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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城，漢朝初以接受匈奴貴族投降而建。唐朝又新修築三受降城。
漢及三受降城皆築於北緯40度線以北的河套北岸及漠南草原。[1]
唐朝時亦單稱河外三城，因後突厥汗國的興起而由朔方節度使張仁願修築，成為陰山沿線黃河外側駐防城群體。又與豐安軍、定遠軍統稱為河外五城。
漢受降城位於秦漢長城以北，大致在朔方郡高闕關（今內蒙古烏拉特中旗石蘭計的狼山山口）西北的漠南草原地帶，於前105年為接受匈奴左大都尉投降而築，是自西漢以來在文獻所載的受降城中，唯一一座真正為接受敵人投降而建的受降城，也是距離最遠的一座。北魏時稱比干城，在北魏與柔然汗國的邊界上，448年拓跋晃隨其父北魏太武帝討伐柔然，至漢受降城，不見柔然人，積糧於城內，置兵戍而班師。[2][3]
漢受降城為公孫敖所築，前105年烏維單于死，其子兒單于繼位，其年冬匈奴遇大雪，牲畜多饑寒死，時匈奴部眾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兒單于詹師廬以降漢朝，遺使廠求派兵接應。漢朝遣公孫敖在塞外築受降城，駐兵以接應左大都尉。前103年，漢朝遣趙破奴率2萬餘騎兵出朔方郡，至浚稽山（今蒙古國南戈壁省內）接迎左大都尉而班師。不料事泄，左大都尉為兒單于所殺，遂發左方兵攻漢朝接應兵。趙破奴反擊勝利而向南退兵，至距受降城不遠的地方，為8萬匈奴騎兵所困，在出營尋找水源時被俘，其軍恐返回後被處置，遂沒於匈奴。兒單于欲乘勝攻漢受降城，蓋因城堅固不能下，乃入漢朝邊境擄掠而歸。[2][4]
漢受降城因築於塞外，形成一座孤城，時而為漢匈二方所占有，前81年壺衍鞮單于恐漢朝襲擊，遺9千騎兵屯受降城以備漢。不久為漢朝所占有，如前71年漢朝五路攻匈奴，田廣明率4萬騎兵出西河郡（今內蒙古鄂爾多斯東南），至受降城時恰好遇上受降都尉的葬禮。又前51年漢朝所擁護的呼韓邪單于自清居於漢外長城光祿塞附近，一旦有事退保漢受降城。漢朝遺董忠和韓昌率1.6萬騎兵送呼韓邪單于出塞，並留衛單于，幫助平定內亂。隨着郅支單于的西遷，以呼韓邪單于為首的匈奴集團，乃率部重歸單于庭，匈奴內患遂定。此後至烏珠留若鞮單于，匈奴世代向漢朝稱臣，漢朝北疆無戰事。[2][4]
681年阿史那伏念和阿史那溫傅起兵叛唐不利遭鎮壓，唐朝遂斬以二人為首的54名叛唐要員於京師。682年其餘部退保黑沙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西北），繼續復國活動，並頻繁襲擾河東和河北等地區，至687年才開始撤出漠南向北延伸，隨着後突厥汗國的鞏固，自694年起開始南下犯邊。時武氏與李氏舊黨之爭踴躍，唐朝採取先安內攘外政策，奉行退讓放任的應對方針，加之不久後契丹和突騎施的起事，及和吐蕃爭奪安西四鎮，陷入四面作戰的困境。685年同羅及仆固等鐵勒諸部於漠北（今蒙古國）起兵響應阿史那氏，唐朝遺劉敬同發騎兵出居延海前往平叛，並於688年將安北都護府自漠北向南遷至同城守捉（今內蒙古阿拉善右旗）。[5][6][7]
唐中宗景龍二年（708年），乘默啜可汗西征突騎施時，朔方軍行軍道大總管張仁願於陰山以南、黃河以北築三受降城，耗時2個月，並於牛頭朝那山（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西北）以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711年解琬又奏請裁減三受降城戍兵10萬人。儘管營建三受降城之提議初遭唐休璟反對，但在張仁願的反覆堅持下，唐朝乃在此築三受降城。此後一直隸屬於朔方節度使，為河外五城中的三座。
716年默啜遭鄰於靺鞨的拔曳固部眾所殺，毗伽可汗繼位，並開始對唐朝改善關係，此後頻繁的戰事才停止。直到840年回鶻汗國亡時，一直未能對唐朝造成較大威脅[8][9][7]，但突厥的屢次崛起以及區域叛亂使得三受降城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三受降城雖冠以「受降」之名，但卻不是為了接受突厥貴族投降而建的，而是外駐防城群體，與周邊軍鎮、州形成中晚唐時期河套內外的防禦體系，與三受降城與豐安軍、定遠軍組成陰山-賀蘭山一線的嚴密防線，每城相距約180里，被稱為河外五城。帶有突出的軍事駐防性質，同時兼具多種其他功能，如軍政中心，交通樞紐和經濟中心。
唐朝在三受降城及其周圍地區組織墾田，部分地解決了當地駐軍的軍糧供應和經費開支。自築成後，又先後為安北都護府、單于都護府、天德軍、振武軍等重要軍事機構的治所。唐朝立國之初主張不修築長城，因此大規模構築長城的活動並沒有出現，在中國歷史上實為罕見。相對而言，三受降城的規模要小得多，且所費人物財力不可同與秦、漢、北魏、北齊、北周、隋、金、西夏和明長城相比，又對懸遠人煙稀少的邊僵防禦起到了積極作用。[8][9][10]
西受降城，簡稱西城，位於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內，796年後分隸屬於天德軍。西城坐落在今內蒙古石蘭計狼山山口南，黃河北岸渡口，控扼南北交通要衝，在三受降城中軍事地位至為重要。建城伊始，安北都護府就自河西走廊的西安城（今甘肅民樂西北）遷入此城至721年為止，安史之亂之時，又隨天德軍都防禦使被遷移至西城。727年起唐朝在西城設有互市之所，唐朝與突厥在此進行絹馬交易。713年因西城南臨烏加河，長期受河水沖刷而損壞；722年張說遂棄舊城，在其東側另築新城，張說督造的新西城，沿用至813年，後其西南城邊再度遭黃河側蝕而崩毀，唐朝將天德軍治所遷移至天德軍舊城。此後，西受降城的大城雖毀，小城仍好，留有駐軍並未廢棄。駐有兵7千馬1.7千，安史之亂後有所略減。[8][11]
中受降城，簡稱中城，位於今內蒙古包頭市內，796年後分隸屬于振武軍，814年轉隸於天德軍。中城築城之前，此地原有一座拂雲堆神祠，南為黃河渡口金津，默啜可汗時突厥將領入寇，必先詣祠祭醉求福，牧馬料兵後渡黃河。張仁願築三受降城時，以拂雲堆神祠為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4百餘里，遙相應接。從722年至749年為止，中城為安北都護府的治所。駐有兵6千馬2千，安史之亂後有所略減。[8][11]
東受降城，簡稱東城，位於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內，796年後分隸屬于振武軍。東受降城構建告竣後，張仁願便於此置振武軍，至745年振武軍被王忠嗣遷離。719年唐朝將單于都護府轉隸於東城，次年又復置單于都護府。812年東城為黃河所毀，振武軍節度使李光進上表修城兼理河防。825年振武軍節度使張惟清將東城城址向北遷移，離開黃河，在綏遠烽南側構建新東城。841年至846年間在新東受降城西側，增建一道月城，以保護飲用水源。駐有兵7千馬1.7千，安史之亂後有所略減。[8][11]
受降城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重要邊塞意象之一，唐朝以來，尤為詩人喜愛。以受降城為題材的詩歌包括，江總《關山月》、聶夷中《古胡無人行》、周朴《塞上行》、竇弁《送劉公達判官赴天德軍》、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劉滄《邊思》、敖英《塞上曲》等。由於詩歌本身的含蓄多意性，負面影響不可小覷。[1]
迄今為止，讀者對詩歌特定話語的認讀一直存在誤解，不僅見於專業學者的研究文章，亦出現在一些大型工具書中：[1]
- 《漢語大詞典》：「受降城，城名，漢唐築以接受敵人投降，故名。漢故城在今內蒙古烏拉特旗北，唐築有三城，中城在朔州，西城在靈州，東城在勝州。」
-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漢受降城在今綏遠境內烏喇特旗北，即漢九原北塞外，唐受降城有三，中城在朔州，西城在靈州，東城在勝州。」
- 《唐詩選》：「唐時受降城有中、東、西三城，這裡指在靈州（今寧夏靈武）的西受降城。」
- 《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武后時張仁願築東、西、中三座受降城，中受降城即漢五原郡，唐時設安北大都護府於其地。作者另有《鹽州過胡兒飲馬泉》。鹽州也就是五原，可知，此詩所說乃是中受降城。」
- 《新選唐詩三百首》：「受降城，據《舊唐書·張仁願傳》：中城在朔州，西城在靈州，東城在勝州。《括地誌》云：回樂峰在山西大同府西，隋榆林縣地，唐故東勝州。據此，詩人登的是東受降城。」
除了漢受降城及三受降城，唐朝時靈州（今寧夏吳忠西北古城鎮）亦有「受降城」之別名；647年唐太宗曾在朔方節度使治所靈州大會鐵勒諸部，被尊為天可汗，並設置六府七州，故靈州雖亦有受降城之稱，但未專門因此重新築城。天寶二年後，朔方節度使管轄三受降城。至宋元時期，靈州受降城之別名尚存。[1]
漢受降城遺址為俄蒙考古隊所發掘，位於今蒙古國南戈壁省瑙木岡縣的巴音布拉格古城址，該遺址中出土了不少西漢時期軍用文物，包括青銅器、陶瓷、生鐵、弩機、銅鏃、蓋弓帽、五銖錢等等。其中附近最大的土丘，被斷定為漢受降都尉的墓葬，死於前71年。[3]
西受降城的遺址，存在不同觀點，王北辰判定在今內蒙古臨河市東北的八一鄉豐收村古城，然而經分析應位於今內蒙古烏拉特中旗石蘭計鄉與臨河市古城鄉間的烏加河北岸某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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