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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現象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武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時期不同群眾組織之間的武裝衝突，常發生於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或造反派內部，也發生於不同派系的紅衛兵之間[1][2]。1966年12月，上海康平路事件、重慶一二·四事件成為全國大規模武鬥的開端[3][4][5][6]。1967年1月，上海爆發「一月風暴」，毛澤東表態支持，引發各地群眾展開大規模奪權運動，並導致權力鬥爭[1][5][7]。1967年夏，在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後，武鬥迅速升級，有觀點認為中國大陸此後進入了「全面內戰」的狀態[8][9][10][11][12]。1968年夏，在中共中央和相關政府部門的干預下，全國各地的武鬥逐漸結束[9][13]。
武鬥形式從最開始的使用棍棒、磚頭，逐漸演變到使用自製步槍、輕重機槍、衝鋒鎗、迫擊炮、手榴彈甚至土炮裝甲車等[14]。武鬥者多為年輕人、死傷慘重；據學者估計，1967－1968年間，武鬥共造成了30萬－5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15][16]，而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一書記載，武鬥造成23.7萬餘人死亡、703萬餘人傷殘[17][18]。
截止1969年，被搶奪用於武鬥的各類武器裝備包括約187.7萬把槍支（一說是1,877萬）、14,828門火炮、271.9萬枚手榴彈等等[19][20]。嚴重的武鬥事件包括重慶大武鬥、四川瀘州武鬥、江蘇徐州武鬥等。
1966年5月，毛澤東等人在中國大陸發動了文化大革命[21][22]。1966年12月4日，重慶爆發「一二·四事件」，12月底上海爆發「康平路事件」，成為全國大規模武鬥的開端[3][4][5][6]。依據戚本禹、張春橋、關鋒等人回憶，1966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自己的生日家宴上，對眾人舉杯說道：
版本1[23]：為明年全國全面內戰勝利乾杯！
版本3[25]：祝展開全國全面內戰！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的「一月風暴」爆發，毛澤東表態支持，大規模的群眾造反奪權開始[1][5][7]。此後，各地造反派受影響也紛紛展開奪權運動，在此期間造反派內部因權力鬥爭而產生分裂，各派系之間開始發生武力衝突、形成武鬥[1][12]。而由於毛澤東嚴格禁止官員動用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鎮壓造反派群眾，並要求軍隊支左，官員便暗中武裝保皇派鎮壓造反派，也引發兩派武鬥[12][26]。
北京市的武鬥從1967年春開始，據當時火葬場統計，武鬥死亡最多的1天達70多人[27][28]。時任公安部部長謝富治本來要求公安系統、北京市委分別發出「要求不准打死人」的通知，但遭到毛澤東的批評和阻止：「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27][28] 1967年夏天，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後，武鬥進一步升級，有觀點認為中國大陸此後進入了「全面內戰」狀態[8][10][11][12]。
早期的武鬥形式主要以打群架、扔磚頭為主，並未使用重武器[14]。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發出《六·六通令》，試圖糾正「打、砸、搶、抄」之風[9][29][30]。
但此後「武漢720事件」爆發，武鬥衝擊了毛澤東居住的東湖賓館，湖北省軍區的指戰員組織保守派「百萬雄師」進行了介入（「百萬雄師」被毛澤東定性為保皇派），保守派以及造反派各有死傷[12][31]。因此，毛澤東認為一大批軍隊是反了的，進而提出要發槍給左派[12]，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毛澤東夫人江青遂認為，軍隊出現了支持保皇派的企圖，主張武裝左派、文攻武衛[12][31]。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省群眾組織代表時說[9][10]：
我們不能太天真爛漫，當挑起武鬥的一小撮人，他們拿起武器打你們的時候，革命群眾可以拿起武器自衛。在雙方達成停止武鬥的協議以後，他們仍然不把武器收起來的，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 文攻武衛的口號是對的，你們不能天真爛漫。當他們不放下武器，拿着槍支、長矛、大刀對着你們，你們就放下武器，這是不對的。你們要吃虧的，革命小將你們要吃虧的。
次日，「文攻武衛」口號刊登於《文匯報》上，武鬥迅速進入重武器階段，有觀點認為中國大陸此後進入了「全面內戰」的狀態[8][10][11][12][32]；但也有人質疑「內戰」的稱法，認為這是毛澤東的權術用語[33][34]。根據有關資料顯示，當時支持不同造反派的軍隊向造反組織發放了槍支，造反派還利用各種方式從軍火庫搶奪甚至自製槍支，總計達上百萬之多，足以武裝一支正規的百萬大軍[10]。
1968年夏，部分地區武鬥逐漸失控，中共中央發佈《七·三佈告》、《七·二四佈告》進行制止，要求造反派上繳搶奪的武器軍火、解散武鬥組織，武鬥逐漸結束[13][35]。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召見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要求停止武鬥[36]。此後，工宣隊、軍宣隊開始進駐各級教育、文化單位，維持秩序[26][36][37]。1968年起，紅衛兵造反運動逐漸被工人造反運動所取代，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隨即展開，工人階級則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開始領導文化大革命[37][38][39]。
1966年12月，上海發生「康平路事件」，常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大規模武鬥的開端[3][4]。1967年1月，上海爆發「一月風暴」，引發各地群眾展開大規模奪權運動[1]。
1967年5月起，湖北省武漢市各群眾組織之間發生武鬥，流血事件頻頻發生。7月20日，武漢爆發「七·二〇事件」，發生武鬥，是文革期間的重要事件[12][43]。隨後，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全國武鬥迅速升級，有觀點認為中國大陸此後進入「全面內戰」狀態[8][10][11][12]。
1967年7月6日，四川瀘州開始發生武鬥事件，18日起爆發大規模武鬥，衝突持續近四年（1967-1970年），造成至少二千人餘人死亡、上萬人受傷，屬全國單次武鬥中傷亡之冠[15][41][44]。與此同時，四川東部一些地區各派武鬥期間，多為潰敗的「保守派」群眾組織曾組織對戰俘以及「黑五類」和家屬進行的報復性屠殺，萬縣、涪陵、江津縣有約700人被屠殺[45][46][47][48]。
此外，四川綿陽地區的武鬥最先發生於綿陽、江油、廣元、德陽等縣[49]。據1967年4月30日統計，全區19個縣，有11個縣發生過大、小武鬥[49]。從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下半年之間，綿陽及省內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和「武鬥隊」數次衝擊駐綿軍事機關，搶奪武器，導致武器彈藥流散於社會，其中最典型的是「四二○事件」：1968年4月20日、5月8日，廣元國防軍備倉庫399庫武器裝備被搶，有6個專區(市)的55個縣數千人先後55次搶奪過該庫的武器裝備[49]。1968年4月25日至5月15日，在中江縣廣福區太陽山一帶，發生了大規模武鬥：此次武鬥是劉結挺、張西挺支持搞的所謂圍剿「保守派」據點，激戰21天，參加武鬥的不僅是中江的兩大派，而且有來自全川20個縣3個市的武鬥隊，達數千人之多，不僅使用輕重武器，還使用了毒氣彈，圍攻對方，摧毀陣地，雙方傷亡數百人[49]。
重慶大武鬥是中國大陸發生的規模最大的武鬥，是1967年6月至1968年10月間在重慶地區發生的一系列武鬥（重慶文革時期隸屬於四川省）[44][51]。出動軍艦、大炮、坦克等重武器，據何蜀估計衝突最激烈時期武鬥死亡約1,700人[50]，此外失蹤600餘人，共受傷3,000餘人。期間榮昌縣武鬥、重慶八八海戰、楊家坪武鬥死傷慘重。今九龍坡區的楊家坪、謝家灣地區作為楊家坪武鬥的主戰場，大受破壞[52]。後經林彪、周恩來直接干預才停止。
重慶武鬥中甚至使用了軍艦，涪陵地區武鬥因為當地駐軍介入炮艦轟擊城區，完全是正規戰爭的打法。幾萬毛派紅衛兵退入川東名寨栗子寨，對抗正規軍的打擊，最後全部宣佈繳械撤走。
文革期間，龍巖地區為福建省武鬥最激烈的地區，據初步統計，僅龍巖一縣（今新羅區），兩派群眾死於武鬥或被對立派折磨而死的約800多人[54][55]。1967年，龍巖地區出現了「新字派」和「紅字派」兩個對立的群眾組織；7月，龍巖正式實行軍事管制，「新字派」反對軍管，而「紅字派」支持軍管，雙方於14日發生第一次大規模武鬥[54][55][56]。8月7日，「新字派」仿效外地造反派，開始搶奪槍支，並按軍事建制，組建了20多個武裝連、排，武裝人員約有5,000多人[55][56]。8月8日，「新字派」五六千人圍困龍巖風動廠（當地一軍工廠[57]）的「紅字派」人員，並導致該廠斷水斷電近一個月時間[54][55][56]。10月30日，「紅字派」試圖反攻奪取龍巖城，雙方在水泵廠等地激戰，「新字派」甚至動用無後座力炮，「紅字派」戰敗、死亡7人[54][55]。12月14日，「紅字派」再度攻打龍巖城，雙方數千人開戰，死傷上百人，最終「新字派」撤出龍巖城[54][55][56]。1968年1月6日，「新字派」在龍門伏擊「紅字派」車隊，打死回家過年的「紅字派」和軍分區護送警衛22人[54][55]。2月起，大規模武鬥逐漸結束，但零星衝突依然持續，直至1968年底[54][55][56][58]。
1967年1月下旬，廣東省委、廣東省公安廳、廣東人民廣播電台、廣州市公安局、廣州日報社等黨政機構被奪權，陷入癱瘓，社會大亂[59][60]。1月25日，群眾組織間發生衝突，人數達上萬人[59][60]。1967年3月15日，毛澤東決定在廣東實行軍事管制，黃永勝擔任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59][61]。 此後，廣東省的造反派群眾聯盟（「紅旗派」）與支持軍管的群眾組織（「東風派」）之間相互對立；7月23日，雙方在廣州「中山紀念堂」爆發大規模武鬥，人數逾2萬，事後雙方宣稱死傷數百人[59][62]。8月16日起，廣州市「廣東省總工會武鬥」爆發，雙方使用了步槍、輕重機槍、迫擊炮、手榴彈和炸藥包等武器[63]。此後又發生了所謂「820血案」[64]。大規模武鬥一直延續至1968年夏[65]。1968年7月起，廣東省革命委員會、當地軍隊利用《七·三佈告》、《七·二四佈告》對「紅旗派」實行鎮壓，7－10月間，廣東集體屠殺達到高峰[61][65]。
1967年，廣西壯族自治區中逐漸形成了兩大對立陣營，一個陣營（簡稱「聯指」）無條件支持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韋國清出面領導廣西的文化大革命，另一個陣營（簡稱「4·22」）反對無條件支持韋國清並要求要韋作檢查後再定[66]。1967年下半年起，在桂林地區，兩派多次搶槍武鬥：其中，「4·22」三次搶了各種槍支3,000餘支、加農炮8門，而「聯指」四次搶了各種槍支7,000餘支，機關槍10挺[66]。1968年夏，兩派持續大規模武鬥，僅1968年6月6日至13日的7天內兩派發生武鬥17次[66]。針對廣西地區的武鬥，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發出《七·三佈告》，制止武鬥。
撥亂反正時期，經中央調查組調查，廣西全省因兩派武鬥總共死亡3,700人，但在廣西文革死亡案例中，屠殺死的多（廣西大屠殺），武鬥死的少[66]。比如在武鬥比較激烈的桂林地區，在1967、1968年兩年因文革死亡的11,027人中，只有458人死於武鬥[66]。
1967年，陝西西安地區的造反派首先分裂成兩個對立的組織，即「東派」（以西安交通大學的造反組織和「工總司」為首）和「西派」（以西北電訊工程學院的造反組織和「工聯」為首）[9]。8月30日凌晨1時，自湖南來串聯的五名紅衛兵和「東派」工人乘西安交大汽車，攜帶武器前去西安秦川機械廠搶槍，至韓森寨地區時被對方發現並引發衝突，車上開槍並投擲手榴彈，打死2人、傷9人，成為西安地區第一次開槍武鬥[9]。9月初，「西派」頭目張培信等人經過策劃，調集數千名武鬥人員，開赴慶安公司，對東派武鬥人員實行包圍；9月1日、2日，「東派」和「西派」成員先後在西安胡家廟地區、未央路地區進行大規模武鬥，雙方動用了大量汽車、消防車等交通運輸工具及步槍、機槍等作戰武器和電台[9]。這場武鬥導致56人死亡（一說110多人[67]）、290餘人受傷，並造成這一地區交通中斷，機關廠礦停工停產[9]。9月2日上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下達指示，武鬥逐漸平息[9]。
在此同時，類似的武鬥在陝西全省相繼發生，包括寶雞、安康縣等地的大武鬥[9][67]。據寶雞官方記載，1967年8月17日，寶雞市兩派群眾組織在市機磚廠大規模武鬥，約有4,500餘人參加，調用汽車15輛，打傷40多人[68]。8月25日至28日，寶雞隴縣發生了持續3天的大規模武鬥，1,500餘人參加，動用200多輛汽車、2部電台2及各類武器，造成死亡16人，傷殘數百人，成為文革中寶雞地區最大的一次人為災難[68]。11月21日，寶雞縣虢鎮地區發生武鬥，2,000餘人參加，動用汽車9輛，土坦克、摩托車各1輛，各種槍械173支，長矛220多把，其它器械130多件，打死7人，傷殘220多人[68]。1967年8月31日至1968年5月，安康縣兩大造反派的連續大規模武鬥，造成了「734人死亡，燒毀大街小巷11條，炸毀防洪堤8,357立方米，安康市內水塔被毀，檔案大樓被焚，53所機關、學校成為廢墟，3,800多間房屋化為灰燼」[9][67]。針對陝西地區的武鬥，196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發出《七·二四佈告》，制止武鬥。
1967年4月，江蘇徐州的造反派內部分裂出「踢派」和「支派」，前者而主張踢開軍方主導的「三·一八」革委會，而後者則主張繼續支持軍方和「三·一八革委會」[69]。5月中旬起，兩派之間不斷爆發武鬥，軍隊暗中支持「支派」；31日，「踢派」主力被打出徐州，這次武鬥造成1,200餘人受傷，6人死亡[69]。此後，中央指派濟南軍區第一書記、第一政委兼山東省革委會主任王效禹出面處理徐州問題，軍隊內部態度出現轉向支持「踢派」，引發「支派」不滿[69]。8月31日至9月4日，江蘇徐州的「踢派」和「支派」之間爆發大規模武鬥，其中「踢派」獲得軍方「支左指揮部」的支持，獲得1,000多把各類槍支及彈藥[69][70]。山東省濟南、薛城、棗莊等地的8,000餘名（一說數萬人[70]）與「踢派」持相同觀點的造反派亦前往徐州支援[69]。這次武鬥造成雙方23人死亡，400餘人受傷，「支派」5,000餘人流亡上海、南京等地[69][70]。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北京清華大學紅衛兵兩派之間所發生「百日大武鬥」，成為北京地區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武鬥事件[71]。此次武鬥造成18人死亡，上千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1,000餘萬元[71]。
文革期間，河北省保定地區武鬥不停、動亂不止，兩派鬥爭的焦點在於擁護或者反對時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劉子厚，反對派佔上風[72]。河北省委派去解決問題的人反遭圍攻，隨後又連續發生多起搶劫槍支彈藥的案件，以及搶糧、抓人、打人、武鬥等事件，震驚全國[72]。1967年1月，河北省軍區和69軍介入保定地區文革，並於2月11日宣佈有3萬餘人的「河北省工農榮復轉退軍人紅衛兵保定八一造反總司令部」（「八一總部」）為反動組織，出動27個連隊武力強行取締了「八一總部」等多個群眾性組織[73]。此後38軍抵達，並於2月24日奉命與省軍區一起擔負保定地區的「支左」任務，但介入保定地區支左之初，38軍尚無一定之見[73]。自1967年4月以後，以「八一總部」平反與否為導火線，保定地區群眾組織重新洗牌，組合成「工總派」（即「農大造反團派」）和「工籌派」（即「革命紅樓派」）兩大派系，保守派「工籌派」得到省軍區的支持，受省軍區排斥的造反派「工總派」則主動對新來乍到的38軍示好，獲得後者支持[73]。38軍與省軍區在支持誰的問題上各持己見，終致水火不相容[73]。保定兩派也各恃有軍隊方面支持，衝突武鬥不斷，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於1967年6月22－23日發生在保定市內的河北農業大學，兩派近萬人大規模混戰，造成7人死亡，近300人受傷（其中部隊數十人）[73]。保定地區的淶水縣、安國縣等都發生過嚴重武鬥[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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