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斯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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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斯鎮
喬治敦
凱土馬港
瓊斯鎮在南美國家圭亞那的位置
瓊斯鎮（Jonestown），又譯瓊斯敦，又稱人民聖殿教農業計劃（Peoples Temple Agricultural Project），位於南美洲國家圭亞那西北部的叢林地帶，是一個農業型公社，1974年開始在人民聖殿教教主吉姆·瓊斯（Jim Jones）的領導下由眾教徒集體開發。
該城鎮位於叢林內，距離東北方的小鎮凱土馬港約11公里遠。1978年11月18日，瓊斯鎮及其附近凱土馬港的飛機跑道以及圭亞那首都喬治敦合共913人死亡。自此以後，瓊斯鎮這個名字也成了發生在該地區的恐怖事件的代名詞。
在事件中有908人死於瓊斯鎮，他們均為集體服毒自殺，除2人外均明顯被氰化物毒殺。根據事件參與者在自殺當日及先前的錄音帶紀錄，套用教主吉姆·瓊斯的話，他們不是被毒殺，而是「革命自殺」。而在自殺的908人當中，有超過200名兒童被謀殺。這次自殺事件與美國國會議員里奧·瑞恩前往調查瓊斯鎮虐待事件有關。11月18日，當瑞恩及隨行者完成調查，在凱土馬港的飛機跑道上欲登機離開時，被人民聖殿教的成員開火射擊，瑞恩、3名媒體人員及1名欲離開瓊斯鎮的教徒被殺。
洛杉磯
舊金山
尤凱亞
貝克斯菲爾德
弗雷斯諾
薩克拉曼多
聖羅莎
人民聖殿教的加州據點
人民聖殿教於1950年代中在印第安納州的印第安納波利斯創立[1]。該組織聲稱要建立教徒社會主義，[2][3]因此向沉迷宗教的成員宣揚新的教化——社會主義。[4][5]
人民聖殿教的創始人是吉姆·瓊斯，生於1931年，1953年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創立了一個小教會。瓊斯是一位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他讀過《資本論》，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原教旨奉為人民聖殿教教義。他還在傳教過程中，稱自己是列寧的轉世。瓊斯不否認自己是狂熱的社會主義者，他聲言在美國傳教，目的就是實現他的共產主義理想。因此，他的個人行為和他所創立的「人民聖殿教」社會，確實與曾經存在或仍存在於世的某些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的所為和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有諸多共同之處。[6]
瓊斯曾參與其他基督教會的活動，但其教派越來越偏離正統的基督教。瓊斯的教派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及加州的三個城市因幫助貧民而略有名聲，他們設立免費飯堂、日間托兒所、老年人診所及提供各項社會服務。1970年代，人民聖殿教在最高峰時曾有數千信眾。[7]
因為瓊斯反對種族隔離，他在印第安納受到大量批評和指控，使人民聖殿教於1965年遷往了加利福尼亞的紅杉谷。[8][9]1970年代早期，人民聖殿教不斷發展壯大，在加利福尼亞的其他地方，包括洛杉磯和舊金山設立了分部。1970年代中期，人民聖殿教將總部移至舊金山。[4]
人民聖殿教移至舊金山後，它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活躍。在加利福尼亞的競選活動中，瓊斯逐漸成為一股強大勢力的代表。民主黨的政治家意識到這一點後，開始不斷拜訪他，通過捐贈款項或實物來支持他的宗教組織，以獲得大量人民聖殿教教徒的選票。至此，人民聖殿教已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宗教組織。[10]與一些邪教領導者不同，瓊斯很希望在美國獲得公眾支持，並與一些最高層的政治家保持密切聯繫。他與加州州長埃德蒙·布朗頻繁會面，瓊斯親切地稱他「傑里」。洛杉磯市長湯姆·布雷德利和舊金山市市長喬治·奠斯考納也經常邀請瓊斯到家中作客，與他保持十分友好的私人關係。甚至連總統吉米·卡特也對瓊斯產生興趣，與之保持着間接的聯繫。卡特的夫人羅莎琳曾在1976年與瓊斯共同主持過一次公眾集會，數千名與會者向宗教領袖瓊斯歡呼鼓掌。當時瓊斯已在加利福尼亞擔任了公職，負責處理舊金山市的房屋管理。[11]
隨着人民聖殿教的不斷擴大，瓊斯巨大的個人財富和崇高的領袖地位使他日益驕縱和敏感。在此期間，瓊斯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這些錯誤使得他在美國民眾心中主張和平與仁愛的崇高形象受到了質疑。首先，他請求官方批准他的教徒擁有武器，他認為很多教徒的生命安全正受威脅，所以有必要建立武裝的自衛組織。其次，他對教派中持不同意見的人施以酷刑，並以死相威脅。當有些教徒表示要退出組織時，瓊斯便迫害他們，一些人半夜被抓起來毒打。[11]
在少數信眾離開教派後，一些醜聞開始曝光，包括瓊斯竊取信眾財產、假裝神跡治癒、嚴重處罰信眾及自稱為救世主等。記者、執法部門及政客開始注意瓊斯的教派，瓊斯的反應是長篇累牘及充滿怒意的言論，宣稱那些是離教者及外面世界正試圖消滅其教派的謠言。與此同時，更多的前信眾透露了教派內的毆打及虐待事件，而一些信眾的親人亦堅持他們的親人在非自願的情況下被迫留在教派內。數名特工開始監視人民聖殿教的活動，那些因希望退出教派而慘遭毒打的教徒的控告也紛至沓來。新聞界對此頗感興趣，先後發表文章要求當局進行調查。[12]
瓊斯感到一種強烈的被迫害感。他認為整個中央情報局都在全力對付他，聯邦調查局也派出全部保安人員監視他，甚至臆斷會受到暗算。瓊斯認為他已經建立了一個有能力改變美國乃至全世界道德觀念與經濟秩序的組織。同樣他也誇大了美國當局對人民聖殿教的監視活動。事實上，無論是中央情報局還是聯邦調查局對教主瓊斯的虐待行為都不太感興趣，在當局眼裡他不過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11]
1973年的冬天，在萊斯特批評人民聖殿教的報紙文章發表以及八名教徒叛逃之後，瓊斯和他的一位親信教徒準備了一個「立即行動」的應急計劃來回應警察和媒體的攻擊。這個計劃列出了一系列的選擇，包括逃往加拿大或者加勒比海的傳教地區，例如巴巴多斯和特立尼達。與此同時，一個在瓊斯心中已醞釀多年的念頭又重新升起：要在一個不會對他進行監視的國家建立一個鄉村宗教公社。他最初考慮把它建在某個社會主義國家，認為在一個自由平等的環境中建立這樣的公社是適宜的。但是他的想法沒有被他訪問的第一個國家古巴所接受，因為古巴人對這伙希望脫離資本主義世界的美國人持懷疑態度。最終，人民聖殿教選擇了南美洲一個不發達的熱帶國家——圭亞那。瓊斯之後研究了圭亞那的經濟狀況以及與美國的引渡條約。在1973年10月，人民聖殿教的領導者們通過了在圭亞那建立一個鄉村宗教公社的決議。[13]
人民聖殿教選擇圭亞那，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它的社會主義政治環境。前聖殿教成員蒂姆·卡特聲稱選擇圭亞那的原因是人民聖殿教認為法西斯主義正在蠕變，察覺到跨國公司對政府的主導作用以及政府的種族主義。卡特說人民聖殿教最終認定圭亞那，這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南美洲社會主義國家有能力提供給聖殿教的黑人信徒一個和平的地方生活。[14] 後來，圭亞那總理福布斯·伯納姆表示，圭亞那吸引到瓊斯的原因可能是「他想要以合作社為基礎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且這與他創建公社的想法相匹配」。[15]同時，瓊斯認為在圭亞那的領導層有幾位黑人領導者，這是十分重要的，這個國家的狹小和貧窮也可以讓瓊斯很輕易地產生影響和獲得政府的保護。[13]
1974年，瓊斯和人民聖殿教的教眾與圭亞那的政府官員一同抵達圭亞那西北部的一片區域。他們簽署了一份租約，讓瓊斯從圭亞那政府那裡獲得了一片超過3,800英畝的叢林土地。[16]拿圭亞那當地的標準來說，這個地區位置偏遠，土壤貧瘠，最近的水源也距離約11公里路程。離那裡幾公里有一個小鎮，並擁有一個簡陋的機場。[13]儘管是一個封閉的山區，到處是難以涉足的森林，但它的位置十分理想，而且有可供小型飛機起降的機場。[11]
第一批前往該地區的是負責清理場地的健壯男丁，隨後是木匠和各種技工，他們築起了房屋並進行各種必不可少的準備工作。當具備居住條件後，婦女和兒童整家整家地搬進去。瓊斯讓人為他用上等木料建立了一幢舒適的房屋，裡面裝有空調、冰箱、電視機、收音機及其他一切可以使他在叢林中生活得更加舒適的設備。這些墾荒者在叢林中紮下營寨以後，在短短幾個月裡就建立了一個農業生產組織。他們種的蔬菜和水果獲得豐收，自給有餘，因此可以出售一部分到圭亞那的首都喬治敦，而那裡的食品供應總是短缺，出售農產品所得的金錢足夠支付這個鄉村公社的開支。[17]
營地建立一周以後，瓊斯將所有教徒召集在一起，提議將這個剛剛建立起來的移民點以他的姓氏命名為「瓊斯鎮」，他的提議在一片熱烈而充滿兄弟情誼的氣氛中得到了一致贊同。起初有500名教徒參與了瓊斯鎮的建設，人民聖殿教不斷鼓勵其他教徒遷往正式名稱為「人民聖殿農業計劃」的瓊斯鎮。[18]瓊斯將瓊斯鎮描繪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天堂和逃離媒體監控的避難所。[19]1976年，圭亞那政府正式承認了與人民聖殿教簽署的關於租出3,000多英畝的土地用於瓊斯鎮建設的協議。[13]
1974年，圭亞那政府批准了人民聖殿教進口貨物免稅的申請。同時，通過向圭亞那海關繳納一定的費用，聖殿教能夠在海關的保護下自如地進口武器和毒品[13]。大量聖殿教教徒的遷入破壞了圭亞那政府為防止人口流失而嚴格制定的移民制度。為此，瓊斯與政府簽署了允許聖殿教教徒大量移民圭亞那的協議。為了獲得圭亞那政府的許可，瓊斯聲明他的信眾都是技藝純熟並且具有進步思想，同時他還展示了一份裝有50萬美元的信封並宣稱他會投資大部分圭亞那的教堂。[13]為了迎合瓊斯，圭亞那政府不僅放寬了移民限制，同時又制定政策限制人民聖殿教叛逃者的離開並吊銷聖殿教反對者的護照。[20]瓊斯聲稱要把瓊斯鎮建設成為世界上最純粹的共產主義社會。[21]像許多限制移民的社會主義國家例如蘇聯、古巴、朝鮮一樣，瓊斯不允許教徒擅自離開瓊斯鎮。[13]
人民聖殿教在圭亞那的首都喬治敦設立了辦公處，在那裡與伯納姆以及其他圭亞那高官進行了大量的會談。[13]1976年，聖殿教教徒邁克爾（Michael Prokes）要求伯納姆接受瓊斯作為一名國外權貴享有和美國高級官員同等的待遇。瓊斯曾經與加州副州長默文（Mervyn Dymally）一同訪問伯納姆，會後默文寫給伯納姆的一封信上稱瓊斯是「世上最美好的人類之一」，並表明拜訪瓊斯鎮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人民聖殿教的教徒都不遺餘力地宣稱他們對伯納姆的人民全國大會黨的忠誠。一位聖殿教教徒，保拉·亞當斯與圭亞那駐美大使關係曖昧。圭亞那總理夫人維奧拉·伯納姆也是人民聖殿教的狂熱支持者。伯納姆曾經聲稱，1977年9月當副部長托勒密·里德前往華府簽署巴拿馬運河條約時，蒙代爾曾問他：「吉姆怎麼樣了？」以此來向里德暗示他對瓊斯的近況很感興趣。[13]
1977年的夏天，瓊斯和幾百位聖殿教教徒遷往瓊斯鎮以逃避來自舊金山媒體針對聖殿教房產調查的壓力。瓊斯離開的那天晚上，新西部雜誌的一位編輯向瓊斯閱讀了即將出版的由馬歇爾·基爾達夫所寫的前教徒的詳細指控。[4][22]
1978年，瓊斯鎮頂峰時期的人口幾乎達1,000人。
許多人民聖殿教的成員相信圭亞那會如瓊斯承諾的那樣，變成一個人間天堂或完美的烏托邦。[19]大移民之後，瓊斯鎮變得擁擠不堪。[13]
瓊斯的到來，使瓊斯鎮的生活發生巨大的變化。先前開拓者們欣賞的那些從喬治敦送來的娛樂電影被清除，取而代之的是由蘇聯大使館提供的蘇聯宣傳短片以及有關美國社會問題的紀錄片，例如美國老人的生活，越戰老兵為適應城市生活所做的種種努力之類的內容。官僚主義的種種需求過度壓榨了本該用於其他地方的人力資源，使房屋失修，雜草叢生。學校的學習以及為成人舉行的夜間演講變成了瓊斯關於革命和敵人的討論，主要關注蘇聯的聯盟，瓊斯的危機以及蒂莫西·斯托恩（Timothy Stoen）「唯利是圖」的品性。[13]
在開始幾個月裡，人民聖殿教的教眾從早上六點半工作到下午六點，一個星期工作六天。1978年，吉姆·瓊斯的健康狀況惡化之後，瓊斯的妻子馬塞林·瓊斯（瑪瑟琳·瓊斯）開始掌管瓊斯鎮的日常事務，工作時間被減少到每周五天和每天八小時。[13]
在各種生活便利唾手可得的城市中，教徒每星期日在教堂聚會一次的共同生活，與在艱苦條件下的共同生活完全不一樣。瓊斯鎮的年平均氣溫在35攝氏度左右，悶熱潮濕，蚊蟲孳生，不習慣叢林生活的人感到窒息和煩躁。此外，在日常勞動生活、房屋分配及個人財產等方面的矛盾也使人們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那種被教徒倍加推崇的和平與理解、平等與博愛的理想環境，並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實現的。他們之間也常常為小事，或是因為性格不同，或是因為過於繁重的農業勞動而發生爭執，從而破壞紀律和道德準則。瓊斯很快意識到如不制止這種有害的行動，他的信徒很快就會紛紛離去，最終只能剩下一些狂熱分子。於是他制定了嚴格的紀律，打算由此造就一批新人，一批擺脫了資本主義體制和腐朽的社會給他們帶來的種種惡習的新人。每星期有兩三次布道，此外還開辦了學校對教徒進行訓導教育，而這些活動是在一天繁重的勞動之後進行的，並常常持續到深夜。在那裡瓊斯的能力和才智得到了充分的施展，為公社成員排疑解難，並將他們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他使信徒相信，他們正在履行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大使命，隨着時間的推移將會逐步改變世界的面貌，他稱他的信徒是和平、仁愛事業的開拓者，將來的歷史學家將把他們作為社會改革的先驅者載入史冊。他們受到上帝的啟示，從事這項將被後人推崇的偉大事業，他們將得到永生，因為生活在更加美好的世界裡的後人會永遠將他們銘刻在心裡。[11]
他的冗長演說產生了積極作用，教徒們努力地加強內部團結。他們當中大多數是黑人，他們因為自己的膚色而受到種族主義迫害，被排斥在資本主義生產之外。晚上，教徒常在充滿着兄弟情誼的氣氛中共進晚餐，也召開關於世界未來的討論會。他們到處張貼標語提醒人們要關心他人，要拋棄一切成見互相友愛，要給教派每一個成員的勞動提供幫助。[11]
由瓊斯親自錄製的新聞報導是每天持續廣播的一部分，經瓊斯鎮廣播塔塔頂的喇叭播報，令所有教徒能整日整夜聽到瓊斯的聲音。[23]瓊斯的新聞報導總是將美國描繪成一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惡棍，同時以一種積極的語調報導社會主義的領導人，例如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偉大的革命領袖，北韓工人階級的領導者」 [24]），羅伯特·穆加貝（「因為他的共產主義理念對津巴布韋人民的鼓舞而聞名於世…一位革命英雄」 [25]）和斯大林（「被批判斯大林的人們所煩擾」 [26]）。
瓊斯鎮與外界最基本的交流工具是一台短波電台。從日常的供應訂單到機密的商業來往，所有與舊金山和喬治敦的語音交流都是通過這台電台傳遞的。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指責人民聖殿教存在技術違規並且將業餘頻率用於商業目的。[27]因為這台短波電台是瓊斯鎮唯一有效的非郵政通信工具，人民聖殿教認為FCC威脅撤銷其操作員執照的行為威脅了瓊斯鎮的存在。[27]
瓊斯鎮的土壤非常貧瘠，無法做到自給自足，需要進口肉類等大量的日用品。聖殿教的教徒住在狹小的公共房屋內，有些房子的牆是用棕櫚葉編織而成的。教徒們每天吃的食物一般只有大米、豆類和蔬菜，偶爾才會有少量的肉醬和雞蛋。[19]儘管理論上來說瓊斯掌控着數百萬美元聖殿教基金的使用權，他仍然住在一個狹小的房間內，不過，他的房間內有一台冰箱，時常裝着雞蛋、肉類、蔬菜、沙拉和軟性飲料。[28]在1978年2月左右，疾病問題，例如嚴重的腹瀉和高燒，影響着瓊斯鎮半數人的健康狀況。
瓊斯建立了一個類似私人衛隊的組織，由30人組成，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器。瓊斯聲稱採取這種措施是為了防止外部的襲擊，但這實際上是為了防止內部發生的騷亂，至少可以說，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可以輕而易舉地進行鎮壓。一般來說這一組織不公開攜帶武器，武器儲藏在一個行動十分便利的房子裡，閒人不得入內。這支小部隊的建立使公社變成了一個地道的微型國家。管理機構由瓊斯的心腹組成，而他作為獨裁者，擁有武裝力量，可以對任何企圖反抗的人進行鎮壓。對兒童的教育工作由瓊斯負責，或者說由「國家」進行領導。所有的人都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所得到的不過是一種精神上的獎賞，生產出來的利潤全部落入管理人員的手中。[12]
在瓊斯鎮中先後發生過幾起逃亡事件，有些相互愛戀的青年因不能在一起生活而企圖從叢林裡逃到圭亞那首都喬治敦，然後打算從那裡再回到美國去。但所有的人都被瓊斯的衛隊抓住帶回營地，對他們的懲罰慘不忍睹。瓊斯的衛隊大施淫威，當眾拷打他們，殺一儆百。所有的人，至少可以說大部分人對這種行動表示支持，並且責罵那些藐視瓊斯威嚴的年輕人。同伴之間互相檢舉揭發已司空見慣，如果有誰未能嚴格地遵守各種規章制度，就會被同室的人揭發。任何一點越軌的行為都會被告發，所謂兄弟般的情誼，其實不過是夥伴之間互相告密的約束。[17]
一些當地的圭亞那人，包括政府官員後來證實了殘酷的毆打和一種名為「酷刑洞」的井的存在，這種井是用來關押那些違反規章制度的孩子們的。孩子們逐漸屈從於公共的照料，尊稱瓊斯為爸爸，一些孩子有時只允許在晚上簡短地和自己的親生父母見上一面。瓊斯也被成年人尊稱為父親或爸爸。[29]在瓊斯鎮存在的時間裡，公社的育兒室共有33個嬰兒出生。[30]
美國的政府組織每月向瓊斯鎮的住民提供合計高達65000美元的社會福利金，而這些錢都移交給了人民聖殿教的管理層。[31]1978年，美國駐圭亞那大使館的官員在多個場合採訪了這些社會保障的受助人以確保他們沒有被迫違背自己的意願。在接受大使館採訪的75個人中，沒有一個人覺得被迫違背了自己的意願，或是被強迫在移交福利的支票上簽字，或是想要離開瓊斯鎮。[32]到1978年末，據估計人民聖殿教的財產已達到了約兩千五百萬美元。[33]
瓊斯經常就瓊斯鎮的安全問題向信徒發表演說，其間他曾聲稱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情報機構在內的「資本主義的豬」要搗毀瓊斯鎮並傷害信徒。[34][35]完成工作之後，若緊急情況指令下達，人民聖殿有時會進行瓊斯所謂的「白夜」活動。[36]在「白夜[37]」中，瓊斯有時會給信徒四個選項：
在至少兩次「白夜」活動中，人民聖殿對大規模「革命性自殺」進行了模擬排練。從人民聖殿逃亡的德博拉·雷頓在一份書面陳述中描述了這種活動：
「每一個人，包括兒童，都被要求排好隊，然後每人拿到一杯紅色的液體。他們告訴我們那液體中有毒，喝了之後45分鐘內便會死去。我們都照他們說的做了。時間到時我們本應死去，但瓊斯說其實液體中沒有毒，這麼做只是為了測試我們的忠誠度。他也警告我們，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可能有必要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38]
自從1976年瓊斯獲得了珠寶經營許可證，人民聖殿每個月進貨半磅氰化物，瓊斯聲稱這是用於清洗金子的。[39]
因為害怕自己的命令受到藐視，瓊斯虛構了一個狙擊手攻擊自己的情形，並發動了第一波「白夜」活動，稱為「六日圍攻」，其間瓊斯告訴信徒說，人民聖殿已經被手持刀槍的外來侵略者包圍。[13]:360-72瓊斯通過廣播宣稱：「如果我們不能被承諾遠離外來騷擾，我們將以死相逼。」[13]:367圭亞那副市長托勒密里德最終向瓊斯的妻子馬賽林保證，圭亞那國防軍不會進攻瓊斯鎮。[13]:370
「六日圍攻」事件後，瓊斯不再信任圭亞那政府[13]:371。他指使信徒向十餘個政府寫信，詢問移民政策，以便將人民聖殿遷離圭亞那。[13]:371同時他也向美國國務院寫信詢問朝鮮情況，以及當時正處在中阿決裂階段的阿爾巴尼亞的情況[13]:371。
人民聖殿經常在喬治敦會見蘇聯、朝鮮、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大使。[40]在與蘇聯的交涉中，他們廣泛地討論將人民聖殿遷往蘇聯的可能性，並將可能的地點寫進備忘錄。[40]沙龍·阿莫斯、邁克爾·普羅克斯以及其他聖殿成員在構想「圭亞那-朝鮮友好協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主辦了兩場關於朝鮮領導人金日成革命性思想的研討會。[13]:416
1978年10月2日，蘇聯駐圭亞那大使費奧多·季莫菲耶夫在瓊斯鎮做了兩天訪問並發表了演說。[41]在演說前，瓊斯聲明道：「多年以來，我們一直保持着公開而明確的立場：美國政府不是我們的母親，蘇聯才是我們精神的故土。」瓊斯鎮的信徒們報以持久而熱烈的歡呼聲和掌聲。[41] 季莫菲耶夫在演講伊始表明蘇聯政府願意向這個美國和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區致以最深切最誠摯的問候。隨後群眾再次報以熱烈掌聲。[41]季莫菲耶夫還說道：「我祝福你們，親愛的同志們，祝你們正在從事的大事業取得成功。」[41]
與此同時，在1977年末到1978年初，蒂姆和格蕾絲·斯托恩一直與聖殿其他信徒的親屬保持聯繫，他們在珍妮·米爾斯（Jeannie Mills）的家中會面，自稱「關注的親屬」。[13]:408蒂姆·斯托恩參與向國務卿和圭亞那政府寫信，並曾到華盛頓呼籲政府對瓊斯鎮展開調查。[42] 1978年1月，斯托恩向國會寫信，詳細描述了瓊斯鎮的問題，並請求眾議院向圭亞那總統福布斯·伯納姆寫信。91個議員寫了信，其中包括議員里奧·瑞恩[13]:458[19]:227
瓊斯受到美國方面的壓力，於1978年2月17日接受了《舊金山稽查報》（The San Francisco Examiner）記者蒂姆·雷特曼（Tim Reiterman）的採訪。[13]:380-3雷特曼第二天便發表文章說斯托恩爭取兒子監護權的行為立即引發了與人民聖殿教的訴訟案。[13]:383這篇文章引起的反響破壞了人民聖殿教的聲譽，使很多曾經的支持者開始懷疑人民聖殿教受到「右派仇殺」的說法。[13]:383
翌日，即2月19日，哈維·米爾克向總統吉米·卡特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人民聖殿教的支持。[43]米爾克寫道瓊斯具有極高的人格品質。[43]談及逃亡的聖殿成員極力要求對人民聖殿開展調查，米爾克說他們用試圖用無恥的謊言詆毀瓊斯神父的聲譽。[43]
1978年4月11日，關注的親屬組織向人民聖殿教、出版社以及國會成員發布了一份文件，其中包括一些標題為「指控詹姆士·沃倫·瓊斯（瓊斯的原名）神父侵犯人權」的信件和書面陳述。[44] 1978年6月，人民聖殿教的逃亡者德博拉·雷頓（Deborah Layton）向關注的親屬團體提供了一份更加詳細的書面陳述，詳細描述了人民聖殿教的犯罪行為，以及瓊斯鎮人民低標準的生活狀況[38]
在1978年的5月和6月，蒂姆·斯托恩曾在與吉姆·瓊斯和聖殿教成員的庭審中請三名關注的家屬成員出庭作證。[45]查爾斯·加里（Charles Garry）代表人民聖殿教於1978年7月10日反訴蒂姆·斯托恩，索要1.5億美元損失賠償。[46]
1978年夏天，瓊斯聘請了調查肯尼迪遇刺案的陰謀論專家馬克·雷恩（Mark Lane）和唐納德·弗里德（Donald Freed），請他們幫構建一套陰謀論，來說明情報部門對人民聖殿教的壓制是一場「巨大的陰謀」。[13]:440瓊斯告訴雷恩，他希望像黑豹黨逃亡者埃爾德里奇·克里弗（Eldridge Cleaver）那樣，在名譽恢復後能夠回到美國境內。[13]:4401978年9月，雷恩向瓊斯鎮人民演講，對瓊斯的理論表示支持，並且將他和馬丁·路德·金進行類比。[13]:440雷恩隨後又召開新聞發布會，聲明所有對人民聖殿教的指控都是不準確或不真實的，美國的情報機構正在對人民聖殿教展開一項「巨大的陰謀」，其中包括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聯邦通信委員會，甚至是美國郵局都有參與。[13]:440儘管雷恩聲稱他是無償的，實際上瓊斯每個月付給他$6,000美金作為建立陰謀論的報酬。[13]:441
在瓊斯鎮期間，瓊斯的健康狀況明顯轉壞，有一位醫生在1978年為他體檢時說他可能有肺部感染。[47]據稱瓊斯過量服用地西泮、安眠酮、興奮劑和巴比妥類藥物。[13]:446他曾經洪亮的嗓音變得沙啞模糊，以前可以滔滔不絕的講話，現在卻連完整地讀完一個句子都困難。[13]:446
記者蒂姆·利特曼1978年11月17日第一次在瓊斯鎮見到瓊斯時，對他健康狀況的嚴重惡化表示震驚。[48]經過對瓊斯18個月的採訪，利特曼寫道：「親眼看着他犀利的目光和偏激的思想，聯想到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1,000多人的生命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這太令人震驚了。」[48]
北加州國會議員里奧·瑞恩宣布將要訪問瓊斯鎮。[49]瑞恩是鮑勃·休斯頓的父親的朋友。1976年10月5日，人民聖殿前教徒鮑勃·休斯頓被肢解的屍體在火車路軌附近被發現，在3日前他曾與前妻在電話中談論退出人民聖殿的事。[13]:299-300 & 457-458隨後的幾個月，由於關注的家屬組織的抱怨，以及德博拉·雷頓的逃亡，瑞恩對人民聖殿的興趣與日俱增。[13]:299-300 & 457-458
1978年11月14日，瑞恩一行18人乘飛機到達離瓊斯鎮240公里的圭亞那的喬治敦。到訪人員包括政府官員、媒體代表以及關注的親屬的幾個成員：[13]:481議員瑞恩、瑞恩的法律顧問傑基·斯貝爾（現在是一名議員）、圭亞那信息部代表內維爾·安妮伯恩、美國駐圭亞那大使館領事理查德·德威爾、《舊金山稽查報》記者蒂姆·利特曼、全國廣播公司記者唐·哈里斯（Don Harris）、《舊金山稽查報》攝影師格雷格·羅賓遜、全國廣播公司音頻技術員史蒂夫·宋、全國廣播公司製片人鮑勃·弗里克、《華盛頓郵報》記者查爾斯·克勞斯、《舊金山紀事報》記者容·加沃斯、NBC影像操作員鮑勃·布朗、以及包括蒂莫西和格蕾絲·斯托恩、史蒂夫和安東尼·卡薩里斯、貝弗利·奧利弗、吉姆·考博、謝爾文·哈里斯和卡洛琳·休斯頓·博伊德在內的關注的親屬成員。[13]:476-480
人民聖殿的律師馬克·雷恩和查爾斯·加里一開始拒絕了瑞恩一行人進入瓊斯鎮。[13]:484-5
11月17日臨近中午，雷恩和加里通知瓊斯，無論瓊斯是否願意以及有無安排，瑞恩將在下午2:30分到達瓊斯鎮。[13]:485瑞恩的團隊基本準時造訪，由雷恩和加里陪同下於幾小時後抵達瓊斯鎮10公里外的凱圖馬港機場。[13]:487由於飛機座位有限，只有四名關注的親屬成員登上飛機，與瑞恩團隊前往瓊斯鎮。[13]:487-8起初，只有瑞恩和其他三人被允許進入瓊斯鎮，不過日落之後，其餘的人也獲准進入了瓊斯鎮。[13]:488-90根據之後的報道（通過調查人員事後恢復的錄音帶得證），瓊斯已經排練過如何讓瑞恩調查團相信這裡的所有人都生活幸福。[19]:270
當天晚上，瑞恩調查團在大廳參加歡迎儀式。[13]:491儘管給瑞恩一行人的接待儀式非常友好，瓊斯卻說他感覺像是要死了一般，並且咆哮着譴責了政府的陰謀以及媒體與敵人的攻擊。[48]弗農·格斯尼和莫妮卡·巴格比兩位聖殿教徒在當晚邁出了逃亡的第一步。在大廳中，格斯尼向唐·哈里斯遞了一張紙條（錯把他當成了瑞恩），寫道：「敬愛的議員，我們是弗農·格斯尼和莫妮卡巴格比。請幫我們逃離瓊斯鎮。」[19]:271
當晚，瑞恩、斯貝爾、德威爾和安妮伯恩留在了瓊斯鎮。[13]:498-9調查團的其他成員，包括媒體和關注的親屬，都被要求自行解決住宿，所以他們在凱圖馬港的一家咖啡屋裡過夜。[13]:498-9
11月18日一大早，11個聖殿教成員冒險走出村莊前往火車站，想要乘車到與凱圖馬港方向相反的馬修斯里奇。[50][51]這些逃亡者包括伊萬一家、威爾遜一家（其中喬·威爾遜為瓊斯鎮主管安保）。[50][52][53][19]:272當記者和關注的親屬當天稍晚再次來到瓊斯鎮時，瓊斯的妻子馬塞林帶他們參觀了村莊建設。[13]:505
當天下午，又有兩家人找到調查團請求帶離瓊斯鎮。[13]:512他們是帕克斯和博格兩家，以及家中的女伴克里斯托弗·奧尼爾和哈羅德·科德爾。[50][13]:512[54]瓊斯的養子試圖說服傑瑞·帕克斯不要離開，帕克斯說：「絕對不行。這裡簡直就是共產主義的集中營。」[19]:273
瓊斯准許了兩家人以及格斯尼和巴格比的離開。[13]:516在大廳裡，NBC的唐·哈里斯將弗農·格斯尼的紙條交給了瓊斯，其他記者則將瓊斯團團圍住。[13]:515瓊斯告訴記者，這些離開瓊斯鎮社區的叛徒將會向世人撒謊並毀滅瓊斯鎮。[13]:515
隨着一陣猛烈的暴雨落下，瓊斯鎮的許多家庭都迸發了情緒。[13]:516-7美國印第安人阿爾·西蒙試圖帶兩個孩子找到瑞恩並完成回美國的手續。[13]:516-7阿爾的妻子伯尼在聖殿工作人員的協助下，通過擴音喇叭大聲地譴責了他的丈夫。[13]:516-7阿爾懇求伯尼同他回美國，但伯尼拒絕了他的建議。[13]:516-7
大部分調查團的成員都乘坐大型卡車前往凱圖馬港機場，而瑞恩議員和德威爾則暫時留在瓊斯鎮以及時處理更多的逃亡者。[13]:518
就在卡車到達機場前，聖殿教重視教徒拉里·雷頓（德博拉·雷頓的哥哥），要求加入團體。[13]:518有幾名逃亡者質疑了他們上車的動機。[13]:518
就在卡車離開瓊斯鎮不久後，聖殿教成員唐·斯萊（暱稱「尤佳拉」）手持一把刀綁架了瑞恩。[13]:519-20儘管斯萊很快被群眾制服，瑞恩毫髮未傷，德威爾還是強烈建議瑞恩立即離開瓊斯鎮。[19]:276瑞恩照做了，並說之後還會回來解決爭端。[56]
於此同時，前往機場的卡車上的人聽說了瑞恩受到攻擊，將卡車停下等待瑞恩。[13]:524瑞恩隨後也上了卡車，並在下午抵達了機場。[13]:524
隨行人員最初安排了一架19座的DHC-6雙水獺飛機飛往喬治敦，由於逃亡人員的加入，需要另一架飛機來裝增加的人員，因此美國大使館安排了第二架飛機，一架6座的賽斯納 [56][13]:525
當調查團在下午4:30至4:45抵達凱圖馬港機場時，兩架飛機本應已經到達，不過當時飛機卻不在，因此調查團只好在機場等待，直到飛機5:10左右在機場降落。[56] 隨後人員開始登機。
拉里·雷頓登上了賽斯納飛機，這架飛機計劃先起飛。[13]:526當飛機滑行到跑道遠端時，雷頓掏出了手槍，開始向乘客射擊。[13]:533他擊傷了莫妮卡·巴格比和弗農·格斯尼。當他試圖殺害戴爾·帕克斯時，反被帕克斯解除了武裝。[13]:533
與此同時，一部分乘客已經登上了稍大的雙水獺飛機。[13]:527一輛由人民聖殿紅旅安全隊（Red Brigade security squad）人員駕駛的拖拉機牽引着一輛拖車向飛機靠近。[13]:527當拖車與飛機距離約9米時，幾乎與賽斯納飛機上的槍擊同時，紅旅護衛隊開始向雙水獺飛機射擊。[56]有9名殺手的身份未能得到確認，不過根據各種信息源，多數人認為瓊斯的安全主管喬·威爾遜、老托馬斯·凱斯以及羅尼·丹尼斯就在其中。[19]:278
有幾秒鐘的射擊過程被NBC攝影師鮑勃·布朗的電子新聞採集攝像機錄下。[13]:529-31議員瑞恩、攝影師鮑勃·布朗、攝像師格雷格·羅賓遜、NBC記者唐·哈里斯和聖殿逃亡者佩特里希亞·帕克斯在數分鐘的槍擊中身亡。[13]:529-31傑基·斯貝爾、史蒂夫·宋、理查德·德威爾、蒂姆·利特曼和安東尼·卡薩里斯等人在槍擊中受傷。[13]:529-31槍擊之後，兩架飛機的三名飛行員駕駛賽斯納飛機飛往喬治敦，拋下了受損的雙水獺飛機和受傷的調查團成員。[13]:533
在離開瓊斯鎮前往機場前，國會議員瑞恩告訴聖殿教的委託律師查爾斯·加里（Charles Garry）他將會撰寫一份報告，將瓊斯鎮描述為「情況基本良好」。[19]:275-76瑞恩聲稱，自己的60名採訪對象中並無一人想要離開，那14名逃離者只是瓊斯鎮居民中的個例，他們感覺自己遭到監禁的原因，大概是源自同伴壓力和物質交流的缺失。類似地，《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查爾斯·克勞斯（Charles Krause）聲稱自己不相信瓊斯鎮像逃亡者們描述的那樣糟糕，因為那裡並沒有營養不良或身體虐待的跡象，很多成員看起來反而很享受瓊斯鎮的生活，900多名居民中也只有很少數希望離開。[57]
儘管加里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瓊斯，瓊斯仍然告訴他「我已經失敗了」。蓋里一再表示瑞恩將會作出一份正面的報告，但瓊斯堅持認為「一切都失敗了」。[19]:273-74
一段44分鐘長的錄音帶（被稱作「死亡錄音帶」）[58]至少部分記錄了瓊斯於那天傍晚在大廳召開的集會。集會開始前，助手準備了一個盛着飲料的金屬大桶，並向其中投放了安定、水合氯醛、氰化物[19]:282和異丙嗪[59]幾種藥物。
當與會者們聚集到一起，有關瑞恩代表團飛回喬治敦這件事，瓊斯告訴人們：「那架飛機上的一個人將會槍擊飛行員，我知道這一點。我並未作出計劃，但我知道這一定會發生。他們將會向飛行員開槍，並使飛機墜毀在叢林裡，所以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我們最好不要讓孩子們離開，因為那些人將會利用降落傘從我們頭上落下。」 [58]一名聖殿教成員重複了瓊斯之前的言論——敵對勢力會把抓獲的孩子培養成法西斯：「那些被抓獲的（孩子），他們（敵人）將會讓他們成長為傀儡。」 [58]
在「死亡錄音帶」的記錄中，瓊斯曾催促聖殿教成員實施「革命性自殺」。[58]聖殿教之前就已經計劃過這種「革命性自殺」，而根據瓊斯鎮逃亡者的說法，這一理論是：「你將名垂青史；你選擇了自己的道路，而拒絕資本主義並支持社會主義是你的義務。」[13]:566
聖殿教成員克莉斯汀·米勒（Christine Miller）發表了意見，認為聖殿教應該選擇嘗試遷往俄羅斯。[58]吉姆·麥克艾爾萬（Jim McElvane），一個才剛到瓊斯鎮兩天的前任臨床醫師，反駁了米勒對自殺的牴觸態度來支持瓊斯，聲稱「讓我們創造這美好的一天」（並贏得了公社成員的掌聲），接着還引證了自殺後獲得重生的可能性。[58]在幾輪辯論之後，由於瓊斯不斷論證集體前往蘇聯是不可能的，並伴隨着其他聖殿教成員敵對的反應，米勒最終敗下陣來。然而，米勒或許是在瓊斯證實瑞恩已經被殺之時——即瓊斯的「紅旅」護衛隊槍殺了這名國會議員並從機場返回之後——便不再提出異議了。[58]
當那些在機場實施了槍擊的人返回瓊斯鎮後，蒂姆·卡特（Tim Carter），一名越戰老兵，回想起那時槍擊者們像疲倦的士兵一般茫然地望向遠方的情景。[13]:178
在瓊斯證實了「國會議員之死」後，再也沒有反對聲出現在「死亡錄音帶」中。[58]有關槍擊了瑞恩的「紅旅」護衛隊，瓊斯馬上發表了看法「但無論如何紅旅是唯一有所作為的」以及「紅旅向他們展現了正義」。[58]除了吉姆·麥克艾爾萬，一些其他的聖殿教成員也發表了講話，讚美瓊斯和他所作出的集體自殺的決定，甚至在瓊斯停止為此道謝並懇求加快進程之後仍未停止。[58]
根據逃脫的聖殿教成員奧戴爾·羅德斯（Odell Rhodes）所說，第一個喝下毒藥的是魯萊塔·保羅（Ruletta Paul）和她一歲大的孩子。[60] 一個去掉針頭的注射器被用於向嬰兒口中注入毒藥，隨後魯萊塔也向自己口中注入了一劑毒藥。斯坦利·克萊頓（Stanley Clayton）也見到帶着嬰兒的母親們首先來到放置毒藥的桌前。[61]克萊頓說，瓊斯來到人群之中以鼓勵他們喝下毒藥，然而當成年人們看到毒藥開始起效時，「他們表現出了一種對死亡的抗拒」。[61]
毒藥在大約五分鐘內開始起效。[62]喝下毒藥後，據羅德斯所說，人們被護送着沿一條木製走道走出大廳。[60]尚不清楚是否有人起先認為這次行動只是又一次「白夜」預演。羅德斯報告其與瀕死的兒童曾有密切的接觸。[60]
面對人們看到他人的毒藥起效時的反應，瓊斯安撫他們：「要有尊嚴地死去，要有尊嚴地倒下；不要帶着眼淚和痛苦倒下。」他還說：「我告訴你們，我不在乎你們聽到了多少尖叫，我不在乎有多少痛苦的人在哭喊⋯⋯死亡比繼續過十天這種日子要強一百萬倍。如果你們知道前方是什麼——如果你們知道前方是什麼，你將會慶幸這一切將在今晚結束。」 [58] 倖存者奧戴爾·羅德指出，當毒藥被注入一些孩子的嘴裡時，他們並沒有表現出恐慌或情緒崩潰，人們看上去「處於恍惚的狀態中」。[63]這段陳述與作為證物的「死亡錄音帶」中大部分時間所記錄的孩子的哭喊和尖叫相矛盾。[58]
瓊斯被發現死於他的椅子旁，位於另兩人之間，頭下面墊着一個枕頭。[13]:565他死於左邊太陽穴上的槍傷，根據圭亞那驗屍官賽利爾·穆圖（Cyrill Mootoo）的說法，這是瓊斯自己開的槍。[64]
三名聖殿教的高層成員稱，他們是因為接受了一項任務才倖免於難。30歲的提姆·卡特（Tim Carter）和20歲的邁克·卡特（Mike Carter）兩兄弟，以及31歲的邁克·普羅克斯接到了一件裝有55萬美金和13萬圭亞那元的行李和一個信封，他們奉命要將這些東西送到位於喬治敦的蘇聯駐圭亞那大使館。[13]:561-80這個信封包含兩個護照和三封說明信，其中第一封給蘇聯駐圭亞那大使費奧多·季莫菲耶夫的信這樣寫道：
敬愛的季莫菲耶夫同志：
以下這封信是一份說明，有關我們想留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所有資產。這裡包含了幾封信件，可以指示銀行將現金支票寄送給您。我以人民聖殿教的名義這樣做，是因為我們作為共產主義者，希望我們的財產能為幫助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作出貢獻，或者以任何您的決策團體認為合適的形式使用。[13]:561-80[66]
這些信件包含了一份賬戶清單，其中的餘額總計超過了730萬美金，並將轉至蘇聯共產黨的名下。[66][67][68]卡特兄弟和普羅克斯很快放棄了這些錢的大部分，並前往停靠在凱圖瑪港的船隻。無從得知他們最後是如何到達150英里（240公里）以外的喬治敦的，因為那艘船在那天的早些時候就已被聖殿教的領導者派遣出去了。[13]:561-80
就在大廳中的最終集會開始前，查爾斯·加里和馬克·雷恩（Mark Lane）兩名律師得知人們對他們感到憤怒。[13]:540-42他們被護送到一座過去用來招待來訪者的房屋裡。根據這兩名律師所說，他們成功說服了帶有武裝的看守並逃到叢林中，最終達到凱圖瑪港。[13]:540-42當他們身處村落附近的叢林中時，他們聽到了槍聲。[13]:540-42這一描述與克萊頓的證詞相符——克萊頓在偷偷返回瓊斯鎮去取回自己的護照時聽到了相同的聲音。
另有五個原本可能因服毒而死的人最後活了下來。[13]:561-8079歲的葛洛弗·戴維斯（Grover Davis），因為聽力障礙而沒有聽到擴音器播出的集合通知，躺在一條溝裡假裝已經身亡。[19]:132[13]:57876歲的海亞辛斯·斯拉什（Hyacinth Thrash）意識到當時的狀況後躲到了自己的床下，直到自殺活動結束後才走出來。[19]:132[13]:578她於1995年11月去世，享年93歲。[69]
36歲的奧戴爾·羅德斯是瓊斯鎮的教師和手工藝人，他以去取聽診器為由離開後躲在了一座房子中。[60] 25歲的斯坦利·克萊頓（Stanley Clayton）是一名廚房工人，也是休伊·牛頓的表親，他騙過了安全守衛人員後逃往叢林。[61]第五位倖存者，一個5歲的被喚做"Michael"的小男孩，通過藏在附近的樹林裡逃過一劫。他在被圭亞那的政府人員救助後返回了美國，並被收養。[19]:132[13]:580
首先在瓊斯鎮現場進行藥物檢測的唯一一名醫師是圭亞那的首席藥物檢測師萊斯里·穆圖博士（Dr. Leslie Mootoo）。穆圖目視檢查了超過200具屍體之後告訴圭亞那的驗屍陪審團，他觀察到至少70具屍體上帶有針孔。[70]然而，對於這些針孔是注射毒藥還是注射加速死亡以緩解痛苦的藥物所留下的，並沒有得出結論。穆圖和美國病理學家林·克魯克（Lynn Crook）確定一些屍體中呈現出了氰化物，而對大桶中的物質進行的分析顯示其中含有幾種鎮定劑以及氰化鉀和氯化鉀。[70]
塑膠杯、飲料包裝和注射器（一些帶有針頭，另一些則沒有）被隨意丟棄在屍體附近的區域裡。[71]穆圖的結論指出，安妮·摩爾（Annie Moore）的槍傷不可能是她自己造成的，儘管她也同樣服下了一劑致命的氰化物毒藥。[71]
圭亞那當局放棄了他們對這一非自然死亡事件的驗屍要求。美國的醫生僅僅對七具屍體進行了檢查，包括吉姆·瓊斯、勞倫斯·夏克特博士（Dr. Lawrence Schact）、安妮·摩爾和卡洛琳·萊伊頓（Carolyn Layton）。安妮·摩爾和卡洛琳·萊伊頓被選為屍檢對象，部分是由於摩爾家族，包括兩名受害人的姐妹麗貝卡·摩爾（她並非聖殿教成員）的催促。[70]
在11月18日的傍晚，在聖殿教位於喬治敦的辦事處，聖殿教成員莎朗·阿莫斯（Sharon Amos）收到了來自瓊斯鎮的通訊消息，指示辦事處的聖殿教成員向敵人復仇，然後實施革命性自殺。[13]:522-3其後，當警察來到辦事處時，莎朗·阿莫斯護送自己的孩子——21歲的莉安、11歲的克里斯塔和10歲的馬丁——來到一個衛生間裡。[13]:544-5她用一把廚刀先殺死了克里斯塔和馬丁，隨後莎朗在莉安的幫助下用那把刀自殺，最後莉安也自殺了。[13]:544-5
在機場，記者蒂姆·利特曼用相機記錄了這場暴力行動的後果。[13]:568-70德威爾在現場承擔了領導責任，而後在他的建議下，圭亞那國家警察局逮捕了雷頓。[13]:534-8德威爾在機場的槍擊中被一顆子彈擦傷了臀部。經過幾個小時，十名傷者和他們隊伍中的其他成員才集合起來。他們中的大多數在一家咖啡館中度過了那個夜晚。傷勢較重的人則睡在了機場上的一間帳篷。[13]:534-8一架圭亞那政府派來的飛機於次日上午到達以轉移傷者。[13]:568-70五名帕克斯家族和博格家族的青少年成員以及一名男性朋友，在逃亡者傑拉德·帕克斯的指示下藏在了附近的叢林裡，直到援助到達且他們的安全得到保證。[13]:566-67此後這幾名成員在叢林裡迷路了三天，幾乎喪命，所幸圭亞那軍隊最終發現了他們。
逃離瓊斯鎮後，奧戴爾·羅德斯於1978年11月18日夜晚到達了凱圖瑪港。[60]那一夜，斯坦利·克萊頓和一家圭亞那當地人待在一起，並於第二天上午到達了凱圖瑪港。[61]卡特兄弟和邁克·普羅克斯在凱圖瑪港受到了保護性監禁。[13]:561-80他們後來在喬治敦被釋放。羅德斯、克萊頓和蓋里、瑞恩這兩名律師也被帶到了喬治敦。邁克·普羅克斯後來在瓊斯鎮事件發生四個月以後——1979年3月14日自殺身亡。[72]
拉里·雷頓曾經向登上了塞斯納飛機的數人開火，而利用他遭到了「洗腦」作為辯護，他在最開始被圭亞那法庭認定並未犯下謀殺罪。[73]由於這一事件發生在圭亞那的領土上，雷頓無法被美國以企圖謀殺弗農·格斯尼、莫妮卡·巴格比、塞斯納飛行員和達爾·帕克斯的罪行進行審判，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國會法案之下因涉嫌行刺國會議員和受國際保護的人士（即瑞恩和德威爾）而得到審判。[73]他被認定犯有以下罪行：製造陰謀；協助與教唆謀殺國會議員里奧·瑞恩；謀殺理查德·德威爾未遂。[73]直至他於2002年假釋出獄時，他是唯一一名因瓊斯鎮事件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74]
瓊斯鎮事件廣受媒體關注。關於這一事件的圖片在它發生後的幾個月內占據着報紙和雜誌的封面，包括被《時代》和《新聞周刊》雜誌冠以「死亡邪教」的標籤。1979年2月的調查顯示98%的美國人對這場悲劇有所耳聞。[19]:289喬治·蓋洛普稱「事實上，幾乎沒有幾個事件在蓋洛普民意測驗的整個歷史上如同這個事件一般，在美國民眾中如此地廣為人知。」[19]:289
共計908位死亡者，而教主之子則不在現場活了下來。
- Larry Layton - 槍手。
- Tim Reiterman 記者，槍戰中逃亡。
- Vernon Gosney 槍戰中逃亡。
- Sherwin Harris 黎安的父親，女兒黎安逝世，為岳母所弒。
- Stephan, Jim Jr., and Tim Jones- 為瓊斯的兒子，共三子存活，因當時不在瓊斯鎮。其他瓊斯兒女皆在瓊斯鎮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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