志[46]。1649年，考試詢問「聯滿漢為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歡然無間，何道而可[47]？」在1660年確定減少中額前，順治朝下每屆會試的考中人數的平均為清朝最高（「得到了漢人更多的支持」）[48]。
多爾袞被歷史學家不同地稱為「大清征服的優秀策劃者」和「滿洲洪業的首席建築師」，清朝在他的統治下，征服了中原大部分地區，並將「南明」的勢力範圍推到了遙遠的中國西南地區[50]。李自成從北京逃到西安，並在後者重建指揮部。多爾袞在同年夏、秋將河北、山東抗清起義鎮壓後，派遣軍隊進入西安（陝西省）主要城市搜尋李自成[51]。1645年2月，在清軍的壓力下，李自成被迫離開了西安。他被殺了——無論是死於自己之手，還是被當地村民疑以為劫盜而誤殺——1645年9月後，他在幾個省份中消失了[52]。
1644年6月，福王朱由崧於長江中下游以南的江南富饒的商農區建立南明弘光政權。1645年4月初，清朝從新佔領的西安出發，準備向那裏發起進攻[53]，南明政權的黨派之爭和不計其數的逃叛，阻礙了其有效抵抗能力的增強[54]。1645年5月初，數支清軍席捲南方，隨手奪取了徐州淮河以北的主要城市。此後不久，他們向南明北部防線的主要城市——揚州——擁去[55]。史可法面對包圍，勇敢地反抗。5月20日，遭受一周炮轟的揚州被滿洲人攻破，史可法依舊拒絕投降[56]。多爾袞的弟弟多鐸遂下令屠殺揚州全城人民[57]。作為目的，這場大屠殺作為恐嚇江南其他城市降服於清[58]。緊接着南京在6月16日，即最後的防衛者使多鐸保證不會傷人後，錢謙益開城而降[59]。清朝在不久俘獲了南明皇帝（他在翌年被處決於北京），並迅速奪取了江南包括蘇州杭州的主要城市；至1645年7月初，清朝與南明之間的邊界被推到南方的錢塘江[60]。
江南剛有了表面上的平靜後，多爾袞便在1645年7月21日發佈了一個最不合時宜的告示，他命令所有的成年男人剃去他們前額的頭髮，將他們的頭髮按照滿洲人的髡髮辮式編紮起來[61]。不服從告示者將被處以死刑[62]。對於滿洲人來講，此象徵着屈服的政策，有助於他們分清敵我[63]。不過，在漢人官員和文人看來，新髮型是一種奇恥大辱（因為它有悖於孔門弟子關於保持身體完整的指導）。而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剃髮如同喪失他們的生殖能力[64]。由於剃髮令逼使社會的各個階層的漢人聯合起來反抗滿清統治，所以極大地阻礙了滿清的征服[65]。在1645年8月24日和9月22日，前明將領李成棟分別對嘉定和松江反抗的人民進行屠殺[66]。而江陰還同約一萬名清軍進行了八十三天的對抗。當城門最終在1645年10月9日被攻破時，降清明將劉良佐對全城人進行屠殺，這場屠殺造成了七萬四千至十萬不等的人的死亡[67]。這些大屠殺結束了長江中下游的反清武裝抵抗[68]。有幾個忠誠的勤王者成了隱士，並希望着清軍敗潰。雖然他們退出了世界，但至少象徵着在繼續反抗外族統治[68]。
南京淪陷後，兩支明宗室建立了兩個新的南明政權：一個是以福建沿岸附近為中心隆武皇帝唐王朱聿鍵——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孫——而另一個是浙江附近的「監國」朱以海[69]。但由於雙方彼此不服，無法聯合抗清，不但無法反攻滿清，也導致喪失維持政權的機會，造成漢人政權走向衰亡[70]。1646年7月，貝勒博洛領導的新的南方軍事活動使魯王的浙江朝廷陷入混亂狀態，繼而向隆武政權發起進攻[71]。朱聿鍵於10月6日在汀州（福建西部）被俘，即刻處死[72]。他的養子國姓爺鄭成功則隨他的船隊逃往泉州[72]。11月，江西剩餘的忠明抵抗中心崩潰，整個江西降清[73]。
1646年末，廣州出現了兩個新的南明皇帝：一個是年號為紹武的朱聿鍵之弟唐王朱聿𨮁，另一個為年號為永曆的桂王朱由榔[73]。由於朝服不夠，此後紹武政權所任命的官員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購買戲袍[73]。兩支南明政權彼此殘殺，直到1647年1月20日，李成棟率領的一支小規模清兵組成的先頭部隊開進廣州，處死了朱聿𨮁，迫使永曆朝廷逃往廣西南寧[74]。然而，李成棟於1648年5月起兵抗清，與江西的前明將領金聲桓並發起義，幫助朱由榔奪回了中國南方的絕大部分地區[75]。但南明的復興只是曇花一現。清軍於1649年和1650年重新征服湖廣中部（今河北和湖南）、江西和廣東[76]。朱由榔再度逃亡[76]。最後，1650年11月24日，尚可喜所統率的清軍攻佔廣州，殺死七萬多人[77]。
同時，1646年10月，豪格（福臨長兄，於1643年繼承鬥爭中失去繼承權）所統率的清軍抵達四川，任務是摧毀張獻忠領導的大西國[78]。1647年2月2日，張獻忠與清軍在川中西充附近作戰時被殺[79]。1646年末抗清勢力進一步向北蔓延，由一個穆斯林將領米喇印領導的武裝力量反抗清朝對甘州（甘肅）的統治。另一名穆斯林丁國棟很快加入了他的抗清運動[80]。他們以恢復大明為號召，攻克了甘肅的數個城鎮，其中包括省會蘭州在內[80]。這些起義者願意同非穆斯林的漢人進行合作，這表明他們不是僅僅被宗教所驅使[80]。1648年，米喇印戰死於水泉（今甘肅永昌水泉子村），丁國棟則被孟喬芳俘獲並被多爾袞下令處決，至1650年，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的穆斯林起義運動被粉碎[81]。
1650年12月31日，多爾袞在狩獵途中意外死亡，引發了一段激烈的派系鬥爭，開闢了深層次政治改革之路[82]。由於多爾袞的支持者在朝廷上仍具影響，所以多爾袞的喪禮依帝禮，多爾袞死後獲追尊為皇帝，諡號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83]。然而，在1651年1月中旬的同一天，多爾袞的前部將吳拜統率下的數名白旗軍官為防範多爾袞的胞兄阿濟格自立為新攝政而將其逮捕；之後，吳拜讓福臨任命自己及他的幾位追隨者為各部尚書，準備接管政府[84]。
同時，於1647年被褫奪攝政頭銜的濟爾哈朗，獲得了對多爾袞統治心懷不滿的旗官的支持[85]。濟爾哈朗為了鞏固直屬皇帝的兩黃旗（前兩旗自清太宗開始直屬皇帝）對自己的支持，爭取白旗支持者，賦予正黃、鑲黃、正白三旗一個新名稱：上三旗（此三旗自此由皇帝直接統轄）[86]。於1661年成為玄燁的輔政大臣的鰲拜和蘇克薩哈，是給予濟爾哈朗支持的旗官，濟爾哈朗以指定他們參加議政王大臣會議作為回報[85]。
1651年2月1日，濟爾哈朗宣佈即將13歲的福臨親政[85]。攝政正式廢止。濟爾哈朗此後展開攻勢。1651年3月12日，他控告多爾袞僭越皇權：多爾袞被判有罪，他獲得的追尊被剝奪[85][87]。濟爾哈朗繼續肅清多爾袞集團前成員，為上三旗中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升官晉爵，所以到了1652年，多爾袞的前支持者或是被殺，或是被有效地從政府中清除[88]。
| “ | 諭吏部：「邇來有司貪污成習，皆因總督、巡撫不能倡率，日甚一日。國家紀綱，首重廉吏。若任意妄為，不思愛養百姓，致令失所，殊違朕心。總督、巡撫任大責重，全在舉劾得當，使有司知所勸懲。今所舉者多屬冒濫，所劾者以微員塞責，大貪大惡，每多徇縱，何禆民生？何補吏治？爾部須秉公詳察奏聞，如有此等惡習，定當從重治罪不貸。部院堂官係各司楷模，尤當正身潔操砥礪自愛，殫心盡職，以不負朕惓惓用人求治之意。其京堂大小員缺，亦著選擇有才望堪用者，不得循資挨轉。以後內外官，各宜洗心滌慮，勤守職業，不得仍蹈前弊，自取罪戾！」 | ” |
| ——《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五十四 | ||
福臨僅僅親政兩個月後，便於1651年4月7日發佈諭告，宣佈他將肅清官場腐敗[89]。該諭告引起文人間的派系之爭，令福臨沮喪無比，至死也無可奈何[90]。福臨的最初的一項行動是罷免大學士馮銓。馮銓為北方漢人，先前曾於1645年受彈劾，但攝政王多爾袞仍准其任職如故[91]。福臨以陳名夏取代馮銓。陳名夏是個有影響力的南方漢人，同南方文人集團關係良好[92]。陳名夏儘管曾於1651年受控以權謀私，但旋於1653年官復原職，旋即成為皇上的親密的私人顧問[93]。陳名夏甚至獲准可以像昔日的明代內閣大學士那樣起草詔書[94]。同於1653年，福臨決定召回聲名狼藉的馮銓。皇帝如此行事，本意是想讓南北漢人官員在朝廷上勢均力敵，從而平息派系衝突。然而，馮銓回歸後，派系之爭反而激化，令皇帝始料未及[95]。在1653年和1654年的數次朝議中，南方人形成反對北方人與滿洲人的陣營[96]。1654年4月，陳名夏向北方漢人官員寧完我建議，清廷應恢復明代衣冠，寧完我旋即向皇帝揭發此事，並指控陳名夏干犯有包括貪污受賄、裙帶關係、結黨營私和僭越皇權在內的各種罪行[97]。1654年4月27日，陳名夏被絞死[98]。
1657年11月，北京順天省試的一場重大作弊醜聞爆出[99]。八名江南考生賄賂了京城的主考官，希望能得到更高的名次[100]。七名主考官以受賄的罪名被處以死刑，數百人被判處貶謫流放和沒收財產[101]。這場醜聞很快蔓延到了南京會試，揭露了官僚制的腐敗和以權謀私，許多堅持正統觀念的北人官員將之歸因為南方文人小團體的存在和經典學問的衰落[102]。
福臨在他短暫的統治期間，鼓勵漢人入仕，恢復了許多多爾袞攝政期間廢止或排斥的中原王朝制度。他和大學士（諸如陳名夏，見上文）談論歷史、經典和政治，他周圍聚集了一批新人，諸如能講一口流利滿語的北方年輕漢人王熙[103]。福臨於1652年頒佈的《六諭》是玄燁1670年頒佈的《聖諭》的前身，後者是一部「正統儒家思想的梗概」，用於指示百姓遵守孝道和法律[104]。順治帝用中原王朝的一些體制改革清朝制度，於1658年恢復了翰林院和內閣。這兩個機構承襲明代模式，進一步削弱滿洲貴族的權力，這使得深深困擾晚明的黨爭問題死灰復燃成為可能[105]。
為了削弱內務府和滿洲貴族的權力，1653年7月，福臨設立十三衙門，後者雖由滿洲人監督，但由漢族宦官而非滿洲包衣阿哈掌控[106]。宦官在多爾袞攝政期間受嚴格的限制，但小皇帝用他們來制衡像皇太后和皇叔濟爾哈朗這樣的實權派人物的影響[107]。至1650年代後期，宦官的權力變大：他們處理關鍵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就官員任命提出建議，甚至負責起草詔令[108]。由於宦官削弱了官僚集團與皇帝間的聯繫，滿漢官員擔心困擾晚明的宦官擅權局面會重現[109]。儘管皇帝嘗試限制宦官權力，他最寵愛的宦官吳良輔還是於1658年陷入腐敗醜聞，吳良輔於1650年代早期幫助他肅清多爾袞集團[110]。但吳良輔收受賄賂僅僅受到譴責，未能平息宦官權力膨脹引發的滿洲貴族的怒火。[111]。福臨死後不久，1661年3月，鰲拜和另外三位輔政大臣將十三衙門裁撤，吳良輔被處決[112]。
1646年，博洛率清軍進入福州，發現來自琉球國和安南的使節和馬尼拉的西班牙人[114]。這些朝貢使團前來拜見已倒台的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鍵，而後者此時已被押送至京，最終，這些使者聽從清廷命令辭歸[114]。最後殘存的南明抵抗勢力從與安南接壤的雲南撤離後，琉球王尚質於1649年首次向清朝派出朝貢使團，暹羅和安南分別於1652年和1661年向清朝派遣朝貢使團[114]。
同於1646年，統治吐魯番的一名蒙兀兒王公蘇丹阿不都拉哈·哈吉汗派遣一支使團[115]，請求恢復因明亡而中斷的與華貿易[116]。使節團雖未受邀請便來到中國，但清朝准其請求，允許其在北京和蘭州進行朝貢貿易[117]。但該協議因1646年一場席捲中國西北的穆斯林起義（參見前文「一統中原」末段）而中斷。清朝與資助反政府武裝的哈密和吐魯番的朝貢貿易最終於1656年恢復[118]。不過在1655年，清廷宣佈來自吐魯番的朝貢使節每五年才能接受一次回賜[119]。
1651年，小皇帝邀請藏傳佛教格魯派領袖第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後者不久以前在蒙古和碩特部首領顧實汗的軍事幫助下，成為西藏的宗教統治者和世俗統治者[120]。儘管滿洲對藏傳佛教的支持和保護至少始於努爾哈赤治下的1621年，但此次邀請背後仍有政治原因[121]。即西藏正在成為清朝西部一個強大的政治實體，達賴喇嘛對蒙古部落具有影響力，而其中一些蒙古部落並未屈從於清朝[122]。為了迎接這位「活佛」的到來，福臨下令在紫禁城西北邊北海瓊華島的崑崙山上建造了一座白塔，其位置就在以前薛禪皇帝宮殿的遺址上[123]。經過多次邀請和外交往來，西藏領袖拿定主意，接受會見大清皇帝，1653年1月14日，達賴喇嘛抵達北京[124]。達賴喇嘛日後將此行訪問的場面雕刻在拉薩的布達拉宮，後者於1645年開始建造[125]。
與此同時，在滿洲人故鄉北部，探險家瓦西里·波亞爾科夫（1643–1646）和葉羅菲·哈巴羅夫（1649–1653）越過俄羅斯沙皇國的西伯利亞山谷來到了黑龍江流域。1653年，莫斯科召回哈巴羅夫，委派奧努夫里·斯捷潘諾夫接替他，斯捷潘諾夫掌握了哈巴羅夫的哥薩克軍隊指揮權[126]。斯捷潘諾夫南下進入松花江，強迫當地原住居民諸如達斡爾人和久切爾人交納「牙薩克」（毛皮稅），但遭到抗拒。因為滿洲當地民族已向順治皇帝朝貢[127]。1654年，斯捷潘諾夫擊敗從寧古塔被派遣去調查俄羅斯計劃的小規模的滿洲軍隊[126]。1655年，另一名清軍指揮官蒙古旗人明安達禮在黑龍江流域的呼瑪要塞擊敗斯捷潘諾夫軍，但這還不足以追捕俄羅斯人[128]。不過在1658年，滿洲將領沙爾虎達率四十餘艘船向斯捷潘諾夫發起進攻，俄羅斯人大多數被擊斃或生俘[126]。經過此役，黑龍江流域哥薩克地帶已無太大衝突，但邊境衝突則持續了下去，直至1689年《尼布楚條約》簽訂，固定了中俄之間的邊界[126]。
儘管清朝在多爾袞的領導下成功將南明推到華南，但明朝遺民尚未死心。1652年8月初，正在保護朱由榔的張獻忠前部下李定國，從清朝手中奪回桂林[129]。一月之內，廣西清將大多向南明投降[130]。此後兩年，儘管對湖廣和廣東的軍事行動偶爾成功，但李定國未能奪取重要城市[129]。1653年，清廷命洪承疇負責奪回西南地區[131]。洪承疇駐紮長沙，耐心地建立起自己的軍力；惟在1658年底，營養充足、物資供應良好的清軍分多路向桂州和雲南進軍[131]。1659年1月末，鐸尼率清軍攻陷雲南府，朱由榔逃入鄰近的緬甸，後者此時正由東吁王朝國王莽平德勒統治[131]。此後南明末代皇帝一直留在緬甸，直到1662年被1644年4月降滿的前明將領吳三桂俘獲並處決[132]。
鄭成功在1646年成為明紹宗朱聿鍵義子，賜姓朱，故稱國姓爺，1655年由明昭宗朱由榔封為延平王，亦是他繼續捍衛南明的原因[133]。1659年，正當福臨準備舉行一場特殊的考試來慶祝他輝煌的統治和西南戰役的勝利時，鄭成功率領全副武裝的船隊駛向長江，從清朝手中奪取了幾座城市，進而圍攻南京城（今江蘇省南京市）[134]。當鄭成功圍攻江寧的消息傳入皇帝耳中時，他就大發雷霆，據說一怒之下用劍劈了寶座[134]。但南京的威脅最終解除，鄭成功被清兵擊退，被迫求助於東南沿海的福建省[135]。迫於清軍的壓力，鄭成功於1661年4月攻擊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下的台灣島南部，於1662年2月熱蘭遮城包圍戰取得勝利，建立東寧王國，並死於同年夏天[136]。他的子孫依然自稱為延平王，繼續在台灣反抗清朝統治，直至1683年順治帝之子康熙帝派遣降將施琅攻佔澎湖群島和台灣島南部[137]。
順治帝於1651年親政後，他的母親昭聖慈壽皇太后安排兒子娶她的侄女額爾德尼布木巴，但福臨廢黜第一任皇后[138]。次年，昭聖慈壽皇太后另為兒子安排了一場同蒙古科爾沁部的婚姻，這次她將自己的侄孫女阿拉坦琪琪格嫁給福臨[138]。
順治帝是位開明的皇帝，不僅在天文學和科技問題上，而且在處理國事和宗教問題時都向一位來自神聖羅馬帝國科隆選侯國的日耳曼耶穌會教士湯若望請教[139]。1644年末，多爾袞為制定一部儘可能精確的新曆法而任用湯若望，因為他的日蝕預報比那些清廷天文學家的預報更精確[140]。多爾袞死後，湯若望同小皇帝建立了私人友誼，福臨用滿語稱他為「爺爺」[141]。在他們關係最親密的1656年和1657年，福臨常常駕臨他的府中，和他交談到深夜[139]。他被免除叩頭禮，在北京獲得建造教堂的土地，甚至被允許收養一個兒子（因為福臨擔心湯若望沒有繼承人），但自1657年以後，福臨開始崇信佛教禪宗，湯若望試圖使清帝信仰基督宗教的努力最終未能成功[142]。
順治帝親政後，發憤學習，熟練地掌握了漢語，能夠欣賞中國藝術如書法和戲曲[143]。反清知識分子顧炎武和萬壽祺的一位密友歸莊所作《萬古愁曲》是福臨最喜歡的文章之一[144]。福臨「極富感情，重情鍾情，至其極處」，他還能成段的引用背誦援引《西廂記》[145]。
清朝皇帝自順治帝開始以「中國」自居，並且在對外條約和外交文件中稱清朝為「中國」[146]。西藏方面也從順治年間開始將對中國皇帝的敬稱「文殊皇帝」用於清朝歷代皇帝[147]。
其實天花和瘟疫在於明、清兩代和全國各地早就已流行[148]。順治帝的十五叔豫親王多鐸、十二叔阿濟格的兩位福晉也因天花而死。皇太極時期，據《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東北痘疫，太宗於十日至避痘所」[134]。福臨為此悲痛欲絕，沮喪數月，日後他亦於1661年2月2日染上天花[134]。1661年2月4日，福臨急召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王熙（福臨的知己）和原內閣學士麻勒吉到自己身邊，口述遺詔[149]。同日，7歲的皇三子玄燁因曾經感染到天花[150]，從天花疾病中倖存下來而被獲選立為皇太子[151]。
清世祖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5日）駕崩於養心殿，享年二十三歲[134]。兩年後，康熙二年（1663年）2月，玄燁的生母慈和皇太后也不幸病逝，年僅24歲。
滿族人對天花病毒沒有免疫，一旦感染天花，幾乎只能等死，所以他們對天花的恐懼甚於其他任何疾病[152]。1622年，他們建立一個機構，用於研究天花病例，隔離患者避免傳染[153]。在天花流行之時，皇室成員為保護自己免受感染，定期進入避痘所[154]。福臨之所以感染如此可怕的疾病，是因為他年輕，而且居住於附近有傳染源的大城市[154]。而事實上，根據記載，在順治年間，至少有九次天花在北京爆發和全國各地的大小瘟疫[155]，每次爆發，都迫使福臨搬到保護區。保護區為北京南部的狩獵場南苑，此前多爾袞已於17世紀40年代在那裏建立一所避痘所[156]。儘管有這樣的預防措施——例如規定迫使感染天花的漢族居民搬出城市——但順治最終仍死於天花[157]。
| “ | 太祖、太宗創垂基業，所關至重，元良儲嗣，不可久虛。朕子玄燁，佟氏妃所生，年八歲，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釋服，即皇帝位。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臣，伊等皆勳舊重臣，朕以腹心寄託，其勉矢忠藎，保翊沖主，佐理政務。佈告中外，咸使聞知。 | ” |
| ——節錄自《清世祖遺詔》 | ||
| “ |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以涼德承嗣丕基，十八年於茲矣。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漸習漢俗，於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齡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賓，教訓撫養，惟聖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極，高厚莫酬。惟朝夕趨承，冀盡孝養，今不幸子道不終，誠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賓天時，朕止六歲，不能服衰絰行三年喪，終天抱恨惟侍奉皇太后順志承顏，且冀萬年之後，庶盡子職，少抒前憾，今永違膝下，反上厪聖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宗室諸王、貝勒等，皆係太祖、太宗子孫，為國藩翰，理宜優遇，以示展親。朕於諸王貝勒等，晉接既疏，恩惠復鮮，以致情誼暌隔，友愛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滿洲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累年効力，宜加倚託，盡厥猷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為戒，而委任漢官，即部院印信，間亦令漢官掌管，以致滿臣無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虛己延納，於用人之際，務求其德與己相侔，未能隨材器使，以致每歎乏人，若舍短錄長，則人有微技，亦獲見用，豈遂至於舉世無材，是朕之罪一也。設官分職，惟德是用，進退黜陟，不可忽視。朕於廷臣中，有明知其不肖，不即罷斥，仍復優容姑息如劉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於心，乃容其久任政地，誠可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國用浩繁，兵餉不足，而金花錢糧，盡給宮中之費，未嘗節省發施，及度支告匱，每令會議，諸王大臣，未能別有奇策，祇議裁減俸祿，以贍軍餉，厚己薄人，益上損下，是朕之罪一也。經營殿宇，造作器具，務極精工，求為前代後人之所不及，無益之地，糜費甚多，乃不自省察，罔體民艱，是朕之罪一也。端敬皇后於皇太后克盡孝道，輔佐朕躬，內政聿修。朕仰奉慈綸，追念賢淑，喪祭典禮過從優厚，不能以禮止情，諸事踰濫不經，是朕之罪一也。 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為戒，設立內十三衙門，委用任使與明無異，以致營私作弊，更踰往時，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閒靜，常圖安逸，燕處深宮，御朝絕少，以致與廷臣接見稀疏，上下情誼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無過？在朕日御萬幾豈能一無違錯？惟肯聽言納諫則有過必知。朕每自恃聰明，不能聽言納諫。古云：『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於斯言大相違背，以致臣工緘默，不肯盡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有過，每日剋責生悔，乃徒尚虛文，未能省改，以致過端日積，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 | ” |
| ——節錄自《清世祖遺詔》 | ||
2月5日夜間，順治帝的遺詔頒示天下，特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四人為了順治帝年幼的兒子，此四人都曾於多爾袞死後幫助濟爾哈朗肅清朝廷上的多爾袞勢力——現代歷史學家推論在施政之中偏向任用漢族大臣而且疏遠了滿洲官員，過分信用宦官，袒護漢官，忽視了滿洲親貴和滿洲傳統[158]。儘管福臨在位時經常發佈罪己詔，但這份遺詔中所譴責的政策自他親政以來對清政府至關重要[159]。被稱為「[鰲拜輔政]」的1661年末至1669年間，該遺詔給了四位輔政大臣「皇權外披」，使他們的親滿政策得到支持[160]。
由於朝廷沒有明確宣佈順治帝的死因，很快便流言四起。坊間傳言福臨其實未死，而是因為對愛妃之死過於悲痛或是四位獲任為輔政大臣的滿洲貴族發動了政變，他退位隱居佛教寺院，匿名為僧[161]。因為順治帝於17世紀50年代成了漢傳佛教禪宗的狂熱追隨者，甚至讓僧人進入皇宮，這些流言似乎不那麼令人難以置信[162]。中國現代歷史學家認為福臨出家之謎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163]。但一位僧人記錄說1661年2月初皇帝因感染天花而健康嚴重受損，而在皇帝的葬禮上有一名妃子和一名侍衛為其殉葬，由此來看福臨之死應該並非假象[164]。
福臨的遺體被安放在紫禁城，受到為時27天的哀悼。1661年3月3日，一支規模宏大的行進列隊將福臨的遺體運送至景山（紫禁城北部的一個小丘），之後大量貴重物品在葬禮上被燒掉[165]。距離葬禮僅兩年後的1663年，福臨的遺體被運到他最後的安息之地[166]。與當時的滿洲習俗相同，福臨的遺體在火化後安葬[167]。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東北方的昌瑞山，後來通常稱為清東陵[168]。他的陵墓孝陵是建在那裏的第一座陵墓[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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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順治帝的名義公佈的遺詔表示，他對自己放棄滿洲傳統深表歉意，這一表示賦予了四輔政大臣實行本土主義政策的權力[170]。鰲拜和其他三位輔政大臣援引遺詔，迅速革除了十三衙門[171]。在此後的幾年裏，他們提升了滿洲人及其包衣阿哈掌管的內務府的權力，革除翰林院，規定只有滿洲人和蒙古人才能參加議政王大臣會議[172]。輔政大臣還向清朝治下的漢人推行強硬政策：他們發動文字獄處決了江南富庶地區的十餘人，並以拖欠稅收的罪名對該地區的數千人處以刑罰；他們強迫東南沿海地區人口從該地遷出，以便截斷鄭成功的子孫統治的台灣東寧王國的糧食供給[173]。
玄燁於1669年設法囚禁鰲拜後，撤銷了輔政大臣的許多政策[174]。他恢復了父親所青睞的機構，包括使漢族官員在政府中獲得重要發言權的內閣[175]。他還平定了三藩之亂[176]。內戰（1673年–1681年）使清人的忠心一度受到考驗，但清軍最終佔得上風[177]。當勝利成為定局時，1679年玄燁為吸引前明遺臣出仕清廷，而舉行了特別考試博學鴻儒科[178]。中試者被邀請參與編寫官修《明史》[176]。叛亂於1681年被平定，同年，玄燁開始倡導使用人痘接種為皇家兒童預防天花[179]。鄭氏家族在台灣建立的的東寧王國於1683年倒台後，清政權完成了統一天下的事業[176]。在多爾袞、福臨和玄燁奠定的體制基礎上，清朝成為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被譽為「世界上最成功的帝國之一」[180]。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康熙皇帝的赫赫武功帶來的長時間的滿洲和平，使清朝面對19世紀列強武裝侵略之時毫無準備[181]。
儘管宗人府撰寫的愛新覺羅族譜中記載的福臨后妃僅有十九位，但埋葬記錄顯示福臨的后妃至少有三十二名[186]。有十一名后妃為福臨生育，福臨在位時的兩任皇后皆為福臨母親昭聖慈壽皇太后的堂親。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後，逐漸以后妃的封號和姓氏稱呼她們[187]。
孝東陵內葬有十七位格格，分別為京及格格、捏及呢格格、賽寶格格、邁及呢格格、厄音珠格格、額倫珠格格、梅格格、蘭格格、明珠格格、蘆耶格格、布三珠格格、阿母巴偏五格格、阿幾格偏五格格、丹姐格格、秋格格、瑞格格和朱乃格格[227]。她們的生平事跡基本上沒有被記錄，目前僅知阿母巴偏五格格為大費揚古格格，阿幾格偏五格格則作小費揚古格格。目前已知太皇太后在康熙元年將已故費揚古格格從娘家帶來的女子還給她的娘家，上三旗包衣女子則給予阿哥額捏福晉，即後來的恭靖妃使喚。以下四位庶妃包括在十七位格格之內：
另外, 康熙元年時, 乾清宮內有四位格格，即阿吉根格格、察爾禪格格、伊萊格格和丹姐格格。除了丹姐格格奉安孝東陵，阿吉根格格，察爾禪格格和伊萊格格三位格格因何被逐出宮廷，何時開始被圈禁，是否奉安孝東陵等問題仍然不詳，有待進一步發掘檔案。
福臨的妻妾共為其生育了十四個子女[232]，但只有四子（福全、玄燁、常穎、隆禧）一女（和碩恭懿長公主）活到婚齡。和之後的清朝皇帝不同，除了玄燁外，其他七個兒子都以滿語命名[233]。
清廷在1644年入關之前，相關資料會記錄滿洲女性的名字，但在1644年後這些女性人名逐漸「在玉牒和檔案材料中消失了[187]。」六名皇女的閨名在一份康熙年間為修纂玉牒而記述福臨子女生卒年的檔案中被記錄了下來，其中皇三女與同母兄牛鈕同名。與其她貴族女性類似，日後相關資料會用皇女獲得的頭銜（公主）稱呼她們。儘管福臨的六個女兒中有五個幼年夭折，但她們在《愛新覺羅宗譜》上都有記載[187]。
福臨的三名養女均為滿清皇室成員的次女，和順、柔嘉、端敏分別為三人的封號，而非名字[187]。
| 演員 | 作品 |
| 舒適 | 《董小宛》（1940年） |
| 黃鶴聲 | 《董小宛》（1950年） |
| 曹炎 | 《董小宛》（1963年） |
| 趙雷 | 《深宮怨》（1964年） |
| 艾迪 | 《武俠董小宛》（1974年） |
| 李青山 | 《滿清十三皇朝》（1987年） |
| 劉威廉 | 《傳國密詔》（1988年） |
| 黃河 | 《莊妃軼事》（1989年） |
| 孫 鵬（少年） | 《一代皇后大玉兒》（1992年） |
| 姜冠群（成年） | |
| 林智洋 | 《再世情緣》（1992年） |
| 楊麗花 | 《順治與康熙》（1993年） |
| 林立洋 | 《新月格格》（1994年） |
| 溫兆倫 | 《康熙情鎖金殿》（1997年） |
| 張復建 | 《施公奇案》（1997年） |
| 張國強 | 《鹿鼎記》（1998年） |
| 張亞坤 | 《桃花扇傳奇》（2000年） |
| 朱泳騰（少年） | 《格格要出嫁》（2001年） |
| 薛斌（成年） | |
| 王千友 | 《京城大狀師》（2001年） |
| 劉鈞 | 《康熙王朝》（2001年） |
| 朱雨辰 | 《至尊食王》（2002年） |
| 姬晨牧 | 《魂斷秦淮》（2002年） |
| 鄧超 | 《少年天子》（2003年） |
| 王培文 | 《孝莊秘史》（2003年） |
| 陳韋辰 | |
| 嚴琨 | |
| 趙嶺 | 《少年康熙》（2004年） |
| 方容 | 《明末風雲》（2005年） |
| 張鐵林 | 《宋蓮生坐堂》（2005年） |
| 唐以諾 | 《大清風雲》（2006年） |
| 是安 | 《風流戲王》（2006年） |
| 岳躍利 | 《青天衙門》（2007年） |
| 李成儒 | 《鹿鼎記》（2008年） |
| 陳錦鴻 | 《紫禁驚雷》（2011年） |
| 吳俊余 | 《山河戀·美人無淚》（2012年） |
| 劉德凱 | 《鹿鼎記》（2014年） |
| 高基才 | 《大玉兒傳奇》（2015年） |
| 高雲翔 | 《多情江山》（2015年） |
| 趙東澤 | 《長安諾》（2020年）[註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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