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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者蓄意使自己死亡的行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自殺（英語：Suicide），也被稱為自盡、自死、輕生、自戕等，指導致自我死亡的行為。[9]有效的自殺危機干預，包括社群支持、心理治療、藥物治療、提供安全環境等。[10][11]電話干預熱線的效果目前依然沒有得到很完善的數據研究。[12][13]常用的自殺方式因地區而異，部分與有效手段等可得性有關。[14][10][15]男性的自殺率通常高於女性。[1]每年自殺未遂案例數約10至2000萬例。[16]曾嘗試過自殺的人未來嘗試自殺的可能性相對較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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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 Suicide | |
|---|---|
| |
| 馬奈, 《自殺》（Le Suicidé） 1877–1881, 油畫,
38 x 46cm 這幅畫的題材使它在當時曾引發不少爭議，目前仍未確知畫中男子的身分。有說法認為馬奈創作此畫的用意在於打破當時盛行的學院派畫風。 | |
| 起病年齡 | >70歲 和 15–30 歲[1] |
| 類型 | 殺生[*]、autoaggression[*]、災害[*] |
| 病因 | 自縊、自刎、跳樓、藥物中毒、使用槍械等，詳見自殺方式[2][3] |
| 風險因素 | 重性抑鬱疾患、躁鬱症、自閉症、精神分裂症、人格障礙、焦慮症、酗酒、物質濫用[2][4][5][6] |
| 預防 | 限制取得自殺方法的途徑、治療心理疾病和物質濫用、大眾媒體 能依循專業守則報導自殺、改善經濟條件[2] |
| 死亡數 | 828,000 / 1.5% (2015)[7] |
| 分類和外部資源 | |
| 醫學專科 | 精神病學 |
| ICD-10 | X60、X84 |
| DiseasesDB | 12641 |
| MedlinePlus | 001554 |
| eMedicine | 288598 |
| 自殺 | |
|---|---|
| 類型 | 殺生[*]、autoaggression[*]、災害[*] |
| 分類和外部資源 | |
| 醫學專科 | 精神病學、心理學 |
| ICD-10 | X60–X84 |
| ICD-9-CM | E950 |
| DiseasesDB | 12641 |
| MedlinePlus | 001554 |
| eMedicine | article/288598 |
| MeSH | F01.145.126.980.875 |
自殺的風險因素涉及多個層面，主要包括心理（憂鬱症、雙相情感障礙、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思覺失調等）、社會（社會孤立、校園欺凌、家庭暴力、巨額債務等）、環境（媒體報導、自殺方法可得性、重大生活變故等）、生物因素（腦損傷、慢性疾病、神經生物學異常等）和生死觀（文化、宗教、價值觀、社會認知等）。[10][4][6][17][18][19]此外，亦有理性自殺（如拯救他人或免除痛苦）、宗教、軍事及政治自殺（如抗議或恐怖襲擊）等情況。
個體對自殺行為的認知受社會規範、文化和價值觀等因素的影響。[20][21][22]自殺者的親屬及周遭人群普遍將此類事件視為重大災難，並給予負面評價。[23][24][25]自殺及自殺未遂在許多地區被認定為刑事犯罪[26][20]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自殺行為是指包括考慮自殺（或自殺意念）、計劃自殺、自殺未遂及自殺本身的一系列行為」，「自殺行為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是由個人、社會、心理、文化、生物和環境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而導致的」[27]。
試圖非致命的自殺行為一般視為自殘[28]。協助自殺是指一個人藉由提供建議或是其他方式，協助有死亡意願者達成目的，但沒有直接參與導致死亡的過程[29]，這和安樂死不同，在安樂死中他人有直接參與導致死亡的過程[29]。自殺意念是有自殺的想法[28]，有可能會演變成意圖自殺。
自殺在中文又名自盡、自絕、自裁、自害、自戕、尋短、輕生，特指某種自殺方式的詞彙有自縊（自經）、自刎、自鴆、自溺、飲彈、跳樓等。
在英語等西方語言中，自殺一詞源於拉丁語suicidium，意為「將自己殺死」[30]。
現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人類的自殺行為上，儘管已經存在一些研究活動是在研究其它物種的自殺行為。人類的自殺就是指自殺的當事者是人類，一般情況下，自殺當事者是一個當事人。 自殺通常是由於絕望, 其原因經常是歸咎於精神障礙，例如重性抑鬱疾患、 躁鬱症、 精神分裂症、酗酒或藥物濫用。[4]壓力因素如經濟困難或人際關係問題通常與之有關。防止自殺工作包括：限制接近槍械的機會、治療精神障礙和藥物誤用、以及改善經濟發展。
一直以來，人們對於自殺的看法受到宗教、榮譽感和人生意義這類普遍存在的議題所影響[31][32]。亞伯拉罕諸教認為生命神聖，所以自殺有違上帝旨意[33]。現在大部分西方國家已不再將自殺和自殺未遂視為非法[34]，但自殺在許多國家仍屬於犯罪行為[35]。 在很多宗教中，自殺是罪惡的，有些國家的法律禁止自殺或協助他人自殺，但在部份國家的文化中，自殺有時是具有榮譽感的行為，並獲得輿論的肯定，如歷史上艦隻沉沒船長可能會因其職責而拒絕逃生。回教認為，非正當理由的自殺是不光彩的行為；佛教認為，非正當理由的自殺仍是殺生[36]，不能逃脫罪孽和痛苦，而是犯了非常重的殺戒，是極大罪業，會墮落地獄；中國道教則認為自殺的冤魂會經歷無止盡的痛苦，每天重複一次死亡的過程，直到找到替身；或者被監禁於枉死城。在西方，出於宗教信仰中生命的神聖屬性，自殺經常被看作嚴重的犯罪行為和對創造生命的上帝大不敬。如基督宗教（天主教、東正教、新教）反對任性、無意義的自殺，但不反對能成就人性意義的自殺（如殉道）[37]。
自殺的原因多和心理層面相關，因此是心理學的研究課題之一，另外也與憂鬱症、躁鬱症等精神疾病有相當的關聯，故亦為精神醫學的研究範疇。在現代精神醫學中，對自殺有一個基本的假定：「自殺總是發生在非正常狀態下，或是社會偏離了常態，或是一個人的精神狀況偏離了常態。」
於中小學校之心理教育輔導中自殺亦為重要課題，一般認為青少年的自殺易受新聞報導及同伴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於2004年稱每年有28.7萬多人自殺[38]。在台灣，自殺於1997年首次進入十大死因排行榜，2005年有超過四千人自殺身亡。[39]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顯示，2015年平均每40秒就有一個人自殺，使自殺成為全球15~29歲青少年主要致死因素之一[40]。2019冠狀病毒病期間，馬來西亞自3月至10月有高達266人自殺，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迪·莫哈末透過推特上載一則勉勵馬來西亞人的短片時指出，馬來西亞人無論面臨多大的挑戰都要忍耐與堅強，以面對一切的困境[41]。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在2019年有70多萬人死於自殺。在2000年至2019年的20年間，全球自殺率下降了36%，但在此期間美洲的自殺率仍上升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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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自殺可能性的因素包括精神疾病、藥物濫用、心理狀態、文化、家庭和社會情況、以及遺傳。[44]
精神疾病和藥物誤用經常共同存在[45]。其他危險因素包括曾企圖自殺[46]、執行自殺方法的易可得性、自殺的家族史或外傷性腦損傷的存在[47]。例如，發現自殺率在存在持槍家庭高於沒有槍械的家庭[48]。社會經濟因素如失業、貧窮、無家可歸和歧視可能會引發自殺念頭[49]；監所囚犯的自殺率也遠高於一般人口；約15–40%的人會留下遺書。[50]。遺傳似乎解釋了38%至55%的自殺行為[51]。退伍軍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與戰爭有關的精神疾病和身體健康問題的較高發生率，所以有較高的自殺可能性[52]。霸凌受害者也有較高的自殺風險，但霸凌本身不直接導致自殺，而是藉由使受害者憂鬱而增加受害者的自殺傾向，換句話說，霸凌間接導致自殺。
一系列心理狀態均可增加自殺的可能性，包括： 絕望、生活樂趣的喪失、抑鬱和焦慮[53]。解決問題能力較差、喪失以往擁有的能力、以及難以控制衝動的情緒等均在自殺可能性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53][54]。在老年人群中，覺得自己是他人的負擔這種想法也在自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5][55]。
近期生活上的壓力，例如：失去家庭成員、失戀、失業、社交孤立（例如：獨自生活）等均能導致可能性的增加[53]。而那些從未踏入婚姻殿堂的人群，自殺的可能性也比較高[46]。宗教信仰可能會降低自殺的可能性。[56]。這一方面是因為許多宗教對自殺均持負面立場，另一方面是因為宗教信仰可能會使得人們加強聯繫[56]。回教徒與其他宗教信徒人群相比，其自殺率則更低[35]。
有人可能會通過自殺的方式來逃避欺凌或歧視[57]。童年時期經歷的性虐待[58]和在寄養家庭中生活的經驗均是自殺的原因[59]。而性虐待則被認為占到了整體可能性中約20%的比例[51]。
演化心理學對自殺的解釋是，它可能會改善整體適應度。如果某人無法再次生育，且在存活期間不斷吞噬家人所擁有的資源，則該人選擇自殺後，就有可能會改善整體適應度。針對此觀點的一個反對意見是，健康的青年人士若選擇以自殺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未必會改善整體適應度。適應一個完全不同的原始環境可能與適應當前環境截然不同[54][60]。
貧窮也和自殺可能性有所聯繫[61]。而貧富差距的拉大更是能夠加大某人自殺的可能性[62]。印度自1997年以來有超過20萬農民選擇了自殺，部分原因就是債務纏身[63]。而中國農村地區的自殺概率則比城鎮地區高出三倍，其部分原因是該地區的經濟仍舊比較困難[64]。
有證據顯示霸凌增加自殺風險，但霸凌本身不直接導致自殺，而感到憂鬱是受霸凌影響的小孩自殺的主要原因之一，換句話說，霸凌間接導致自殺。[65]據估計，光是在英國，每年就有大約15到25個小孩因為受人欺負而自殺。[66]
精神障礙通常在自殺時出現，估計發生率由27%[67]。至多於90%[46]。其中曾入住精神病院的人，他們完結自殺的終生風險是約8.6%[46]。全部自殺死亡者的半數可能有重性抑鬱障礙；出現這個疾病或其他情緒障礙的其中一種，例如躁鬱症，皆會增加自殺率20倍[53]。其他牽連的情況包括思覺失調症（14%）、人格障礙（14%）[68]、躁鬱症[53]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46]。約5%思覺失調症病人死於自殺[69]。飲食失調症是另一個高危情況[70]。
過去有謀求自殺的經歷是最終完成自殺的最佳預測指標[46]。約20%的自殺者曾有謀求自殺的舉動，並曾謀求自殺的1%人在一年內會成功自殺[46]；多於5%的人在10年後會自殺[70]。雖然自殘的行為並不視為謀求自殺，但是自我傷害行為的出現與自殺可能性增高有關[71]。
約80%的成功自殺者在其死亡前的一年內曾就診，[72]包括45%的人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曾就診[73]。約25–40%完成自殺的人在過去的一年內曾接觸心理衛生服務[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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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所囚犯自殺之概率高於常人。據一項研究，美國囚犯的自殺率，是一般大眾的三到八倍[75]；而在許多國家，囚犯的自殺率也都高於一般人口；然而，目前尚不了解這種高自殺率，到底是監獄環境導致的，還是有自殺傾向的人更容易犯罪導致的。囚犯自殺的風險因子中，個人因素包括了自殺念頭、嘗試自殺的歷史以及心理診斷等；機構因素包括被關在單獨牢房且沒有訪客等；而犯罪學因素則包括了還押候審的狀態、被判處無期徒刑、被控暴力犯罪，尤其被控殺人等。[75]
監獄囚犯自殺常見的外顯動機包括：害怕其他獄友、害怕犯罪後果或監禁，以及因為被關押而失去重要關係等等；[76]在監所中，隔離牢房是最常出現囚犯自殺的地點；而囚犯最常自殺的時間是早上。[77]在美國，有自殺傾向的囚犯可能會受到監視。
在美國等地，因為死刑執行曠日廢時之故，使得許多死刑犯出現「死囚現象」，指因為等待死刑執行所產生的心理壓力，出現這種壓力的死囚可能會出現幻覺，也會出現自殺傾向。心理學家指出，死囚等待死刑的時間一長，再加上死囚牢房的生活條件，會使人出現幻覺、自殺傾向，以及危險的瘋狂舉動。[78]萊斯特（Lester）和塔塔羅（Tartaro）做的研究顯示，在1978至1999年之間，美國死囚的自殺率是每十萬人中113人，這比例高於美國一般民眾自殺率的十倍，也高於美國普通囚犯自殺率的六倍。[79]
在美國最高法院，諸如約翰·保羅·史蒂文斯和史蒂芬·布雷耶等大法官，曾多次表示說死刑執行的拖延及死囚對死刑的等待，使得死刑成為殘忍且不尋常的刑罰；然而諸如安東寧·斯卡利亞和克拉倫斯·托馬斯等立場較保守的大法官拒絕這樣的看法，他們指出死刑之所以會變得曠日廢時，乃是死囚本身諸如不斷提出上訴等行為，以及廢死派法官等所造成的。[80][81]
藥物濫用是繼重性抑鬱障礙和躁鬱症後，次常見自殺的風險因素[82]。慢性藥物誤用與藥中毒有關連[45][83]。如果合併個人悲傷例如喪親，風險便會進一步增加[83]。同時，藥物誤用與精神障礙有關連[45]。
大多數的人自殺時皆受到鎮靜安眠藥（例如酒精或苯二氮卓類藥物）的影響[84]，其中15%至61%的人出現酗酒問題[45]。有較高的酒精使用率和較高密度酒吧之國家通常亦有較高的自殺率[85]，而此關連主要是與烈酒使用而並不是與全部酒精使用有關[45]。在其一生中某個時間點曾接受酗酒治療的約2.2–3.4%人死於自殺[85]。有自殺企圖的酗酒者通常是男性、年紀較大並過去曾企圖自殺[45]。3%至35%使用海洛英的死亡個案是死於自殺，高於不使用海洛英的人約14倍[86]。
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的誤用與自殺有高相關[45][87]。使用可卡因的人在戒斷期的風險最高[88]。使用吸入劑的人亦有較高的風險，其中約20%的人在某個時間點曾企圖自殺，同時多於65%曾考慮自殺。[45]吸煙與自殺風險有關連[89]。關於此關連出現的原因的證據極少；不過假設有吸煙傾向的人亦存在自殺傾向，並且吸煙引起的健康問題也使人其後想結束生命，並且吸煙影響腦化學作用，引起自殺傾向[89]。但大麻似乎並不單獨增加此風險[45]。
與一般人群相比，賭博成癮與日益增漲的自殺意念和企圖緊密相聯[90]。約有12%至24%的病態賭徒有自殺的傾向[91]。而他們的配偶的自殺率則比一般人群要高出三倍[91]。其他導致嗜賭者自殺風險加大的因素還包括心理疾病、酗酒和藥物濫用[92]。
自殺與生理健康問題之間還存在着聯繫，包括：[70]慢性疼痛[93]、創傷性腦損傷[94]、癌症[95]、需要採用血液透析的病患、艾滋病毒、系統性紅斑狼瘡等等[70]癌症確診可能會導致接下來病患的自殺可能性翻番[95]。且在治療抑鬱症和酗酒的過程中，自殺可能性也會普遍增加。而擁有多種醫療狀況的人群則更是自殺高危人群。在日本，健康問題被列為是自殺的主要理由[96]。
睡眠障礙，例如失眠[97]和睡眠呼吸暫停，也是導致抑鬱症和自殺的原因。在某些情況下，睡眠障礙還有可能是獨立於抑鬱症之外的自殺原因[98]。其他的醫療狀況也可能帶來與情緒障礙類似的症狀，包括： 甲狀腺功能減退、阿茲海默病、腦腫瘤、系統性紅斑狼瘡和藥物副作用（例如β受體阻滯劑和類固醇）[46]。
媒體（包括互聯網）也起着重要的作用[44]。媒體對於最具影響力的自殺事件的描述通常採取大量、突出和重複的報道，對其進行美化，使其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色彩，而這種做法可能會產生促進自殺的影響[99]。一旦對某種具體自殺方式詳細描述，則整體自殺人群中採用這一方式的比例可能會增加[100]。
自殺模仿的行爲又稱爲維特效應，是根據歌德所著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書中，最終以自殺結束生命的主人翁來命名的[101]。因此對於可能將死亡浪漫化的青少年來說，他們的自殺可能性更高[102]。另外，除了新聞媒體對自殺現象有着重大影響以外，娛樂媒體的影響卻有時表現得含混不清[103]。與維特效應相對的是擬定的帕帕基諾效應，即指如果媒體避免報道複製自殺的細節，則可能會起到保護性的作用。這一術語則源於莫扎特歌劇《魔笛》劇中角色帕帕基諾因害怕失去所愛之人企圖自殺，後來得救[101]。因此，一旦媒體遵守反對自殺的報道規則，自殺的可能性是可以得到降低的[99]。但是，從長遠來看，讓該行業採取這種做法可能比較困難[99]。
世界衛生組織在2000年時曾出版《自殺預防：給媒體從業人員的指引》（英語：PREVENTING SUICIDE：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S）[104][105]，其中提到有關媒體報導自殺新聞時，六個建議及六個避免的事項（「六要」和「六不」）[106]。
集體自殺通常是指自殺成員在臣服於某一領導人時，出於同儕壓力而走向自殺之路[107]。集體自殺甚至包括只有兩人的情況，這種現象通常被視為自殺協定[108]。
在古代，一些統治者會以命令逼人自殺，這種以權力逼迫他人自殺的行為，又稱賜死；另外在印度，丈夫過世後，寡婦可能因為自願或迫於家庭和社會壓力，在丈夫的火葬儀式中跟著自焚殉葬，這項習俗稱爲娑提，後來在英國統治期間遭到禁止[109]。
理性自殺是指某人在理由充分的情況下結束自己的生命的做法[110]。儘管有些人認為自殺行為無論如何也不合邏輯[110]。以自殺來使他人獲益的行為被稱為利他性自殺[111]。例子包括：一名老者結束自己的生命，使得社區中的青年人能夠獲得更多的食物[111]。在某些愛斯基摩文化中，這種做法是受人尊敬、極富勇氣、充滿智慧的行為[112]。楢山節考也建基於此等原則。
在無法忍受生活的煎熬時，為了減輕痛苦，有些人會選擇自殺的方式來獲得解脫[113]。許多曾經在納粹集中營里飽受煎熬的囚犯，以故意觸摸帶電柵欄來結束自己的生命[114]。謀殺後自殺是指某人在謀殺他人後一周內自殺的行為[115]。
自殺性襲擊是一種襲擊者通過犧牲自己的生命對他人實施暴力襲擊的政治行為[116]。某些人體炸彈則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烈士的身份[52]。
從鎌倉幕府至今的日本，存在着傳統上認為專屬於武士的自殺方式——切腹。切腹自盡既是一部分武士或效仿者在戰敗後自盡（如大谷吉繼）、抗議（如平手政秀）、殉死（如乃木希典）等的方式，也是一種專屬的刑罰（如千宗易）和處置方式（如清水宗治）[117]，這種自殺方式至今仍然存在（參見三島由紀夫）。
各國內部的主要自殺方式也不盡相同。不同地區的主要自殺方式包括上吊、服毒和吞槍。[119]自殺方式出現如此差異，人們認為一部分原因是由於各種方式在不同地區的可用程度不同。[100]根據一份針對56個國家的調查來看，上吊仍是大部分國家自殺人口使用的最常見方式，[120]其在男性自殺者中占到了53%的比例，而在女性自殺者中則占到了39%的比例。[121]
全球有30%的自殺案例採取的是服毒的方式。然而，歐洲僅有4%的自殺人口採取這種方式，而在太平洋地區，採取服毒自殺的比例則超過了總自殺人口的50%。[122]服毒自殺在拉丁美洲也比較常見，因為農民很容易獲得農藥來自殺。[100]在許多國家中，約有60%的女性自殺者和30%的男性自殺者採取過度服用藥物來自殺。[123]但許多這樣的自殺案例卻純屬偶然，通常是在自殺者情緒極不穩定時發生的。[100]不同自殺方式的死亡率也有所不同： 持槍自殺死亡率為80-90%、投河自盡死亡率為65-80%、上吊死亡率為60-85%、汽車尾氣中毒死亡率為40-60%、跳樓死亡率為35-60%、燒炭自殺死亡率為40-50%、服毒自殺死亡率為60-75%、過度用藥死亡率為1.5-4%。[100]最常見的自殺未遂方式與最常見的成功自殺方式又有所不同，在發達國家，自殺未遂案例中有85%的自殺人口均是採用的過度用藥的方式。[70]
在美國，自殺人口中約有57%選擇使用槍支，且採用這種方式自殺的男性比女性要多。[46]接下來，男性中比較常見的自殺方式是上吊，而女性中比較常見的方式為服毒。[46]這幾種自殺方式的總和占到了美國自殺人口的約40%的比例。[124]在瑞士，儘管幾乎人人都擁有一支手槍，但該國自殺人口中採用最常見的方式卻是上吊。[125]跳樓自殺在香港和新加坡均比較常見，分別占到了自殺人口的50%和80%。[100]而在中國，懸梁自盡也即上吊則是比較有名的方式，此外，服藥也較為常見，主要以農藥為主。[126]在日本，切腹的方式依然存在，[126]但上吊仍舊是最為常見的自殺方式。[127]
對於任何自殺或抑鬱症來說，尚未找到統一的基本病理生理學來進行解釋。[46]但普遍認為這是由於行為因素、社會環境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影響所導致的。[100]
低水平的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與自殺有直接相關性，[128]並與重度抑鬱症、創傷後應激障礙、精神分裂症和強迫症有着間接相關性。[129]屍體剖檢研究發現海馬體和前額葉皮質中的BDNF有所下降，不論該死者是否患有精神疾病。[130]血清素是一種大腦中的神經遞質，它被認為在自殺人群中水平較低。一方面，人們發現在死亡後，人體中的5-HT2A受體水平有所提高。[131]其他一些證據包括腦脊液中的血清素和5-羥吲哚乙酸的水平出現下降。[132]但與此相關的直接證據卻是很難搜集的。[131]表觀遺傳學是一種研究不改變DNA基因序列的環境因素所致的基因表達水平變化的科學，而它也被認為在決定自殺風險時起到了一定作用。[133]
自殺預防是指人們通過使用一些預防措施，集體防範以減少自殺事件的行為。自殺防制的方式包括管制可能用來自殺的物品（如槍枝及毒藥），提高取得的難度，治療心理疾病及物質濫用，改善媒體報導自殺的方式，及提升經濟條件等[134]。生命線之類的協談電話雖常見，但到2016年時，有關其成效的研究還不太充份[135][136]。在許多手機軟件及搜索平台以關鍵字「自殺」搜索，會出現自殺勸阻的相關頁面。
想自殺的人可能會在自殺前數天、數星期或數月有以下的表現：[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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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有0.5%-1.4%的人群會以自殺的形式來結束自己的生命。[139][46]從全球來看，截止2008、2009年，自殺已經成為第十大主要死亡原因，[4]每年約造成80萬至100萬人死亡，每10萬人的年死亡率達到11.6人。[139]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到2012年，自殺率已經上升了60%，[140]且新增部分主要位於發展中國家。[4]每10到40件自殺未遂事件中，就有一件最終致死。[46]
自殺率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間段的表現也大相徑庭。[139]2008年的各地區死亡率分別為：非洲0.5%、東南亞1.9%、美洲1.2%、歐洲1.4%。[139]不同國家的每10萬人死亡率為：澳大利亞8.6、加拿大11.1、中國12.7、印度23.2、英國7.6、美國11.4。[141]2009年美國自殺案件約達3.6萬起，位居美國主要死亡原因第十位。[142]每年約有65萬人因自殺未遂而被送入急診室。[46]立陶宛、日本和匈牙利則擁有最高的自殺未遂率。[139]而中國和印度則擁有最高水平的絕對自殺數據，占到了全球的一半以上。[139]在中國，自殺為第五大主要死亡原因。[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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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男性自殺完成的比率高於女性，而男性想要自殺的比率也是女性的四至五倍[144]。估計每年有一千萬至二千萬人試圖自殺[145]，試圖自殺可能會造成受傷甚至長期的失能。在西方國家中，年輕人較容易有試圖自殺的情形，女性發生比率是男性的五倍[46]。
在西方國家，男性的自殺死亡率比女性要高3至4倍，儘管女性的自殺未遂率要比男性高出4倍。[139][46]這是因為男性結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往往更易致命。[146]而這一差別在65歲以上的人群中的表現則更為明顯，這一人群中男性的自殺率是女性的10倍。[146]中國擁有全球最高的女性自殺率，也是唯一一個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自殺率的國家（比率為0.9）。[139][143]在地中海東部地區，男性和女性的自殺率基本持平。[139]韓國則擁有最高的女性自殺率，約為每10萬人中就有22人自殺。女性自殺率在東南亞國家和太平洋西岸地區也普遍較高。[139] 一般來說，同性戀者自殺率比異性戀高。跨性別者自殺率比順性別者高很多。
在許多國家中，自殺率最高的人群通常為中年人[147]或老年人。[100]但自殺絕對死亡數據則是在15歲至29歲的人群中最高，這是因為這一年齡層的人口較多。[139]在美國，白種人中80歲以上的人群自殺率最高，儘管年輕人更容易嘗試自殺。[46]自殺也成為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常見原因。[44]且在年輕男性中，自殺是僅次於意外死亡的第二大死亡原因。[147]在發達國家，自殺占到了年輕男性死亡率的近30%。[147]在發展中國家，這一比率也比較類似，但是該比率占總死亡人數的比重較小，這是由於其他類型的創傷造成的死亡率較高所引起的。[147]與其他地區相比，東南亞國家的年輕女性自殺率則比老年女性的自殺率要高。[139]
自殺方法也會隨著地區而不同，也會和自殺工具是否容易取得有些關係[100]。常用的方式包括上吊、殺蟲劑中毒及槍械[3]。自殺造成2013年842,000人死亡，較1990的712,000人增加[149]，使之成為全球第十大死因[4][139]。
謀求自殺的女性數量大約是男性的三倍，她們通常採用服用大量安眠藥或其他藥劑的方式來自殺。男性一般會選擇更為有效的措施來自殺，例如開槍或者上吊，這類很快就能結束生命的方式。因而真正因自殺而死亡人數，男性是女性的3倍還要多。[150][已過時]
2012年自殺人數3766人，2012年男性自殺已遂人數較前年上升1%，女性則較前年上升19%，自殺原因則以「憂鬱傾向」因素為最大宗，「家庭成員問題」以及「感情」分別為第二、第三順位之誘發因素。[151]
近年來，台灣的全年自殺身亡人數平均落在3500到4000人附近，平均每兩個小時就有一個人自殺身亡。 自殺曾經在1993年到2009年名列台灣的十大死因。現為台灣第十一大死因。2021年自殺人數為3585人。[152]
2017年全年自殺死亡個案共916宗，按年跌38宗，惟19歲以下青少年自殺死亡個案卻增加，從2016年24宗增至2017年36宗，增加了五成。青少年自殺主要原因為學業及家庭問題，其次為生活不開心及情緒病[153][154][155]。
性別比例方面，男性自殺死亡佔62%，女性則佔38%，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認為數字上的迥異源於兩性表達能力的差異，並推斷男性自尊心較強，不願面對面與人傾談心事，宣洩情感[155]。
日本警察廳公布自殺統計顯示，2000年後已經連續14年有超過3萬人自殺。2009年日本全國自殺人數暫定值3萬2753人中，男性為2萬3406人，女性為9347人，比2008年再增504人。從月份來看，去年3月至5月自殺人數最多，每月超過3千人，這一時期正是年度決算期，經濟因素可能是自殺的誘因。2008年版日本自殺白皮書顯示，自殺動機主要是經濟、健康和家庭等。自殺群體中無業者所占比率過半數，為56.7%，遠遠超過其他群體的自殺人數。2008年版自殺白皮書顯示，2007年日本自殺死亡率（10萬人中自殺人數）達25.3，這大大高於世界衛生組織做出的世界平均自殺率每10萬16人的估算。在工業國家當中，日本自殺率居榜首。[156][來源可靠？]
日本政府自2008年提出要在未來九年裡將自殺率減少20%的目標。民主黨新政權成立後也立即組建了自殺對策緊急戰略小組，並在職業介紹所配備了精神保健專業人員。[156][來源可靠？]
在古雅典時期，未經國家允許就擅自自殺者，無法獲得舉行正常葬禮的權利。他將被單獨埋在城市邊緣處，沒有墓碑或任何標記。[157]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自殺是軍隊戰敗後可接受的死法。[158]在古羅馬，儘管自殺行為最初獲得許可，但日後卻由於其經濟成本被視作一種罪行。[159]法國路易十四於1670年頒布的一項刑法條例對自殺人群的懲罰則更為殘酷：死者屍體將被拖入市區街道，面朝土地被倒掛起來，然後被扔入垃圾堆。另外，此人的所有財產也將被沒收。[160][161]在歷史的長河中，自殺未遂的天主教會人士將被逐出教會，且自殺而死的人群則被埋在神聖墓地之外。[162]在19世紀末期的英國，自殺未遂被等同於謀殺未遂，當事人可以被判絞刑致死。[162]而在19世紀的歐洲，導致自殺行為的原因從最初的罪轉變為由精神錯亂所導致。[161]
在大多數西方國家，自殺不再是犯罪[163]；儘管在19世紀時，大多數西歐國家都把它視作犯罪。[164]許多伊斯蘭國家仍舊將自殺視為犯罪。[35]
在澳大利亞，自殺並不是犯罪。[165]但鼓動、煽動、協助或唆使他人嘗試自殺則屬於犯罪行為，法律明確規定任何人有權使用「任何必要合理的行為」來阻止他人自殺。[166]澳大利亞北領地在1996年至1997年的短暫時期內，曾允許醫生通過合法形式輔助自殺。[167]
目前，沒有歐洲國家認為自殺或自殺未遂是犯罪。[162]英格蘭和威爾士也在1961年自殺法案中規定自殺並不犯罪，愛爾蘭共和國則在1993年認定自殺無罪。[162]「犯（自殺）罪」（commit）一詞曾用於自殺行為屬於違法行為的情況下，但現在許多組織已經因該詞所帶來的負面涵義而停用該詞。[168][169]
在印度，自殺仍為違法行為，且自殺未遂者的家庭可能會陷入法律上的困境。[170]在德國，主動要求安樂死被視為違法，且自殺事件中任何目擊證人可能被指控為在緊急情況下無作為的罪狀。[171]瑞士近期開始採取步驟來合法化針對慢性精神病患者實施輔助自殺的行為。洛桑市最高法院在2006年的一項判決中賦予一名長期患有精神疾病的無名氏患者採用自殺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172]
在美國，自殺並非屬於違法行為，但未遂自殺者卻有可能會面臨罰款的處罰。[162]醫生輔助自殺行為在俄勒岡州和[173]華盛頓州是合法的。[174]
在大部份地區，自殺不是犯罪。但與人合謀自殺（相約一起自殺），或是協助他人自殺，且如果未全部死亡，則尚存活的人要負刑責，且大多為重罪。
現在在大部分西方國家已不再被刑事處罰。在大部分伊斯蘭國家它仍是刑事罪。在20和21世紀，以自焚形式的自殺已被用作一種抗議手段，而神風特攻隊和自殺性爆炸被用作一種軍事或恐怖主義策略。[177]
在基督宗教大多數教派中，自殺被視作一種罪，其主要基礎源於中世紀時期許多頗具影響力的基督教思想家的著作，例如聖奧古斯丁和聖托馬斯·阿奎那；但在拜占庭基督教查士丁尼法典中自殺卻不被視作罪。[178][179]在天主教的教義中，對此的爭論則主要基於十誡中的「不可殺人」一條（源於新約中馬太福音19:18中耶穌的指示），以及生命為主的賜福，不得摒棄的觀點，他們認為自殺是違背「自然秩序」的行為，與主對全球的總體規劃不相符合。[180]
但人們相信，精神上的疾病或者對苦難的極度恐懼使得自殺人群的責任心減少。[181]而相反的說法則包括：十誡中的第六條更為準確的翻譯應當是「汝不可謀殺」，而不一定適用於當事人本身；主賦予了人類自由的意志；自己剝奪自身的生命並不一定比因治癒某一疾病而違反主的意志的程度要高；而在聖經的記載中，一些主的追隨者在自殺後並未受到悲慘的譴責。[182]
猶太教則主張關注此生價值的重要性，因此，自殺等同於否定主在全世界的善舉。此外，在極端的情況下，當猶太人面對要麼被殺、要麼叛教，而沒有其他選擇時，他們就會採取自殺的形式或集體自殺（參見馬薩達和約克城等例子），在猶太教禱告文中甚至有一篇禱詞以冷酷的方式提醒那些「當刀架在脖子上」的人和以死亡的方式「將生命獻給主」的人（請參見殉教）。不同的猶太教機構對這種行為的看法褒貶不一，有些人認為這種行為是英勇殉教的典範，有些則認為他們不應以自殺的形式來期望獲得殉教的名聲。[183]
在印度教中不允許自殺，在現代印度教社會中，自殺所犯的罪惡等同於謀殺他人所犯的罪惡。印度教經文指出，自殺者將成為孤魂，在地球上遊蕩直至他如果沒有自殺而最終死亡的那一刻為止。[184]但印度教卻接受人們擁有通過非暴力的形式加速死亡而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right to die），這一行為在印度教中稱為非暴力實踐空腹死刑。[185]但這種非暴力實踐空腹死刑的人群範圍嚴格限制在那些沒有任何生的欲望或抱負、且在此生也再無其他責任的人。[185]耆那教有一種類似的修行，被稱之為三塔拉。在中世紀時期，殉夫自焚，又稱寡婦自焚在印度教中非常普遍。
佛教與印度教接近，除非是殉教、為公共利益或者為了拯救他人而自殺，其餘自殺視為殺害一人。釋迦佛制戒中，凡比丘自殺以「波羅夷」（Parajika）罪論處，相當於殺人罪，而自殺未遂則相當於「偷蘭遮」（Sthulatyaya）罪。不過在佛教故事中，許多已經覺悟的阿羅漢自行選擇「入滅」，這是一種欣求解脫而厭惡五濁惡世的作為，如俗人為之，則為自殺罪，將墮落三惡道。
道教接受佛教思想，除非因為忠君孝親、救國救民等正當理由犧牲自己，其餘視為殺人，自殺者的靈魂每天都必須重複自己自殺的痛苦過程，此外，還將有兩種下場，一是監禁於枉死城，待註定的年壽已到，再由十殿閻君依照殺人罪，打入地獄受刑。另一種下場則更加悽慘，靈魂被自殺處的靈氣所困，必須造成另外一個人身亡，是為替身，方能使自己脫身，投入下一次的輪迴。
儒教或者儒家也反對自殺，如同前述，除非因為忠君孝親、救國救民等正當理由，其餘視為殺人，《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所以自殺犯了不孝的大罪。
自殺哲學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包括什麼構成了自殺、自殺是否可能是理智的選擇、以及自殺的道德容許度如何[186]。自殺是否在道義上可以接受，哲學家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褒貶不一：有的強烈反對（認為自殺是違背倫理和道德的），有的則認為自殺是任何人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權利（即使對健康的年輕人也是如此），認為他們是在理智而不違背良心的情況下做出結束自己生命的決定的。反對自殺的哲學家包括一些基督教的哲學家，例如希波的奧古斯丁和托馬斯·阿奎那[186]、伊曼努爾·康德[187]和頗具爭議的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密爾重視自由和自主的重要性，因此他反對可能阻礙某人無法自主做出未來決策的選擇[188]。其他哲學家則認為自殺是個人的合法選擇。這一觀點的支持者則認為任何人都不應在違背自己意願的情況下被迫受苦受難，特別是在患有無法治癒的疾病、精神疾病或年紀老邁而沒有改善餘地時。他們拒絕承認自殺行為永遠是不理智的說法，認為自殺對於長期受到巨大疼痛或創傷的困擾的人群來說，是一個有效的最終解脫方式[189]。更為激進的一種說法則認為，應當允許人們自由選擇是生是死，不論他們是否受到折磨。這一思想流派的著名支持者包括：蘇格蘭經驗主義者大衛·休謨[186]和美國生物倫理學家雅各布·阿佩爾[172][190]。
在許多文化和次文化中都不反對，甚至提倡自殺。日本早期，就有許多敗戰武士，甚至沒有敗戰，僅因宣揚個人理念，就選擇切腹自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日本帝國政府就極力鼓勵並吹捧神風敢死隊式的襲擊，認為其勇敢、光榮，這種襲擊是太平洋戰爭接近尾聲時，日軍飛行員為抵抗盟軍，所採用的自殺式攻擊。時至今日，日本自殺率仍高，但社會總體來說被視為對自殺行為表示「寬容」[192]（請參見日本的自殺現象）。
通過互聯網搜索有關自殺的信息（Suicide and the Internet）所得到的頁面中，約10-30%均鼓勵或促進自殺的企圖。有人擔心，這類網站可能將那些有自殺傾向的人群最終推向行動的邊緣。 有些人還在網絡上與此前的朋友或近期在聊天室或留言板（Internet forum）上認識的人們一起達成自殺協定。但是，互聯網還能用來為邊緣人士們提供社交場所，從而防止出現自殺的情況。[193]
有些地標因出現較高的自殺率而聞名於世[195]。它們包括舊金山的金門大橋、日本的青木原[196]、英國的比奇角[195]和多倫多的布盧爾街高架橋[197]。
自1937年金門大橋建成至2010年，已有1300多人從這裡跳下自殺[198]。許多出現頻繁自殺的地點已經修建了圍欄，以防止人們自殺[199]。這包括多倫多的Luminous Veil大橋[197]、巴黎艾菲爾鐵塔和紐約帝國大廈上的圍欄[199]。截至2011年，金門大橋上也修建了圍欄[200]。總體來看，這些圍欄非常奏效[200]。
一個集體自殺的例子是在1978年的瓊斯鎮，被殺和自殺有909位成員是人民聖殿教，此教由吉姆·瓊斯所領導。結束生命的方法是喝下摻有氰化鉀和許多處方藥的葡萄口味Flavor Aid。[201][202][203] 幾千位日本居民在1944年塞班島戰役的最後幾天犧牲生命，一些人從自裁崖及玉碎崖跳下。[204]
由波比·山德士所領導的1981年愛爾蘭絕食抗議，導致10人死亡。造成死亡的原因，被驗屍官記為「飢餓，自願性」而非自殺。但這在死亡的士兵家屬抗議後，死亡證明改為簡單的"飢餓"。[205]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埃爾溫·隆美爾被發現預知7月20日暗殺希特勒；在公開審判上，他被威脅除非自盡否則將對他的家人展開報復。[206]
2019年5月13日，馬來西亞城市古晉一名16歲少女在Instagram貼文，詢問網民她應該活下去或是死亡，有69%人投給「死亡」。少女同日跳樓身亡，警方將案件列作「突然死亡」。 少女當日在貼文稱：「非常重要，幫我選擇生（Live）或死（Die）」，警方稱有31%人反對她了結生命。她同日在Facebook表示對生存感到厭倦，希望解脫。當局檢查少女手機後，發現少女曾在微信以中文向友人表達心聲，內容提及她對於後父在新加坡娶了越南女子感到受壓。
在人類以外的動物也有相當於自殺的行為或者疑似自殺的行為，例如世界各地曾多次發現鯨魚和海豚擱淺海灘，牠們被人們送回海中後又掉頭重返海灘，最終死亡，原因不明。有說是海中環境有變，令牠們寧願冒死上岸也不願回海中；另一說是其中的成員的身體機能出現問題，引致擱淺。而動物的群體性生活習慣令其他同伴跟隨或「盲從」，引發集體死亡，看似自殺，但應視為意外而非有意識結束生命或意圖自殺較為妥當，例如：綿羊跳崖。
旅鼠常被傳說有自殺傾向，其實是人類主觀下的誤會。近期研究顯示：旅鼠只有在族群出現數量爆炸，現有環境無法再負擔牠們所需時才會出現跳海行為。和一般人的想像相反，旅鼠是游泳健將，加上體積小，體重輕，牠們能夠借水旅行相當長的距離。牠們之所以跳水乃是為了尋求新的、良好適當的生活環境，即使有相當的數量死於途中，這也絕不是自殺，反而是為了求取生存的非常手段。因此牠們能夠和人類一樣遍佈全世界。
沙門氏菌就有自殺式的行為，它們為了壓制競爭細菌，則會對自身啟動免疫系統反應。[207] 一種叫做「Forelius pusillus」的巴西螞蟻則採用自殺性的防禦行為，每天晚上，均由一小批螞蟻為了巢穴的安全，從外部將巢穴封死，然後離開默默死去。[208]
碗豆蚜當受到瓢蟲的威脅時會自身引爆，四處飛濺的爆炸物能夠保護它們的同胞，有時甚至能夠殺死瓢蟲。[209]某些種類的白蟻群中也有能夠引爆自身的兵蟻，使得天敵身上覆滿粘稠物質。[210][211]
儘管在動物軼事中也曾報道有關狗、馬和海豚自殺的現象，但仍舊缺乏確鑿的證據。[212]有關動物自殺方面的科學研究實在是寥寥無幾。[213]
非生物物體也會有一些被稱作「自殺」的設計。例如人工智慧在被電腦病毒入侵的情況下，會啟動殺毒程序，同時刪除自己體內的檔案，若情況嚴重者甚至會將自己關機、銷毀系統所有資料。這也算是一種自動化的自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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