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是中國諸子百家中思想學派之一，也是九流十家之一，在春秋戰國時期以老子、列子、莊子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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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建立後，漢高祖、漢惠帝、呂后等領導人，張良、蕭何、曹參、陳平等大臣，都以道家思想治國，減少傜役、賦稅，使人民從秦朝苛政中休養生息，漢文帝、漢景帝奉行道家的黃老治術達到極致，史稱文景之治，「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國家富裕，百姓安樂。
其後，儒家學者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倡「獨尊儒術」的政策，被後世帝王採納。道家成為非主流思想，後來魏晉南北朝時西域引入佛教，不少唐主信奉佛教，把儒家學說、道家學說及佛教合併稱為「儒釋道」，道家的地位進一步減低，宋朝以後程朱理學、陸王心學更興起，道家思想被混入理學，獨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復存在。
道家雖並未被官方採納，但仍在中國古代思想的發展扮演重要角色。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都揉合了道家思想發展而成。佛教傳入中國後，也受到了道家的影響，中國的禪宗在諸多方面受到了老莊的啟發。
中國哲學大師，新儒家學者馮友蘭於1948年時，於《中國哲學簡史》當中提出了新道家（當代新道家，又稱現代新道家）的概念[1][2]。
發展與構成
一般認為老子應是實質可考的道家始祖，經由莊子、列子、楊朱等人的發展，成為一門經典，其中法家，名家，縱橫家也受道家的影響。
相傳商朝伊尹輔商湯，周朝呂尚輔武王，主張與民休息，就有一點道家的色彩。在戰國時期子思、孟子學派的人士，提倡五行學說，因此成為了五行家之先河，鄒衍提倡的陰陽五行學說與稷下學宮的道家學者合流，認為黃帝為政虛靜，是道家的創始人，故與老子合稱，成為了漢初所流行的「黃老道家」。嚴格而言，「黃老道家」不屬於正宗的道家，而三皇五帝的傳說也是在戰國時期方創立的。法家韓非子也吸取了道家的許多想法，主張「上法而不上賢」。
秦末對民眾苛刻，稅賦、伕役甚嚴，西漢時期，漢高祖、呂太后、漢文帝、竇太后等以黃老之術治國，直到董仲舒與今文經學者異化儒家學說，官方獨尊儒術，而道家思想已經開始隱沒，漸漸融入儒家思想。東漢時期，漢明帝夢見金人，傳入佛教。後來，雖有魏晉道家的小陽春，道家同時被佛教影響，被虛無化。
思想和主張
道家主張「順其自然」，認為要用到法律時（法和法律有不同；法好比物理，而法律則是人為），大道已經廢棄了。因此社會上沒有道德仁義[3]，因此不主張要用法去治人；法家則主張要用法律去懲治人，認為人類本性頑劣，要用權威與固定的法條以治天下。道家思想與法家思想多有牴觸，但到了法家的韓非子時，卻利用道家《道德經》的章句，以闡發法家思想。
道家雖然學派上有所區別，但就其主旨來說是相通的：以「道」為本，自然無為。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4]
「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則取大邦」[5]
以大邦為世界，以大邦以下小邦為國家，小邦以下大邦為本土。道家是中國最早的本土獨立思想，與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統思想大異旨趣。
莊子思想的核心是「逍遙」與「齊物」。主張「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哲學思想。楊朱據說是老子的弟子，但他非常激進，提出「貴己」，「為我」。主張「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戰國時期稷下學宮的《管子》諸篇，主張「守則重，不守則輕」與「一年樹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自小入大的道家哲學思想。
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統治宇宙中一切運動的法則。這一觀點被後來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為道家最基礎核心。道家貴生，存生，養生，輕視物質，以心靈的逍遙，萬物的齊一為最高價值。
老子
《老子》（又名《道德經》）是譯本最多的古籍之一，被西方公認為所有中國文獻中最難以解讀同時也是存在問題最多的文本之一。老子在總體上傾向治國方面，在人生觀上，老子主張「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政治上提出「無為而治」，以無為而無不為。老子從自然的二元對立觀念出發，顛覆了人們對傳統價值考量。
老子和莊子都意識到在終極面前語言是無能為力的，老子反覆觀察與思考的世界是日常觀察到符合常識的世界，無論這樣的世界是多麼真實，其主要特徵是非永恆性。而「道」就其不可言說的永恆性來說是無法預先決定，亦無以名之，不同於任何可命名的事物。它是非存在，即相當於無。這是一種與任何可以名之，確定有限的存在或實體都無法對應的實在，然而它顯然是真實的，並且是所有有限實在的根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先於天地誕生，沉默而虛空；獨自存在着而不發生變化，周而復始沒有盡頭）這裡甚至可以感受到老子從哲學層面上對於時間空間的一個回答，同時老子將非存在與存在的世界聯繫了起來，即非存在是永恆的，而存在是短暫和有限的。老子持有這樣的觀點，無論非人類的宇宙還是我們所能感受到的自然都以「道」這樣自發無為的方式運行。我們所感受到的自然的無為是「道」的顯現，自然也以此存在於「道」中。
和儒家宣稱的「天」相比，「道」這個詞的使用意味着老子持有一種無神觀，凡指『天』大多意味着背後存在着一種意向性的，不可逆的力，這與道家思想的無為是相背的。老子認為自然的運行是自發運行，無目的的「道」的顯現，一切有限存在誕生於非存在，並復歸於非存在，這是道家哲學的巔峰之處。然而老子卻以「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來解釋這一主張。這意味着老子堅信自然的無為運行方式但無法考證它，因為對於自然的科學考察是與「無為」相對立的。但這並不意味着道家思想者不通曉同時代的自然觀（自然哲學），老子在描述經驗性的常識世界時也強烈關注自然的二元對立性質，而莊子更體現了其對自然觀的深刻認識。
「無為」，不能理解為無所作為。《淮南子·原道訓》：「無為為之而合於道」。道家的「無為」，是清靜自守之義，是道家以「道」修身所要達到的「合於道」的理想境界。能達到這種理想境界便無所不能為（無為而無不為）。
老子對人類領域有着深刻關懷。由於「道」存在於一切有限存在中，人類本身也便是自然的顯現。人們擁有生命，可以品味生活，但同時也要隨時準備毫無遺憾地離開它，對於「道」所帶給我們根本的病痛，死亡都是有限存在的誕生和復歸於無。對於生活方式，老子認為對於居住於「道」中同時又是「道」的顯現的人來說欲望應是相當簡單和有限的，對於人本身的欲望，應該拋棄（不迷其中）。然而現實是「道」在人類領域上發生了分離，老子將之歸結於兩個因素，一是文明的興起（「變化」），文明使人在財富、權力、道德完善各個方面上有了新的目標（老子也（被認為）是徹底的原始主義者）；二是人本身在道德層面上的墮落（墮落該作變化）。
老子的原始主義同樣體現於政治領域，然而並不是一種無政府主義，《老子》中有很多對統治者的建議和告誡，主張統治者要使人民不宜亂欲，使人民不去沉迷追求「仁義」而本身同時採取無為而治的方針。領悟並體現了「道」的人才能真正文明，使人民恢復「道」的狀態中。老子曾將政治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等，「下知有之」，不妄為而治，老百姓只知道他的存在，各順其性，各安其生；第二等，「親而譽之」，謀福施恩於民，以仁義治理人民，人民都稱讚執政者；第三等，「畏之」，用政教治理人民，用刑法威嚇人民，百姓們都很害怕；第四等，「侮之」，用權術偽詐愚弄，欺騙人民，百姓都要起來推翻它。
莊子
莊子通常當是老子思想的繼承與發展者，但事實並非如此，其差異在於老子主張德源自於道，而莊子主張德出自於人，他的著作表現出他的思想涵蓋了當時各種思潮。後人常將他與老子並稱老莊，是道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莊子具有非常顯著的悲觀主義，其思想主要關注在生命上，以修身為主旨，「內聖」的觀念被莊子發揮到了極點。莊子的人身哲學被後世用來倡導藝術精神的培養，打破小我與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審美的意態體悟世界，對中國的詩歌、繪畫等許多藝術領域有着重要的影響。《莊子》在文學上也取得了相當成就，代表作《逍遙遊》是先秦散文的巔峰作品之一。
莊子雖然也承認「道」是萬物本源，但和老子的「道」存在一定差異。老子主張「道」為非存在，並以自然顯現出來，莊子的觀點則不同。莊子在支持「道」是無（非存在）同時，比老子更加關注「道」中關於「存在」的內涵。《莊子》中的「道」表現出了不可窮盡的多樣性和創造性。莊子並不僅把「道」的存在歸結於具有一定局限性的自然，他試圖比老子更確切的描述不可描述的「道」。他不僅把着眼點停留於自然循環變化的規則，還將目光投向不可預測的，不能預期的變化。這種對於自然具有創造性的欣賞對後代也產生了相當影響。
在《莊子》中記述了許多莊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問題。先秦時期，以惠施、公孫龍為代表的名家引發了中國古代語言危機的高峰。他們提出的諸多悖論引起了關於存在的廣泛關注，影響了當時與後人思考世界的方式。莊子也受到了名家思想的影響，他肯定事物的有限實在性，「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說話並不等於吹氣，畢竟說出了某些東西。）即假如語言沒有被日常虛假意識或者成見之類所影響，語言也許可以與事物本體表現一致。「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人睡在潮濕的地方，腰背就會疼痛，甚至最後半身不遂，泥鰍也會這樣嗎？）莊子認為語言可以說出東西，但無論從道德層面還是知性層面都不能以對或錯的方式來談論他們。只有在非存在的條件下，所有存在和關係才能找到本源。對於日常經驗性的世界，是一種有條件的實在，從根本上講是空的（這和佛教的哲學觀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和老子對於倫理上的偏好不同，莊子主張以一種審美的、藝術的角度而非科學的態度來觀察世界，所以他對於自然世界的有限存在表現出了絕對意義上的價值中立。
莊子同樣試圖回答關於「道」在人類領域中發生分離的問題。和老子所具有的原始主義，試圖使人們從高等文明的扭曲環境中解脫出來不同，莊子的哲學思想中，人類意識的病態是與生具來的，不存在任何原始主義的解決方案。莊子敏銳地意識到，老子的聖賢觀點中，聖賢有意識的設計了方案，使人們遠離文明的狀態，這裡存在矛盾。
莊子認為人類意識的病態使人們將注意力聚集於變幻無窮的周邊世界中，人們的喜好厭惡，對錯的是非觀通過各種形式變得固定起來，即便人正在與周邊世界的有限存在一樣步向死亡中也仍然執迷不悟。這就是「齊物」思想的起源，即對所有有限存在的絕對公平認識，超越事物間的差別，避免用是非、大小、好壞等主觀傾向看外物，打破人以自我為中心的精神限制，達到萬物齊一的境界，這是莊子哲學的顛峰之處。莊子深刻的認識到人與其他自然萬物不同，只需要互相貶斥對方是「錯誤的」，就能對同一件事有完全不同的意見（當時儒家與墨家間的衝突便是最好的證據，莊子對此表示了相當的失望），然而同存於「道」中，又有什麼能是「正確」或「錯誤」的呢？
如果能做到「齊物」，那麼他便能達到「逍遙」的境界。這是莊子哲學中另一個重要概念，這是個體精神解放的最高層次，即無矛盾地生存於世界之中。莊子的解放，是主觀形態的解放，他並不否認矛盾，只是強調主觀上對矛盾的擺脫。莊子用「無為」來解釋這一術語，與老子不同，這裡「無為」不是一種政治原則，是指心靈不被外物所拖累的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狀態。這種狀態，也被稱為「無待」，意為沒有相對的東西。這時，人們拋棄了私心，功名利祿，徹底置身於宇宙之中。「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這句被普遍認為《逍遙遊》一篇主旨，同時也是《莊子》一書的主旨。這是一種心與「道」合一的境界。
莊子的哲學思想受到了既是好友又是對手的惠施的挑戰。兩人雖然同樣否定了人們常識主義立場的實在觀，但在人類領域上，兩人出現了分歧。當莊子提出「齊物」與「逍遙」時，惠施指出在本質上仍然是有限存在的人類，怎麼能出現這樣的人——能夠超越其本身的有限性約束，達到與「道」合一的境界？
黃老學派
黃老學派，乃戰國時代主流道家學派。「黃」意指黃帝，「老」意指老子，黃老學派的思想家們以黃帝和老子的傳說事跡作為依託，主張以「道」治國。申不害、慎到為此學派的代表人物。該學派與其他道家的思想有着顯著區別，它的重要特徵是與法家思想有着緊密的聯繫，有些學者視其為道家和法家的結合。黃老學派在西方被稱為「目的性的道家」（purposive Taoism）或「工具性的道家」（instrumental Taoism）。
司馬談曾這麼總結黃老學派：「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由於黃老學派將「道」作為一種工具，那麼這種和「無為」具有相牴觸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莊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處。
黃老學派不同意其他道家所主張的無政府主義觀點，政治秩序被同樣認為是「自然」的。慎到認為：「賢未足以服眾，而勢足以屈人。」（賢人不一定能說服所有的人，但權勢卻能使所有的人屈服。）國家權力本身就是「道」的具體表現，君主可以用帶有權威性的法律和制度來操控群眾的行動，讓他們對國家的發展做出貢獻。黃老學派還主張「君無為而臣有為」。君王只有依賴其下屬的目的性活動（有為）才能維持其本人的無為。以制度為基礎，將責任委託給他人，而君王自身只是遵循「道」的精神而監督制度的執行。
新道家
影響
道家崇尚自由，這與現代自由主義觀點不謀而合。
與儒家強烈關注倫理學中道德實踐問題不同，老莊思想覆蓋了哲學的各方面，且從本質上說兩者是互補的。
老莊思想在宇宙觀、本體論上提出了「道」這一無法被言說而只能被體悟的終極概念，也奠定了道家思想的主基調，即我們所能體驗的只是有限存在，而作為非存在而存在的「道」只能被體悟而無法感知。
在知識論上老莊都主張以辯證思想考察世界，莊子提出以一種超越知識的態度來認識知識。
倫理學上莊子人生哲學的齊物論和逍遙觀對後代產生了深刻影響，至今在中西方都有人以莊子人生哲學處世。老子則對儒家的道德觀進行了批判，主張一種原始樸素主義。
道家（特別是黃老學派）在戰國時期推行改革的諸國（韓國、楚國等），和武帝推行儒學思想之前的西漢政權中占據了政壇的主要地位。漢高祖、漢惠帝、呂太后、竇太后、漢文帝、漢景帝等君主，以及蕭何、曹參、陳平、田叔等政治家都推崇道家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曹參，在齊國時，他以「清靜無為而民自定」的政治方針治國，百姓安寧，齊國大治。蕭何去世後，曹參繼任相國，政策無一創新，皆以蕭何所訂律法為準，卻在民間被贊為：「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歷史家評其：「蕭規曹隨，守而勿失」。
道家思想的政治高峰出現在漢文帝、漢景帝兩朝時期，史稱文景之治。將漢朝從「自天子不能具均駟，將相或乘牛車。」發展到「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6]維持這一政策方針的關鍵人物是竇太后，由於她堅持這條路線，一直到她去世以後，漢武帝才改變國家方針。
老子、莊子本身從未談過關於藝術的問題，也沒有表述過藝術是否具有價值的觀點。老子、莊子對於後代藝術的影響在於他們的思想所展示的人生境界是一種藝術化的人生（尤其以莊子的人生哲學為甚）。道家思想主要通過魏晉玄學對中國藝術產生了實質性影響。
在人物繪畫上，改變了以描寫人物道德的主題，而是以個人風采個性代之，顧愷之主張的「傳神寫照」的畫風興起。
在山水繪畫上，以「自然」作為最重要的審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風壓倒了以青綠山水成為主流。古代山水畫家幾乎都未脫離道家思想的影響，山水繪畫興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
在繪畫技藝上，注重用墨的虛實相間，精神自由。將「以技進乎道」作為畫家畢生最高境界。
老子的「淡兮無其味」、「大音希聲」形成了中國古琴的重要審美品格。老子的「淡」與儒家的「和」相結合，形成了「淡和」的觀點。清朝汪紱在《立雪齋琴譜》中以儒釋道，將「淡」定義為「節有度，守有序，無促韻，無繁聲，無足以悅耳。」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極的影響。「大音希聲」以有聲之樂為參照，肯定了無聲之樂的永恆之美，強調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為了歷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
明朝李贄以莊子的「法天貴真」出發，對典型儒家美學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題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琴者，心也」的本質是將音樂定義為一種自由表達思想感情的藝術，根本價值是對情感的表達，而不是封建統治的工具。這種以自然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達人之各種感情的觀點對古琴音樂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戲劇美學也受到了莊子的人生哲學影響，以「尚真」作為中國戲劇靈魂。中國戲劇本質上表現一種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帶有一種平民氣息。
在創作手法上，以莊子的寓言手法為基礎，取材於生活又提煉於生活。
在創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覺性作為最高境界。湯顯祖以莊子的「一汝神，端而虛」作為對演員的演出要求。
道家與道教之間的區別
道家思想是哲學學派，道教是宗教信仰。道家思想成形於先秦時期，直到東漢末「黃老」一詞才與神仙崇拜這樣的概念結合起來。部分學者認為，就本身來說，這種神仙崇拜和道家思想少有相關聯成份，老子、莊子都是以相當平靜的心態來對待死亡的。引起兩者相關聯的原因可能是在道家的文字描述了對於領悟了「道」並體現「道」的人物意象，道教尊老子為祖師，又追求耳目不衰、長生不死，這和老子的哲學思想是有相悖之處的，將兩者完全混為一談是認識上的誤區。東漢時期以道家思想為本的王充著有無神論作品《論衡》，對漢末流行的神仙崇拜進行了全面批判，在中國思想史上獲得了很高地位。
在西方，道家與道教統稱為Taoism，以Religious Taoism（道教）和Philosophical Taoism（道家）將他們區分開來。西方學者普遍認為道家是純哲學的，道教是思想宗教化的產物。
宗教哲學家唐納德·畢肖普教授主編的《中國思想導論》一書表示：「道教的思想體系中包含了道家的哲學思想所缺少的在現實生活中對於人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例如，道家訴諸心靈或理性，而道教卻訴諸於人的情感、情緒或情趣。道教充分普遍而又巧妙地利用人的敬懼、神秘和驚異等感覺，而道家卻對此熟視無睹。」[7]
參考文獻
相關頁面
研究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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