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費理[1]（法語：Jules Ferry，全稱：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1832年4月5日—1893年3月17日），法國共和派政治家，曾兩次出任法國總理，任內推動政教分離，殖民擴張，教育世俗化。[2]
早期生涯
1832年4月5日，朱爾·弗朗索瓦·卡米耶·費里出生在孚日聖迪耶一個於1718年因經營鑄鐘業而定居於此，後於1794年改營瓦窖的天主教家族。其父親查理-愛德華·費里（Charles-Édouard Ferry）是一名律師，也是當地市長弗朗索瓦-約瑟夫·費里（François-Joseph Ferry）之子；其母親為阿黛爾·賈梅萊特（Adèle Jamelet）。他是這個家庭的第二子，另有一個弟弟查理·費里（1834-1909）和一個姐姐阿黛爾·費里（1826-1871）。
1846年其全家遷至斯特拉斯堡，1850年又遷到了巴黎。他開始在巴黎法學院修讀法律，並於1854年同父親般取得律師資格；不過，他很快放棄了律師道路而選擇踏入政壇，曾為多份報紙（主要是Le Temps）撰寫文章。[3]他用極其激烈的語言，批評第二帝國，攻擊政敵，尤其因1868年一系列譏謔塞納省省長奧斯曼男爵在奧斯曼工程中不透明資金管理的文章而得名，後來茹費理把他對奧斯曼男爵的批評集結出版，名為《奧斯曼的奇幻賬目》（ Les Comptes fantastiques d』Haussmann）。[3]他同時也是堅定的共和黨人，抗議拿破崙二世的帝國政體。1869年5月，他在巴黎當選為共和派國會議員，抗議政府向德國宣戰（普法戰爭）。1870年9月4日，茹費理成為當日成立的國防政府（Gouvernement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的一員；1870年10月15日，國防政府任命茹費理為巴黎市長，他因此擔起了在普軍圍城期間（巴黎圍城戰）管理巴黎和軍需補給的工作。卡爾·馬克思稱他利用該職發了大財。[4] 。1871年3月17日巴黎公社建立後，政見不同的茹費理被迫逃離巴黎，但名義上仍保留了巴黎市長的職務到6月5日。1872年，他接受總理阿道夫·梯也爾的任命，到希臘雅典擔任外交官員。不過，茹費理在次年就回到了孚日省參選國會議員，他最終成功當選議員，回到議會，成為了共和派的領袖之一。1879年2月4日，以威廉·亨利·沃丁頓（William Henry Waddington）為首的共和派上台執政（這是第三共和國建立以後，共和派首次執政）。茹費理接受了沃丁頓的邀請，加入了內閣，先後擔任過教育部長和外交部長。他曾兩次以機會主義共和派（Républicains opportunistes，又稱溫和共和派）領袖的身份，出任總理。茹費理是共濟會阿爾薩斯-洛林分會會員。[5]
總理生涯
茹費理在擔任總理期間，在國內進行教育世俗化，在國外進行殖民擴張。首先，他消除了神職人員在大學的影響力，然後，他又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茹費理還重整了公共教育委員會，提出改變大學管理章程的法案。但是，議會否決了這個法案，因為法案的第七條，取消了未獲政府認可的教派的辦學權利，遭到了不少議會代表的反對。不過，他後來提出的費里法，則獲得了議會支持，順利通過，建立了免費、世俗的強迫性小學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茹費理在執政期間，大力支持「共和國的黑色驃騎兵」（hussards noirs de la République），亦即大學教授，令教授數量成倍增長。
他定法語為教學語言，使得一些方言瀕近滅絕，遭到後人批評。不過，茹費理的決定，也團結了法國各地人民，穩固了法國民族國家的地位。[6]
茹費理在普法戰爭結束後，提出了建立法蘭西殖民帝國，以獲取原材料，發展本土工業的計劃。他在眾議院（Chambre des députés）發表演說時，曾宣稱「統治低劣民族是優越民族的權利，因為他們肩負責任。他們肩負教化低劣民族的責任。」[7]他也曾經這樣說過：「優越民族征服低劣民族，並不是為了享樂，也不是為了壓榨他們，而是為了教化他們，提高他們的文明水平。」[8]茹費理主持了法屬突尼斯保護國的建立工作，還為馬達加斯加併入法國作了準備工作，同時間，派出探險隊，到剛果和尼日爾進行勘探工作。最後，他還組織了法軍攻占安南和東京，建立法屬印度支那殖民地。
法國在印度支那進行殖民擴張，引起了擁有安南和東京宗主權的清廷不滿，最終引發了中法戰爭。法軍在戰爭期間，突然撤離諒山，使得輿論一片譁然。茹費理因此遭到了喬治·克列孟梭等激進派猛烈批評，最終在1885年3月30日引咎辭職，史稱東京事件（Affaire du Tonkin）。雖然法國最終取得了勝利，迫使清廷簽署和約，放棄宗主權，但是茹費理還是因此無法再次出任總理。
恢復君主制的呼聲在第三共和國時期仍然高漲。茹費理身為一個堅定的共和主義者，出任總理後在很大範圍內開展了一場清洗君主主義者的行動，免去了不少身居高位的法官、軍官、公務員和外交官的職務。
在第三共和國歷任總理中，茹費理的任期第二長，僅次於他的政敵克列孟梭，可見他的地位十分之高。和後來的總理約瑟夫·卡約一樣，茹費理並不主張和德國正面對抗。當時，大部分中、右翼政治家都認為，自己有一個神聖責任，亦即領導法國擊敗德國，收復阿爾薩斯-洛林，一雪前恥。和他們不同的是，茹費理認為德國力量太大，單憑法國難以擊敗德國，和德國合作，避免挑起事端才是更加明智的選擇。不過，這個政策並不受人歡迎。
俾斯麥擔心法國會發動復仇戰爭。他認為，法國雖然脆弱，但是德國也不應該在戰勝法國後索要太多利益。俾斯麥只想逼迫法國賠款十億法郎，暫時性削弱法國。不過，阿爾布雷希特·馮·羅恩和赫爾穆特·馮·毛奇（在背後支持他們的是威廉一世）並不同意他的想法，主張逼迫法國割讓阿爾薩斯-洛林兩省。俾斯麥使出渾身解數，也阻止不了兩人。他在戰後感到，取得兩省會帶來負面影響。
俾斯麥在19世紀70年代、80年代還能通過各種手段，緩住法國人，但是，隨着德國的同盟國（奧地利、俄羅斯、意大利）之間的問題逐漸浮現，他感到法國終有一日會利用這一問題，反對德國。茹費理上台後，不但沒有鼓吹收復失地，反而把橄欖枝遞向俾斯麥，令德國暫時走出困局，不再需要在奧地利或俄羅斯、奧地利或意大利之間作出選擇。俾斯麥因此贊成茹費理進行殖民擴張，更沒有和法國進行擴張海外領土的競賽，只建立了幾個小型殖民地，以滿足國內帝國主義者的要求。他認為德國和法國都有一個對手，那就是英國，他希望兩國以此為契機，聯手對抗英國，建立兩大西歐國家的聯盟。法國後來的確和英國發生了衝突（法紹達事件），不過那時俾斯麥和茹費理已經逝世了，兩國的友誼也早已結束了。法紹達事件結束後，英國和法國消除了對對方的敵意，劃定各自範圍，為建立英法同盟立下了基石。
晚期生涯
他辭職後，仍然是一個有影響力的溫和共和派。1887年，總統儒勒·格雷維辭職，茹費理有望接替他成為總統，但是，他最終因為缺乏激進派支持而放棄參選總統，改為支持另一候選人，薩迪·卡諾，卡諾最終成功當選為第5任法國總統。1889年，他挫敗了由喬治·恩斯特·布蘭格發起的政變。
1887年12月10日，一個名為奧貝坦（Aubertin）的男子行刺茹費理，茹費理雖然沒有當場死亡，不過最終還是在1893年3月17日，因為傷口引起的併發症病死。[3]眾議院在他死後通過了法案，為他舉行了國葬。
參見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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