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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特根斯坦」和「維根斯坦」均重新導向至此。關於其他人物，請見「維特根斯坦 (消歧義)」。路德維希·約瑟夫·約翰·維特根斯坦[註 1]（德語：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發音：[ˈluːtvɪç ˈjoːzɛf 'joːhan ˈvɪtɡn̩ʃtaɪn]；1889年4月26日—1951年4月29日），奧地利哲學家。生於奧地利，後入英國籍。維特根斯坦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其研究領域主要在邏輯學、語言哲學、心靈哲學和數學哲學等方面。[3][4]
|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 |
|---|---|
 維特根斯坦，攝於1930年代 | |
| 出生 | 1889年4月26日 奧匈帝國維也納新瓦爾德克（今  奧地利） |
| 逝世 | 1951年4月29日（62歲） 英國劍橋 |
| 國籍 | 奧匈帝國（1889 - 1939年） 英國（1939 - 1951年） |
| 教育程度 | 柏林工業大學 文憑 （1908年） 曼徹斯特大學 博士肄業 （1911年） 劍橋大學三一學院 哲學博士 （1929年） |
| 知名作品 | 《邏輯哲學論》《哲學研究》 |
| 父母 | 卡爾·維特根斯坦（父） |
| 親屬 | 瑪格麗特·維特根斯坦（姊） 保羅·維特根斯坦（兄）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表親） |
| 網站 | |
| 時代 | 20世紀哲學家 |
| 地區 | 西方哲學 |
| 學派 | 分析哲學、語言哲學 |
主要領域 | 邏輯學、形而上學、語言哲學、數學哲學、心靈哲學、知識論、美學、知覺哲學 |
著名思想 | 語言的圖象論、「不可說」、「意義即使用」、語言遊戲、家族相似性、「私人語言」論證、生活形式 |
| 博士導師 | 伯特蘭·羅素 |
| 知名學生 | 伊莉莎白·安斯康姆、拉什·里斯、卡西米爾·路易、魯賓·古德斯坦、諾曼·馬爾科姆、艾麗斯·安布羅斯、莫里斯·奧康納·杜瑞、瑪格麗特·麥克唐納、弗里德里希·魏斯曼、莫里斯·拉澤羅維茨 |
| 論文 |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1929年) |
| 軍事生涯 | |
| 效命 | 奧匈帝國 |
| 軍種 | 奧匈陸軍 |
| 服役年份 | 1914 - 1918年 |
| 軍銜 | 中尉 |
| 部隊 | 奧匈陸軍第七軍 |
| 參與戰爭 | 第一次世界大戰 |
| 獲得勳章 |  佩劍軍事功績獎章
一級英勇獎章 |
影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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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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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至1947年，維特根斯坦任教於劍橋大學。[3] 他生前出版的著作不多，只有1921年的《邏輯哲學論》、一篇論文、一篇書評以及一本奧地利小學生的字典。[5][a] 他的大量手稿於死後編輯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出版於1953年的《哲學研究》，被認為是引導了語言哲學新的走向。一項調查顯示，此書被認為是20世紀哲學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作為「20世紀哲學的跨領域傑作，吸引了不同專業和哲學方向的興趣」。[6]
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常被劃分為早期與晚期，早期的代表作為《邏輯哲學論》，而晚期代表作為《哲學研究》。[b] 「早期維特根斯坦思想」關注世界與命題間的邏輯構造，此時的維特根斯坦相信，我們可透過這類構造解決所有哲學問題。但是「晚期維特根斯坦思想」否定了《邏輯哲學論》中的大部分設想，認為詞語的意義只在給定的語言遊戲中才可更好理解。[7]
維特根斯坦生於維也納巨富家族，1913年從父親那裡繼承了巨額遺產。一戰前，他「向《Der Brenner》雜誌編輯路德維希·馮·菲克挑選的有需要的詩人和藝術家提供了慷慨資助，其中包括格奧爾格·特拉克爾、萊納·瑪利亞·里爾克和建築師阿道夫·路斯。」[8]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維特根斯坦陷入抑鬱，他把剩餘的遺產送給了兄弟姐妹。[9][10] 維特根斯坦有三個兄長死於自殺；他曾多次離開學術界：在一戰時擔任前線軍官時，多次因勇氣而受表彰；在奧地利偏遠鄉村擔任小學老師時，因使用體罰（尤其是在數學課堂）而受爭議；二戰時在倫敦一家醫院擔任搬運工，告訴病人不要服用醫生開的藥品；在泰恩河畔紐卡斯爾的皇家維多利亞診所擔任實驗員。他後來對這些事件表示悔恨，並在餘生致力於第二份手稿的發表，也即死後出版的《哲學研究》。
維特根斯坦對現代性以及他的同事提出的科學主義持反對態度[11]，他在《文化與價值》中評論道：
典型的西方科學家是否理解我的作品，這並不重要，因為他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我所寫的靈魂一詞。我們的文明被「進步」所定義。進步便是它的形式，作出進步卻不是它的特徵。它不斷構造，忙於構造一個越發複雜之物。明晰性已不再是它的目的，而只作為一種手段。但對我而言，明晰有內在的價值，我對構造理論大廈沒有興趣，但希望可以明晰的理解它們的地基。[12]
用他的朋友馮·賴特的話說，維特根斯坦認為——
他的觀點已被廣泛誤解和扭曲，即使在學科專業人士那裡也不例外。他對未來自己能被更好理解表示懷疑。有次他說，他感到自己正為思想方式完全不同的人寫作，這些人呼吸着與現代人不同的空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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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保存於耶路撒冷的族譜，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的高祖父摩西·邁爾[c]是猶太裔土地經理商，與其妻子布倫德爾·西蒙居住在威斯特法倫的錫根-維特根施泰因縣。[15] 1808年7月，拿破崙下令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所有居民都需要選擇一個家族姓氏，因此邁爾的兒子（也即路德維希的曾祖父）用了雇主賽恩-維特根斯坦的姓氏。[16] 路德維希的祖父赫爾曼·克里斯蒂安·維特根斯坦在名字中增加了「克里斯蒂安」，以掩飾自己的猶太身份。赫爾曼娶了同為猶太人的芳妮·菲格多爾為妻，她是小提琴家約瑟夫·約阿希姆的堂妹，在結婚前夕轉信新教。兩人在萊比錫創立了極為成功的羊毛生意。[17][18]
赫爾曼與其妻子有11個孩子，其中包括維特根斯坦的父親，後來成為歐洲鋼鐵巨頭的卡爾·維特根斯坦。到1880年代，憑藉對奧地利鋼鐵產業的壟斷，卡爾已躋身歐洲最富有的人之列。[14][19] 得益於他的產業，維特根斯坦家族成為了奧地利僅次於羅斯柴爾德，排名第二富有的家族。[19] 卡爾·維特根斯坦常被視為奧地利的安德魯·卡內基，事實上他們兩人也為好友。[14] 1898年卡爾開始在海外投資，因此他的家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1922年奧地利惡性通貨膨脹的影響。[20][21] 在1918年惡性通貨膨脹及隨之而來的大蕭條期間，維特根斯坦家族資產大幅縮水，不過直到1938年其單在維也納還擁有13處房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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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維希的母親名為利奧波爾蒂勒·瑪麗亞·約瑟夫·卡爾姆斯，朋友常叫她波爾蒂。她的父親是捷克猶太人，母親是奧地利-斯洛維尼亞天主教徒，是路德維希四位祖父母中唯一的非猶太人。[23][24][25][26][27] 她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姨媽。[28][29]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於1889年4月26日晚上8點30分出生於「維特根斯坦宮殿」，這座房子位於維也納附近新瓦爾代格教區新瓦爾德格大街38號。卡爾和波爾迪共有九個子女——四個女兒：赫爾米勒、瑪格麗特（格蕾特）、海倫娜，以及出生夭折的朵拉；五個兒子：約翰內斯（漢斯）、庫爾特、魯道爾夫（魯迪）、保羅——後來成為了著名的獨臂鋼琴家，以及最小的路德維希。[30] 孩子們作為天主教徒接受洗禮，並接受正式的天主教教育，家庭環境十分嚴厲。[31]
維特根斯坦家族處於維也納藝術生活的中心，布魯諾·瓦爾特曾表示維特根斯坦家充滿了「人道和文化的空氣」。[32][33] 卡爾是長期的藝術贊助人，他委託奧古斯特·羅丹創作藝術作品，並資助了維也納的分離派展覽館。古斯塔夫·克林姆為維特根斯坦的姐姐創作婚禮肖像，約翰內斯·勃拉姆斯、馬勒等音樂家也是這個家庭的常客。[32][34][35]
不過，路德維希偏好精確和紀律性，從未認同當代古典音樂。他在1930年的信中寫道：
路德維希擁有絕對音高[37]，音樂在他後續生涯中仍有重要影響。他常在作品中以音樂為示例或隱喻，並且擅長用口哨吹奏長而複雜的音樂片段。[38] 他在三十多歲時學習了單簧管。[39][40] 在其1931年的筆記中，人們還發現了他創作的三小節音樂片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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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傳記作者雷·蒙克的敘述，卡爾原本準備將他的孩子培養為行業領袖，因此沒有將其送入正規學校（他認為在那裡會染上不良習性），而是讓他們在家中接受教育。[42][43] 路德維希五兄弟中有三個先後自殺。[44][45] 精神醫師邁克爾·菲茨傑拉德認為，卡爾過於追求完美，缺乏同理心，而母親波爾蒂則過度焦慮，缺乏安全感，無法阻止他的丈夫。[46] 約翰內斯·勃拉姆斯如此評價這個家庭：
他們彼此對立，像是身在法庭。[24]
這個家庭似乎有種遺傳的憂鬱氣息，安東尼·戈特利布曾說有次保羅在房間裡練習鋼琴，他突然向隔壁的路德維希喊叫：
你在家裡的時候我根本沒法專注練琴，我可以感受到你從門縫裡滲進來的懷疑！[24]
這個家庭擁有七架鋼琴[47]，每個孩子都「極其熱情，甚至近乎病態的」追求音樂。[48] 最年長的孩子漢斯·維特根斯坦是音樂神童，四歲時可從駛過的警車笛聲中分辨出因多普勒效應造成的四分一音下降，五歲時在兩支銅管樂隊以不同曲調演奏同一曲目時喊叫「錯了！錯了！」然而，1902年漢斯離家出走前往美國，在切薩皮克灣的一艘船上神秘失蹤，很可能死於自殺。[49][50]
兩年後，就讀於普魯士科學院的魯迪·維特根斯坦在柏林一家酒吧自殺。死前他請求鋼琴師彈唱托馬斯·科沙特的《被遺棄，被遺棄，我被遺棄了》（德語：Verlassen, verlassen, verlassen bin ich），隨後飲下了混有氰化鉀的牛奶。魯迪留下了幾封遺書，在給父母的信中，他表示自己對一個朋友的去世過於悲傷，在另一筆記中他表示自殺是因為抱有「對自己不正當傾向的疑問」。據說魯迪曾向反對德國刑法175條、支持同性戀運動的科學人道委員會尋求建議。在他死後，卡爾嚴禁家庭成員再提起他的名字。[51][52][53][24][54]
路德維希的另一兄長庫爾特曾是一名軍官，並擔任家族企業經理。1918年10月27日，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庫爾特帶領的奧地利軍隊譁變，他開槍自殺。[42][43] 據安東尼·戈特利布記錄，姐姐赫敏曾表示庫爾特似乎「帶有厭惡生命的細菌」。[55] 路德維希後來寫道：
我本應成為……天空中的星星，但我卻被束縛在世間。[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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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自幼跟隨兄姊在家裡接受教育。直到兄長漢斯和魯迪相繼自殺身亡，父親卡爾減少了對子女的嚴厲要求，維特根斯坦被送往學校學習。然而家庭教育無法使其達到文法學校的接納標準，直到1903年在通過入學考試後前往林茨的一所以技術著稱的實科中學學習，這是一所小型學校，只有大概300名學生。[57][58][59][60][d] 當時維特根斯坦14歲，在此他開始了3年的正式學校生活。他寄住在當地體育館教師約瑟夫·斯特里格爾博士家中，家人們暱稱他為路奇。[61][62]
為開始技術學校的學習，維特根斯坦跳級一年。他與學校中其他男孩有很大差別：不尋常的純正高地德語口音，有點口吃，穿着優雅，性格敏感怯弱。[63] 其他男生時常取笑他，在他身後唱歌「維特根斯坦，真悲慘，一步一蹣跚，維也納，路真難，大風吹歪了小心肝」（德語：Wittgenstein wandelt wehmütig widriger Winde wegen Wienwärts）。[39][64] 畢業時，維特根斯坦在宗教課取得了滿分（5分），行為和英文2分，法語、地理、歷史、數學和物理學3分，德語、化學、幾何和繪畫4分。[61] 總體而言，他的科學和技術科目比人文科目成績更差。[65] 德語拼寫對維特根斯坦而言尤為困難，他因此在德語寫作中考試失利。他在1931年寫道：
我到十八九歲時都有拼寫困難的毛病，這影響了我後續的性格（我在學習時的弱點）。[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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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特根斯坦幼時作為天主教徒接受洗禮，這在當時是十分普遍的做法。[31] 在一次採訪中，他的姐姐格蕾特說表示祖父「強烈、嚴厲、半禁欲主義的基督教」對孩子們造成了強烈影響。[66] 在技術學校就讀期間，維特根斯坦發覺自己缺乏信仰，根據姐姐格蕾特的推薦，他開始閱讀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67][68] 不過，維特根斯坦仍相信懺悔的重要性，他在日記中記錄在技術學校就讀時他曾向自己的大姐赫爾米勒有過一次懺悔；蒙克推測這次懺悔主題可能是他的信仰丟失。他也和姐姐格蕾特有過懺悔。[67][68] 他在青少年時期接受了叔本華的先驗唯心論，但在學習數學哲學後拋棄了這一理論，轉向了弗雷格的概念現實主義。[69] 晚年時的維特根斯坦對叔本華表示輕蔑，他稱其為「膚淺」的思想家：
叔本華的頭腦粗糙……真正高深的部分從哪開始，他的思想也就從哪結束。[70]
正如他哲學觀點的持續轉向，維特根斯坦與基督教信仰的關係也隨時間不斷變化，但總體而言他都對宗教懷有一種真摯的共情。[71] 1912年，在給羅素的信中，他表示莫扎特和貝多芬是真正的「上帝之子」。[72][73] 維特根斯坦反對宗教實踐，他說自己無法為此「彎下膝蓋」[74]，但其祖父的基督教信仰仍對他留下了深遠影響——如他所說「我無法脫離宗教視角看待任何問題。」[75] 在《哲學研究》中，他引用了天主教聖人希波的奧古斯丁。從哲學而言，維特根斯坦的思想表現出與宗教話語的一致性。[76] 例如，他是20世紀科學主義最強烈的批評者。[77] 他的宗教信仰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在奧地利軍隊的服役生涯[78][79]，同時他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忠實讀者。[80][81] 他將自己的戰爭經歷視為遵從上帝旨意而受的試煉，在1915年4月29日的日記中，維特根斯坦寫道：
還有——也許——甚至生命。也許接近死亡將帶給我生命的光。願上帝照亮我。我是蟲豸，但經由上帝我成為人。上帝與我同在。阿門！[82][83]
大概就是在這時，他開始認為「基督教確實是通向快樂的唯一可靠的途徑」，但他拒絕了宗教信仰即是認定某一特定教義為真的觀點。[84][85] 他視宗教信念為一種生活方式，並拒斥關於上帝存在的理性證明。隨年齡漸長，逐漸加深的個人精神特質促使他為此作出了更多的明晰說明，他為宗教中的語言問題作了分析，並攻擊了彼時將上帝存在問題視為科學證據多少的誘惑。[86] 1947年，維特根斯坦發覺自己的工作難以取得進展，他寫道：
我曾收到了一封奧地利老友來信，他是個牧師。在信中他祝願我的工作一切順利，如果上帝意旨如此。這就是我現在所期望的，我期望上帝意旨如此。[87]
維特根斯坦在《文化與價值》評論說：
我所做的（哲學工作）真的值得這些努力嗎？是的，但前提是有一道自上而下的光照耀其上。
他的密友諾曼·馬爾科姆寫道：
維特根斯坦的成年生活浸潤在強烈的宗教思維與感覺里。我相信他比許多自認為信徒的人更虔誠。[31]
晚年的維特根斯坦寫道：
巴赫在《管風琴集》的扉頁上寫「榮耀歸於至高上帝，而我的鄰人或可因此得益。」這就是關於我的作品，我想說的東西。[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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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時期的維特根斯坦受到了奧地利哲學家奧托·魏寧格作品《性與性格》的強烈影響。魏寧格是猶太人，他認為男性與女性的概念只以柏拉圖的理型方式存在，而猶太人傾向表現出柏拉圖式的女性氣息。他認為通常而言，男性是基於理性行動，而女性則是受制於情緒與性器官。接着，魏寧格表示猶太人也如女性，沒有真假之分，也沒有靈魂。他認為男人必須在意識與無意識中，在雄性和雌性之間、在柏拉圖式愛情與性慾之間作出抉擇。愛與性的渴望相互對立，因此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愛情註定是非道德、悲慘的。唯一值得去過的只有精神生活——若只能作為女人或猶太人而活，那麼他就無權活着；男人的最高類型是天才，要麼成為天才，要麼選擇死亡。魏寧格選擇了死亡，此書出版後不久，他開槍自殺。[89][90] 當時14歲的維特根斯坦參加了魏寧格的葬禮。[91] 多年以後，已成為劍橋大學教授的維特根斯坦向同事分發了魏寧格作品的複印本，他表示魏寧格的理論是錯誤的，但它錯誤的方式是有趣的。[92] 1931年8月23日，他在寄給G.E.摩爾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摩爾，感謝你的來信。我可以想象出你不喜歡魏寧格，或許是因為極差的翻譯以及陌生的緣故。但他真的是極好的，或者說偉大且極好的。你不必認同，事實上也不太可能認同他，但偉大之處就潛藏在你倆之間的不認同中。就是他眾多的錯誤才是極好的。就算你在整本作品全劃了波浪線，這也道出了一個重要的真理。[93]
1931年6月1日，維特根斯坦不尋常的從大學圖書館特別訂購書籍中取出了一本魏寧格的作品，或許在隔日與摩爾的會面中將這本書轉交給了他。[93]
關於維特根斯坦在多大程度上視自己為猶太人還存在很大爭議。[94][95] 在林茨中學就讀期間，維特根斯坦和阿道夫·希特勒是校友。勞倫斯·戈德斯坦認為兩人在學校中「有很大可能」見過面，並且希特勒很可能會表現出對這個「口吃、早熟、嬌弱、帶有貴族氣息的富人……」的厭惡。[96][97] 也有評論認為，聲稱維特根斯坦富裕且不尋常的性格可能增進了希特勒的反猶情緒的說法是不負責任的，因為當時希特勒不可能得知他的猶太身份。[98][99]
兩人出生日期只差6天，但希特勒因數學不及格而留級，維特根斯坦則跳級一年，兩人相差兩級。[59][e][65] 蒙克推測他們在該校的時間只有1904-1905年的一年重合，沒有證據表明兩人有任何交往。[63][101][65][f] 一些評論指出，在希特勒於該校拍攝的一張照片中，維特根斯坦可能就在左下角落位置。[63][g][h]
根據維特根斯坦的敘述，他常稱自己為猶太人[105]，顯然這是一種自我鞭策。例如，當責備自己是「生殖」而非「生產」的思想家時，他將其原因歸咎為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他寫道：
那個聖徒是猶太人中唯一的「天才」，而其他猶太人，即使是最偉大的思想者，也至多可被稱為「才華橫溢」罷了（例如我自己）。[106]
他後來表示「我所有思想都是希伯來式的」，如漢斯·斯盧加的評論：
他這種自我懷疑的猶太主義隨時可能導致崩潰，變為對自我的毀滅性仇恨（正如我們在魏寧格身上所看到的），但同時也是革新和天才的強烈驅動力。[107]
1906年10月23日，維特根斯坦進入柏林工業大學學習機械工程，並寄住在約勒斯博士家。他在這所學校上了三個學期的課，於1908年5月5日取得專業文憑。[109]
就是在這段時期，維特根斯坦產生了對航空學的興趣，因此他帶着航空計劃於1908年前往曼徹斯特維多利亞大學攻讀博士，這些計劃包括設計和試驗自己的飛機。維特根斯坦的實驗地點位於格洛索普附近的氣象觀測站，他在此研究風箏在高層大氣的行為。[110][111] 具體而言，這項工作由皇家氣象協會資助開展，旨在藉助氣球或風箏研究高層大氣的電離情況。他在物理學教授亞瑟·舒斯特手下工作。[112]
他還設計了一種新型螺旋槳，並於1911年取得專利，這項發明幫助他獲得了該校1908年秋季獎學金。[113][114] 當時的技術水平尚不足以將他的設計付諸實踐，支持該螺旋槳的槳葉在數年後才設計完成。維特根斯坦的設計要求將氣體推入各槳葉末端的燃燒室，然後在那裡由旋臂施壓並點燃。然而當時的槳葉基本為木質，與如今由兩塊鋼片焊接的槳葉不同。現代槳葉可在螺旋槳內部保留中空空間，籍此為氣體提供理想通路。[112]
研究噴氣式動力螺旋槳的工作令維特根斯坦十分沮喪，因為他幾乎沒有機械相關工作經驗。[115] 他的同學兼好友吉姆·班伯記錄道：
當事情變得糟糕（這是經常發生的），他就會張開雙臂，跺着腳，用德語大聲咒罵。[116]
根據另一個朋友威廉·埃克爾斯的記錄，維特根斯坦開始鑽研理論，專注於螺旋槳的設計——而這方面研究需要用到複雜的數學理論。[115] 從那時起，尤其是在閱讀羅素的《數學原理》和弗雷格的《算數基本法則》後，他開始對基礎數學有了興趣。[117] 維特根斯坦的姐姐赫爾米勒說，他因此迷上了數學，失去了對航空學的興趣。[118][119] 他開始轉向邏輯與數學基礎研究，聲稱自己正處於一種「持續、無法描述、幾乎病態的激情中」。[118][119] 1911年夏，他帶着手稿到耶拿大學拜訪弗雷格，向其詢問這是否值得繼續寫下去。[120][121] 維特根斯坦寫道：
我被領進弗雷格的書房。他是個留着鬍鬚、穿戴整潔的小個子，講話的時候能把整個屋子震響。他輕鬆擺平了我的方案，我感覺十分難過；但臨走時他對我說「你一定要再來一趟」，於是我又高興了起來。從那之後我與他又有幾次討論，他談論的總是邏輯和數學，假如我引出其他話題，他會說些客氣話，然後又重新談起邏輯和數學。[122]
維特根斯坦希望跟隨弗雷格學習，但弗雷格建議他師從羅素。於是，1911年10月18日，他無事先預告的出現在了羅素位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辦公室。[123] 當時羅素正和C.K.奧格登喝茶，他記錄道：
……一個陌生的德國人出現了，他幾乎不會說英語，但拒絕說德語。結果他是這麼個人：曾在夏洛騰堡學工程，但在那期間自己對數學哲學產生了興趣，現在來到劍橋是想聽聽我怎麼說。[120][124]
他不僅參加了羅素的課程，還成為其中激烈的討論者。羅素的課堂學生很少，常常只對着三個人講課：C.D.布洛德、E.H.內維爾和H.T.J.諾頓。[120][125] 維特根斯坦有時纏着羅素到他屋裡討論問題，一直到晚餐時間才離去。羅素對此有些生氣，在寫給情人奧特琳的信中，他表示「我的德國朋友有成為負擔的危險。」[126] 但很快羅素就開始感覺到維特根斯坦是個天才，尤其在讀過他寫下的手稿後。[127][128] 羅素在1911年11月的日記中表示維特根斯坦是個怪人，不過他又改變了主意，轉而決定稱其為天才：
關於他的一些早期印象讓這個決定變得尤為困難。例如，他仍堅稱一切存在的命題都毫無意義。在課堂上，我請他考慮這個命題：這間屋子裡沒有一頭犀牛。他拒絕相信這個命題，我四處尋找，翻遍桌底也沒找到；但他仍沒有被說服。[129]
認識維特根斯坦三個月後，羅素告訴奧特琳：
我愛他，覺得他將解決我因為太老而解決不了的問題——我的工作提出的、有待新鮮的頭腦和年輕的活力去解決的所有種類的問題。他正是你會期待的那種年輕人。[127][128]
維特根斯坦後來告訴大衛·品生特，羅素的鼓勵使他得救，讓他擺脫了持續九年的孤獨和折磨，在那九年裡他時常想到自殺。羅素鼓勵他放棄工程，從事哲學，這幾乎是在字面意義上救了維特根斯坦的命。[127][128] 兩人之間的角色在1916年維特根斯坦批評羅素的作品後發生了互換：
他（維特根斯坦）的批評，或許你那時並沒有意識到，是我生命中最為重要的事件，它影響了我後續所作的一切。我將他視為真理，我覺得自己不再能繼續從事基礎哲學工作了。[130]
1912年，維特根斯坦加入了劍橋道德科學俱樂部，這是一個哲學討論組織和一些重要哲學文獻的首次發表地，被一些人認為是世上最著名的哲學論壇。他在該組織11月29日的討論中發表了4分鐘的演講《哲學是什麼？》，是該組織最短演講詞的記錄。[131]當中他定義哲學為：
他一度在該組織占據主導地位，直到1930年代因別人抱怨他不給他人發言機會而停止出席。[135] 該組織因1946年10月25日在國王學院布雷思韋特屋裡舉行的一次聚會而臭名昭著，在這次聚會中，同是來自維也納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爾受邀作為演講嘉賓。波普爾以題為「有哲學問題嗎？」的演講反駁了維特根斯坦的觀點，他認為哲學問題是真實存在的，而不僅僅是維特根斯坦所稱的語言誤用。關於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眾說紛紜，但顯然維特根斯坦開始拿着撥火棍威脅這位來訪的演講者，要求他為其觀點提供例證。波普爾回答「不得用撥火棍威脅來訪的演講人」，在場的羅素也表示是維特根斯坦混淆了問題，因此憤怒的維特根斯坦離開了聚會。在維特根斯坦離開後，波普爾仍不停聲稱其已「暴走」。不過波普爾也提前離開了會場，因為他如上所述的主導了討論。這是唯一一次這三位當時著名的哲學家同處一室。[136][137]
劍橋使徒是一個創立於1820年的秘密精英社團，羅素和摩爾都在學生時期加入了這一社團。維特根斯坦受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邀請加入社團，但他不太喜歡社團氛圍，很少出席活動。羅素曾對他是否願意加入社團表示懷疑，認為他不會喜歡社團喧鬧的辯論風格，對幽默的珍視，以及其中成員習於相愛的事實。[138][139] 維特根斯坦於1912年加入社團，但因無法容忍其討論方式而立即退出。不過，當維特根斯坦於1920年代返回劍橋時，劍橋使徒仍允許他參與他們的會議。據說維特根斯坦也不太能容忍劍橋道德科學俱樂部的討論方式。
在劍橋時，維特根斯坦曾直言不諱的與他人談到自己的抑鬱，他也常向羅素傾訴煩惱。他心靈所受折磨似乎來自兩方面：工作和私人生活。他多次向羅素抱怨，邏輯幾乎使他瘋狂，他說自己「感覺到加在每一個只具備一半天分的人身上的詛咒」。[140][141][142] 後來他又多次表達類似憂慮，害怕因邏輯工作缺乏進展而變為平庸的靈魂。[143] 蒙克描述，邏輯對維特根斯坦而言「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全部」，「當他發現自己一時喪失靈感時，他陷入了絕望」。[144][145] 邏輯研究工作對他的心理狀態造成了巨大影響，但他也對羅素作了另一番表達，在1913年聖誕的信中他寫道：
有次他在羅素屋裡談到對邏輯、對自己罪孽的擔憂。還有一晚，維特根斯坦剛抵達羅素房間即表示自己將在離開後自殺。[148] 品生特也在其日記里記錄了維特根斯坦令人不安的精神狀況：
維特根斯坦是雙性戀。他愛上過三個男人，並與後兩者有正式關係：1912年的大衛·品生特，1930年的弗朗西斯·斯金納，1940年代末的本·理查茲。後來他也記錄說，自己年輕時曾在維也納與一個女人發生性關係。此外，他在1920年代愛上了一個名叫瑪格麗特·雷斯賓格的瑞士女孩，還為她製作了半身胸像。[151][152] 但維特根斯坦所想的是一種柏拉圖式的、不生孩子的婚姻，這不是雷斯賓格想要的，因此她結束了這段關係。[153][154]
1912年，羅素把當時就讀數學系的大衛·品生特引薦給維特根斯坦，兩人很快成為密友。[155] 他們曾在心理學實驗室合作關於音樂節奏的認知實驗，維特根斯坦還因此在英國心理學學會做了一次展示。[156] 1912年9月，他們一同前往冰島旅行，維特根斯坦支付了旅行費用，包括租用私人火車、購買衣物和現金花費。除冰島之行外，他們還在1913年前往挪威旅行。為尋找合適去處，他們去到卑爾根的一家旅社，諮詢符合以下標準的目的：一家小旅館，在某個海灣里，位於舒適的鄉間，沒有遊客，一個可供他們研究法律和邏輯的完美地點。[157][150] 他們選擇了埃斯德敘，並於1913年9月4日到達此處的一家旅店。他們在這裡居中了大約三個星期，在這期間維特根斯坦一直專注邏輯研究工作。旅程快結束時，維特根斯坦向品生特表達了離開劍橋，返回挪威研究邏輯的意願。[158][159] 品生特的日記揭示出維特根斯坦許多個人特質：敏感、神經質，並能體察到品生特最細微的情緒變化。他也多次寫到維特根斯坦「絕對的慍怒和暴躁」。[149][160] 還有一次兩人去商店購買家具，維特根斯坦認為其中大部分商品都不符合他的審美，他更偏愛極簡主義：
我（品生特）和他逛了許多家具店……真是有趣的經歷：他挑剔的要命，店員在我們指示下忙個不停，對於他展示給我的大部分東西，維特根斯坦總是回應「不——太醜了！」[161]
品生特這麼描述1912年初學哲學史的維特根斯坦：
他為以前無知的自己曾崇拜的哲學家所犯下的愚蠢、謊言和謬誤感到最天真的驚訝。[161]
他們最後一次會面是1912年10月8日在品生特位於伯明翰的家中：
六時十五分我起床，路德維希正準備離開。他必須早點出發——回到劍橋——因為在那裡他還有很多事要做。我看着他七點出門，進了一輛出租車——他要趕在七點半前到新街站上火車。和他離別真的很難過。[162]
維特根斯坦離開劍橋，前往挪威。品生特原想在第二年夏天與維特根斯坦在英格蘭短暫會面（隨後他將再次返回挪威），但戰爭的爆發打破了這個設想。[163] 品生特死於1918年5月的一場空難，得知死訊後，維特根斯坦在給品生特母親的信中表示大衛是「我第一個和唯一的朋友」，他把即將完成的《邏輯哲學論》提獻給品生特。[164]
維特根斯坦的父親於1913年1月20日去世，繼承大量遺產的維特根斯坦成為了歐洲最富有的人之一。[165][166] 他最初以匿名捐獻了部分資產給奧地利的藝術家和作家，包括萊納·瑪利亞·里爾克和格奧爾格·特拉克爾。1914年，特拉克爾請求與這位捐贈者見面，但在會面前自殺身亡。[167] 維特根斯坦開始感到身處學院環境無法專注做哲學研究，因此他於1913年開始隱居在挪威海邊一個叫做舒根的村莊。[163] 那年冬天他租住在一幢民房二樓，後來他視這段時期為其一生中最富成效的時光，在此他完成了《邏輯學筆記》，此書是後續作品《邏輯哲學論》的基礎。[168][123]
維特根斯坦學習了一些挪威語，以便和當地居民交流。[163] 為閱讀丹麥哲學家索倫·克爾凱郭爾的作品，他還學習了丹麥語。[169] 他喜愛當地「安靜肅穆」的風景，但對他而言，即便是這個小村莊也過於吵鬧了。不久他在村外松恩峽灣邊上設計建造了一座小屋。[170] 當地人稱這座房子為「Østerrike」（奧地利）。直到1930年代，他仍會時不時的回到此處居住，大量文本也在此寫成。（這座房子於1958年被拆散，並在村莊裡重建。2014年，當地一家基金會購買了這作房子，它再次被拆解並於原處重建。2019年6月20日在國際的見證下建成揭幕。）[171]
就在這段時期，維特根斯坦的文稿中開始出現他後來在《邏輯學筆記》敘述的中心論點：整個邏輯都可從單一的原始命題中導出。[172] 他寫道：
基於這個論點，維特根斯坦認為邏輯命題的真假就在自身的符號表達中，而不必知道組成此命題各部分的真假。因此，判斷所有邏輯命題的單一規則便是簡單的確定某個命題是否為重言式（總是為真）、矛盾式（總是為假），或兩者都不是。[172] 正如他在1913年晚些時候給羅素的信中所說：
現在主要的問題就是，在何種程度上符號系統可讓所有的重言式都「以同樣的方式展示出來」？這就是邏輯的根本問題！[143]
維特根斯坦認為這個根本問題是如此重要，以致於自信永遠也無法將其解決。他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和權利。[175][176] 儘管這個問題關乎他自認為的生命價值，但在《邏輯哲學論》寫作時他已放棄這一原始命題。《邏輯哲學論》沒有提供任何確定重言式命題的方法，而只是簡單的表示：
每個重言式本身表明它是一個重言式。[177]
1914年，在他的要求下，摩爾不情願的從劍橋來到挪威協助其邏輯研究工作。從那時起，上述對於重言式的認知轉變才真正的顯現出來。[178] 維特根斯坦後來聲稱可從摩爾身上看出「一個絕無才智的人能走多遠」。[179] 在挪威時，摩爾幾乎完全充當了維特根斯坦的秘書，幫他記錄筆記，並因不經意的錯誤受到怪罪。[180] 不久後摩爾返回劍橋，幫維特根斯坦詢問《邏輯學筆記》是否可充當學士論文。三一學院的輔導員表示這篇論文不符合規範：它缺少序言和注釋。[181] 得知摩爾返回的結果後，維特根斯坦十分生氣，他在1914年的信件中譏諷道：
如果我不值得你為我甚至在一些愚蠢的細節上破一次格，那我最好直接下地獄；如果我值得——憑着上帝之手——你最好去那裡！[181][182]
顯然摩爾對這封信感到十分震驚；他在日記中表示這封信令他感到身體不適，他無法將其從腦海中驅離。[183] 隨後的幾年兩人沒有再聯繫，直到1929年這段破碎的關係才得以修復。[184][180]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本可免服兵役的維特根斯坦作為志願兵加入奧匈陸軍。[185][186][187] 他先是在一艘船上服役，而後轉到靠近前線的炮兵工廠工作。[167][185] 他在一場意外爆炸中受傷，轉到克拉科夫的醫院休養。[185] 1916年3月，他被調往對俄前線的戰鬥部隊，隸屬於奧地利第七軍。他所在的部隊在布魯西洛夫攻勢中參與一些大型戰役。[188] 維特根斯坦的工作是在觀察哨所值班，這是最危險的地方，敵人可能會向此射擊。[82][186] 他「異常無畏的行為，他的鎮靜、沉着和英勇，」軍隊報告寫道，「徹底贏得了隊伍的欽佩」。[164][189] 1917年1月，維特根斯坦作為炮兵軍官回到對俄前線，在此他獲得了一級勇氣銀勛。[190] 1918年，他晉升為少尉，並被調往意大利前線的山炮團。[191] 鑑於在1918年6月奧地利總攻時的角色，他被推薦授予勇氣金勛，這是奧地利部隊的最高榮譽——但他實際獲得的是劍條軍事勳章，因為軍方裁定，他的行為雖然勇敢，但戰果還配不上最高榮譽。[164][192]
戰爭期間，維特根斯坦一直保持寫日記的習慣。他的日記內容包含哲學思考和個人想法，包括對周圍士兵同僚的評價。[193] 他的日記也展現出哲學和精神的反思，他在這段時期經歷了宗教覺醒。[78][79] 維特根斯坦在1915年6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
生活的意義，即世界的意義，我們可稱之為上帝。
而於此聯繫的是，把上帝比作父親。
然後他又在6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
信仰上帝意味着理解生活的意義。
信仰上帝意味着，看出「世界裡的事實不是問題的全部」。
信仰上帝意味着看出生活有一個意義。
……當我的良心擾亂我的寧靜，我就和某種東西不一致，但那是什麼？是世界嗎？
他在塔爾努夫的舊書攤上購買了托爾斯泰的《福音書摘要》，將其隨身攜帶，並推薦給身處煩惱中的友人。他因此被戰友稱為「帶着福音書的人」。[198][199]
《福音書摘要》也影響了《邏輯哲學論》的寫作風格，兩者都以數字序號標示段落。[200] 1916年，維特根斯坦閱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他對一些段落倒背如流，尤其是佐西馬長老的演說。他認為佐西馬長老是個「能直接看透別人靈魂」的聖人，是基督徒的理想形象。[80][201][81]
伊恩·金認為維特根斯坦的寫作風格在1916年前後發生了顯著變化。[202] 羅素認為維特根斯坦從戰場返回後像是變了一個人，變成了一個帶有強烈的神秘主義和苦行風格的人。[203][204]
1918年夏天，維特根斯坦申請休假，前往位於維也納新瓦爾代格的度假小屋與家人相聚。8月，他在這裡完成了《邏輯哲學論》，最初他將這部作品命名為Der Satz，其德語意為：主張、段落、句子、集合，也有「跳躍」的意思。[205]
這段時期發生了一些令他不安的事件。首先是8月13日，他的叔叔保羅去世。然後在10月25日，先前聯繫的出版商通知他取消了《邏輯哲學論》的出版計劃。10月27日，他的哥哥庫爾特在戰場上自殺，這是他第三位死於自殺的兄弟。也是在這段時間，他從大衛·品生特母親的來信中得知了好友品生特已於當年5月死於空難。[206][207] 維特根斯坦感到痛苦，甚至開始考慮自殺。他在休假結束後被調往意大利前線，隨後因奧地利軍隊戰敗在特倫托被俘。他在意大利戰俘營呆了九個月。[208]
1919年8月25日，身心疲倦的維特根斯坦返回維也納家中。他有關自殺的言語使家人憂慮。接着，他作了兩個決定：成為一名小學教師，拋棄所有財富。1914年時，他每年可獲得30萬克朗遺產，而到了1919年，得益於國外投資，這項遺產已經翻了好幾番。維特根斯坦決定遣散這些資產，將其分給家人。[205][209]
1919年9月，維特根斯坦進入維也納的教師培訓學校（德語：Lehrerbildungsanstalt）學習。他的姐姐赫爾米勒認為他作為小學教師是大材小用，但還是決定不作干預。[210] 托馬斯·伯恩哈德後來表示「千萬富翁一定是瘋了才會決定去農村當一名教師。」[211]
1920年夏天，維特根斯坦在一家修道院做園藝工。他先前用假名取得了賴謝瑙島的教職工作，但對方發現他的真實身份後，他決定放棄這份工作。他不願以維特根斯坦家族成員的名義成為一名教師。他的哥哥保羅在寄給他的信中寫道：
背負着維特根斯坦這個姓氏，遠遠就能注意到他的優雅溫和的教養，不被認出是我們家族的一員是絕無可能的……我可以告訴你，這些教養是沒法模仿和掩飾的。[212]
1920年，維特根斯坦來到特拉滕巴赫擔任小學教師，這是一個僅有幾百人的偏遠村莊。他最初的信件稱此處十分美麗，但在1921年10月寄給羅素的信中，他說：「我還在特拉滕巴赫，周圍都是些粗鄙可憎的人。雖然我知道，就平均而言我不能對人類抱有太大期望，但這裡的人比其它地方的人更無用，更不負責任。」[213] 很快他就成了村民的閒談對象，人們都認為他是個怪人。他與其他教師的關係也不好；他覺得宿舍太吵鬧，於是在學校廚房安了張床。他對教學工作十分熱情，為一些學生補習至深夜。學生家長不太喜歡他，儘管有些人對他表示崇敬。他的姐姐赫爾米勒偶爾會前來看他教書，她表示課堂上的「學生爭先恐後，只為獲得回答問題或上前做演示的機會。」[214]
對能力較弱的學生而言，維特根斯坦像是個暴君。每天前兩小時是數學時間，部分學生後來回憶，這段時間簡直如同噩夢。[215] 他們表示維特根斯坦有時會鞭打學生，擰男孩的耳朵，拉扯女孩的頭髮。[216] 雖然當時對男孩的體罰還很常見，但即使對村民而言，體罰女孩也顯得過頭了；人們甚至不期望女孩學會算數，更不用說遭受體罰了。除暴力行為外，維特根斯坦還因校長彈奏鋼琴時高喊「涼拌捲心菜！（德語：Krautsalat）」，在牧師回答孩子們問題時高喊「胡言亂語！」而成了村民的談資。[217]
儘管《邏輯哲學論》出版時維特根斯坦仍身在偏遠鄉村，但這部作品的確引起了學界極大的興趣。它最先發表在威廉·奧斯特瓦爾德旗下的《自然哲學年檢》（德語：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雜誌，德語標題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不過維特根斯坦不滿意這個結果，稱此版本為盜版。羅素為此文寫了導言，在其中解釋了這部作品的重要性。若不是有羅素的序言，這部作品很難出版：內容晦澀難懂，作者也仍是是無名小卒。[218] 在給羅素的信中，維特根斯坦寫道：「（本書）主題是探究命題——也即語言或思想——可表達的東西，以及它無法表達、只能顯現的東西；這就是我認為的，哲學最基本的問題。」[219] 不過，維特根斯坦對羅素的幫助並不滿意。他失去了對羅素的崇敬，認為其言語膚淺、哲學死板，並感到《邏輯哲學論》完全受到了曲解。[220]
整個現代的世界觀都建立在一種幻覺的基礎上，即認為所謂的自然律是自然現象的解釋。所以，當代人們站在自然律面前，就像古代人們站在神和命運面前一樣，把它視為某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事實上他們兩者都是正確的，也都是錯誤的：雖然古代人們的觀點更為清楚一些，因為他們承認有一個明白的界限，而現代的系統則力求顯得似乎一切東西都已經得到解釋。[221]
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6.371-2作品的英文翻譯由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查爾斯·凱·奧格登委託給該校數學系本科生弗蘭克·普倫普頓·拉姆齊。摩爾建議參照巴魯赫·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拉丁語：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為該書命名，因此此書英文標題被定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最初也很難找到對此書英文版本感興趣的出版商，維特根斯坦堅持撤掉羅素所寫的導言，劍橋大學出版社因為這個原因而拒絕出版此書。最終在1922年，出版商查爾斯·基根·保羅同意出版此書雙語版本，其中英文部分採用拉姆齊-奧格登譯本，並附帶羅素寫的導言。[222] 雖然這是維特根斯坦認可的英文版本，但其在許多方面都存在問題。當時維特根斯坦的英文並不好，而拉姆齊也仍只是個初學德語的本科生。因此當今學者大多選用大衛·佩爾斯和布萊恩·麥吉尼斯1961年的譯本。[i]
《邏輯哲學論》的目標是揭示出語言與世界之間的關係：什麼是可說的，什麼是不可說而只能展現的。維特根斯坦認為語言的邏輯結構為其所能表達的意義設下了限制。並且對他而言，語言的限制也是哲學的限制。許多哲學都是對不可言說的事物的敘說嘗試，「凡是可以說的東西都可以說得清楚」。[224] 而任何超出這個界限的東西——比如宗教、道德、美、神秘性——都是不可言說的。即使這些話題自身並非荒謬，但於此相關的陳述絕對是荒謬的。[225] 他在前言寫道：「因此本書想要為思想劃一個界限，或者毋寧說，不是為思想而是為思想的表達劃一個界限：因為要為思想劃一個界限，我們就必須能夠想到這界限的兩邊（這樣我們就必須能夠想那不能想的東西）。」[224]
作品長75頁，他向奧格登表示「關於此書的短小，我感到十分抱歉……但假如你像擠檸檬一樣擠壓我的思想，你就會發現我什麼都沒剩下了。」全書由幾條數字序號標示的命題（1-7），以及其下子命題（1，1.1，1.11）組成：[226]
- Die Welt ist alles, was der Fall ist.
- 世界是一切發生的事情。
- Was der Fall ist, die Tatsache, ist das Bestehen von Sachverhalten.
- 發生的事情，即事實，就是諸事態的存在。
- Das logische Bild der Tatsachen ist der Gedanke.
- 事實的邏輯圖像是思想。
- Der Gedanke ist der sinnvolle Satz.
- 思想是有意義的命題。
- Der Satz ist eine Wahrheitsfunktion der Elementarsätze.
- 命題是基本命題的真值函項。
- Die allgemeine Form der Wahrheitsfunktion ist: . Dies ist die allgemeine Form des Satzes.
- 真值函項的一般形式是：。這也是命題的一般形式。
- 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ß man schweigen.
- 對於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
![{\displaystyle [{\bar {p}},{\bar {\xi }},N({\bar {\xi }})]}](http://wikimedia.org/api/rest_v1/media/math/render/svg/2280fc5b18f2a18924aeac15d592429f9a30389c)
1922年9月，維特根斯坦轉往附近瓦爾特的一所中學任教，他對當地人的印象仍不太好——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這些人根本不是人類，而是可惡的蟲豸」——僅一個月後他就離開了這裡。11月，他來到施內山麓普赫貝格的另一所小學，他發覺很難從周圍的人身上感受到一絲人性，他告訴羅素，周圍的人是「四分之一的動物和四分之三的人。」[227]
1923年9月17日，弗蘭克·普倫普頓·拉姆齊拜訪了維特根斯坦，與他討論《邏輯哲學論》，並同意在《心靈》雜誌上為此書寫一篇評論。[228] 拉姆齊在信中記錄，維特根斯坦生活十分簡樸，他住在一間石灰粉刷的小房間，屋裡只夠放下一張床、小桌子和一把硬椅子。晚餐他們吃了黃油粗麵包和可可。[229] 維特根斯坦的教學工作從早上八點開始，十二點或下午一點結束，整個下午都空閒。[230] 拉姆齊返回劍橋後，維特根斯坦的朋友們開始勸他離開這個難以忍受的地方，回到劍橋。但他甚至不願接受家人的幫助。[231] 拉姆齊在給凱恩斯的信中寫道：
他們（維特根斯坦的家庭）非常富有，極其渴望給他錢，或以任何方式為他做任何事，而他推掉了他們的一切親近；甚至聖誕禮物或他生病時送去的病號餐都送回，而他這麼做不是因為他們不和睦，而是他不願得到任何不是他自己掙的錢……這甚是可惜。[232][233]
1924年9月，維特根斯坦又進了另一所學校，這次是位於特拉滕巴赫附近奧特爾塔爾鎮的鄉村小學。他為那裡的學生編寫了一本《民校學生詞典》（德語：Wörterbuch für Volksschulen），詞典很快就由維也納的出版社出版，這是他生前除《邏輯哲學論》外出版的唯一一本書。[222] 一本該詞典的初版在2005年被拍到了7.5萬英鎊。[234] 2020年，詞典的英文翻譯版《Word Book》出版，譯者是藝術史學家貝蒂娜·芬克，其中有陳佩之為其創作的插畫。[235]
1926年4月，一場後來被稱為海德鮑爾事件（德語：Der Vorfall Haidbauer）的意外迫使維特根斯坦離開奧特爾塔爾，徹底放棄教學工作。當時維特根斯坦課堂上有個名叫約瑟夫·海德鮑爾的11歲男孩，他的父親早逝，母親在當地農民那裡做女傭。一天維特根斯坦不耐煩的在海德鮑爾頭上揍了兩三下，結果身體瘦弱的海德鮑爾暈倒了。恐慌的維特根斯坦把他送到校長室，然後匆忙離校。出門時他遇上了另一位學生的家長皮里鮑爾先生，這人平日就對維特根斯坦懷有忌恨，因為他的女兒常受維特根斯坦體罰。[236][237] 因此，皮里鮑爾在走廊上把維特根斯坦怒罵了一通，他後來回憶說：
皮里鮑爾前往警察局要求逮捕維特根斯坦，但當時警察局沒有人，第二天他再去警察局時，被告知維特根斯坦已經離開了此地。1926年4月28日，維特根斯坦向地區學校檢察官辭職，儘管檢察官請求他留任，但他去意已決。[238][239] 對維特根斯坦的訴訟於5月啟動，檢察官要求他做精神檢查並出具報告。維特根斯坦的朋友路德維希·漢塞爾在1926年8月的信件中提到了正在進行的訴訟，但再之後的過程已無從知曉。亞歷山大·沃認為也許是維特根斯坦的家人幫他用錢擺平了這場事件。[240] 被維特根斯坦體罰的男孩海德鮑爾14歲時死於白血病。[241] 事件過去十年後的1936年，作為系列「懺悔」的一部分，維特根斯坦回到奧特爾塔爾，向當年傷害過的學生道歉。他至少拜訪了四位當時的學生，其中一些人反應大度，表示接受維特根斯坦的歉意。但在曾挑起針對維特根斯坦訴訟的皮里鮑爾先生家裡，他的女兒赫爾米勒·皮里鮑爾只輕蔑的回覆了一句「嗯，嗯」。[242] 蒙克寫道：
這些懺悔不是用懲罰傷害他的驕傲，而是拆毀他的驕傲——就像是移開一塊擋在誠實和得體的思考之路上的路障。[243]
《邏輯哲學論》的出版取得了巨大反響，維特根斯坦的聲譽漸長。據說一些科學家、哲學家和數學家受此作品影響，成立了一個稱為「維也納學派」的討論團體。[231] 儘管人們常把維特根斯坦歸為維也納學派成員，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德國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漢弗林曾直言不諱的表示：「維特根斯坦從來不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儘管當時他確實居住在維也納。儘管如此，他的學說對該學派的影響超過其中任何成員。」[245] 不過，哲學家安東尼·克利福德·格雷林認為，儘管從表面看維特根斯坦的思想與邏輯實證主義十分類似，但事實上其對維也納學派的影響有限。維也納學派的理論基礎早在維特根斯坦之前就已建立，它們源自英國的經驗主義傳統，恩斯特·馬赫的理論，以及羅素和弗雷格的邏輯思想。維特根斯坦主要和學派成員石里克、魏斯曼有過交往，並且對他們的實證主義也未造成持久影響。格雷林表示：「……事實並不像早期評論家聲稱的那樣，《邏輯哲學論》並沒有引發哲學運動。」[246] 維特根斯坦從1926年起參加了維也納學派的一些討論，但顯然在這些討論中，他持有與該學派不同的哲學觀點。例如，為了抗議學派成員對其作品的誤讀，他背過身大聲朗誦詩歌。[247] 魯道夫·卡爾納普在自傳中表示維特根斯坦賦予了他許多靈感，不過他也表示：「維特根斯坦、石里克和我，我們三人對哲學問題的觀點有明顯差異，這不比不同科學家面對科學問題的差異更小。」同時，他還評論維特根斯坦：
他對他人、對理論問題的態度和觀點更像是一個富有創造力的藝術家，而非一個科學家；或者幾乎可以說，更像是宗教先知……然後，最終在經過艱難的努力後，他的結論呈現在我們面前，就如全新的藝術傑作或是一封神諭……他給我們的印象就是，仿佛洞見如神啟降臨在他身上，而任何對其清醒、理性的評價都將是一種褻瀆。[248]
我無意建築樓宇，而只希望……向自己展現一切可能建築的地基。
維特根斯坦[249]1926年，放棄小學教師工作的維特根斯坦來到一家修道院做園藝工，並探尋成為修士的可能性。他的姐姐瑪格麗特邀請他為其設計一座住宅，維特根斯坦同意了這個請求，他與朋友保羅·伊格爾曼一同出任改項目的建築師。他的職責主要涉及窗戶、門、窗拴和暖氣裝置，他對這些部件的細節追求到了極致。維特根斯坦十分注重建築的優雅比例，在建築即將完工時，他把一個巨大房間的地板抬高了三厘米，以期絕對精確。蒙克表示「乍一看這工作有點邊緣，但並非如此；因為恰恰是這些細節成就了這棟房子的特殊之美，否則它將相當平凡，甚至是醜陋的。」[250][251]
維特根斯坦用了足足兩年時間設計門把和暖氣，每扇窗戶都覆蓋着重達150千克的金屬屏風，但可藉由他設計的滑動系統輕鬆操控。《維特根斯坦的建築》作者伯恩哈德·萊特納表示，「可以沉入地板的金屬窗簾，歷史上幾乎從未有如此的內部設計，它真的既巧妙又奢侈。」[250]
住宅於1928年12月完工，維特根斯坦一家在聖誕節在此聚會，慶祝建築落成。維特根斯坦的姐姐赫爾米勒寫道：「即便我非常讚賞這棟房子……它看上去更像是神的居所。」[249] 維特根斯坦說，「我為格蕾特建造的房子是一種斷然敏感的聽覺和好作風的產物，表達了一種（對文化等等的）偉大理解。但缺少的是：力求爆發開來的原初生命和野性生命。」[252][253] 他所要表達的是，這座住宅——以及他為當時的女友瑪格麗特·雷斯賓格製作的半身胸像——雖然富含技藝，但缺乏「原初生命」，仍算不上一件偉大的藝術作品。而只有在哲學中，他的創造力才能被真正喚醒，正如羅素很久之前注意到的，那時他的身上才表現出「力求爆發開來的野性生命」。[252][253]
據費格爾所說，1928年春在聽了數學家魯伊茲·布勞威爾在維也納有關「數學、科學和語言」的講演後，維特根斯坦重新萌發「回到哲學領域」的想法。在拉姆齊等人的催促下，他於1929年返回劍橋。凱恩斯在給他妻子的信中寫道：「唔，上帝到了。我在5點15分的火車上接到了他。」[254] 儘管當時維特根斯坦的名聲已經十分顯赫，但為開始劍橋的教職工作，他仍需要先取得一個學位，因此他申請成為了攻讀博士學位的「高級學生」。羅素表示維特根斯坦的資質以滿足博士要求，並建議他將《邏輯哲學論》作為學位論文。[255] 學位答辯由摩爾和羅素主持，會議結束時，維特根斯坦拍了兩位主考官的肩膀說，「別在意，我知道你們永遠也不會懂的。」[256] 在答辯報告中，摩爾寫道：「我個人的看法是，維特根斯坦先生的論文是一項天才工作；但儘管如此，它也肯定很符合劍橋哲學博士學位所需的規範。」[257] 不久，維特根斯坦獲得了講師資格以及三一學院的津貼。
1936年至1937年，維特根斯坦再次回到挪威居住。[258] 在那裡他專注於《哲學研究》的編寫。1936-37年冬天，他開始向密友進行一系列的「懺悔」，其中大多數都是較小的罪過，例如撒謊。他希望藉助這些懺悔淨化自己。1938年，維特根斯坦前往愛爾蘭拜訪了精神科醫師朋友莫里斯·奧康納·德魯里，並考慮接受相關訓練，為放棄哲學、從事醫學做準備。這趟愛爾蘭之行也是為了回應時任愛爾蘭總理，同為數學家的埃蒙·德·瓦萊拉的邀請。德·瓦萊拉希望維特根斯坦的來訪可為即將落成的都柏林高等研究院增添影響力。[259]
1938年，就在拜訪愛爾蘭的途中，德國與奧地利合併；因為四位祖父母中有三個猶太人，出身維也納的維特根斯坦成為了1935年《紐倫堡法案》下的猶太人。同年7月，他成為了大德意志的一員。[260]
《紐倫堡法案》規定，凡一個人祖父母中有超過三位猶太人，那麼他就被歸為完全猶太人（德語：Volljuden）；假如他有兩位祖父母為猶太人，他就被歸為混血兒（德語：Mischling）。於是，這也規定了維特根斯坦家族成員可以與誰結婚或有婚外性行為，以及他們可以從事哪些工作。[261]
維特根斯坦的哥哥保羅在德奧合併後很快離開了奧地利。先前納粹發現他與一位啤酒商的女兒希爾德·沙尼亞未婚育有兩個孩子，因為沙尼亞並非猶太人，保羅收到了關於種族污染的指控。除跟隨自己逃跑的沙尼亞外，他沒有告訴任何人自己準備離開奧地利。他的離開安靜且迅速，以至於人們一開始以為他是維特根斯坦家族中第四位自殺的孩子。[262]
維特根斯坦開始尋求凱恩斯的幫助以獲取英國公民身份，並且不得不向自己的英國朋友們承認自己先前撒了謊——他之前告訴他們自己只有一個祖父母是猶太人。[94]
在入侵波蘭前，希特勒授予了維特根斯坦家族成員混血兒身份。1939年有2100份轉換身份申請，而希特勒只批准了其中12份。[263] 維特根斯坦家族使用的理由是，其祖父赫爾曼·克里斯蒂安·維特根斯坦是某個德國王族的私生子，這允許德意志帝國銀行有權獲得家族信託存在瑞士的外匯、股票以及1700千克黃金。維特根斯坦的姐姐，已成為美國公民的格蕾特開始利用家族擁有的巨大財富與當局談判。保羅於1938年逃往瑞士，而後前往美國。他不認同家族成員與德國當局的談判，並因此與兄弟姐妹有了永久隔閡。戰後當保羅回到維也納表演時，他沒有拜訪赫爾米娜之墓，也再也未聯絡過路德維希和格蕾特。[24]
1939年摩爾離任劍橋哲學教授後，維特根斯坦接替了他的位置。不久後，他憑藉該身份順利獲得了英國國籍。[264] 7月，他來到維也納協助姐姐處理財產事宜，並會面了一位德意志帝國銀行官員。隨後他又前往紐約嘗試說服哥哥保羅同意家族與德國當局達成的和解協議。協議（德語：Befreiung）於當年8月，戰爭開始前夕達成。維特根斯坦家族為此向納粹當局轉讓了未知數目的資產，以及1700千克黃金。[265] 據稱同年維特根斯坦還從柏林出發到訪了莫斯科，前去拜訪哲學家索菲亞·亞諾夫斯卡婭。[266]
1938年，身為劍橋大學研究生的諾曼·馬爾科姆這樣描述首次見到維特根斯坦的情形：
道德科學俱樂部晚會上，在論文宣讀完畢並開始討論後，有個人磕磕絆絆的開始發表演講。他似乎非常難以表達自己，並且在我看來他的言詞毫無智慧。我悄悄問同坐的友人，「那人是誰？」，他回答道，「維特根斯坦」。我非常驚訝，因為我原以為著名的《邏輯哲學論》的作者應當是個老者，但這人卻非常年輕——估摸只有35歲光景。（事實上當時維特根斯坦已經49歲。）他瘦削深色的臉有鷹鈎形輪廓，十分漂亮，頭上覆蓋着彎曲的棕發。我注意到房間裡的人都帶有敬意的望着他。在這次不成功的開頭後，他有段時間沒有發言，但可以明顯注意到他仍在艱難思索着什麼東西。他神色凝重，雙手比劃着，好像正在做一番演講……無論是演講還是私下交談，維特根斯坦的講話都有種奇特的腔調。他的英語極好，帶有教養良好的英國紳士口音，但偶爾會在字裡行間蹦出幾個德語詞。他的聲音響亮……表達雖不流暢，但強而有力。任何聽他講話的人都能意識到這是個特別的人。談話時，他的臉部神態表現力十足。深邃的眼睛常帶有激烈的神情。他的整個人格都是命令式的，甚至如君王一般。[267]
對於維特根斯坦的講座，馬爾科姆繼續寫道，
很難將這些會議上的講話稱為「講座」，儘管維特根斯坦的確是這麼稱呼的。一方面，他在這些會議上帶來獨創研究……會議經常是對話的形式。但有時他努力嘗試從自己身上挖掘想法，他會用手勢禁止別人提出任何問題或評論。這經常伴隨長時間的沉默，只有維特根斯坦本人的喃喃自語，以及他人注視的目光。在這沉默之中，維特根斯坦顯得異常緊張活躍。他的眼神專注、面容生動、神情嚴肅，揮動着雙手。人們可以注意到他表現出的絕對嚴肅、專注和智慧……他在這種場合下是個可怕的人。[268]
工作以外，維特根斯坦也喜歡看西部片，他偏愛坐在電影院前排。他也喜歡閱讀偵探小說，尤其是諾伯特·戴維斯的作品。[269] 馬爾科姆記錄說維特根斯坦會在下課後匆匆趕往電影院。[270]
在這段時期，維特根斯坦關於數學基礎的觀點發生了變化。年輕時的維特根斯坦曾認為邏輯可以是堅實基礎，當時他甚至考慮重寫羅素和懷特海的《數學原理》。但他現在拒絕相信數學事實是可被發現的，並對此做了多次講座。艾倫·圖靈曾旁聽他的講座，並稱他為「一個十分奇特的人」。兩人探討了計算邏輯和日常真理之間的關係。[271][272]
他在這段時間的學生還包括後來成為哲學家和教育家的埃利·蘭布里迪。蘭布里迪在其1950年代的作品中引述了維特根斯坦於1940-1941年的教學內容，並將之改編為一篇與維特根斯坦的對話。在這部作品中，蘭布里迪開始展現出她關於語言相似性、基礎概念以及基本心靈圖像的觀點。最初只有部分文本發表在德國教育理論批評雜誌《Club Voltaire》上，完整的對話錄在蘭布里迪死後由雅典科學院出版。[273][274]
但最重要的思考恰恰是不討喜的，即，它威脅要剝奪一個人珍愛的觀念，他因之全然迷惑。生出一種渺小感。在這種情況下，我和其他人畏縮不前，不再思考，或在長久的掙扎後才能令自己思考。我相信你也了解這一處境，我祝願你獲得了很多勇氣！雖然我自己沒獲得。我們全是病人。
維特根斯坦（1944）[275]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維特根斯坦發覺在戰爭時期教授哲學是難以忍受的，他希望為抗戰作出貢獻。[276] 假如有任何學生表示希望成為職業哲學家，他就會大發雷霆。[j]
1941年9月，他向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的兄弟約翰·賴爾詢問是否可以到倫敦蓋伊醫院工作。約翰·賴爾時任劍橋大學醫學教授，在蓋伊醫院幫助應對納粹對倫敦的空襲。維特根斯坦告訴賴爾，他覺得留在劍橋自己會慢慢死掉，那不如尋找一個快速死去的機會。[276] 不久後，他開始在蓋伊醫院擔任藥房勤務工，職責是把藥品從藥房分送至病房。根據賴爾妻子的說法，維特根斯坦在病房中建議病人們別吃那些藥。[277][278] 1942年，賴爾邀請維特根斯坦來自己位於瑞士的家中，他的兒子在日記中記錄道：
Wink（維特根斯坦）極為生疏——他英語說的不太好，一直在說「我的意思是」，還一直在想說「不可容忍」時說成「它的『可容忍』」。[279]
儘管蓋伊醫院的職員未被告知維特根斯坦的身份，但他還是被人認了出來。醫院裡有個曾出席過道德科學俱樂部的醫生，被認出後，維特根斯坦懇求他「千萬別告訴任何人我是誰！」[280] 有些職員稱呼他「維特根斯坦教授」，他被允許與醫生們一起吃飯。蓋伊醫院的生活十分孤獨，1942年新年夜，維特根斯坦在給朋友赫特的信中寫道：「總體上，我感覺孤獨，害怕未來的歲月！……我希望你有一點快樂，希望你比我更珍惜自己的一切所有。」[281] 在蓋伊醫院期間，維特根斯坦接受了膽石移除手術。[282][283]
在這期間，維特根斯坦通過弗朗西斯·斯金納結識了基思·柯克，一個出身勞工階層的青少年。柯克曾是斯金納手下的學徒，維特根斯坦向他教授物理和機械知識，幫他通過了行業協會考試。然而柯克並未意識到維特根斯坦的感情，而只視他為普通教師。[284] 斯金納死後，柯克似乎也與維特根斯坦斷了聯繫。維特根斯坦在日記中寫道：「雖然一周前我向他要消息，但十天都沒有再聽到K（柯克）的事情了，我覺得他也許已經跟我斷交了。一個悲劇性的念頭！」[285][286] 事實上柯克結婚去了，他們沒有再聯繫。[287]
維特根斯坦在蓋伊醫院結識了一個對哲學感興趣的醫生巴茲爾·里弗，當時里夫正跟隨R.T.格蘭特學習空襲傷亡導致的創傷性休克（與血容量減少相關）的診斷和治療。[288][289][290] 倫敦大轟炸結束後，可供研究的傷者減少，因此在1942年11月，格蘭特和里弗轉到了皇家維多利亞診所研究交通和工業傷亡。格蘭特為維特根斯坦提供了一份實驗室研究員的工作，工資每周4英鎊，住處在泰恩河畔紐卡斯爾的布蘭德林公園28號，這份工作從1943年4月29日開始，一直到1944年2月。[291][288] 他與查爾斯·達爾文的曾孫伊拉斯謨·達爾文·巴洛一同工作。[292][293][294][293]
1946年夏季，維特根斯坦越來越經常考慮辭去自己的劍橋教職工作，並對學術哲學越發厭惡。這段時間他愛上了劍橋的醫學本科生本·理查茲，他在日記里寫道：「我對B.（本·理查茲）的愛在我身上唯一之事就是這個：它把關係我的處境和工作的其它小事趕到了背景里。」[295] 9月30日，從斯旺西返回劍橋的那天，維特根斯坦寫道：「我反感這個地方的一切。人們的呆板、造作和自滿。大學的氣氛令我作嘔。」[296][297] 曾經在藥房一同工作羅伊·弗拉克是維特根斯坦唯一保持聯繫的蓋伊醫院的同事，他於1943年加入軍隊，直到1947年才返回。維特根斯坦曾頻繁的寫信給身處軍隊的弗拉克，催促他回家。[296][297]
1947年5月，維特根斯坦被邀請至牛津大學喬伊特學會演講，主題是關於一篇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論文研討。在演講中，他完全忽略了問題本身，而專注於把自己的哲學方法套用到提出的問題上。參會者H.A.普利查德對此表示不滿：
維特根斯坦：如果有人看着天對我說，「我想快下雨了，因此我存在。」那麼我不理解他。
普利查德：這都很好；但我們想知道的是：「我思故我在」是否有效？[298][299]
死不是生命中的事件，人是沒有體驗過死的。如果把永恆理解為不是無限的時間的持續，而是理解為無時間性，則現在生活着的人，就永恆的活着。我們的生命是無止境的，正如我們的視野是沒有界限的一樣。
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6.431[300]1947年，維特根斯坦辭去了劍橋教席，專注哲學寫作。1947-1948年，他前往愛爾蘭旅行，住在都柏林的羅斯酒店，後搬到威克洛郡的一處農舍，在此他完成了MS（手稿）137，卷R。[301] 為了尋求更加孤寂的生活，他搬到了愛爾蘭的東岸的一座度假小屋，在那裡可以俯瞰基拉里峽灣。[302]
1949年4月，應時任康奈爾大學教授的諾曼·馬爾科姆邀請，維特根斯坦動身前往美國紐約州伊薩卡，並在那裡呆了七個月。他告訴馬爾科姆，自己沒有心情研究哲學：「自三月份起我沒有做任何工作，並且我也沒有嘗試去做的力量。」都柏林的一位醫生診斷他為貧血，為他開了補鐵劑和保肝藥。馬爾科姆的《回憶維特根斯坦》記錄了維特根斯坦在美國的這段生活經歷。[303] 這段時間維特根斯坦開始探討認識論，尤其是哲學懷疑主義，這些內容最終被收錄在了《論確實性》中。
從美國返回倫敦後，維特根斯坦被診斷為前列腺癌，並已擴散至骨髓。後兩月他在維也納度過，他的姐姐赫爾敏娜也罹患癌症，她甚至已無法認出維特根斯坦，更不能與之交談。「這對我和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個巨大的損失，」他寫道，「比我預料的更加嚴重。」赫爾敏娜死後，他在一些朋友之間遊走：1950年4月來到劍橋，與G.H.馮·賴特呆在一起；然後到倫敦與拉什·瑞伊斯同住；接着到牛津拜訪伊莉莎白·安斯康姆，當時他寫給馬爾科姆說，自己已無法再從事任何哲學。8月，他與本·理查德茲前往挪威，後又回到劍橋。11月27日，維特根斯坦搬進位於 Storey's 街的愛德華·貝文醫生的房子。他表示不希望死在醫院裡，因此貝文醫生與其夫人瓊安提出，維特根斯坦可在他們家裡度過最後時日。貝文夫人起初有些懼怕維特根斯坦，但不久兩人便成為了好友。[301][304]
1951年初，維特根斯坦意識到自己時日無多。他於1月29日在牛津撰寫了遺囑，任命瑞伊斯為遺囑執行人，安斯康姆和馮·賴特為其作品保管者。在寫給馬爾科姆的信中，他表示「我的心靈已經完全死去。但這不是訴苦，因為我並未遭受折磨。我明白人生必然有終點，而心靈是最先消退的東西。」[304] 2月，他回到貝文醫生的房子，繼續編寫手稿175和176。這些手稿構成了後續作品《論確實性》和《論色彩》。[301] 4月16日，就在去世前13天，維特根斯坦在給馬爾科姆的信中寫道：
一件美妙的事情發生了。大約一個月前，我突然感到自己處於做哲學的極佳狀態。我本來以為我再也沒有能力從事哲學了。這是兩年來首次，這種幕簾從我腦海消失。——當然，迄今為止我已經工作了五個星期，明天或許就能完成這一切；我現在振奮不已。[305]
1951年4月26日，維特根斯坦開始編寫最後一份手稿——MS 177，這天是他的62歲生日。第二天下午他外出散步，並寫下了生前最後一篇文章。當晚他感覺病得十分厲害，從貝文醫生那兒得知自己只有幾天可活時，他叫道「很好！」28日晚，貝文夫人陪伴在他床邊，失去意識前，維特根斯坦對她說：「告訴他們我過了極好的一生。」[306] 馬爾科姆形容這句話是「出奇的感人的話語」。[305]
有四位學生陪伴在維特根斯坦臨終床邊——本·理查德茲、伊莉莎白·安斯康姆、約里克·史密西斯和莫里斯·奧康納·德魯里。其中安斯康姆和史密西斯是天主教徒，多米尼克修士康拉德·佩勒應後者要求而出席（維特根斯坦曾要求一位「不是哲學家的牧師」，並且在死前多次與佩勒見面）。[307] 最初他們不確定這是否符合維特根斯坦的遺願，但後來回憶起他曾希望天主教朋友們為他禱告，因此他們為他作了禱告，不久之後維特根斯坦被宣告死去。[306]
人們在劍橋阿森松教區墓地為維特根斯坦舉行了一個天主教葬禮。[308] 杜瑞後來說他一直困擾於是否這樣安排葬禮是合適的。[309] 2015年，墓碑由英國維特根斯坦協會翻新。[310]
維特根斯坦曾在其宗教相關論述中表現出對天主教的興趣和共情，但他從未考慮成為一位天主教徒。據馬爾科姆所言，維特根斯坦更多的是將天主教作為一種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一種信仰。[k]
維特根斯坦沒有接受或拒絕任何宗教；他只希望保持清晰的對話，無論其是否為宗教性質。[312]
——T. Labron (2006)
有些評論家認為維特根斯坦在一定程度上持有不可知論。[l][314]
我不會說「明天見」，因為這像是對未來的預測，我可以肯定自己做不到這一點。[315]
——維特根斯坦 (1949)
維特根斯坦在1933-1934年間在劍橋任教的講義被整理為了《藍皮書》，這部文本標誌着他晚年對語言哲學的觀念轉向。
《哲學研究》在1951年維特根斯坦去世時已接近完成，他的文本保管者優先考慮將其出版，因為這部作品內在的重要性，也因為維特根斯坦本人的出版意願。1953年，《哲學研究》分兩部分出版。第一部分原計劃在1946年出版，但當時維特根斯坦撤回了手稿。篇幅較短的第二部分由他的編輯者伊莉莎白·安斯康姆和拉什·瑞伊斯添加至此作品。在這部作品中，維特根斯坦要求讀者將語言視為一種多元的語言遊戲，語言的各個組成部分在其中發揮作用。他表示，大多數哲學問題都源自對語言的誤用，例如脫離了語境、慣常用法和語法而思考字詞的意義——他說「哲學問題產生在語言休假的時候」。[316]
對維特根斯坦而言，當語言從其固有領域轉入形而上學的環境，哲學問題就不可避免的產生了，因為在這種環境中，原本熟悉且必要的標誌、語境的線索都被移除。他將這形而上學環境比喻為光滑冰面：一種完美符合哲學與邏輯上精準的語言，不再有日常語境下的泥濘感，似乎所有哲學問題都可解決；但是，正因為缺乏摩擦力，語言事實上完全無法在此環境中運作，「我們無法前行」。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家們必須離開這光滑冰面，回到日常語言的「粗糙地面」。[317] 《哲學研究》大部分內容都由避免這種最初錯誤的案例組成，從而哲學問題應當消失，而不是被解決：「我們所追求的清晰當然是一種完全的清晰。而這只是說：哲學問題應當完全消失。」[318]
維特根斯坦去世後留下了大量文稿，包括83份手稿，46份打字稿，以及11份口述稿，合計共約20,000頁。從其中篩選掉重複內容、更正文本、鬆散的筆記和編輯作品後，還剩餘有三分之一可出版內容。[319] 一個由卑爾根大學運作的網站可查看並檢索幾乎所有這些文稿。[320] 2011年，有兩箱曾被認為在二戰期間遺失的維特根斯坦文稿被重新發現。[321][322]
除《哲學研究》外，至少還有三部作品已接近完成。其中兩部為「大量的打字稿」：《哲學評論》和《哲學語法》。維特根斯坦的文學保管人馮·賴特表示「它們都是幾近完成的作品，但維特根斯坦並未將其發表。」[323] 另一部作品是《論色彩》，「關於顏色理論，他寫了相當多東西，該作品是這些觀點的濃縮。」[324]
羅素描述維特根斯坦為「天才人物的最完美範例」：富有激情、深刻、熾熱並且有統治力。[325][139]
1999年在美國大學教師中的一項調查顯示，《哲學研究》被認為是20世紀哲學最重要的作品，作為「20世紀哲學的跨領域傑作，吸引了不同專業和哲學方向的興趣」。[326][327] 明尼蘇達大學認知科學中心將此書排在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作品第54位。[328]
網絡哲學百科全書作者，弗吉尼亞軍事學院的鄧肯·里希特稱維特根斯坦「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有些人甚至將他與伊曼努爾·康德比肩。」[329] 彼得·哈克認為，維特根斯坦對20世紀哲學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他的早期思想對維也納學派的影響，以及晚期思想對牛津「日常語言哲學」及劍橋哲學家的影響。[330]
儘管他被認為是現代以來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331]，但其作品也受到一些負面評價。例如阿根廷-加拿大哲學家馬里奧·邦吉表示「維特根斯坦因其無足輕重而受歡迎。」[332] 邦吉認為，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是瑣碎的，因為它們只是在處理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並且忽略了科學。[333] 據邦吉所言，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過於淺薄，因為它無視了有關語言學的科學研究。[334] 他還表示，維特根斯坦的心靈哲學也僅僅是推測性的，因為它並非基於心理學的科學研究。[335]
關於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有許多完全不同的闡釋。據他的友人兼同事馮·賴特所言：
他認為……他的觀點已被廣泛誤解和扭曲，即使在學科專業人士那裡也不例外。他對未來自己能被更好理解表示懷疑。有次他說，他感到自己正為思想方式完全不同的人寫作，這些人呼吸着與現代人不同的空氣。[13]
關於維特根斯坦「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的分界（也即《邏輯哲學論》與《哲學研究》的觀點差異），學者仍未達成一致。有人認為這種觀點的轉變是迅速的，而另一些人則通過對其未出版作品（遺作）的分析斷定這是漸進的過程。[336]
一個關於維特根斯坦學說的主要闡釋被歸為「新維特根斯坦學派」，成員包括科垃·戴蒙、愛麗絲·克拉瑞和詹姆斯·科南特。因為《邏輯哲學論》書尾的結論似乎與其內容相悖，新維特根斯坦學派主張以一種「療愈手段」的方式理解維特根斯坦的作品——將他的作品視為靈感來源，而不是為超越形而上學理論，它幫助我們走出哲學泥沼、擺脫困惑。[337] 為達成這一點，學派提出應將《邏輯哲學論》作為「純粹的荒謬文本」來閱讀——認為它的目的不是為帶來實際的哲學觀點，而是為了促使讀者放棄哲學揣測。這類療愈手段觀點可追溯到哲學家約翰·威茲德姆的作品[338]，以及奧茨·科克·鮑斯馬對維特根斯坦《藍皮書》的評述。[336][339]
「療愈手段」觀點也受到了一些批評：漢斯-約翰·格洛克認為，以「純粹的荒謬文本」的方式閱讀《邏輯哲學論》「與眾多的外部證據不相符，因為在寫作和訪談中，維特根斯坦曾表示《邏輯哲學論》是為表達不可言說的洞見。」[336]
1944年10月，維特根斯坦與在美國生活多年的羅素幾乎同時回到劍橋。當時羅素關於宗教和道德的作品在美國引發了巨大爭議。維特根斯坦在給朋友德魯利的信中表示：
羅素的作品應該用兩種顏色裝訂……寫數學邏輯的書用紅色——每個哲學學生都應該讀；寫倫理和政治的書用藍色——任何人都不得讀。[343][344]
羅素對維特根斯坦的晚期作品也有類似看法：
我沒有從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中發現任何有趣的東西，也不能理解為什麼整個學界都在其書頁中找到了智慧。就心理學而言這是令人驚訝的。早年的維特根斯坦是個帶着激情思考的人，他深切知曉那些我們認同的難題，並表現出（至少是我認為的）真正的哲學天才。但晚期的維特根斯坦卻相反，他似乎厭倦了嚴肅的思考，並發展學說來使這類思考變得不再必要。我無法相信具備懶惰後果這種學說為真理。不過我也意識到，我對此學說存在偏見，因為假如它為真理，那麼哲學，即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它也不過是有助於詞典編撰，而在最壞的情況下，只能作為飲茶時的閒談。[345]
索爾·克里普克在其1982年作品《維特根斯坦關於規則與私人語言》中認為，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的中心論證是一個毀滅性的規則遵循悖論，它摧毀了我們在日常使用語言時始終遵循規則的可能性。克里普克表示，這個悖論是「哲學領域至今為止最徹底、最原始的懷疑論難題。」[346]
克里普克的論述引發了大量衍生作品，有人認為他提出的懷疑論難題是敏銳、有趣的，而另一些人則認為該難題更像是個偽問題，它來自對維特根斯坦作品的選擇性閱讀。劍橋哲學家馬丁·庫施為克里普克作了辯護。
| 作品原名 | 中文譯名 | 出版時間 | 備註 |
|---|---|---|---|
|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 邏輯哲學論[226] | 1922年 | 最初被譯為《名理論》，譯者張申府，陳啟偉校 |
| Wörterbuch für Volksschulen | 民校學生詞典 | 1925年 | |
|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 哲學研究[347] | 1953年 | |
| Notes on Logic | 邏輯學筆記 | 2008年 | |
| On Certainty | 論確實性[348] | 1969年 | 關於知識與確定性的斷言合集，對行動理論有重要影響。 |
| Bemerkungen über die Farben | 論色彩[349] | 1977年 | |
| Blue and Brown Books | 藍皮書和棕皮書 | 1958年 | 1933-1935年劍橋授課講義 |
| Bemerkungen über die Grundlagen der Mathematik | 關於數學基礎的評論 | 1978年 | 維特根斯坦1937-1944年有關數學與邏輯作品選集 |
| Bemerk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Psychologie | 心理學哲學評論 | 1980年 | |
| 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 | 哲學評論 | 1975年 | |
| Some Remarks on Logical Form[350] | 哲學邏輯評論 | 1929年 | |
| Vorlesungen und Gespräche über Ästhetik, Psychoanalyse und religiösen Glauben | 美學，心理學及宗教信仰的講課及會話 | 1967年 | |
| Philosophical Grammar | 哲學語法 | 1978年 | |
| Culture and Value | 文化與價值 | 1970年 | 關於文化問題，例如宗教、音樂，以及克爾凱郭爾哲學的評論。 |
| Zettel | 紙條集 | 1967年 | 與《論確定性》、《文化與價值》類似，維特根斯坦思考片段、日記合集。 |
| Bemerkungen über Frazers "The Golden Bough" | 評論弗雷澤的金枝 | 1967年 | 評論詹姆斯·弗雷澤的《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 |
| Last Writing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 心理學哲學最後著作 | 1994年 | |
| A Lecture on Ethics | 關於倫理學的講演 | 1929年 | |
| Wittgenstein and Vienna Circle | 維根斯坦與維也納學圈 | 1967年 | 1929-1932記錄 |
| Notebooks 1914–1916 | 戰時筆記[351] | 196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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