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風暴，又稱一月革命、一月奪權，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造反派展開的針對上海市黨政機關的奪權事件，該事件發生於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參與了策劃，並獲得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認可和支持[1][2][3][4][5][6]。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23日更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1]。一月風暴引發了中國大陸各省市造反派以成立「革命委員會」為目的的大規模奪權運動，工人造反派在全國迅速崛起，進而成為全國大規模武鬥的重要導火索[2][3][7][8][9][10]。
| 一月風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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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風暴後成立的上海市川沙縣革命委員會。 | ||||
| 日期 | 1967年1月－2月 | |||
| 地點 | ||||
| 起因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 |||
| 結果 | 奪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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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突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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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人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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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稱
196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兼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在上海接見了火線指揮部及一些系統單位的造反派[6]。當天，各造反派即在上海市委黨校開會，提議將造反派聯絡站命名為「新上海公社」、呼應法國「巴黎公社」，並提議將此次奪權行動命名為「一月革命」、意欲與蘇俄「十月革命」相呼應，得到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一致贊同[6][11]。「一月革命」的稱法隨後在《紅旗》的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中首次推向全國[6]。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審定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文章中提及[1][3][12]：
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捲全中國，震動全世界。
歷史背景
1966年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等人在中國大陸發動了文化大革命。1966年底，上海工總司負責人王洪文等人製造了矛頭直接指向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康平路事件」，造成上海黨政系統的癱瘓和社會生活極度混亂[1]。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了毛澤東審定的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元旦社論，提出1967年「將是全國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開展總進攻的一年」。1967年1月4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身份到上海策劃奪權[1][13]。
事件經過
1967年1月4日，《文匯報》被造反派宣佈接管[7][14]:585；5日，《解放日報》被宣佈奪權[7][14]:593。由幾位工人和紅衛兵起草了傳單《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進攻——急告全市人民書》，有12個造反派組織負責人同意簽名，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立即簽字同意，責成《文匯報》印29萬份在全市散發、張貼[3]。5日，在《文匯報》頭版頭條刊出[3]。
1月6日，張春橋、姚文元以及工總司等32個全市造反組織，召開「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批鬥了中共中央華東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等，全市幾百名局級以上幹部被揪到會場陪斗[1]。大會發出三項通令：宣佈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市長；勒令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交代所謂「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上海市委。會後，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機構被迫停止辦公[15]:116。這次大會被學界認為是一月風暴的起點和標誌[16]。
1月7日，上海電台與電視台被宣佈接管[14]:594。 8日，在張春橋、姚文元指揮下，成立全市生產的實際領導機構「上海市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隨後又成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保衛委員會」，取代公安司法機構[15]:116。 同日，上海造反派決定起草《緊急通告》，經32個群眾組織同意，於9日在《文匯報》上發佈。陳丕顯等同意發表《緊急通告》[3][17]:283。
8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對上海造反派的奪權活動表示支持，他認為「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兩個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們要支持他們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3][5][18]。 在毛澤東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組為中共中央、國務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並號召全國學習上海「造反派」的經驗[1]。 1月9日，《人民日報》轉載此前《文匯報》發表的《急告全市人民書》，更名為《告上海全市人民書》，並加《編者按》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1][19][20]：
上海《文匯報》一月五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
11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各上海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發出，賀電說：「《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這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7][15]:117 該賀電於12日發表於《人民日報》上[7]。
16日，《紅旗》雜誌發表經毛澤東親自審定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8][14]:719[21]，說「上海工人階級……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手中奪了權」。首次代表中共中央、毛澤東號召奪權[14]:720。此後「奪權」代替了「接管」[14]:724。
1月19日晚，張春橋接見「火線指揮部」和各系統造反派，指出奪權必須聯合[6]。經討論，造反派將聯合機構定名「新上海公社」[14]:729，準備起草的宣言名《一月革命萬歲——新上海公社宣言》[14]:730[22]。
在這一時期，其它組織曾經先後發動過四次全市性奪權[3]，但都被張春橋等人分化、鎮壓[17]:285。
- 1月15日，上海市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上三司」）聯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等造反派組織宣佈奪權[3]，宣佈接管市委和華東局[14]:709，但張春橋不支持[14]:713。
- 1月22日上午，上三司再次宣佈奪權[3]，宣佈自己聯合了50個組織，再次接管市委[14]:730。
- 1月24日晚，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簡稱「紅革會」）宣佈奪權[3]，25日紅革會收繳了23個機關的印章[14]:737；28日至30日，紅革會等開展了「一·二八炮打張春橋」，期間發生武鬥[3][17]:285；30日清晨5時，紅革會得到「中央文革特急電」，「一·二八炮打」於是結束[17]:286。此後紅革會、炮司等被排除於奪權外[14]:784。
- 2月2日，以二兵團為首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大聯委」）宣佈奪權[3]。
2月2日，毛澤東建議上海臨時權力機構名稱叫「上海公社」[14]:781，張春橋接到王力電話後，即向造反派議將「新上海公社」改建稱「上海人民公社」，獲得同意[14]:782。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1][14]:800。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宣稱：領導最終要由革命群眾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選舉產生；「三結合」（幹部、軍隊以及群眾代表）只是過渡性質的權力機構。
2月6日下午，毛澤東召集周恩來、陳伯達、江青、葉劍英等開會，批評上海奪權[23]：「你們這攤子有錯誤。所有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國就叫中華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國務院啦？」。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多日對《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未置一詞[24][23][25]，與奪權的黑龍江省形成了鮮明對比[25]。2月12日，張春橋、姚文元返回北京。毛澤東與他們多次談話，否定了之前自己建議的「公社」名稱，表示公社制度中不存在黨的位置，「徹底改善無產階級政權」是反動口號[23][24]。張春橋、姚文元於2月18日返回上海，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1][14]:805，領導人員採取「三結合」的方式產生，而非巴黎公社原則的選舉制度[23]。張春橋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賢等為副主任[26]。
事件影響
一月風暴爆發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產生了廣泛而強烈的影響，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山西（1月14日起）、陝西（1月16日起）黑龍江（1月31日起）、貴州（1月25日起）、山東（2月3日起）等省紛紛奪權[7][10][27]。中國大陸各省市都開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員會」為目的的奪權運動，工人造反派在全國迅速崛起[7]。從此，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的新階段[7][28]。
在一月風暴中，部份造反派組織由「紅革會」領頭，發起了「炮打張春橋」的行動，而不同工人造反組織之間發生了武鬥[3]。有學者認為，上海的造反派組織不但沒有完成奪權行動，相反卻開始攻擊「中央文革」成員、並掀起內鬥[3]。
受一月風暴影響，全國諸多地區均爆發了奪權事件，但造反派內部常因權力鬥爭而分為兩大派，互相對立，釀成「武鬥」[2][8][9][10][29][30]。在奪權風暴中，派性鬥爭激化，武鬥逐漸升級，造反派開始衝擊軍隊和兵工廠，向軍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反、奪取武器，並建立了工人武裝，部分地區為維持秩序而施行了「軍管」[9][10]。
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發出《六·六通令》，試圖糾正「打、砸、搶、抄」之風[31]。但到了1967年夏天，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全國武鬥大規模升級[8]。
1967年2月11日、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葉劍英、聶榮臻、陳毅、徐向前、譚震林、李先念、李富春等元老（合稱「三老四帥」）對文革混亂局面強烈不滿，批評中央文革小組在軍隊中鼓動造反、搞亂了軍隊[9][18][32][33]。期間，葉劍英曾當面質問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32][33]：
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 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 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2月16日晚，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連夜整理好碰頭會的記錄，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於17日上午向毛澤東作了匯報[18][33]。18日晚，毛澤東親自召開政治局會議，嚴厲指責了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人，並說道[33][34]：
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持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代表林彪參加會議）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陳毅來當中央文革組長吧，譚震林當副組長。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嘛！把張國燾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乾脆請美國、蘇聯一起來吧。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麼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
毛責令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停職檢查[33]。從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連召開了7次會議，對「三老四帥」的「錯誤」進行了批評，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則將這次鬥爭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9][18][33]。此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完全取而代之、成為最高權力機關[9][18][33]。
各界評價
- 1967年2月3日，《紅旗》雜誌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鬥爭》：「這個革命的大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革命群眾把它叫做偉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風暴正在席捲全國」。[6]
-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政治報告：具有革命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聯合起來，於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奪了舊市委、舊市人委中走資派的權力。毛主席及時地總結了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的經驗，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接着，毛主席又發出了「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指示。毛主席繼續總結了黑龍江等一些省、市的經驗，確定了建立有革命幹部的代表、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和革命群眾代表參加的、實行革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的方針和政策，推動了全國的奪權鬥爭。[35]
- 1988年，金春明認為：「歷史是公正而無情的。唯一符合事實的結論只能是：所謂上海『一月革命』不是革命風暴，而是反革命逆流；不是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而是一小撮壞人操縱利用的『群眾運動』；不是革命的大聯合，而是一派包辦；不是無產階級政權發展的新形式，而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一個嚴重步驟。歷史的教訓必須吸取，這次反革命逆流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必須徹底肅清。」[17]:287
- 2001年，何蜀認為：「1967年初的原始歷史記錄卻表明，那時『奪權』浪潮並非起於上海，而在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其實也並未奪得上海市的黨政權力，這場所謂的『一月革命』即使不算子虛烏有，至少也是名不符實。當時，毛澤東不理睬其他省市真正搶先奪得當地黨政權力的造反派，卻獨厚上海那並無領先『功勞』的工人造反派團體，憑空給他們『御封』了一個『一月革命風暴』『發起人』的『桂冠』。」[3]
- 2001年6月，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提到：「1967年1月初，在張春橋、姚文元策劃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組織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大權。這場奪權鬥爭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一月革命」風暴。奪權狂潮一經引發便不可收拾，很快發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內亂。...... 全面奪權使派性鬥爭激化。各造反派組織為爭權奪利，拉幫結派，爭鬥激烈，發生無數的糾紛和衝突，以至釀成殘酷的武鬥。」[2][36]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簡史》認為：「『文化大革命』發動後，在黨的領導層內，在廣大幹部群眾中，對『左』傾錯誤和極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爭始終存在，並不斷發展。這種抵制和抗爭，或表現為對批判、造反持消極態度，在各自的崗位上堅持工作和生產；或表現為對武鬥、破壞持抗議立場，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嚴厲批評。1967年在老一輩革命家中爆發的二月抗爭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2][36]
- 許多研究者指出[25][37][38]：《十六條》中規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選舉制，「一月風暴」中亦有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舉動。但1967年「一月風暴」後，上海造反派奪權後卻從未實行選舉制度。毛澤東否定了關於人民普選原則和巴黎公社式的政治制度，而是要成立被稱為「革命委員會」的權力機構，它以所謂「三結合」（軍代表、革命幹部和「造反派」）的形式組成。[25]
- 「上海人民公社」這個喧鬧一時的上海新政權名稱，在存活了18天之後，默默地變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然而，「上海人民公社」的消失決不僅僅意味着新舊政權名稱的變更，也不是毛澤東所說的只是一種毫無實際意義和價值的「形式」。它的消失象徵着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理想和目標的退卻，也暗含着他對日益難以駕馭的動亂形勢的擔憂和想儘快控制住局勢的渴望。而「革命委員會」的誕生則標誌着毛澤東向傳統體制回歸的開始，更標誌着他想通過「文化大革命」來改造中國社會面貌的道路已經步入了死胡同。[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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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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