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懷疑論（philosophical skepticism；來自希臘語 σκέψις skepsis ，意為「探究」）是一系列質疑知識可能性的哲學觀點[1][2]。它與其他形式的懷疑論不同，因為它甚至質疑屬於基本常識的、似乎非常合理的知識主張。哲學懷疑論者通常分為兩大類：一類直接針對知識，而不關心自身的正當性；另一類則主張應懸置判斷一切命題[1]。這種區別來自於古希臘哲學中學院懷疑論者和皮浪懷疑論者之間的差異。在後一種意義上，懷疑主義被理解為一種幫助實踐者實現內心平靜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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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更普遍的懷疑論觀點，請見「懷疑論」。概述
哲學懷疑論是懷疑主義的一種重要形式，是指對被廣泛接受的知識主張持懷疑態度的一種哲學思想。普通的懷疑主義一般是對各種知識主張的質疑態度。哲學懷疑論與普通的懷疑論的主要差別在於，它甚至拒絕那些看似確定的基本常識[4]。出於這個原因，它有時被稱為徹底的懷疑（radical doubt）[5]。有部分哲學懷疑論甚至宣稱一個人無法知道「我有兩隻手」或「太陽明天會出來」[6]。
大多數哲學家認為，我們對一個命題除了相信和不相信之外，第三種可能的信念態度是「懸置判斷」。懸置判斷並非不採取任何態度，而是與相信和不相信並列的一個真誠信念。一種對哲學懷疑論的定義是：對命題域 F 的懷疑論指這樣一種主張，即對 F 中的命題唯一合理的態度是懸置判斷[7]。
哲學懷疑論對知識的否認通常與「應當懸置對可疑命題的信念」的要求有關[8]。哲學懷疑論通常基於這樣一種觀點，即無論一個人多麼確信某個信念，這一信念仍可能是錯誤的[9]。因此，信念不等於知識。哲學懷疑論源於大多數或所有信念都可能是如此的考慮[10]。
較弱形式的哲學懷疑論將這種拒絕限制在特定領域，如外部世界或道德學說上。一部分弱哲學懷疑論並不拒絕知識本身，但仍然否認人們可以絕對確定任何事[11][12]。激進哲學懷疑論不僅僅是拒絕某些形式的被普遍接受的知識，而是拒絕所有形式的知識[13][14][15]。在這方面，我們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擁有相對可靠的信念，但這些信念永遠不會成為知識。激進哲學懷疑論的捍衛者寥寥無幾[13]；它更常被用作檢驗理論的工具[16][17]，用以探索一個理論以暴露它的弱點或改進它[16]。
在古典哲學中，懷疑主義不僅被視為一種關於知識存在的理論，而且被視為一種生活方式。這種觀點的動機是，懸置對各種問題的判斷會帶來內心的平靜，從而有助於懷疑論者的幸福[18][19][20]。
懷疑主義可以根據其質疑的範圍進行分類。局部懷疑論涉及對特定知識領域的懷疑（例如道德懷疑論、對外部世界的懷疑論或對其他思想的懷疑論），而全局懷疑論（global skepticism）則懷疑所有領域的知識[21]。
懷疑論也可以根據其方法進行分類。西方哲學有兩種基本的懷疑論方法[22]：笛卡爾懷疑論（又稱學院懷疑論）和皮浪主義懷疑論。笛卡爾懷疑論相信，對某一命題域 F，「我們應當對該命題領域 F 中的任何命題懸置判斷」這一命題。而皮浪主義懷疑論不僅懷疑一階命題，也懷疑對二階或更高階命題，並相信懸置判斷是對任何命題唯一合理的態度。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通過改變命題域 F 來生成不同版本的笛卡爾懷疑論，但對於皮浪主義懷疑論來說，F 包括所有命題[23]。
在笛卡爾懷疑論中，外部世界懷疑論是一個顯著版本，即質疑任何有關「外部世界」的命題（而非有關主體自身思想的命題）。這也是笛卡爾在《第一哲學沉思集》中使用的懷疑論方法。
皮浪主義通過懸置判斷來尋求內心的平靜。皮浪主義有許多模式來引發懸置判斷。皮浪主義懷疑論對當代認識論的重要性主要來自於這些模式，特別是其中被統稱為「阿格里帕模式」的一個子集。阿格里帕的三種模式以下列方式共同發揮作用：人們可以根據其他主張來證明一項主張的正確性，但這會導致證明無限倒退（infinite regress）；可以進行教條式斷言，但這無法構成證明；可以使用循環推理，但這無法證明結論[24]。
懷疑情景是一種假設情況，可用於對特定主張或主張類別持懷疑態度的論證。通常情況下假設存在欺騙我們的感官的欺騙力量並破壞知識的正當性，否則被認為是正當的，並且被提出來質疑我們對知識的普通主張，因為我們不能排除懷疑的可能性場景是真實的。懷疑論情景在現代西方哲學中受到了極大的關注。
現代西方哲學中第一個主要的懷疑論場景出現在勒內·笛卡爾的《第一哲學沉思錄》中。在第一沉思的結尾，笛卡爾寫道：「我要假定有某一個妖怪，...這個妖怪的狡詐和欺騙手段不亞於他本領的強大，他用盡了它的機智來騙我。」[25]
- 「邪魔問題」（「笛卡爾的邪魔」）：最早由勒內·笛卡爾提出。它引發了一種可能性，即某一存在可能會故意誤導一個人錯誤地相信你以為是真實的一切。
- 「缸中之腦」假說：一個人可能是一個沒有實體的大腦，在一個大桶中維持生命，並由一位瘋狂的科學家提供錯誤的感官信號。由於缸中之腦無法知道它是缸中之腦，因此你無法證明你不是缸中之腦。
- 「夢論」：笛卡爾和莊子都提出的，關於難以分辨現實與夢境的假設。
- 「五分鐘假設」：最著名的版本由伯特蘭·羅素提出，表明我們無法證明世界不是五分鐘前創造的。
- 「模擬現實假說」或「矩陣假說」：每個人，甚至整個宇宙，都可能處於計算機模擬或虛擬現實之中。
- 「唯我論」：聲稱關於世界的知識其實是自我的幻覺。
作為一種認識論觀點的懷疑論質疑知識是否可能。這與其他已知的懷疑論實踐（包括笛卡爾懷疑論）不同，因為它針對的是一般知識而不是個別類型的知識。
懷疑論者認為，對某事的信仰並不能證明對它的了解是正確的。在這一點上，懷疑論者反對基礎主義。基礎主義認為有一些基本信念是自圓其說的，或者是不證自明的（這種基礎主義的一個例子可以在斯賓諾莎的《倫理學》中找到。)
有兩種不同類別的認識論懷疑主義，可稱為溫和（migitated）懷疑主義和堅定懷疑主義。這兩種形式形成鮮明對比，但都是真正的懷疑主義形式。溫和的懷疑主義不接受「強」或「嚴格」的知識主張，但確實認可特定的較弱的知識主張。這些較弱的主張可以被賦予「虛擬知識（virtual knowledge）」的稱呼，但必須是經證明的信念。一些溫和的懷疑論者同時也支持可謬論，認為知識不需要確定性，並且在實踐中，許多信念的是足夠確定的，以至於可以安全地按照它們採取行動，來過上有意義的生活。堅定的懷疑主義拒絕虛擬知識和強知識的主張[26]。根據一個人的觀點以及他們對知識的描述，可以不同地確定知識是強的、弱的、虛擬的還是真實的。堅定的懷疑論者認為，客觀真理是不可知的，人應該生活在孤立的環境中，以獲得心靈的平靜。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一切都在變化和相對。拒絕做出判斷是最重要的，因為沒有知識，只有可能的意見[26]。
哲學懷疑論，尤其是激進哲學懷疑論遭受了各種批評。最強烈的批評之一指出哲學懷疑論是自相矛盾的。這一批評認為哲學懷疑論在拒絕知識的存在的同時，也在主張知識：聲稱沒有知識本身似乎就是一種知識主張[27][28][29]。這個問題尤其針對否認任何形式的知識的哲學懷疑論。因此，全局懷疑論者否認存在任何被合理證明的主張，但隨後又試圖通過論證來合理證明他們的否認[28]。一些哲學懷疑論者通過將對知識的否認限制在某些領域內來回應這一批評。另一種防禦是將哲學懷疑論理解為一種工具或方法論，而不是一種理論。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它作為一種理論存在缺點，但仍可以被富有成效地用於拒絕和改進哲學系統[27][30]。
另一種批評認為哲學懷疑論極度違背直覺，並與日常生活相去甚遠[31]。例如，即使在心理上可能做到暫時懸置所有信念，但這種做法在實際中似乎也是不可行的——哪怕可行也不是明智之舉，因為「一個徹底懷疑的人最終會餓死、撞牆或跳樓」[32]。批評者認同哲學懷疑論的部分論據，但在他們看來，這些論據並不足以支持激進的懷疑主義結論[31]。一些哲學家認為，常識性信念比懷疑論者的複雜論證更可靠[31]。例如，喬治·愛德華·摩爾試圖通過一個簡單的觀察來反駁對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懷疑：他有兩隻手。對摩爾來說，這種觀察是可靠的知識來源，而且與對外部世界的懷疑主義不相容，因為它意味着至少有兩個物理對象存在[31][33]。
一個與上文密切相關的反對意見認為，由於激進懷疑主義的難以置信和與日常生活過大的距離，它幾乎沒有實用價值[34][35]。亞瑟·叔本華將激進懷疑主義的立場比作一座最好被忽視的邊境堡壘：它固若金湯，但它的駐軍並不構成任何威脅，因為它從未踏出堡壘[36]。對該反對意見的一種辯護是，激進懷疑主義的批判態度對各種哲學理論的認識基礎不斷進行挑戰。當哲學家們試圖修改受影響的理論以避免懷疑主義問題時，它經常會激起一些創造性回應[34][37]。因此，它的意義並不僅僅局限在懷疑哲學家中，更對整個哲學史產生了重要影響。
皮埃爾·勒·莫萬認為，對哲學懷疑論的常見的負面反應有兩種：第一種將懷疑主義視為對各種哲學理論的威脅，並努力反駁它。第二種觀點認為，哲學懷疑論是一種無用的干擾，最好完全避免它。 莫萬認為應該採取一種積極的第三種選擇：將懷疑主義用作哲學工具，用於克服偏見並培養實踐智慧[38]。
西方懷疑論史
古希臘的懷疑論者並不是當代意義上的「懷疑論者」，即有選擇性的、局部的懷疑。他們關注的是認識論的問題，認為真理的主張無法得到充分的支持；以及心理治療的問題，認為信仰會造成精神的不安。
西方的系統懷疑論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埃利斯的皮羅（Pyrrho of Elis，約公元前360年），也可以說到色諾芬尼（Xenophanes，約公元前570年）。一部分懷疑論也出現在5世紀的詭辯家中：「[他們]發展的辯論形式是懷疑論證的祖先。他們以能以有說服力的方式為問題的雙方進行爭論而感到自豪。」[39]
與其他希臘哲學一樣，皮浪主義的目標是幸福（eudaimonia）。皮浪主義者通過實現心神安寧（ataraxia，一種無憂無慮的心態）來尋求這一目標。他們發現這種狀態可以通過對不明顯的事物產生一種懸置（epoché，懸置判斷）的狀態來引發。將一種教條與另一種教條對立以破壞信仰，以及質疑一種信仰是否合理可以產生懸置。為了支持這一質疑，皮浪主義者發展了懷疑論證（埃內西德莫斯的十種模式和阿格里帕的五種模式[40]）來證明信念無法被證明[41]。
根據其學生斐利亞修斯的第蒙對皮浪生平的記述，皮浪推崇一種使人變得快樂和平靜的方式：
「事物本身是同樣漠然的，不穩定的，不確定的，所以我們的感受和我們的意見都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因此，我們不能相信它們，而要沒有意見，沒有偏見，沒有動搖，對每一件事都說它同等是與不是，或者既是又不是，或者既非是也非不是。」[42]
皮浪主義在皮浪的學生第蒙去世後逐漸消亡[43]。柏拉圖學院逐漸變得更加教條[44]，以至於在公元前一世紀，埃內西德莫斯譴責學院派是「斯多葛學派對抗斯多葛學派」，與學院決裂以復興皮浪主義[44] 。埃內西德莫斯對懷疑論最著名的貢獻是他現已失傳的著作《皮浪話語》，我們僅能通過佛提烏 、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以及第歐根尼·拉爾修才知道這本書的存在。與埃內西德莫斯最密切相關的懷疑論論點是上面描述的十種旨在引發懸置的模式[45]。
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的作品（寫於約公元200年）是古代皮浪主義的主要倖存記錄。在塞克斯圖斯之前很久，柏拉圖學院就已經放棄了懷疑主義並被正式摧毀。塞克斯圖斯整理和進一步發展了皮浪主義者的懷疑論證，其中大部分是針對斯多葛派的，但也有針對所有希臘化哲學學派的論證（包括學院派懷疑論者）。
作為倖存的希臘懷疑主義者中最系統的作者，塞克斯圖斯指出，懷疑主義至少有十種模式。這些模式可以分為三類：懷疑主觀感知者、懷疑客觀世界、懷疑感知者與世界的關係[46]。他的論證如下：
從主觀上講，人們的感官和推理的能力可能存在差異。既然知識是感官或推理的產物，而且兩者都不可靠，那麼知識似乎會面臨困境。例如，色盲患者看到的世界與其他人大不相同。此外，人們甚至不能根據理性的能力來偏好某種知識，即把理性的動物視為比非理性的動物擁有更多知識的載體，因為非理性的動物善於駕馭它們的環境，這表明它們也具有關於環境的某些方面的知識。
其次，個人的個性也可能影響他們的觀察，因為（有人認為）偏好是基於感官印象的，偏好的差異可以歸因於人們受對象影響的方式的差異。（恩丕里柯：56）
第三，每個獨立感官的感知似乎與其他感官沒有任何共同之處：例如，「紅色」這個顏色與觸摸紅色物體的感覺幾乎沒有關係。當我們的感官彼此「不一致」時，這一點尤為明顯：例如，海市蜃樓呈現出某些可見的特徵，但對任何其他類型的感官都沒有反應。在那種情況下，我們的其他感官會勝過視覺的印象。但一個人也可能缺乏足夠的感官能力來理解整個世界：如果一個人有額外的感官，那麼他可能會以目前的五種感官無法告訴我們的方式來了解事物。鑑於我們可以通過訴諸其他感官來證明某些感官是不可靠的，那麼相對於一個人所缺乏的更完美的感官而言，我們的感官可能是不完整的。因此，我們所有的感官都可能是不可靠的。 （恩丕里柯：58）
第四，當一個人感知任何事物時，我們所處的環境可能是自然的或不自然的，即，一個人可能處於清醒或睡眠狀態。但是，世界上的事物完全有可能真的和那些處於非自然狀態的人看起來的一樣（即，假如一切都是精心設計的夢）。（恩丕里柯：59）
人們可以根據客觀「事實」和主觀經驗之間的關係，提出懷疑理由。物體的方位、距離和位置似乎會影響人們對它們的感知：例如，從一端看時門廊可能呈錐形，但從另一端看則是對稱的。因為這些特徵不同，所以相信該對象同時具有這兩種屬性就是相信它具有兩種相互矛盾的屬性。那麼由於經驗上的矛盾，人們必須懸置對它的屬性的判斷。（恩丕里柯：63）
人們還可以觀察到，從某種意義上說，經驗污染了所感知的事物。任何給定的感知——比如對椅子的感知——總是在某種環境（context）中產生的，比如在一張桌子旁邊，或者放在一個墊子上等等。既然如此，人們往往只能在與之相關的其他事物的背景下討論概念，因此，人們永遠無法知道事物的真實本質，而只能知道它在特定背景下是如何呈現於我們的。（恩丕里柯：64）
沿着同樣的思路，懷疑論者可能會堅持認為所有事物都是相對的，他們的論點是：
- 絕對表象要麼不同於相對表象，要麼沒有區別。
- 如果絕對與相對沒有區別，那麼它們就都是相對的。
- 如果絕對與相對不同，那麼它們就是相對的，因為所有不同的事物都必須與某物不同；而與某物「不同」就是相對於某物。（恩丕里柯：67)
最後，人們有理由不相信通過觀察理解對象本身就能獲得任何知識。事物在孤立的狀態下可能會呈現出與其在整體狀態下完全不同的特徵：例如，山羊角被磨成粉末後呈現為白色，但完整的角卻是黑色的。[來源請求]
古希臘皮浪主義者發展了一系列論證，以說明關於現實的主張不可能被充分證明。其中有兩套論據是眾所周知的。最古老的一套被稱為懸擱判斷的十點論式——儘管這是他發明的還是只是將它們從之前的皮浪主義作品中系統化尚不得而知。論式代表了懸擱判斷的原因：
- 不同的動物表現出不同的感知模式；
- 人類個體之間也存在類似差異；
- 對於同一個人來說，用感官感知到的信息是自相矛盾的；
- 此外，它會隨着身體的變化而變化；
- 此外，這種數據還因局部關係而不同；
- 物體只能通過空氣、水分等媒介間接地被認識；
- 這些物體的顏色、溫度、大小和運動永遠處於變化之中；
- 所有的感知都是相對的，並且相互作用；
- 通過重複和習俗，我們的印象變得不那麼重要；
- 所有的人都是在不同的法律和社會條件下以不同的信仰長大的；
另一組被稱為阿格里帕的五點論式：
- 異議——哲學家和一般人之間的意見分歧所表現出的不確定性；
- 回歸論證——所有的證明都依賴於需要證明的事物本身，以此類推，直到無窮；
- 相對性——所有事物都隨着它們之間的相對關係，或我們看待它們的角度的改變而改變；
- 默認假設——所斷言的真相基於一個不受支持的假設。
- 循環論證——所斷言的真理涉及循環的論據。
維克多·布羅查德認為：「這五點論式可以被認為是有史以來對哲學懷疑主義最激進和最精確的表述。在某種意義上，它們今天仍然是不可抗拒的。」[47]
皮浪的思想隨後影響了柏拉圖學院。這種影響首先出現在阿爾克西拉烏斯（公元前 315-241 年）領導下的中學院的學院派懷疑主義中，然後是卡爾內阿德斯領導下的新學院（公元前 213-129 年）。卡爾內阿德斯的學生克萊托馬庫斯將他的老師的哲學解釋為提出了一種基於似真性（truth-likeness）的認識論。羅馬政治家和哲學家西塞羅也是新學院派懷疑主義的擁護者，儘管該學派已經開始回歸到更加教條主義的方向。
公元 386 年，奧古斯丁發表了《反對學術懷疑論者》（Contra Academicos）。該書反對學術懷疑論者（公元前266-90）的主張，理由如下：
- 錯誤論駁論：奧古斯丁通過邏輯認為哲學懷疑主義不會像學術懷疑論者聲稱的那樣帶來幸福。他的論點總結如下：
- 未贊成駁論：奧古斯丁的論點是，懸置信念並不能完全防止一個人犯錯。他的論點總結如下：
- 引入錯誤：設 P 為真。如果一個人為了避免錯誤而懸置信念而沒有相信 P，那麼這個人也犯了錯誤。
- 兩個旅行者的軼事：旅行者 A 和 B 試圖到達同一個目的地。在岔路口，一個貧窮的牧羊人告訴他們向左走。旅行者 A 立即相信他，併到達了正確的目的地。旅行者 B 則懸置信念，轉而相信一個衣冠楚楚的市民向右走的建議，因為他的建議似乎更有說服力。然而，這個市民實際上是一個騙子，結果旅行者 B 無法到達正確的目的地。
- 通姦者的軼事：一個男人懸置通姦是壞事信念，並與另一個男人的妻子通姦，因為這對他有說服力。根據學院派懷疑主義，這個人不能被指控，因為他在未贊成信念的情況下按照對他有說服力的東西行事。
- 結論：懸置信念會使個人面臨學院派懷疑論者所定義的錯誤[48]。
弗朗西斯科·桑切斯的 That Nothing is Known （1581 年出版）是文藝復興時期懷疑主義的重要文本之一[50]。
作為 1500 年代懷疑主義復興的最著名人物，米歇爾·德·蒙田在他的《隨筆集》中撰寫了關於學術懷疑論和皮浪主義的研究。
他最著名的關於懷疑論的著作出現在一篇主要寫於 1575-1576 年的文章「雷蒙·塞邦贊」（An Apology for Raymond Sebond）中，當時他正在閱讀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並試圖翻譯雷蒙·塞邦的著作，包括他對基督教自然存在的證明。對蒙田翻譯的反響中包括了對塞邦德證明的一些批評。蒙田在「雷蒙·塞邦贊」中回應了其中的一些，為塞邦類似於皮浪主義的懷疑主義邏輯辯護[51][52]。他的反駁如下：
- 聲稱塞邦的論點薄弱的批評者表明，利己主義的人類認為自己的邏輯優於他人的邏輯；
- 可以觀察到許多動物在某些方面優於人類。為了論證這一點，蒙田以狗為例，說明了它們是有邏輯的，還創造了自己的三段論來理解它們周圍的世界。這也是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使用的示例。
- 既然動物也有理性，那麼過度美化人的智力就是一個陷阱——人的愚蠢。一個人的理性不能保證優於另一個人的理性。
- 宗教甚至提倡無知，這樣一個人就可以通過順從地遵循神聖的指示來學習而不是通過自己的邏輯來獲得信仰[53]。
馬蘭·梅森是一位作家、數學家、科學家和哲學家。他曾為科學和基督教辯護，反對無神論者和皮浪主義者，以鼓勵科學和「新哲學」的發展，其中包括加森迪、笛卡爾、伽利略和霍布斯等哲學家。他與懷疑論有關的一部重要著作是《科學的真理》 。他在其中主張，雖然我們可能無法知道事物的真實本質，但我們仍然可以通過科學推知某些感官知覺的規律和規則[54][55][56]。
此外，他指出我們並不懷疑一切，因為：
- 人類確實在某些事情上達成了一致，例如，螞蟻比大象小；
- 自然法則支配我們的感官知覺，例如光學，它使我們能夠消除不準確之處
- 人類創造了直尺、天平等工具來量度事物，並消除如彎曲的船槳、鴿子的脖子和圓塔等疑惑。
皮浪主義者可能會反駁這些觀點，說感覺會欺騙人，因此知識會變成回歸論證或循環論證。而梅森認為情況不可能如此，因為受到普遍認同的經驗法則可以隨着時間的推移被假設和檢驗，以確保它們繼續成立[57]。
此外，如果一切都可以被懷疑，那麼懷疑也可以被懷疑，如此等等。因此，按照梅森的說法，某些東西必須是真實的。最後，梅森寫道，所有的通過反覆檢驗的數學、物理和其他科學知識，都是真實的，並且具有實際使用價值。值得注意的是，梅森是為數不多的接受霍布斯的激進意識形態的哲學家之一——他將其視為一門關於人類的新科學[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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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長期逗留期間，托馬斯·霍布斯積極參與了以懷疑論和認識論為研究對象的主要懷疑論者（如加森迪和梅森）圈子。然而，與他的懷疑論者朋友不同，霍布斯從未將懷疑主義作為他作品中討論的主要話題。儘管如此，因為質疑摩西五經的作者身份以及對宗教的政治和心理學解釋，霍布斯仍然被同時代的人貼上宗教懷疑論者的標籤。儘管霍布斯本人並沒有進一步挑戰其他宗教原則，但他對摩西作者身份的懷疑對宗教傳統造成了重大損害，並為後來的宗教懷疑論者如斯賓諾莎和艾薩克·拉佩雷爾進一步一些質疑猶太教-基督教宗教體系的基本信仰鋪平了道路。霍布斯創新性地用政治回答了懷疑論和認識論的問題：他相信道德知識和宗教知識在本質上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真理標準來支配它們。因此，某些關於宗教和道德的真理標準其實來自於政治需求，為了形成一個運作良好的政府和穩定的社會而被設計和建立[59][60][61][62]。
巴魯克·斯賓諾莎是最早的宗教懷疑論者之一。他非常熟悉笛卡爾的哲學，並前所未有地將笛卡爾方法的應用擴展到宗教背景下的文本分析中。斯賓諾莎試圖通過考察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體系的兩個基礎：聖經和奇蹟來質疑其知識主張。他認為，所有笛卡爾知識，或理性知識都應該對所有人開放。因此，經文，除了耶穌所寫的之外，不應被視為從上帝那裡獲得的秘密知識，而只是先知們的想象。由此，聖經不能作為知識的基礎，只能被簡化為古代歷史文本。此外，斯賓諾莎還否認了奇蹟的可能性，並斷言人們之所以認為它們是奇蹟，是因為他們缺乏對自然規律的理解。通過否定經文和奇蹟的有效性，斯賓諾莎摧毀了宗教知識主張的基礎，並將他對笛卡爾知識的理解作為知識主張的唯一權威。儘管對宗教深表懷疑，但斯賓諾莎在理性和理智方面非常反懷疑。他通過將理性與對上帝的承認聯繫起來，堅定地證實了理性的合法性。所以，懷疑論與對知識的理性方法並非由於對理性知識存在問題，而是由於對上帝的根本缺乏理解。因此，斯賓諾莎的宗教懷疑論和理性的反懷疑論幫助他通過區分神學知識主張和理性知識主張來轉變認識論[63][64]。
皮埃爾·貝爾是17世紀末的法國哲學家，因為將懷疑論傳統發揮到了極致，被理查德·波普金形容為「超級懷疑論者」。貝尓出生在卡拉貝勒的一個加爾文教家庭，他早年曾在皈依天主教，後回歸加爾文教。這種宗教信仰的變化導致他離開法國前往宗教更加寬容的荷蘭，在那裡他工作並度過了餘生[65]。
貝爾認為，真理無法通過理性獲得，而所有人類獲取絕對知識的努力都必然會失敗。貝爾的主要方法是高度懷疑和具有破壞性的：他試圖檢查和分析人類知識領域中所有現有理論的推理錯誤與荒謬之處。在他的巨著《歷史與批判辭典》中，貝爾費盡心思地找出了幾部作品中的邏輯缺陷，以強調理性的絕對無用。貝爾對理性的完全否定使他得出結論：信仰是通往真理的最終和唯一途徑[66][67][68]。
貝爾在其極具破壞性的作品背後的真正意圖仍然存在爭議。有些人形容他是一名信仰主義者，而另一些人則推測他是個秘密的無神論者。然而，不管他的初衷是什麼，貝爾在其作品中對一些最本質的神學思想的破壞以及對宗教容忍無神論的辯護，確實對即將到來的啟蒙時代產生了重大影響[69][70][71]。
大衛·休謨是啟蒙時代最有影響力的哲學懷疑論支持者之一，也是蘇格蘭啟蒙運動和英國經驗主義最引人注目的聲音之一[72][73]。他特別支持對歸納推理的懷疑論，並質疑道德的基礎是什麼，從而創造了「是-應該」問題。
休謨認為，任何連貫的想法必須要麼是印象（impression，直接的感知）的心理複製，要麼是多種印象的創新性組合的複製。由於某些人類活動，如宗教、迷信和形而上學，並不以任何實際的感官印象為前提，因此他們對知識的主張在邏輯上是不合理的。此外，休謨甚至證明科學只是一種基於「觀念的連結」的心理現象：具體來說，是一種因果關係的假設，而這種假設本身並不以任何感官印象為基礎。因此，即使是科學知識在邏輯上也是不合理的，實際上不是客觀的或可證明的，而更確切地說，僅僅是基於我們的思想基於感知到不同事件之間的恆常連結而產生的脆弱推測。休謨因此對任何確定知識的可能性持極度懷疑態度。最後，他提出，充其量，人性科學是「其他科學的唯一堅實基礎」[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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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曼努爾·康德（1724-1804 年）試圖為經驗科學提供一個基礎，以對抗大衛·休謨對因果概念的懷疑性處理。休謨認為，不可能對因果概念進行任何分析，這對於約翰·洛克（1632-1704 年）所主要概述的經驗主義方案而言也是可接受的[75]。但是，康德試圖為經驗科學中的知識建立基礎的同時，也切斷了任何其他知識的可能性，尤其是康德所謂的「形而上學知識」。因此，對於康德來說，經驗科學是合法的，但形而上學和哲學大多是非法的。合法與非法之間的這種劃分的最重要的例外是倫理學。康德所主張的倫理學原則可以通過純粹的理性來認識，而無需訴諸經驗知識所需的原則。因此，就一般的形而上學和哲學（倫理學除外）而言，康德是一個懷疑論者。這種懷疑主義以及戈特利布·舒茲[76]的明確懷疑主義在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引起了對懷疑主義的熱烈討論，尤其是黑格爾[77]。康德的認為，現實世界（本體或自在之物）是人類理性無法接近的（儘管自然的經驗世界可以為人類理解所知），因此我們永遠無法了解世界的終極現實（ultimate reality）。黑格爾反對康德，認為雖然康德正確的地指出「理解」（understanding）中的「有限概念（finite concepts）」排除了對現實的知識。但實際上，我們並不局限於僅使用「有限概念「，並且可以使用從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中產生的「無限概念（infinite concepts）」獲得關於現實的知識[78]。
喬治·愛德華·摩爾在他 1925 年的論文《對常識的辯護》中提出了著名的「這是一隻手」論點來反對懷疑主義[79]。摩爾聲稱，他可以通過舉起雙手簡單地提出以下論證來證明外部世界的存在：「這是一隻手；這是另一隻手；因此，至少有兩個物體；因此，外部世界懷疑論失敗了」。他的論證旨在證明常識的正確性並駁斥懷疑論[79]。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後來在他的《論確實性》（1969 年遺著）中指出，摩爾的論點建立在普通語言的使用方式上，而不是關於知識本身的任何內容[80]。
理查德·波普金是當代哲學中在懷疑論主題上特別有影響力的學者。他在《懷疑主義的歷史：從薩佛納羅拉到貝爾》 （第一版發行時名為《懷疑主義的歷史：從薩佛納羅拉到笛卡爾》）中對懷疑論史的描述在 1960 年出版後的幾十年裡一直被認為是該領域當代學術研究的標準[81]。巴里·斯特勞德也出版了許多關於哲學懷疑論的著作，最著名的是他 1984 年的專著《哲學懷疑論的意義》 [82]。從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開始，斯特勞德與理查德·富默頓一起提出了有影響力的反外在主義論點，並支持一種被稱為「元認識論懷疑主義」的立場[83]。其他以懷疑論着稱的當代哲學家包括 James Pryor 、 Keith DeRose 和 Peter Klein [84]。
非西方哲學中的懷疑論史
莊周（莊子）是中國古代百家爭鳴時期著名的道家思想家。莊周通過其著作《莊子》中的幾個軼事表達了他的懷疑思想：
- 《知魚之樂》：在這個軼事中，莊周與哲學家惠施爭論他們是否知道池中的魚快不快樂。莊周道：「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85]（秋水篇）
- 《莊周夢蝶》：莊周夢蝶的悖論描述了莊周夢見自己為蝴蝶後產生的困惑：「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85]」 （論齊物篇）
通過《莊子》中的這些軼事，莊周表明了他對語言和人類交流的局限性，以及普遍真理的不可接近性的信念。這使他成為一個懷疑論者。但他絕不是一個激進的懷疑論者：他只是在說明他的道教信仰的論證中部分地應用了懷疑論的方法。他的道教信仰是教條主義的[86]。
王充是公元一世紀儒家懷疑派的領袖人物。他引入了一種理性批判的方法，並將其應用於他那個時代廣泛存在的教條主義思想，如現象學（將所有自然現象與人類倫理聯繫起來的儒家思想）和由國家主導的邪教與民間迷信。他自己的哲學融合了道家和儒家思想，並基於世俗的、理性的實踐，以自然事件為基礎提出假說來解釋宇宙，採用了一種類似於盧克萊修等伊壁鳩魯哲學思想的自然主義形式[87][88]。
無智論（Ajñana，字面意思是「非知識」）是古印度哲學的懷疑主義學派。它是一場沙門（śramaṇa）運動，是早期佛教和耆那教的主要競爭對手，亦被記錄在佛教和耆那教的文本中。這一學派的人認為既不可能獲得形而上學的知識，也不可能確定哲學命題的真值；即使知識是可能的，它對最終的救贖也是無用和不利的。
歷史上的佛陀曾斷言某些教義是真實的，例如涅槃（nirvana）的可能性；然而，他也對「無記」（avyākata，字面意思是「無法斷言」）和他認為「難以理解」（acinteyya，字面意義是「無法被思考」 ）的問題持懷疑主義。因為佛陀認為這些（往往關於形而上學的）問題對修道毫無幫助，只會導致混亂和「見地叢生」，所以他提倡對它們懸置判斷。這使他能夠在他所認為的主張絕對客觀性的極端（與耆那教筏馱摩那的全知主張有關）和極端懷疑主義（與無智論思想家刪闍夜·毗羅胝子有關）之間開闢一條認識論的中間道路[89]。
後來的佛教哲學仍然高度懷疑印度形而上學的論點。尤其是佛教哲學家龍樹，被視為中觀學派的創始人，而中觀學派又被與希臘懷疑論相作比較。龍樹菩薩說他「沒有論點（pratijña）」，這與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的「沒有立場」的說法有相似之處[90]。龍樹菩薩在他的巨著《中觀論》開篇就著名地指出，佛陀聲稱真正的幸福是通過消除「虛妄的思想」（ prapañca ，也稱為「戲論」）而找到的[91]。
理查德·P·海耶斯（Richard P. Hayes）認為，佛教哲學家陳那也是一種懷疑論者，這與大多數早期的佛教哲學是一致的。海耶斯寫道：
...在早期佛教和懷疑論者中，人們都可以找到這樣一種觀點：人對幸福，即最高善的追求，因他對各種事物固執地持有毫無根據和不必要的觀點而受到阻礙。我將論證，許多佛教哲學可以被視為打破這種堅持觀點的習慣的嘗試[92]。
阿德里安·庫茲明斯基（Adrian Kuzminski）等學者認為，埃利斯的皮浪在與亞歷山大大帝的旅途中可能受到了印度佛教徒的影響[93]。
遮盧婆迦（梵語：चार्वाक）唯物主義學派，也稱為順世論（Lokāyata），是印度哲學的一個獨特分支。該學派以 Bārhaspatya-sūtras 之作者遮盧婆迦的名字命名，大約成立於公元前500年。 遮盧婆迦是「六師外道」（nāstika）之一，其思想特點是唯物主義和無神論。這一流派也因強烈懷疑印度宗教的主張而聞名，例如轉世和業報。
雖然耆那教哲學聲稱有可能在啟蒙時刻實現全知與絕對知識（Kevala Jnana），但他們的「多面性（anekāntavāda）」理論，也被稱為相對多元主義原則，允許對哲學和宗教教義進行實用的懷疑性思考（針對未開悟的眾生，而非無所不知的「征服者（arihant）」）。
根據這一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會對真理或現實有不同的感知，沒有任何單獨的觀點是完整的真理[94][95]。耆那教教義指出，一個物體具有無限的性質和存在方式，因此，由於人類固有的局限性，它們的所有方面和表現形式無法被完全感知。 Anekāntavāda 的字面意思是非片面性或多面性的學說」。 或然主義（Syādvāda）主張「條件觀點」，它建議通過在每個表達式上附加加詞「Syād」來提供一個多面的表達式[96]。 或然主義不僅是多面性本體論的延伸，而且是一個能夠獨立存在的邏輯系統。因為現實是複雜的，所以任何一個命題都不能充分表達現實的本質。因此，應該在每個命題之前加上前綴「syāt」，從而賦予它一種限定條件，從而消除陳述中的教條主義[95]。對於耆那教徒來說，完全開悟的人能夠從各個方面看到現實，從而擁有萬物的終極知識。這種全知的觀念遭到了法稱等佛教徒的批評。
學者穆罕默德·安薩里（1058-1111 年）所著的《哲學家的矛盾》標誌着伊斯蘭認識論的重大轉折。安薩里與懷疑主義的相遇使他接受了一種神學偶因論，即相信所有因果事件和相互作用並非物質結合的產物，而是上帝直接和當下的意志[來源請求]。
在安薩里晚年撰寫的自傳《迷途指津》中[97]，他講述了一旦認識論懷疑主義的危機被「至高真主投入我的胸膛的一道光...大多數知識的關鍵」所解決[98]，他便研究並掌握了伊斯蘭教義學、伊斯蘭哲學和伊斯瑪儀派的觀點。儘管他對前兩種方法的正確部分表示讚賞，但他認為這三種方法都是不充分的，並且僅在他因遵循蘇菲主義實踐而獲得的神秘體驗和精神洞察力中找到了最終價值。威廉·詹姆斯在《宗教經驗之種種》一書中，將自傳視為「希望了解基督教以外宗教的內在本質的純文學學生」的重要文獻，將其與基督教傳統中記錄在案的個人宗教懺悔和自傳文學相提並論[99]。
阿茲特克哲學的記錄表明，精英階層相信一種本質上泛神論的世界觀。其中，「teotl」代表一種統一的、潛在的普遍力量。由於其混亂、不斷變化的性質，人類無法真正感知 teotl，只能感知它所表現的「面具」[100][101]。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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