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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大名臣之一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號湘上農人，署名今亮[註 1]，諡文襄，湖南湘陰人，晚清重臣、著名湘軍將領、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外交家、實業家、改革家、詩人。一生親歷了討伐太平天國、洋務運動、陝甘回變、新疆之役等重要中國歷史事件。然在中法戰爭馬尾海戰後，以欽差大臣之名重整湘軍督辦福建、臺灣海疆防務期間，壯志未酬病逝於福州，享壽7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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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棠少時屢試不第，功名止於舉人，在醴陵淥江書院主講二年，轉而遍讀群書，留意水利、農業，鑽研輿地、兵法。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一等輕車都尉，封二等恪靖侯。與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並稱「晚清四大名臣」。
清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生於湖南省湘陰縣東鄉左家棠，父親左觀瀾，母親余氏。左宗棠的父親左觀瀾以教書為業。從小左宗棠跟隨父親耳濡目染，後進入城南書院讀書，受教於湖南大儒賀熙齡，受到其經世致用思想的影響。在求學期間，結識了胡林翼等同窗好友。道光十二年（1832年），20歲的左宗棠參加鄉試，中舉人。同年左宗棠與同鄉富商千金周詒端結婚，入贅周家。
左
1826年（道光六年），左宗棠參加湖南湘陰縣縣試，得到第一名。[1]:411827年（道光七年），左宗棠參加長沙府試，得到第二名。[1]:41
1829年（道光九年）。18歲的左宗棠開始閱讀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齊召南的《水道提綱》，精研大清歷史、地理（包括水利）、軍事、經濟，並且做了腳註和筆記，當時的八股文學子對他「莫不竊笑，以為無所用之」。[1]:41
1830年（道光十年），時任江蘇布政使的賀長齡因為丁憂而回到長沙府，他曾請魏源編輯了清朝開國到道光的社會現實和經世致用的論文書《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左宗棠前去賀長齡家請教，賀長齡「以國士見待」，家中藏書任其借閱，每次左宗棠去他家借書，賀長齡親自登樓梯取書，並且不以為煩，每次左宗棠還書，賀長齡詢問左宗棠心得體會「互相考訂，孜孜齗齗，無稍厭倦」，賀長齡勸告左宗棠「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1]:41
1831年（道光十一年），左宗棠進入南宋張浚、張拭開辦的長沙城南書院讀書，教書的人是賀長齡的弟弟賀熙齡，賀熙齡教書講究「透以義理、經世之學，不專重制藝、帖括」，左宗棠在這裡認識了羅澤南等人，賀熙齡評價左宗棠說，「左季高少從余游，觀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確然有所得……」[1]:42
1837年（道光十七年），左宗棠應巡撫吳榮光的邀請，到醴陵淥江書院講學，書院有學子60餘人，收入微薄。不久，時任兩江總督的陶澍途徑醴陵，到安化省墓，醴陵縣官吏請左宗棠寫對聯迎接，左宗棠寫下「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陶澍看到對聯極為高興，於是邀請左宗棠相見，「一見目為奇才，縱論古今，為留一宿」，次日，陶澍帶着左宗棠週遊醴陵，成為忘年之交，後來成為兒女親家。[1]:42-43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左宗棠離開安化，來長沙府開館授學，女婿陶桄跟其學習，黃冕的3個兒子、周振的兒子周開錫也跟着左宗棠學習。這年，雲貴總督林則徐因病回福建養病，林則徐的船從洞庭湖到湘江，農曆十一月二十一日到長沙，林則徐派人去湘陰柳莊邀請左宗棠前來，胡林翼擔任貴州安順知府時，胡林翼給林則徐推薦左宗棠，「湘陰左君有異才，品學為湘中士類第一」，當時林則徐聽說後寫信請左宗棠擔任雲貴總督幕府，但是由於左宗棠長兄的遺子辦婚事，同時還要給陶家孩子上課，因此沒有前行，「西望滇池，孤懷悵結」。[1]:45左宗棠接到林則徐手下的邀請後寫了「湖南舉人左宗棠」大紅拜帖，匆匆趕到林則徐在湘江的船上，在過板時，一腳踩空，落入湘江，換完衣服，兩人乘船在嶽麓山下一個僻靜的停泊處喝酒暢談天下大事，一直到第二天清晨。[1]:45左宗棠後來說，「伉談今昔，江風吹浪，柁樓竟夕有聲，與船窗人語互相應答，曙鼓欲嚴，始各別去」。[1]:45這次會見中，林則徐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資料全部給了左宗棠，並說，「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終無成就之日。數年來留心人才，欲將此重任託付」，「東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屬。以吾數年心血，獻給足下，或許將來治疆用得着」。[1]:45臨別時，林則徐寫了一副對聯送給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1]:45
同治陝甘回變是於19世紀清朝同治年間發生在中國西北地區的一場事變。[2]這次戰爭的起因主要是滿清政府偏袒打死兩個「偷竹子」的回民的漢人。激發長久以來回民被滿族官員歧視壓迫的怒火。同治回亂自1862年起直至1873年結束，持續10餘年後才被清廷完全鎮壓。
叛亂在1862年開始，左宗棠在1867年接任陝甘總督前清軍處於劣勢。左宗棠首先派劉松山進攻陝北，1868年十二月，劉松山軍擊敗以陝北為根據地的漢人武裝董福祥軍，董福祥遂率領部眾逾十萬人歸降，劉松山擇其精銳編成清軍三營加強兵力。然後左軍進攻陝西回軍馬正和、白彥虎等部，至1869年五月肅清陝西境內的回軍。陝西回軍向甘肅北路回軍馬化龍部的根據地金積堡撤退。左軍劉松山部等部隊繼續向金積堡進軍，表面上歸順清廷的馬化龍代陝回求和不成，又重新反叛。糧盡援絕的馬化龍最終於1870年十一月向左宗棠投降，於1871年正月被處死。[3]
1871年左宗棠進駐甘肅。1872年四月河州回軍頭目馬占鰲投降，被左宗棠編入清軍。[3]:117-1181872年十月，清軍收復西寧城。[3]:119-120白彥虎與陝回殘軍逃到新疆投靠阿古柏，後來又逃至沙俄並最後死於俄國。1873年九月，甘肅西北部肅州回軍首領馬文祿在堅守肅州城兩年後也接近糧盡，向左宗棠投降。左宗棠在同月處死馬文祿，同治陝甘回變就此告終。
1864年，正值太平天國運動和同治陝甘回變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強趁機而起，出現了割據紛爭，各自為王的混亂局面。
喀什噶爾由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馬木提艾來木占據稱王。不久，柯爾克孜族部落頭目司迪克，聯絡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亂中奪取了喀什噶爾，並稱王，逐馬木提艾來木。
馬木提艾來木致書中亞的浩罕汗國，欲藉助外部勢力驅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親自到浩罕進行聯繫，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後裔請回喀什噶爾，對抗馬木提艾來木。由此引來阿古柏，其於1867年建立「洪福汗國」盤踞新疆。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清廷尚在爭論討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認為「既事關君國，兼涉中外，不能將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師進駐蘭州，準備收復新疆。
左宗棠深思後，採用「緩進速決」的戰略，要打算展開積極而迅速的戰鬥。
「緩進」，就是積極治軍。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時間籌措軍餉，積草屯糧，整頓軍隊，減少冗員，增強軍隊戰鬥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軍，也剔除空額，汰弱留強。他還規定，凡是不願出關西征的，一律給資，遣送回籍，不加勉強。
「速決」，就是考慮國庫空虛，為了緊縮軍費開支，大軍一旦出發，必須速戰速決，力爭在一年半左右獲取全勝儘早收兵。因此，在申報軍費預算時，左宗棠親自做了調查和精微的計算，他從一個軍人，一匹軍馬，每日所需的糧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軍八萬人馬一年半時間所需的用度。然後，再以一百斤糧運輸一百里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運費和消耗。甚至連用毛驢，駱駝馱運，還是用車輛運輸，哪種辦法節省開支也做了比較。經過周密計劃，估算出全部軍費開支共需白銀八百萬兩。為防止意外開支，留有餘地，宗棠向朝廷申報一千萬兩。
當時主管財政的大臣沈葆禎，一見西征軍費的預算報告，金額甚鉅，欲攤派給各省，從地方財政收入里抽調，可是這樣一來則不易一時湊齊，有貽誤戰機之虞。軍機大臣文祥過問，宗棠親自去找皇帝和攝政的西太后陳述利害關係。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國事而自任，只要邊地安寧，朝廷何惜千萬金，可從國庫撥款五百萬，並敕令允其自借外國債五百萬。」
左宗棠同時在蘭州建立「蘭州製造局」（亦稱「甘肅製造局」），為西征軍修造槍炮。為了對付阿古柏軍的洋槍洋炮，並由廣州、浙江調來專家和熟練工人，在蘭州造出大量武器，還仿造了德國的螺絲炮和後膛七響槍，改造了中國的劈山炮和廣東無殼抬槍。
新疆收復後，上海「泰來洋行」的德國技師福克曾在哈密與左宗棠會面，觀看了部隊的演練，見湘軍紀律嚴明，操練得法，軍火槍炮也不落後，於是說：「清軍若與俄國交戰於伊犁，必獲全勝。」當然了這種奉承話只可一聽，甲午戰爭前大部分西方觀察者都認為中國將獲勝。 左宗棠同時又建「甘肅織呢總局」（亦稱「蘭州機器織呢局」），這是中國第一個機器紡織廠。
光緒元年（1875年），朝廷上爭議出兵收復新疆，引起「海防」與「塞防」之爭。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主張放棄塞防，將「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左宗棠則是塞防派，並力表異議，指出西北「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
李鴻章等認為：自從乾隆年間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來，每年都要花費數百萬兩餉銀，這是一個填不滿的無底洞，現在又要竭盡天下的財力去贍養大軍西征，還不如依從英國人提出的條件，允許阿古柏政權獨立，只要他答應稱臣入貢就是了。
左宗棠力駁李鴻章，他認為：如果丟失新疆，則這塊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國勢力，就是被北方的沙俄鯨吞，中國隨即失去西北邊防的關卡要塞和重鎮，使西北邊防無以屏障，到時中國邊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減，反而會大大增加。從全局來看，不戰而丟新疆的後果，對內必將嚴重有損國威，喪失民心；對外也必將助長列強的侵略氣焰，不利於海防。以李鴻章的主張乃是誤國，絕不可行。
當時的軍機大臣文祥為左宗棠所說服，全力支持之：「老臣以為宗棠之言深謀遠慮，上承先皇高宗之遺志，下惠子孫萬代，請陛下決策。」於是慈禧太后下詔授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全權節制三軍，以將軍金順為副帥，擇機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戰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迪化」。如果迪化城克服，「我威維揚」，再大興屯田以保證長期後勤供應，安撫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穩然不可犯矣。烏城形勢既固，然後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
在戰術上，左宗棠分析：「俄雖國大兵強，難與角力，然苟相安無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勢禁皆窮，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炮，統以能將，豈必不能轉弱為強，至此勞師襲遠之寇乎？」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迪化。」左宗棠事先命西征軍前鋒部隊統帥張曜，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穀。1876年一年就收穫糧食五千一百六十餘石，基本上可以解決該部半年軍糧所需。
為運輸軍糧，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條路線：一是從甘肅河西採購軍糧，出嘉峪關，過玉門，運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頭、歸化經蒙古草原運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從寧夏經蒙古草原運至巴里坤。
到1876年4月出兵時，左宗棠指揮的西征軍有劉錦棠所部湘軍25個營，張曜所部14個營和徐占彪所部蜀軍5個營，包括原在新疆各個據點的清軍，共有馬、步、炮軍150餘營，兵力總數近八萬人。但真正開往前線作戰的只有五十餘營，二萬多人。
因行軍其間要經過著名的莫賀延磧大沙漠，流沙數百里。糧草可以馬馱車載，長途運輸，「惟水泉缺乏，雖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騎一日之需，非分期續進不可」。大部隊行軍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人畜飲水難以解決，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進。左宗棠坐鎮肅州（今酒泉），命劉錦棠、金順分兵兩路，先後率師出關。他把大軍分作千人一隊，隔日進發一隊，劉錦棠走北路，金順走南路，到哈密會齊。劉錦棠率領西征軍主力自肅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約1,700里，很順利地進入哈密。部隊各營到達哈密後，把從肅州等地陸續運往哈密的軍糧再輾轉搬運，翻過東天山九曲險道，分運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劉錦棠的前鋒部隊，已占據了距離迪化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濟木薩（今吉木薩爾縣）。
5月，兩路會合。9月，首先攻下迪化。阿古柏部隊二號首領白彥虎逃到托克遜。又攻克瑪納斯城，從而北路蕩平。接着集結兵力轉攻南路。第二年3月，又先後收復達板城和托克遜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兒子駐守庫爾勒為其墊後。不久，左宗棠軍又收復吐魯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門戶打開，自知大勢已去，乃服毒自殺（一說被毒殺）。阿古柏的長子胡里為爭權奪位殺死其弟，率領殘部逃往喀什。白彥虎率領餘眾逃竄到開都河一帶。
這時，李鴻章等海防派，又運作朝廷，發出敕令：「廷臣聚議，西征耗費巨款，今烏城、吐魯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罷大不以為然，於是又上疏抗旨，據理力爭。慈禧太后看罷他的奏章，被說服，於是才繼續新疆收復戰。
此時，沙俄又和土耳其發生戰爭，金順建議乘虛襲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認為師出無名，反遭其謗，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軍從正道向西挺進，先收復南疆東四城：焉耆、庫車、阿克蘇、烏什；接着收復西四城：喀什、英吉沙、葉爾羌與和田。阿古柏的長子胡里與白彥虎逃往俄國。至此，這場由英、俄兩國支持的阿古柏之亂乃告平息。見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魯特（今柯爾克孜族）十四個部落，也爭相內附。
僅一年多時間，左宗棠就指揮西征軍，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領土。事畢，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慈禧太后後嘉其功，詔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於大小村鎮建立左公祠，燒香禮拜。
左宗棠於光緒四年（1878年）正月上書朝廷，力陳在新疆設省的主張。並建議朝廷派員與俄國會談歸還伊犁，引渡胡里、白彥虎等事宜。朝廷採納了他的意見，派遣崇厚為全權大臣出使俄國進行談判。
1871年，俄國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機，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遠歸俄國管轄」，但沙俄當時比較虛弱，已在爭奪克里米亞的俄土戰爭中大敗，其駐華公使不得不在照會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說些外交辭令，稱占領伊犁是為了「安定邊疆秩序」，「只因回亂未靖，代為收復，權宜派兵駐守，俟關內外肅清，迪化、瑪納斯各城克服之後，當即交還」。但不料清軍果真收復了迪化、瑪納斯等城，被落了口實。左宗棠利用這個口實，強調俄方有歸還許諾在先，所以要先通過外交途徑和平解決伊犁問題。
沙俄表示，在獲得中國在通商、割地、賠款和再次調整天山以北邊界等方面做出讓步後，才能交還伊犁。沙俄一邊談判，一邊白彥虎和伯克胡里不斷武裝侵擾中國邊境。沙俄稱，如不滿足要求，「就宣布條約被撕毀，不交還伊犁」。而後，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劃界、賠款」三項要求的《里瓦幾亞條約》上簽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與俄人談判，沙皇包藏禍心，我今索還失地，方要我賠償軍費，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爭戰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圖訛詐。伊犁乃我國之領土，俄軍乘虛入侵，蹂躪我邊民，掠取我財物。我今索還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賠償軍費，如此強盜行徑，乃國際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劃定兩國邊界為名，行掠奪土地之實，雙方並未陳戰，一彈未發，我朝公然割地與人，此乃外交所不許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謂通商，其商人志在謀利，其政府意在廣設領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虛實，此種通商，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為如今之計，當先禮而後兵。我朝可更換使臣，與俄方重開談判。如沙皇一意孤行，應訴諸於武力。臣雖不才，願當此任。」攝政的西太后被說服，於是治崇厚罪，派曾紀澤出使俄國，重議條約。
左宗棠稱：「壯士長歌，不復以出塞為苦也，老懷益壯。」自願請行率軍屯哈密，為曾紀澤做後盾。然後，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進。命金順部出精河為西路；命張曜部駐特克斯河畔為中路：命劉錦棠部出布魯特游牧地為西路；左宗棠坐鎮哈密親領後路聲援，號稱王師四萬，對中俄談判的中方代表是一個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時，左宗棠將其棺材從肅州運到哈密，藉以表示收復伊犁血戰到底的決心。
這一舉動，令沙俄聞訊火速增兵堅守伊犁，並派出艦隊游弋在海上，中國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遼寧）、山東先後警報，都處於戒備狀態。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個月，為了減輕從內地長途調運軍糧的困難，改善天山運道，修築盤曲山路；籌集糧秣，發動軍民屯田墾荒，興修水利，增糧積穀。並在哈密大本營加緊訓練，提高部隊戰鬥力。
當時沙俄剛剛結束俄土戰爭，大傷元氣，而且沙俄還認為戰爭縱獲勝將得不償失[4]以及擔心打敗清國將導致清政府垮台而引發不可預料的反應，[5]在談判桌上終於讓步。1881年2月24日，曾紀澤與俄方代表訂立了《中俄伊犁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沙俄歸還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爾果斯河以西之領土，中國賠償俄國兵費九百萬盧布（折合白銀五百餘萬兩）；俄商在中國新疆各城貿易，暫不納稅，對於伊犁居民，規定「願仍居原處為中國民，或願遷居俄國入俄籍者，均聽所便」。
雖然這一條約被中國認為是不平等條約，但曾紀澤確實也盡了最大的努力，中國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帶地方。左宗棠對這一條約表示滿意，說「中俄和議，伊犁全還，界務無損。領事只設嘉峪關、吐魯番兩處，此外均作罷論，則商務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還，松花江不許俄船來往」，而對曾紀澤也讚揚道：「劼剛此行，於時局大有裨益，中外傾心，差強人意也」。
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請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復伊始和西征大軍未撤之威，不失時機地建省設縣。這樣順應民心，有利於百廢待舉，恢復元氣，實行切實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懇切陳詞說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時任新疆巡撫的劉錦棠，制訂了建省的具體方案。省會設於迪化（今烏魯木齊市），下設鎮迪道、伊塔道、阿克蘇道、喀什噶爾道及以下設府、廳、州、縣。伊犁仍設將軍府，但不再統帥全疆的軍政事務，政治中心移至迪化。1884年11月16日，戶部奏請添設新疆巡撫、布政使各一人，除劉錦棠任巡撫外，又調甘肅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從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爭，以及對塞防、海防政策之歧見，與長久相識的李鴻章素來不睦，甚至勢同水火。在是否收復新疆的問題上，兩人意見就完全相反。
1884年6月，左宗棠入北京任軍機大臣。時值中法戰爭，法軍孤拔於8月在馬尾海戰全殲駐紮福建馬尾的南洋水師，戰局對中國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閩海軍務，挽救戰局，並以新疆的前車之鑑，力諫台灣建省。
1885年3月（農曆正月），黑旗軍[註 2]和恪靖定邊軍先在鎮南關得勝，然後以一千多人死亡的代價擊退法軍，奪取了諒山。此事導致法國茹費里內閣垮台。法國引為奇恥大辱，向越南法軍撥款五千萬法郎[6]以表明絕不退讓。中國方面精疲力盡，劉永福部「所存不過五百人，多方募集不過千人，攻守兩難，進退失據」[7]，同時在赫德的周旋下中法一直在進行密談，而朝鮮的甲申政變使得中國更欲快速從越南抽身。最終雙方在同年6月9日（農曆四月廿七日）簽訂《中法新約》，主要內容就是確認了1884年法國和越南簽訂的《第二次順化條約》，其中否定了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改由法國全權管理越南。
左宗棠對李鴻章簽訂條約完全不能理解，對當時主和的李鴻章作出以下批評：「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李的親信潘鼎新、劉銘傳等陷害攻擊「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註 3]，並誣告台灣道道員劉璈，彈劾誣告劉璈十八款，使他們失去兵權並喪命[8]。
左宗棠上書朝廷為屬下鳴冤叫屈，但自己卻在一個月後的七月廿七日（陽曆9月5日）病逝福州。左宗棠系的湘軍人馬自此一蹶不振，而李鴻章的淮軍在派系鬥爭中壓倒湘軍，控制了清廷軍事大權，一直到北洋軍，都是清廷的主要軍事力量。
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的學者對左宗棠的評價各有不同，沒有統一意見；20世紀80年代之後意見逐漸統一[9]，越來越多的史學家認為左宗棠是晚清的偉大人物，為民族存亡和中國的近代化作出巨大貢獻，是一個有重大歷史影響力的偉大人物。[10][11]
胡林翼曾極力稱讚說左氏「橫覽九州，更無才出其右者」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在1870年代、1880年代力排李鴻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議，抬棺西行，收復新疆。史謂「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則以王道行之。」
翰林院侍讀學士潘祖蔭向咸豐帝的一道奏疏中評價左宗棠說：「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12]
梁啓超評論左宗棠是「五百年以來的第一偉人。」
清朝人在著作中評價左宗棠說：「左文襄佐駱文忠，僅一幕職而得行其志，似愈於曾文正之為相；奉命出征，發謀出慮，朝廷亦從不牽制，此老一生際遇，文正不如也。」[13]
1983年8月，王震曾對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說：「史學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對左宗棠做出了正確，客觀的評價。這對海內外影響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左公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後人發揚的。」「解放初，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公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我還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阿古柏是從新疆外部打進來的，其實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帶兵出關，消滅阿古柏、白彥虎，收復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這是抗禦外侮，是值得讚揚的。」「辦洋務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愛國的，有些是賣國的。像曾國藩、李鴻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並論。曾國藩、李鴻章是喪權辱國的，左公在福建辦船政局，在甘肅辦織呢廠，在新疆的屯田，客觀上還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過，收復新疆的功勞不可泯滅。」[9]
不過另一方面，左宗棠以鐵腕手段嚴厲鎮壓回民暴動，甚至對叛軍手下進行報復性屠殺[14]，因此當時回民直斥其為「左屠夫」。[9][15]
左宗棠年輕時自比為諸葛亮（孔明），常以「今亮」、「小亮」、「老亮」等自稱，還在燈籠上題上「老亮」兩個大字，後聽聞林壽圖以諸葛亮之「諸」（意指「多」，係當代太多人隨意以諸葛亮自比）來諷刺他，之後便不再以孔明自喻了。[16]嘗跟胡林翼說，希望自諡為「忠介先生」，心願就滿了。[17]左宗棠自知有「氣質粗駁」的缺點，便以「寡言，養靜二條實下功夫，強勉用力」。
左宗棠與一位高官聊天，正提到一樁涉及一名68歲的老人的刑部官司，左宗棠說：「此人年歲無多，犯不著再糾結官司了罷。」希望能夠對老人網開一面，這位高官卻開起玩笑來：「您遠征天下，殺人如麻，或許也殺過這麼老的人啊！」左宗棠拍桌大罵：「你把我當成甚麼人？戰場上我殺人無數，可從來不殺傷兵、老人，就算是老人犯死罪的，我都還放過他。」說完，拂袖而去。[來源請求]
左宗棠擔任兩江總督時，當年主考官來到他手下任職。當年落榜的左宗棠記恨不已，將主考官叫來，自己將應試文章背出來。每背一段，便惡狠狠地問主考官：「這篇文章哪裏不好了？像左老三（左宗棠在家中排行第三，人稱「左老三」）這樣有才的人，你都不錄取為門生，想錄取甚麼人？」又叫來左右：「他曾經在河南當過官，你們去河南，調查他幹過甚麼壞事？」該主考官有自知之明，稱病辭官[18]。
左宗棠僅有舉人功名（後破格御賜「進士」），在駱秉章處為幕友時，總兵樊燮來訪，樊認為左宗棠只是幕友，故拒絕行禮：「吾二品總兵，與汝四品幕僚請安？豈有此理？」左自認為駱秉章的代表人，相當有氣焰，對輕慢於他的樊燮非常不悅，大罵「王八蛋，滾出去！」[19]，樊燮氣極而向咸豐帝彈劾，卻因潘祖蔭等人支持左宗棠，樊燮反而被朝廷罷黜。左宗棠也因此離開了駱秉章處，推薦劉蓉代替自己。
樊燮大怒：「伊區區孝廉爾，可氣燄如此！」返鄉後，在先人牌位旁邊，寫下「王八蛋滾出去」六個字之木牌，名為「洗辱牌」。並聘請名師教導其兩子，要求兩子在超越只有舉人功名的左宗棠，為父報復。且命令兩子有所成就前須身穿女裝，以作激勵：「考秀才進學，脫外女服；中舉人，脫內女服；中進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無罪。」後樊次子樊增祥高中光緒三年（1877年）丁丑科進士，焚燒洗辱牌以告慰當時已作古的樊燮，已有後人在功名上壓倒左宗棠。
由於錢莊大亨胡雪巖支持左宗棠，李鴻章在1883年趁胡雪巖囤積大量生絲滯銷之機，命上海道員邵友濂故意拖延胡雪巖的餉款二十日[20]，胡雪巖缺乏現金，無奈之下從自己的錢莊調現銀五千萬兩周轉。消息傳出，一時市面大傳，胡雪岩積囤生絲，大賠血本，並挪用錢莊的存款，故杭州府存戶開始擠兌[21]，於是胡氏杭州的「泰來錢莊」倒閉，接連各地皆發生擠兌風潮。童元松評論說：「1883年爆發的金融風潮是19世紀中國影響最大的一次，是由胡光墉囤積生絲投機失敗引起的。」[22]1883年12月3日，京師阜康分號關閉。接著，鎮江、寧波、杭州、福州、金陵、漢口、長沙等分號亦相繼倒閉，至於破產[23]。
左宗棠兩次率部西征，一路進軍，一路修橋築路，沿途種植榆楊柳樹。不出幾年工夫，從蘭州到肅州，從河西到哈密，從吐魯番到烏魯木齊，凡湘軍所到之處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連綿不斷，枝拂雲霄，這就是被後人所稱的「左公柳」。清代詩人蕭雄有一首名詩，專為詠頌「左公柳」而作：
十尺齊松萬里山，連雲攢簇亂峰間。
應同笛里迎亭柳，齊唱春風度玉關。
左宗棠的同鄉及幕僚楊昌濬，應邀西行，見道旁柳樹成林，也有七絕一首：
上相籌邊未肯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渡玉關。
民間相傳左宗棠下圍棋的趣事。
左宗棠圍棋棋藝高超，少有敵手，有次他在官邸附近，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個老人擺棋陣，並且在招牌上寫著：「天下國手」。左宗棠覺得老人太過狂妄，立刻前去挑戰，沒想到老人不堪一擊，連連敗北，左宗棠洋洋得意，命家丁將那塊招牌拆掉，但並未跟老人吐露身分。當左宗棠從新疆平亂回來，見老人居然還又懸掛起了那牌子，於是生氣，要拆那牌子。老人說：「先試試君藝何如？」左只好跟老人下棋，但是這次竟然三戰三敗，被打得落花流水。左回家睡了一夜，第二天再去，仍然敗北，他很驚訝老人為什麼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棋藝進步如此快速？老人笑著回答：「你雖然微服出巡，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左公，而且即將出征，所以讓你贏，好使你有信心立大功，如今已凱旋，我就不必客氣了。」左不相信，又逼迫老人對弈了好幾盤，都輸了。左說：「我下棋的功夫真的不如他，只是嘴巴自以為厲害而已」，心服口服，賞賜給老人許多銀兩。[24][25]
相傳左宗棠為總督時，曾召集官吏飲宴，只有一個李姓同知是孝廉（舉人），其他人都是進士。左宗棠自己也只有舉人功名，於是打算自嘲嘲人：「李司馬，孝廉功名足乎，何不取進士？」李姓同知回答：「孝廉最好。」左笑說：「諂也。余亦孝廉。」李曰：「非也。如中進士，高者為翰林，日日小楷如蠅。低者作縣令，夜夜記帳秤銀。作舉人，每三年到燕京遊賞一番，如蘇文定公恢弘其志氣，再不濟，燕都多平康之遊，如蘇三之佳偶矣，取蘇三猶勝取進士。」左宗棠大笑：「若此，君何必為同知？無須寫字秤銀乎？」，李同知回答：「不為同知，豈能在公之座上乎？」左宗棠又大笑，而後推舉李同知，升為知府。[24]
左宗棠為兩江總督時，常用將領等級的高階軍官當副官。一次命一位「材官」（副官的俗稱）親手送信給江寧布政使（藩臺，從二品），「材官」送信時，坐到這位藩臺大人的炕上，與藩臺「侃侃而談」。第二天藩臺面見左宗棠，也向左抱怨材官無禮。左宗棠當場把那位「材官」叫過來罵了一番，說，我的炕「由爾睡，由爾坐」，藩臺大人的炕，你怎可以隨便坐呢？藩臺大驚，因為左宗棠表面上在罵材官，事實上在罵藩臺，連總督的炕都可以隨便坐，藩臺的炕又如何呢？藩臺於是去詢問旁邊的巡撫，才得知，這個「材官」官居「一品提督」頭銜，而且身受黃馬褂、當過總兵，比二品的藩臺還大。還有另一位藩臺去見左宗棠，發現轅門的戈什哈（衛兵）都坐著，沒人向他行禮，所以很生氣，向左宗棠告了一狀。左宗棠於是下令，等會藩臺出來時，所有衛兵「站隊恭送，贖先倨之罪」。藩臺仔細一瞧，這些衛兵都是「紅頂花翎」，全是二品以上軍官，使他嚇得魂飛魄散。[註 4][26]
| 左宗棠家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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